王少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350001）

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1866—1907）

王少泉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福建 福州350001）

清代后期的军事战略演变划分为陆权主导时期、海权兴起时期、陆海并守时期、陆权主导时期四个时期，福建船政局在1866年至1907年期间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快速发展阶段、缓慢发展阶段、逐渐衰落阶段三个阶段。这两种演变均具有诸多特征，清代后期军事战略演变对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则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清代后期军事战略演变。这对当代国家军事战略的实施和军事企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

国家军事战略演变；福建船政局；清代后期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机器造船的专业制造局[1]（P62）和清代后期的重要军事企业，福建船政局曾在军事、船政文化等多个领域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1866年至1907年期间（清政府决定开办和停办福建船政局的两个年份），福建船政局历经三个阶段的演变：1866—187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1875—1888年的缓慢发展阶段；1889—1907年的逐渐衰落阶段。这一演变明显受到清代后期军事战略演变（1840—1864年的陆权主导时期；1865—1874年的海权兴起时期；1875—1895年的陆海并守时期；1896—1911年的陆权主导时期）的影响，也对清代后期军事战略演变产生反作用。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界在“福建船政局历史”“某些历史名人与福建船政局的关系”“福建船政局与科技发展战略”等领域取得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一些研究成果值得本研究加以借鉴。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并未对清代后期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这两者的相关性等展开研究。基于清代后期国家军事战略的演变，对1866—1907年期间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展开研究，能够发现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这两者的相关性，并发现一些具有价值的启示。

一、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历程及特征

海权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海外贸易经济构成国家的主要经济结构；国家经济生存依赖于海洋通道，即“海上生命线”；海外投资、贸易区域必须具有使本国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秩序；暴力维持秩序的社会法则使军事成为维护上述前两项条件的手段。[2]（P22）在海权主导的时期，这四个条件是基本具备的。与海权得以产生的四个条件相反，陆权占据主导地位时的四个表现是：国内贸易经济构成国家的主要经济结构；国家经济生存并不明显依赖海洋通道，即“海上生命线”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较小；国家并未在海外投资、贸易区域构建使本国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秩序；国家并未借助军事力量维护海洋通道及经济秩序。

根据这两方面的八个条件可以判定出一国的军事战略在某一时期属于陆权模式、陆权主导模式、陆海并进模式、海权主导模式、海权模式或者是某两种模式的过渡时期。其中，陆权模式与陆权主导模式归属于“陆权谱系”，海权模式与海权主导模式则归属于“海权谱系”，陆海并进模式是陆权与海权的结合模式，游离于这两种谱系或同时归属于这两种谱系。这一划分有助于对近代中国不同阶段军事战略的属性加以确定。

（一）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历程

从宏观视角来看，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64年）、海防与塞防之争（1875年）、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为时间点，可以将清代后期的军事战略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陆权主导时期（1840—1864年），陆权占据主导地位，时长为24年。这一时期，源于疆域内部的压力对清政府造成严重威胁，来自海洋方向的压力尚不致命，鉴于此，清政府延续了鸦片战争之前的军事战略，在制定具体的军事战略过程中依然以陆权作为主导。二是海权兴起时期（1865—1874年），海权开始兴起，时长为9年。这一时期，源于疆域内部的压力得到有效消除（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及陕甘回乱的平定），来自海洋方向的压力日益凸显，鉴于此，清政府开始改变陆权主导的军事战略，以海权为主导的军事战略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三是陆海并守时期（1875—1895年），陆权和海权均受到重视，时长为20年。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再次面临严重的陆源危机和海源危机，由此引发塞防与海防之争，塞防与海防之争的最终结果是清政府决定采用陆海并守战略[3]（P26），清政府的军事战略进入陆海并守时期。四是陆权主导时期（1896—1911年），陆权重新占据主导地位，时长为1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清政府的军事战略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失败标志着清政府海防战略的失败，而且日本不仅从海洋方向上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还从陆地方向上（主要是中国东北）对中国形成严重威胁，受这一情况影响，清政府的军事战略重新转入陆权主导时期。

（二）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的特征

除长期性、阶段性、现实性等十分明显的特征之外，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的特征如下：

第一，政府主导军事战略的演变，而非政府与商业团体合力推进军事战略的演变。16—18世纪，政府和商业团体在欧洲的陆海复合国家（尤其是荷兰与葡萄牙）崛起之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两者共同主导了这些国家军事战略的演变。与这一情况明显不同的是：商业团体在推进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演变的过程中并未发挥明显作用，这一演变过程中最重要推动者是清政府。

第二，军事战略的演变是外生型演变，而非内生型演变或共生型演变。当一国军事战略的演变源于其内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压力之时，这种演变是内生型演变；当一国军事战略的演变源于其所面临的严重外部压力之时，这种演变是外生型演变；当一国军事战略的演变源于国内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压力以及该国所面临的严重外部压力之时，这种演变是共生型演变。19世纪60年代中期，清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内部问题（如太平天国运动、捻军、陕甘回乱等）已经得到解决，但面临来自陆地方向和海洋方向的巨大压力，由此产生“塞防”与“海防”之争，清政府最终选择二者兼顾[4]（P121），由此，从陆权主导时期进入海权兴起时期，这一演变缘起于清政府所面临的严重外部压力，因而是一种外生型演变。

第三，陆权主导是起点也是终点。清王朝后期，为了应对来自海洋的强大压力，清政府开始创建海军，由此催生中国的海权兴起，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致使海权的兴起进程受阻，清政府重新采取陆权主导战略。

第四，军事战略演变历程中各阶段时长明显不同，而且第二时期实质上是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的过渡阶段。这一情况通常出现于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中，即军事战略演变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一种战略都会因在广阔的国土中实施而存在明显“惯性”，当这些国家试图将正在采用的军事战略演变为另一种属性完全相反的军事战略之时，这种“惯性”会延续旧战略的效用、阻滞新战略效能的发挥，这就导致国土面积较大的国家从一种军事战略直接演变为另一种属性完全相反的军事战略所面临的难度较大，因而在演变过程中通常会存在一个过渡阶段。

第五，军事战略的演变是一种渐进式演变，而非突变式演变。军事战略的渐进式演变是指军事战略演变过程中的一国在数十年间逐渐朝着一种军事战略演变，这一期间很可能存在一个过渡阶段，这种渐进式演变意味着一种新的军事战略的确立耗时较长；军事战略的突变式演变是指军事战略演变过程中的一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军事战略的演变。1840—1864年这24年间，清政府的军事战略是陆权主导，1865年，这一军事战略开始向陆海并守演变，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个过渡阶段 （1865—1874年），1875年进入陆海并守时期，但在20年之后再次采用陆权主导这一军事战略。

二、福建船政局演变历程及特征

（一）福建船政局演变历程

福建船政局设立于1866年，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5]（P13）在1866—1907年期间，福建船政局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这在船厂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快速发展阶段：1866—1874年（8年）。1866年，左宗棠设立福建船政局，同年9月，其被调离福建，远赴西北任陕甘总督，赴任之前，左宗棠推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任部理船政大臣。福建船政局制成的第一艘轮船 “万年青”号于1869年9月试洋[6]（P72），此后至1874年底，福建船政局共制造轮船15艘，其中10艘为兵轮、5艘为商轮，商轮所占比重为三分之一。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福建船政局在快速发展。

缓慢发展阶段：1875—1888年（13年）。共造轮船13艘，其中8艘是兵轮、4艘为巡洋舰、1艘为商轮，巡洋舰在这一阶段出现（表明造船水平明显上升），商轮所占比重明显下降。闽海关的拨款是福建船政局的重要经费来源，但是闽海关在1878年之后常常未按照原来规定按期拨款，引致福建船政局面临诸多困难，如经费短缺、生产困难，延滞了其发展进程。

逐渐衰落阶段：1889—1907年（18年）。共造轮船12艘，其中4艘是巡洋舰、3艘是鱼雷快船、2艘是商船，另有练船、拖船和鱼雷艇各1艘。巡洋舰依然占据较大比重，船的种类变多，但练船、拖船和鱼雷艇等排水量较小的船只所占比重明显变大，而且无船试洋的年份逐渐增多。这些是福建船政局逐渐衰落的直接表现。

（二）福建船政局演变特征

除长期性、阶段性、现实性等明显的特征之外，福建船政局演变过程中还展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清政府对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具有重要影响。福建船政局实质上是清政府办的企业，其经费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闽海关拨款，当闽海关税金充足且严格执行政府命令之时，福建船政局能够借助充足的财力支持而获得较快发展，反之则其发展受到阻滞。如闽海关在1878年之后常常出现未按期拨款的情况，导致福建船政局屡次面临经费短缺、生产困难等问题，而清政府并未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经费问题，福建船政局的衰落局面也就未能得到扭转。

第二，福建船政局的前期演变是共生型演变，后期演变是外生型演变。福建船政局创立初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充足的财力支持及自身的良好管理、技术改进、人才培养等。换言之，福建船政局创立初期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共同影响，是一种共生型演变。1878年之后，福建船政局因经费短缺而出现生产困难，其发展速度开始减缓，最终进入逐渐衰落阶段。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衰落期主要归因于外部因素影响，是一种外生型演变。

第三，福建船政局的演变是一种渐进式演变，而非突变式演变。福建船政局创立初期的发展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充足财力支持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新技术引进、人才培养等，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发展。在财力逐渐不足之后，福建船政局的发展逐渐变慢，由此进入缓慢发展时期。财力不足引致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之后，福建船政局进入衰退时期。这些情况均是一种渐进式而非突变式的。

三、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的相关性及异同

（一）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的相关性

1.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对福建船政局演变有重要影响

清代后期的军事战略演变划分为四个时期，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则划分为三个阶段，对比二者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第一，福建船政局创建于清政府军事战略进入海权兴起时期（1865—1874年），实际上，清政府军事战略由陆权主导演变为海权兴起是福建船政局得以创建的重要原因。换言之，福建船政局的创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政府制定军事战略之时更加注重海权。第二，清政府军事战略从海权兴起演变为陆海并守的时间点与福建船政局从快速发展演变为缓慢发展的时间点相同。这一情况的关键成因是：清政府同时注重陆权和海权这两大领域之后，战略资源被分置于这两大领域，福建船政局所获得的经费逐渐不足，由此进入缓慢发展阶段。从这两方面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对福建船政局演变有重要影响

2.福建船政局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

这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福建船政局的发展有助于清政府建立新式海军、培养海军人才[7]（P122），进而有助于清政府发展海权的军事战略的推进。具体而言，与海权兴起时期相比，清政府在陆海并守时期对海权的重视程度更高，福建船政局的发展助推了清政府军事战略从海权兴起进入陆海并守。第二，清政府军事战略从陆海并守重新演变为陆权主导的时间点晚于福建船政局从缓慢发展阶段进入逐渐衰落阶段的时间点。这实际上意味着：以福建船政局为代表的近代海军企业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对清政府海军力量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为甲午海战的失败及清政府军事战略由陆海并守退变为陆权主导埋下了伏笔。

（二）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的异同

1.相同点

第一，两者的特征较为相似。两者均具有长期性：近代中国的军事战略一直在演变，福建船政局在1866—1907年期间也一直在演变。两者均具有阶段性：1840—1911年期间，近代中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存在四个阶段，1866—1907年期间，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存在三个阶段。两者均具有现实性：近代中国军事战略及福建船政局的每一次演变（尤其是节点年份的演变）均与现实情况的某一种或某些变化直接相关。第二，两者均对清政府产生过重要影响。近代中国军事战略的演变对清政府战略资源的分配、对内和对外战争的胜败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福建船政局的演变则对清政府海军实力、海军人才等产生过重要影响。

2.不同点

第一，两者的总时长不相同。前者的起止时间是1840年和1911年，总时长为71年；后者的起止时间是1866年和1907年，总时长为41年。可见，后者包含于前者之中，而且时长明显短于前者。第二，两者演变过程中的变更时间点不一致。前者的变更时间点分别是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1875年（海防与塞防之争）、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者的变更时间点分别是1875年和1889年。可见，两者仅有1875年这一个时间点相同。第三，两者的影响力及影响范围存在明显差异。两者虽然均对清政府产生过重要影响，但前者对整个国家的军事实力、战争胜败等均有重要影响，后者则在舰船、海军人才、海军文化等领域对清王朝产生影响，所以，相对而言前者的影响力更强、影响范围更大。

四、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的启示

基于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些极具价值的启示。

国家军事战略与军事企业都会存在演变，须以平常心应对并努力推进两者的发展。从近代中国军事战略演变和福建船政局演变可以看出：国家军事战略与军事企业的发展并非一直“向上”或一直“向下”，而是常常存在一些演变，这种演变具有普遍性，须以平常心加以看待，而非在“向上”发展时过度欣喜、“向下”衰退时过度沮丧。当前，中国军事企业的领导者及普通成员应该在以平常心看待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军事企业演变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推进这两者“向上”发展，而非对这两者的演变采取作壁上观态度。

军事企业演变的影响因素较多，这些影响因素之中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军事战略的演变。中国的军事企业主要是由政府创建、管理，这些军事企业的演变会受到技术改进、人员培养、资金支持等因素的影响，与这些因素的影响力相比，国家军事战略演变的影响力更强。当国家军事战略能够为军事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之时，军事企业有望获得较快发展；当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为不利于军事企业的发展之时，军事企业的发展会面临诸多困难。当前，中国的军事企业须在政府强有力支持这一大环境下努力进行技术创新，为军事企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军事企业演变对国家军事战略演变具有一定影响。当军事企业能够研发出高技术含量的军工产品之时，国家可以在采用这些军工产品的基础上有效地推进军事战略的实施进程，从而助推国家军事战略向更高层次演进；当军事企业难以研发、生产高技术含量的军工产品之时，国家军事战略的实施较难获得足备支持（尽管可以借助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先进技术，但此举并非长久之计），其进程会受到阻滞，国家军事战略有可能因而退变至较低层次。值得注意的是：军事企业演变对国家军事战略演变所具有的影响力并非无限大，其只是国家军事战略演变的影响因素之一，与国家军事政策的影响力相比，军事企业演变的影响力较小。

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军事企业演变这两者之间存在作用与反作用，但两者的演变时间点常常存在不一致。当国家军事战略演变明显作用于军事企业演变之时，前者的时间点通常会早于后者；当军事企业演变明显反作用于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之时，前者的时间点极有可能会早于后者。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均会引致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军事企业演变的时间点常常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性的存在表明：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军事企业演变这两者存在相关性，但两者对对方而言都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增强国防实力，从清代后期国家军事战略演变与福建船政局演变的关系,可以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为了顺利实施国家军事战略、增强我国的军事实力，我国有必要实现国家军事战略与军事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在这一基础上实现二者的均衡发展，为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增强创造有利条件。

［1］欧阳跃峰，金晶．百年来福州船政局研究综述［J］．黄山学院学报，2006（4）．

［2］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11）．

［3］钟婷婷．试论晚清财政危机下的海防塞防之争［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5（1）．

［4］管祥久．再论清季“海防”与“塞防”之争［J］．社科纵横，2016（3）．

［5］黄沛．福州船政兴起录［J］．东方收藏，2014（5）．

［6］潘冬东．福州船政强军强国梦的探索实践［J］．福州党校学报，2015（2）．

［7］张妍．船政学堂对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影响［J］．兰台世界，2015（19）．

（责任编辑：刘建朝）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Evolution of Fujian Shipbuilding Bureau(1866-1907)

WANG Shaoquan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Fuzhou 350001,China)

The military strategy evolu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is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land power dominant period, sea power rise period,land and sea power dominant period and Land power dominant period.The evolution of Fujian ship-building bureau from 1866 to 1907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fast development stage,slow development stage and gradually decline stage.The two kinds of evolution have many characteristics.The military strategy evolu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 has important effect on the evolution of Fujian ship-building bureau,and to a certain extent,the evolution of Fujian ship-building bureau reacted on the military strategy evolution of late Qing Dynasty,which has certain enlightenmen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litary enterprises.

evolution of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Fujian ship-building bureau;late Qing Dynasty

K252

：A

：1673-4343（2017）01-0056-05

10．14098／j．cn35－1288／z．2017．01．010

2017-01-08

王少泉，男，傣族，云南玉溪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家治理、比较政治与比较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