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端

（三明学院 海峡理工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20世纪20—4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再认识

王立端

（三明学院 海峡理工学院，福建 三明365004）

20世纪20—4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以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从粗疏到更加理性和成熟，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草创到走向建设的过程，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也是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政治话语盖过学术话语，但其中的学术意蕴不可忽视，对参与争论各派做学术判断时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真伪之辨。

亚细亚生产方式；争论；学术评价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一直是学术界常说常新的话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深入研究，对20世纪20—40年代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研究也有所深化，评价也更趋客观理性。但时下研究也主要集中在社会史论战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如果我们对这一阶段争论的全过程做一研究，就会发现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理解和应用上，有一个转变过程。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揭示这一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学术价值，仍是很有意义的。

一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源于苏联。被尊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就土地国有化后是否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复辟展开讨论，1908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首次阐释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并认为东西方历史遵循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东方社会在氏族社会瓦解后进入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于1923年正式发表，开启了苏联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哥德斯指出：“说到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论争的发生……是1926—1927年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论争所引起的。”[1]（P17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苏共党内托洛斯基公开反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的政策。托洛斯基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于是，苏共党内和共产国际展开了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1928年马扎亚尔发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种种残余在决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时，具有极大的重要性”[2]（P66）。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前的中国就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有其特殊性，必须重新思考中国的革命策略，以此否定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此论一出，即触发了苏共党内、共产国际内和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

1929—1931年，苏联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达到了高潮。由于马扎亚尔派的观点与托洛斯基的主张形成某种程度的暗合，苏共党内斗争便与学术争论紧密交织。托洛斯基等人组成的苏共反对派认为中国的社会性质不是封建社会，而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也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斯大林等组成多数派则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随后在党内斗争中，托洛斯基反对派失败，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

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早在1927年就传到了中国，引发了中共和中国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何干之指出：“两派的政见在苏联闹了好几年……这些不同的见解，又传播到中国来。”[3]（P39）对中共和中国的革命者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无疑是革命实践的迫切需要。1929年11月中共通过创造社出版《新思潮》月刊，目的就是宣传中共“六大”确定的现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公开征文，希望就中国现实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讨论。早在1928年8月郭沫若就写成了《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引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亚细亚的、古典的、封建的和近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法，大体上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成之发展的阶段”，并称“亚细亚的”生产方法的涵义就是古代的原始公社社会。随之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论战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

二

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20—40年代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以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为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928年郭沫若写成《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到1933年10月因 《读书杂志》观点激进、倾向左派而被国民党查封作为第一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作为社会史论战的重要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读书杂志》从1931年开辟出《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第1辑开始，将社会史论战逐渐引入高潮，先后在1932年3月1日和8月1日、1933年4月1日出版三期社会史论战专辑。《读书杂志》上的中国社会史论战集中在四个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作为社会形态的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现阶段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新思潮派、动力派、新生命派和自称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均参与争论。但很明显，这一阶段的争论是唯物史观的初学者进行的理论上的论证，论战各方确实口诛笔伐，颇为激烈，却很少有与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和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紧密结合的力作，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初学者的粗疏和应用的不足。

1933年中国社会史论战高潮以后到1943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出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争论是建立在对前一阶段社会史论战反思的基础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读书杂志》停刊后，一些新创办的杂志接过社会史论战的旗帜，如《历史科学》（1933年1月创刊）、《现代史学》（1933年1月创刊）、《中国经济》（1933年4月创刊）、《文史》（1934年4月创刊）、《文化批判》（1934年5月创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8月创刊）、《文化杂志》（1932年创刊）、《中苏文化》（1936年5月创刊）、《食货》（1934年12月创刊）等，均认真反思前一阶段的论战。《历史科学》在“创刊之辞”称：“一些从来未摸着历史之门的，而偏要赶时髦的作家，把活的历史填塞在死的公式中……凡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有着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名词，中国便就有了。”[4]（P66）于是，与苏联学术界因政治原因而使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成为学术禁区不同，中国学术界却有一批学者始终保持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学术兴趣，《中国经济》《食货》《文化批判》《文化杂志》等杂志继续刊发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制问题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反思，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人的反思，一方面朝着摆脱教条主义的应用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做法，转而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于中国社会历史具体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普适性基础上，应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探讨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进而探索中国历史演进的具体规律，以此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体系，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通史编纂可喜成果。郭沫若说自己“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5](P118)，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 侯外庐也批评前一阶段争论“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缺乏足以信征的史料作为基本的立足点”[6]（P224－225）。 郭沫若在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改变研究路数，开始考释甲骨金石材料，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力作，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做实史料基础。吕振羽不仅注重理论研究，还在史料发掘上下足功夫，他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探讨中国历史发展的具体规律；为反击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关于中国社会是特有的、停滞的、退化的“亚细亚”社会，只有日本“皇军的武力”才能打破的观点，他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1942）进行有力的批驳。侯外庐则在1943年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一书，超越了此前学术界将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人类社会演进的某一阶段的“阶段论”，将“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东西方进入文明社会的不同“道路”相结合，提出了“不同路径说”。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更趋理性和成熟；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密切相连，学术界对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的争论，成为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其建设期。陶希圣在前一阶段的社会史论战中，没有直接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但他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探索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认为中国社会现阶段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主张与“亚细亚生产方式变种论”有着某种程度的暗合。他反思前一阶段论战空洞宽泛的理论争论，“几年来的论战，没有结果，便是由于史料的缺乏”，因此转而强调“一分见解一分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见解”。[7]（P1-2）随之创办《食货》半月刊，开拓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领域。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1935）和王渔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纲》（1936）很能代表这一阶段学术转向的成果。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争论各方均能应用马克思《资本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及其理论概念，包括资本、地租、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对外贸易等分析中国社会及社会历史，而且大体上也能够比较准确地理解经济因素在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此后，中国新史学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盛开的两朵史学奇葩。

三

中国学术界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解读形成了以下六种观点：原始社会说，如郭沫若、王亚南；奴隶社会说，如吕振羽、侯外庐、吴泽等；农奴制说，如胡秋原、王宜昌；并行说，如杜畏之、李季；贡纳制说，如何干之；马克思已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如陈邦国、王礼锡。

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紧密相连的还有中国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的问题。吕振羽认为：“奴隶制社会问题，是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随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提出的。”[8]（P67）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普适性的角度论证中国存在一个奴隶社会阶段，如郭沫若、吕振羽、剪伯赞、邓云特（邓拓）、侯外庐等，王宜昌、陶希圣也主张中国存在奴隶社会（陶希圣原本主张“无奴说”）。论战中有一批学者否认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如陶希圣、梅思平、李季、杜畏之、胡秋原、陈邦国以及早年的周谷城、陈独秀、陈伯达等，同时又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早已瓦解。于是封建社会瓦解后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社会，便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概念，如用“前资本主义”（如李季）、“先资本主义”（胡秋原）、“商业资本主义”（如陶希圣）、“专制主义”（如王礼锡）等等来说明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社会性质，这实际上和马扎亚尔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如出一辙，尽管这些人也批评马扎亚尔。

如果将20世纪20—40年代中国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放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进程中，就可发现它是中国新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其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应用，尤其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动因解释使之与传统史学截然分开，也超越了进化史观史学。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以“循环论”解释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动因，如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统”说、朱熹的“一治一乱”说都将中国社会历史看成是循环往复的过程，这只能说是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表象，无法揭示历史变化的本质和动因。以严复为代表的新史学引进西方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用“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等来解释社会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社会进化史观无疑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跨越，但不能说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因的科学解释。以李大钊等为代表将唯物史观引进中国，特别是郭沫若等开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唯物史观派，他们大都能以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形成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解释。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李季就强调社会史论战的前提条件是要深切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而经济发展时期的划分应当“以生产方法为标准”，“生产方法”又不能仅仅限于技术方面。应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是中国新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从此在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的引领下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成为新史学园地中的靓丽风景。

其二，对社会历史发展经济动因的重视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经济社会史研究蔚然成风。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正是唯物史观派重视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经济动因，在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争论各方趋于冷静，开始做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史料的整理和研究，而其中对社会经济史的重视开拓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陶希圣在阐释创办《食货》半月刊原因时就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该进入内容充实的阶段，而“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是主要的工作。有许多问题必须经济史料搜集得很多，才能解答”[9]。随后《食货》、《中国经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改称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现代史学》等大量刊载中国经济史方面的文章，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井田制问题、商业资本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和扎实。与中国传统史学只重视政治军事史不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盛开的中国新史学奇葩。

其三，开始以经济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历史分期的标准，探索构建中国通史新体系，不难发现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编纂的逻辑起点。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划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几个概念被学术界广泛接受，争论参与者试图应用这些概念划分中国社会历史时期。郭沫若就认为西周以前是“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奴隶制时代、东周特别是秦以后是封建社会；李季认为商以前至商末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盘庚迁殷后到殷末为亚细亚生产方法时代、周至周末为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前资本主义时代、鸦片战争之后是资本主义时代；胡秋原认为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西周是封建社会时代，而春秋战国则是因封建社会崩坏而进到先资本主义时代。在此，姑且不论这些分期及其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概念理解的准确度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们已经在尝试用经济的社会形态理论重新构建中国社会历史的体系，可以将其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通史编纂的逻辑起点。20世纪40年代，吕振羽编纂的《简明中国通史》（1941）出版，这是在他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发表之后，并对诸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资本主义萌芽等中国古代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独立的判断和思考之后形成的又一力作；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1941）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二卷）（1943，1946）也相继出版。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延续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中论证革命“合法则性”的需要，同时也肩负着阐释人民创造历史的需要，这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编纂的中国通史，超越了此前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钱穆的《国史大纲》（1940）、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上古篇，1942年)等通史著作，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通史编纂一枝独秀。

四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还有两点需要补白。

其一，应该看到，苏联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讨论，蔓延到苏联学术界后政治语境与学术话语紧紧交织在一起，党内斗争也始终主导着学术界的争论。而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在第一阶段尤其是社会史论战中的争论无疑是对苏联学术界争论的回应，至少中共背景的学者或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是如此，而且也延续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派系分野，其中新思潮派和动力派（托派）的争论最为激烈，但争论中蕴含的学术理性也是明显的。

新思潮派（也称“多数派”）号召开展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代表人物包括王学文、潘东周、刘梦云(张闻天)、李一氓、吴黎平(吴亮平)、杜鲁人(何干之)等，他们要维护中共“六大”的决议，要论证革命的合法则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适性，批判动力派和新生命派。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论”在苏联跟托派一起被清算，所以在社会史论战的第一阶段，新思潮派没有过多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毕竟是社会史论战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论战高潮过后，一批有中共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吕振羽、翦伯赞、何干之等在反思前一阶段论战不足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特别是开展了对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批判，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推向深入，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进步。

动力派和“托陈取消派”（也称“少数派”），以《动力》杂志得名，代表人物包括严灵峰、任曙、刘仁静、李季、王宜昌、杜畏之、彭述之、陈独秀等。这一派成分比较复杂，薛暮桥说托派有三种：第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形成托陈取消派；第二种是同情托派思想的文人，没有加入党派组织，如王宜昌；第三种是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托派，如任曙、严灵峰等人。[10]（P18）他以是否参加组织为标志做了一个区分，有其合理性。他们在社会史论战中延续了托洛斯基等苏共反对派的观点，他们不同意中共“六大”决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定论，遭到中共多数派的排斥。但可以肯定的是，新思潮派和动力派（托陈取消派）的争论应该是政治斗争和学术争论交织，但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争论。

新生命派以1928年由陶希圣与周佛海等在上海编辑《新生命》杂志和新生命书局为阵地，代表人物包括陶希圣、顾孟余、梅思平、陈邦国、朱伯康、梁园东等人。陶希圣就其组织归属和论战观点看应当属于国民党“改组派”，他在社会史论战前就已经在《新生命》杂志上登载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文章，并收集成册出版，如《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1929）、《中国封建社会史》（1929）、《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1929）、《中国社会现象拾零》（1931）等。他的古代社会历史研究成果和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样，推动了学术界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德里克说：“王礼锡在对社会史论战的介绍中公开承认陶希圣和郭沫若对于论战的启发性影响。”[11]（P158）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是残留了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封建社会，这一见解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大争论，引发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他同样使用唯物史观的一套术语来分析中国社会，何兹全指出，“就学术论学术，使陶希圣高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独领风骚的也就是这唯物辩证法。 ”[12]（P88）

参加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还有号称“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的胡秋原和王礼锡。他们不属于上述任何一派。王礼锡主持《读书杂志》将社会史论战推向高潮，但他自称中立而超脱，不搞话语霸权。

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第一阶段特别是社会史论战期间，中国学术界参与争论的学者有着明显的政治派别的分野，也确有其政治目的的预设。新思潮派和动力派自不必说，新生命派的陶希圣也认为：“中国的革命，到今日反成了不可解的谜了。……要扫除论争上的疑义，必须把中国社会加以解剖，而解剖中国社会，又必须把中国社会史作一决算。 ”[13]（P1）陶希圣“反对阶级斗争，认为中国亟需的是进行一场政治革命”，他论证周代之后封建制度崩坏，中国社会历史的特征是士大夫官僚政治的压迫而不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以此来使他们的政治革命的立场合理化”[11]（P105-106）。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毕竟是一个宏大的理论问题的争论，它涉及中国乃至东方社会的社会历史进程及其性质，因而是一个学理性很强的学术问题。我们发现，争论各方的政治派系和学术主张并不会完全一一对应，在派系之争的意气用事中同样蕴含其内在的学术理性。比如强调理论论证的动力派不只是空乏的理论说教，其中就有李季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更准确解读。李季认为，要正确讨论社会史论战中的问题，应先备具下列三个条件：“（一）深切了解马克思主义，（二）深切了解西洋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史，（三）深切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社会形态发展史。”[14]（P6）而“所谓的经济时期就是一种生产方法单独占领，或与它种生产方法共同占领的一个历史阶段”[15]（P17），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时期应当 “以生产方法为标准”[16]（P249），生产方法也不仅仅限于技术方面。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他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也体现了较高的学术价值。应该说，李季是众多论战者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者之一，也因此被王礼锡赞誉为论战的“宿将”。

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既有派系之间的争论，也有派系内部的争论。新思潮派或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同样展开学术上的争论，如郭沫若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含义修正为“家长制”，何干之则提出反对；何干之的“贡纳制”说，也遭到吕振羽的批评；新生命派的陈邦国较多涉及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他批评了郭沫若的观点，否认中国历史上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同时也否认奴隶社会的存在，而陶希圣却由原来的“无奴说”修正为中国历史上“有奴说”；动力派的王宜昌坚持亚细亚生产方式属于封建社会的主张，认为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社会，而杜畏之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却持“并行说”，对奴隶制问题则持“无奴说”。可见，派别内部所形成的分歧与论证，也表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具有浓厚的学术意蕴。

综上所述，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解读众说纷纭，然其中的学术意蕴却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第一阶段，尤其是社会史论战高潮时期，政治语境和学术话语紧密交织，其政治目的的预设使政治话语盖过了学术话语，理论论战的空乏为当时的学者所诟病。第二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深入，论战的浮躁转向理性的探索，无论是对日本学者秋泽修二的反击，还是应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探索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并解决中国社会历史具体问题，都明显体现出更深厚的学术意蕴。此时，苏联学术界托派理论遭到压制，斯特鲁威等人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古代东方奴隶制的观点成为定论，这一观点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主基调，吕振羽、翦伯赞等学者均受此影响，他们应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解决中国社会历史具体问题，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其二，虽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参与者都在使用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及概念，但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仰者，因而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是有差异的，不过这种差异还不能像论战中指责的是马克思主义真伪之辨，也不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争。

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使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术语，他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还基本准确。恰如杜畏之所言，“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只有一种，就是历史唯物论。”[17]（P14）王礼锡在《论战第二辑序幕》中赞誉李季，称他在史的唯物论研究方面是一员宿将。王礼锡自己也能准确地应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社会历史。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唯物史观派，这是目前学界研究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个共识。朱伯康说：这些争论文章 “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为依据……与过去玄学、儒学、唯心论占支配地位的立论相比，前进(进步)多了。 ”[18]（P50）但参与争论的并非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新思潮派和动力派（或托派）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信仰的，然新生命派，如陶希圣等可能只是把唯物史观作为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效方法，视为社会学的研究工具。正因为如此，张横驳斥陶希圣时说：“唯物论在他的历史学中只是一种装饰品，假面具。”[19]（P2-3）当然陶希圣应用唯物史观不是作为“装饰品”，而是真正体悟到唯物史观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解释效率，加上他史论结合的阐释路径，使得他在与同时代的学者进行比较时便略胜一筹。但陶希圣“受制于他的教育及他的阶级”，“只能笼统地看到一个社会，所以他只能以‘社会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史，却不能以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解释他”[17]（P6-7）。 陶希圣是不会赞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的，也不会拥护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因而不能简单地说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与陶希圣相比，胡秋原自称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他确实应用唯物史观的学术话语参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可谓名噪一时，在日本求学期间他也曾系统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他更信奉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他只是赶了当时社会思潮的时髦而已。

［1］何干之．何干之文集［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M·索尔．苏联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J］．国外社会科学，1981（3）．

［3］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M］．上海：生活书店，1937．

［4］转引自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5］郭沫若．海涛［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1．

［6］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

［7］陶希圣．读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册以後［J］．中国经济，1934，2（10）．

［8］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9］陶希圣．《食货半月刊》宣言［N］．北平晨报·社会研究（第60号），1934-11-14．

［10］左用章．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

［11］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何兹全．我和中国社会史研究［C］／／张世林．学林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4］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J］．读书杂志，1932，2（2/3）．

［15］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

［16］李季．中国社会史论战批判序言［Z］／／钟离蒙，杨风麟．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沈阳：辽宁大学哲学系，1984．

［17］杜畏之．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J］．读书杂志，1932，2（2／3）．

［18］朱伯康．王礼锡与社会史论战［J］．档案与史学，1994（3）．

［19］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J］．读书杂志，1932，2（2／3）．

（责任编辑：刘建朝）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bate on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Between the 1920s to the 1940s

WANG Liduan
（Straits Institute,Sanming University,Sanming 365004,China）

s:Between the 1920s to the 1940s,the debate on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that signed by the ceased publication of Reading Magazine in 1933.It can be seen that Marxism historians are from rough to more rational and mature in the application of Marxism theory;the process of the Marxism historiography goes through from formative years to constructing years and the debate on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 are also the logic starting point of Marxism general history system.It is seen that the debate on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is more political discourse questions than academic discourse.However,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can not be ignored.The parties who involved in the debate to do academic judgment can not simply understand it as the debat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Marxism.

the Asian mode of production;debate;academic evaluation

K02

：A

：1673-4343（2017）01-0037-07

10．14098／j．cn35－1288／z．2017．01．007

2016-12-20

王立端，男，福建宁化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