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灿华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近代徽商的衰落及其原因探析

刘灿华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241003)

徽商自明朝中叶开始兴起，此后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清道光中叶以后日渐走向衰落。作为传统的地域商帮，徽商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徽商的衰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的战乱是导致徽商衰落的直接原因，商潮东渐加剧了徽商的生存危机，面对近代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徽商心理调适不力则是其衰落的主要原因。

徽商；近代；商潮东渐

Key works:Anhui merchants;modern times;eastward movement of business wave

徽商自明朝中叶开始兴起，此后不断发展壮大，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及至近代，日渐衰落。关于徽商衰落的原因，学术界主要从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历史地理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①，这些研究成果对丰富徽商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在考察徽商兴衰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徽商群体心理的研究，通过揭示徽商潜隐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探寻特定环境下徽商兴衰的历史及其原因，将有助于深化对徽商的研究。

一、近代战乱的冲击

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动荡，战争不断，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历时70年中，中国的战争和武力冲突达500次左右。[1](P1)晚清以后的近代中国正值“三千年一大变局”之时，中国处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在各种内外急变因素中，长期不断的战争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徽商的生存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传统的徽商主要从事商业贸易。商业贸易作为一种流通行为，是在流通主体能动作用下，对流通过程中的客体进行空间位移和形态转化的循环的过程。[2]（P176）要完成这一过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主客体的存在、商业资本的存在、交易市场的存在、流通运输（交通）网络的畅达。而战乱等频繁发生，致使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直接造成资本短缺、市场萎缩、流通不畅以及主客体的损失等，这对商业贸易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首先，徽商的商业资本蒙受巨大损失。从商业资本的构成看，既有货币形态，又有像商铺、厂房、商品等实物形态。战争造成时局动荡，客观上增大了投资的风险系数，势必造成商业资本的转移。如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徽商相对集中的苏常地区“时逢洪杨举事，内地受兵，商人借经商之名为避兵之实，既联袂而偕来（上海）”[3]（P163）。徽商因战乱避居上海，像货币等资本自可随身携带，但商铺、厂房等则难以转移。1860年5月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挥师东征，发兵苏、常。在太平军未到的前数星期，清军以守城为名，“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4]（P126），“经数百年形成的东、西、中市一带手工业基地也被兵火毁于一旦”[5]（P278）。 其损失可见一斑。 徽州向有“家蓄赀财”的习惯，徽商致富后，将一部分资金抽回本土“窖藏”起来。徽商本意是为避时局动乱，保存资本，由于曾国藩借剿太平军之机，在徽州纵兵掠夺，其结果非但没有蓄财，反而遭受重大损失。由此可见，无论是在徽商事业的经营地还是在徽州本土，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徽商资本损失惨重。

其次，战乱造成了徽商经营市场的萎缩。就市场而言，除了资本、经营网络、商品等因素以外，人口是影响市场空间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多少也直接决定着市场空间的大小。战争不仅导致战区人口的迅速耗减，同时大规模的杀戮所造成的民众心理恐慌，会引发大量人口逃离家园，造成消费群体的流失，影响市场空间扩展。如太平天国战争，历时16年，纵横18个省。这场战争造成主要战区苏、皖、浙、赣、闽五省人口损失7 000多万人。若以五省计，战前人口约为1.57亿人，人口损失了大约45%，几达战前人口的二分之一。[6]太平天国战争的主要战区，正好是徽商贸易的重点地区。战争造成人口的损耗，使徽商失去了大批的消费人群。作为商业市场消费主体的人口锐减，必然带来市场空间的萎缩，无人则难以成市，特别是一些工商城市惨遭战火洗劫，更加剧了市场空间的缩小和商业贸易的萧条。

再次，战乱频仍，交通阻梗，贸易流通不畅。明清时代，徽商足迹遍及天下，但其商业经营活动主要集中在三大区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部分地区）、京杭大运河沿线两岸地区（包括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省的部分地区）和赣江入岭南一线（包括安徽、江西、广东等省部分地区），而其最主要的区域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7]（P611）这些徽商经营活动的主要区域正是晚清时期战火蔓延的重灾区，一些大规模的战役主要集中在徽商经营的活动区域范围内，如武昌之战、镇江之战、扬州之战、武汉三镇争夺战、北伐之战、安庆之战、上海之战、天京保卫战等等，莫不如此。交通为国家之命脉，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正常贸易活动的展开，无不以交通运输的畅达为必要条件。战争的巨大破坏，造成交通梗阻，整个商业贸易的交通网络体系的损坏，直接导致物不能尽其流、货不能尽其畅，使交通沿线及各结节点区域经济社会的残破与衰败，也给商人的利益带来巨大的伤害。

最后，作为商业贸易流通主体的徽商自身深受战火摧残。山东临清是大运河的重要交通枢纽，商业繁盛，徽商云集。据《五杂俎》卷十四记载：“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1774年，山东爆发王伦领导的清水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清军派兵镇压，双方在临清激战近20天，使临清最繁华的工商业区变成一片火海，徽商也深受其害。1854年4月，清军与太平军在临清激战一个月，“死难官绅五十六员，兵民八千七百三十一名，妇女七千六百四十一口，失姓名者商人不可计数”，同时，“城内庙宇、廨署、市庐、民舍，悉付焚如，榛莽瓦砾，百年间元气不复，洵建城以来未有之浩劫也”[8]（P14）。 从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的情况看，“失姓名者商人不可计数”中徽商当属其中多数。再如扬州，太平天国战争后，清军公开勒索，使扬州“商人……十有八九亦遭荼毒”。扬州是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战祸波及，自然无法避免。不少徽商即使携资返乡，也难逃战乱侵袭。战祸波及之处，徽商财产损失难以数计，甚至生命不保，自然影响了徽商的商业活动。

“一部中国近代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从1840年—1949年的110年中，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封建主义帝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而又发展成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变革过程，实质上就是通过战争手段来完成的。”[9]（P748）战争引起了社会的剧烈变动，而对于商业贸易而言，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资本的短缺、流通渠道不畅、市场萎缩和流通贸易主客体的损失，就徽商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可以说，战争使徽商陷入了困境。

二、商潮东渐的压力

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的坚船利炮用血与火的方式打开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闭关锁国的时代从此一去不复返。在列强的武力征服下，腐朽的清王朝被迫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其中有50多个是有关对外商务的条约。伴随着武力的征服，西方商潮也滚滚东来，中国的市场在列强进逼下被迫进一步开放。伴随着晚清社会的剧烈变动和商潮东渐的冲击，中国的传统商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是官商结合形成的商业垄断被打破。西方列强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晚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身已病入膏肓，更无力保护商人利益。商人赖以庇护的政治势力自身难保，官商结合的纽带随之松驰。失去官僚政治庇护的中国传统商人，随着社会变革巨潮的冲击，难以逃脱失败的命运。晚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像徽州盐商的垄断地位也遭到竞争的挑战。两淮盐法的改纲为票，既使寄生于两淮盐业的官吏失去了敲诈勒索的机会，更使盐商垄断特权一夜尽失，失去依靠的徽州盐商在竞争面前很快黯然失色，从此衰落。

二是商业竞争的国际化、激烈化程度日益加深。西方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先进的技术能力与大机器生产的组织能力大大提高，交通日益便捷，通讯设施不断改进，极大地提高了开拓远方市场的能力，全世界融为一体的市场格局日渐形成。商潮东渐已成大势，洋货正按部就班地吞食着中国市场。面对日益竞争的态势，中国的一些商贾奋起抗争，终因势单力薄，难以抵抗享有特权的外商联合排挤而惨败。如徽商胡雪岩等。商业竞争无法避免，要想在竞争中取胜，除了具有竞争的意识，主要在于自身的势力，没有强大的工商业体系的支撑是难以在日益竞争激烈的商界立于不败之地的。

三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商业领域里的竞争，表面上似乎是销售领域的争夺，实质上是整个工商领域的较量。在商品经济的初始阶段，将一个地方的剩余产品转运到另一个地方销售就会获取一定的利润。但是，随着商人的大量出现和商业贸易领域与规模的扩大，要想在商业竞争领域占据有利地位，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商品，还必须在质量、信誉、品牌、服务、信息等方面有足够的保证，特别是要稳定货源、提高货源质量和规模，这就必须使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进行转移。重“商”必须重“工”，没有产业的支撑，商业很难发展。这也是西方国家商业竞争力强盛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徽商尽管雄居中国商界三百余年，但从整体来说仍然是以商业贸易为主，资本主要集中在商业流通领域，投资产业极其有限。这不仅限制了徽商资本的出路，也导致了徽商发展后劲明显不足，转型困难。

三、墨守成规的心理

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环境，徽商没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痛失新的机遇，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作为中国传统的地域商帮，徽商的衰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0]需要指出的是，在探讨徽商衰落原因时，我们不应忽视徽商群体心理因素与徽商衰落之间的因果联系。我们认为，徽商的衰落与其心理调适不力有直接的关系。

晚清社会历经千年未有之变局，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若能正视现实，勇敢面对挑战，变压力为动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会化被动为主动，赢得先机，为自己争取更加有利的发展空间。反观徽商，面对社会的转型，囿于传统的心理，因循守旧，墨守陈规，痛失了发展的新机遇。徽商的衰落从某种程度上看，是由于他们面对风云变幻的大变局，心理调适不力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一）追求安稳生活影响创业激情

每个人的动机和内驱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从徽商兴起的历程考察，徽商经商的动机来源于对现实生存环境压力的认知。在徽州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不贾则无望，求生的本能成为徽州人经商的强大内驱力。这种内驱力逐渐成为徽州人开拓进取的不懈动力源泉。为了生存与发展，徽州人不得不改变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流寓五方，“离其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奔走四方，靡有定处”[11]。他们“以货殖为恒产”，“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12]。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徽州人“多外服贾，其贫者趋事尤早”[13]，而一些名门望族也投身商海，形成全民创业经商的热潮。尽管徽商大多数是小本起家，但他们坚定执著，锐意进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业激情。在徽商群体中，“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14]，刻意进取，百折不挠的人，史不绝书。正如胡适所说的：“徽州商人多半是以小生意起家，刻苦耐劳，累积点基金，逐渐努力发展。有的就变成富商大贾了。 ”[15]（P2）

徽州是中国宗法制度最为强盛的地区之一，徽商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心理十分强烈。在经商过程中，徽商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整合，认为名亦利，利亦名，贾与儒道相通，均能光宗耀祖。因此，徽商拼搏于商海，不仅关乎到个人的成败得失，更事关家族的兴衰。追求家族的光荣与梦想就成为徽商不断开拓进取的重要精神力量。正如叶显恩先生指出的：“在浸渍家族本位的宗族观念中，个人的升迁荣辱，是同宗族联系在一起的，亦即个人的身份地位取决于所在的等差次序的伦理构架中的位置，取决于所属社会集团的势力。惟有提高宗族的社会地位，方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追求家族荣耀的终极价值观念，成为驱策族人勤奋营商的精神力量。 ”[16]

人的需要是受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需要不仅是个人需求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需求的反映。人必须把社会需要转化为个人需要，才能与社会协调一致。徽商把个人的需求和家族的荣耀与明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协调一致，迅速崛起，雄居一方。

斗转星移，世事难料，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剧，徽商原有的内驱力随之消退，开拓进取的意识消沉，而追求平稳安定生活的心理不断增长。一方面，徽商致富后，生存的压力骤然消失，生活无虑，当基本的生存需要得到了长期的满足时，就不再成为决定行为的活跃因素，追求经商以治生的内驱力量随之削减；另一方面，晚清政局动荡，战争频仍，商潮东渐，竞争压力增大，面对前所未遇的社会压力，徽商张皇失措，无所适从。徽商深受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心理的深层结构具有坚韧性，已内化于其人格和行为之中，表现出坚持自己所习惯的心理倾向，而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在由旧趋新的社会变革中，传统心理的反拉力促使徽商固守传统，变革意识迟缓，在进退两难的抉择中难于趋新求变，反而回归传统，以求自保。在这种传统保守的心理影响下，徽商的经营行为日趋保守，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其一，投资土地消耗商业资本。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土地是生存之本。“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17]，这是传统社会里人们普遍的心理。徽商致富后，把资金投向购买田产，政治上是力求摆脱商人低微的身份，挤身士绅行列，经济上是通过田产，进行封建剥削，坐享其成，企求以国家允许的行为方式巩固财富。这既符合中国民众的心理，又合乎儒家所推崇的伦理道德规范。徽商“为儿孙计”“终老计”，将资本投入购买土地，实质上是传统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心理表现。这种传统心理的作用，导致了徽商资本向土地的转化，不利于徽商的进一步发展。

其二，错失产业资本转化机会。明清时期，在徽商群体中已有部分人开始投资产业。如休宁商人汪尚权在芜湖募工冶铁，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创立染局等，但从徽商整体看，投资产业所占比重较小，有些后来也转资他业。阮弼后来并没有致力浆染业，而是在芜湖近郊广置田园，资本流向开始转移。可见，徽商面对变革的时局，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创新的精神，丧失了难得的转型机会。

（二）崇儒心理影响商业经营

徽商是典型的儒商，崇儒心理根深蒂固。他们“贾而好儒”，虽为贾者，但心系业儒仕进。在徽商初始阶段，因为生存压力，一些徽商有心业儒而无以为生，只得舍儒就商，但对儒的向往从未因此泯灭。他们在自己“贾而好儒”的同时，极力培植兄弟子侄等 “业儒仕进”。在徽商心中，“非儒术无以亢吾宗”“非诗书不能显亲”一直左右着其思想意识。徽商致富后，生活已不成问题，业儒仕进的心理则更加急迫。一些徽商弛贾而张儒，专心致力于业儒以求仕进，使徽商群体人数减少，实力受损；有些徽商由于心向儒业，导致贾事日渐衰落；还有一些徽商在致富后，不仅广交文人雅士，花费无度，而且投资子弟业儒不遗余力，巨额资财随“儒”而逝。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崇儒曾对徽商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徽商是儒商，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善逐时趋利，有利于商业事业的发展。徽商以儒术饬贾事，能够按照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经商行为，不但以义取利，立诚立信，而且乐善好施，宅心仁厚，塑造了良好的儒商形象，促进了经商事业的壮大。特别是徽商在崇儒心理支配下，既培养了大批业儒仕进的人才，又通过急公叙议，结交权贵，实现了官商一体，取得了官商的特权地位，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保证了经营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徽商过分地崇儒，也给其经营事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醉心儒术，心有傍骛，在事贾与业儒之间左右徘徊，难免顾此失彼。在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不少徽商弃贾归儒，不利于商业的发展。二是固守儒家伦理，缺乏自由进取精神。徽商是从浸透着浓厚的儒家文化的土壤中诞生发展的。儒家强调的是道德上的自我追求和自我完善，要求人们的经济行为必须合乎传统的道德规范，其基本精神取向不是积极进取而是因循守旧。过分崇儒，导致徽商两难选择，要注重伦理道德就必须轻视物质利益，安分守礼就应压制自由进取，重视群体利益则需要抑制个人自由竞争。在崇儒心理支配下，徽商很难接受现代商业制度下的经营思想和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关系。因此，徽商很难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从心理学有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来看，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基本适应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拒变反应。这种适应方式是一种在自己的想法、做法或文化上不做（或不愿做）任何明显改变的反应。采取这种适应方式的个体或群体，只是肯定与固守自己原有的 （或传统）想法、做法或文化，而不思更弦易张。其二，迁就反应。即自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想法、做法或文化，接受变迁及引起变迁的人和事物，亦即自愿接受外界的或外来的新想法、做法或文化。其三，因应反应。这是指针对所面临或遭遇的变迁问题或困境，以主动积极的态度，采取理性思考的方法，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其四，退避反应。因环境变迁的压力太大，或有关的人和事物太复杂，有些个体便会因为接受不了，而采取退缩或逃避的反应，以减除来自环境的压力或事物变迁的烦恼。[18]（P211-213）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四种主要适应方式在徽商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少数徽商与时俱进，顺应了时代潮流，成功实现了转型，获得了新生，但就徽商群体的主体而言，多数则采取了拒变反应或退避反应。他们守住传统，不思改变，长期积淀的传统心理使徽商难以更弦易张，顺应时势的新变化。一些徽商面对大变局，因循守旧，甚至退缩或逃避，不敢正视现实，迎难而上。他们或投资土地，或奢侈消费，或退而为儒甚至归隐田园，直接导致了徽商的衰落。

近代以来，尽管有些徽州商人在艰难中勉强渡过了危机，有些仍然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但从总体上考量，传统的徽州商帮已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历史的陈迹。追寻徽商的足迹，我们不难发现，徽商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

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认为，内因和外因在事物的发展中是同时存在、缺一不可的。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它通过内因而作用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加速或延缓事物的发展进程。内因是事物存在的基础，它规定着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内因是第一位的原因，外因是第二位的原因。在近代大变局下，战争直接危及徽商的生存与发展，商潮东渐给徽商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这仅仅是外部条件，仅有外因，没有内因的作用，徽商的衰落便无从发生。徽商之所以衰落，外因的作用当然不能忽视，但最根本的在于其内因。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评价道光皇帝时曾指出：“时代变了，道光皇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19]徽商何尝不是如此？时代已经变了，今古异势，时过境迁，而徽商缺乏变革意识和创新精神，固守传统的心理依然如故。这正是徽商衰落的主要原因，更是徽商悲剧所在。

注释：

① 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葛剑雄的《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安徽史学》2004年第5期；董家魁的《徽商衰落原因新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等。

［1］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17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2］谢文蕙，邓卫．城市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3］姚公鹤．上海闲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4］王崇武．太平天国史料译丛［Z］．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

［5］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

［6］曹树基，李玉尚．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人口的影响［J］．复旦学报，2000（5）．

［7］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8］徐子尚．临清县志：大事记［M］．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9］章开沅，罗福惠．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0］吴克明．徽商研究若干重要问题综述［C］//徽商精神：徽商研究论文选（二）．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

［11］吴日法．徽商便览·缘起［M］．民国八年铅印本．

［12］佚名．休宁县志·舆地志·风俗［M］．万历三十五年刊本．

［13］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卷21［M］．嘉庆十年刊本．

［14］祁门倪氏族谱．卷下［M］．光绪刊本．

［15］胡适．胡适口述自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

［16］叶显恩．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C］//’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Z］．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17］钱泳．履园丛话：卷7［M］．1960年中华书局校点本．

［18］乔健,潘乃谷．中国人的观念与行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19］陈旭麓．陈旭麓学术文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刘建朝）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the Modem Anhui Merchants

LIU Canhua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 241003,China）

Anhui merchants began to flourish from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dominated the commercial world of China ever since then,achieving significant influence.However,their glory gradually faded away since the middle of Daoguang period,Qing Dynasty.As a traditional and regional commercial community,thedecline of Anhui merchants is historically unavoidable,which is the result of a variety of factors.Wars in the modern age is the direct cause and the eastward movement of business wave exacerbates the survival crisis of Anhui merchants.It is believed that their failure in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while facing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decline of Anhui merchants.

K252

：A

：1673-4343（2017）01-0050-06

10．14098／j．cn35－1288／z．2017．01．009

2016-12-06

刘灿华，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