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霞 朱正青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道光）《徽州府志》初探

蒲 霞 朱正青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道光）《徽州府志》是徽州府最后一部统志，也是现存徽州府志中资料保存比较丰富的一部佳志。该志卷帙浩繁、内容宏丰，在体例编纂上多有创新，书中保存了大量地区性史实及文献著录，为研究徽学不可或缺的一大重要史料。

（道光）《徽州府志》 马步蟾 价值

地方志的修纂，历来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关于修志的来源，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是源于《周官》。如《周礼·春官》就曾记载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另有学者认为是发轫于先秦诸侯国史中，诸多观点不一而足。但总的来说在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到两宋时期，方志的编纂体例基本已成定型，“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1]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Z].中华书局,1962.。而明清两代我国传统方志发展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尤其是清代各地更是掀起了编修方志的热潮。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方志名作，其中徽州地区的（道光）《徽州府志》便是优秀代表之一。方志作为记录一地的山川、经济、文化、社会实态与变迁的重要载体，关于其研究历来便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一、（道光）《徽州府志》的编纂过程

徽州地处“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2]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Z].黄山书社,2001.。从唐大历四年（769）迄清，徽州即为一个州级或府、路级的行政建置，其境内自东北向西南依次为绩溪、歙、休宁、黟、祁门、婺源六县。徽州文化在唐宋以前尚为落后，但自黄巢之乱以后，“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3](淳熙)新安志·州郡·风俗[Z].中华书局,1990.，北方中原士族南迁，带来了繁荣的中原文化。在南宋之后，徽州作为程朱桑梓之邦，人文鹊起，“自晋太康中易名新安以来，代有伟人”[4](道光)徽州府志·麟庆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使得徽州文化发展亦进入全盛时期，赢得“东南邹鲁”“人文渊薮”之美誉。

正因为徽州如此浓厚的人文风气，历任行政长官都肩负起了修纂地方志的责任，“国初建立堪兴，家谓皆徽郡土风文运所关，而倾圮剥落，仅存遗址，此非有事兹土者之责耶？”[1](道光)徽州府志·程怀瑾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因而在徽州古志修纂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佳志。宋元时期，徽州便产生了一批府志，有名可考的有（新安）《广记》《新安郡志》、淳熙《新安志》《新安广录》《新安续志》《新安后续志》等，今除淳熙《新安志》外皆已亡轶，这其中淳熙《新安志》为安徽现存最早且唯一存传的宋代志书，修纂者罗愿仕履赣州通判、南剑州知州，于淳熙十一年（1184）七月卒于鄂州知州任，此志历来被视为志书中的杰作，称为“淳熙志”。明代徽州府志修纂进入兴盛时期，洪武丁巳（1377）礼部侍郎朱同诏纂、知府张孟善编修《新安府志》，然今已亡轶；弘治十三年（1500），彭泽任徽州府知府，以朱同《新安府志》为参考重修徽州府志，并于十五年（1502）修成，此志为第一部以“徽州”命名的府志，称作“弘治志”；嘉靖四十三年（1564）何东序知任徽州，为增续弘治以来六十余年间徽州故实，于四十五年（1566）完成修志，此志称“嘉靖志”。入清后，徽州出现编修方志热潮，在康熙十二年（1673）、二十二年（1683）、三十八年（1699）分别有《徽州府通志》《徽州府通志续编》和《徽州府志》三部志书出现，这其中尤以三十八年（1699）徽州知府丁廷楗修、赵吉士纂的《徽州府志》最精、影响最大，因而称为“康熙志”；其后直到道光七年（1827）出现了知府马步蟾编修的《徽州府志》。

官员的参与和支持有助于地方志的编修顺利进行，并且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如该（道光）《徽州府志》的编纂就是以（弘治）《徽州府志》、（康熙）《徽州府志》为参订本，博搜典籍、各取所长，是者从之，非者否之，反复推求而成。（道光）《徽州府志》虽于道光四年（1824）倡修，历任四载后完成，但早在嘉庆道光间，就曾有几任知府倡修府志。龚自珍《与徽州府志局纂修诸子书》一文中曾指出其父龚丽正于嘉庆壬申（1812）知任徽州，于嘉庆甲戌（1814）即议修郡志，延歙县孝廉汪龙主其事，并命其甄综人物，搜集掌故之事。后龚丽正以嘉庆己亥（1815）擢江南苏松太兵备道去徽，事复辍[2]夏田蓝.龚定庵全集类编[Z].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但在其间，尤其是汪龙所搜集的资料成为后来府志成书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道光元年（1820），时任徽州知府程怀瑾再次倡议修志，并且此次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合郡诸君子慨然思修而明之，士农工商无不踊跃议既成”[1]。但遗憾的是程怀瑾调任凤阳，修志一事再度搁置。道光三年（1823），知府麟庆来守徽州，“遂怦怦然有复修之志”，且“时大中丞长沙陶公奏请撰修安徽省志，奉诏许可饬所属郡邑重修旧志，以备采择”。麟庆亦产生重修郡志之意向，“余深幸得莅文教振兴之邦，兼获牧绅士咨询之助，且又事会之适符也”[3](道光)徽州府志·麟庆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然而时隔一年，麟庆便奉调颍州，修志之事复辍止。历经重重波折，道光四年（1823），马步蟾知任徽州，最终于道光七年（1827）完成《徽州府志》，“郡志自康熙迄今不修者将百三十年矣，前太守龚公丽正延歙孝廉，汪公龙重加编纂，旋以上计，他擢事遂止。继程公怀瑾、麟公庆皆有志修明，亦以迁调不果。令余来此，不敢令垂成之业，废然中辍”[4](道光)徽州府志·马步蟾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正是前后几任知府的殷殷支持，才最终为《徽州府志》这部佳志奠定了基础。

二、（道光）《徽州府志》的内容和特点

（道光）《徽州府志》十六卷加卷首一卷，共约为一百五十余万字。清马步蟾、夏銮等撰，该志是徽州府最后一部统志，也是现存徽州府中资料保存较为丰富的一部，梁启超曾赞其为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志书之一[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P366)。全志的篇目设计较为合理，志首附有程怀瑾、麟庆、曹振镛三序和马步蟾自序，并于卷首设有凡例，全书分“舆地”“营建”“食货”“武备”“职官”“选举”“人物”“艺文”“杂记“九大目。其中，卷首《凡例》下附有府境内的城垣、学宫、书院以及黄山、紫阳山等地图，《舆地志》下分分野、建置沿革表、疆域、封建、山水、形胜、乡都、风俗、古迹、丘墓，《营建志》下分学校、坛庙、仓局、公署、城池、水利、桥梁、寺观，《食货志》下分赋役、恤政、物产，《武备志》下分兵防、武功，《职官志》下分郡职官、县职官、武职官、名宦，《选举志》下分荐辟、科目、武科目、例仕、封荫，《人物志》下分朱子世家、勋烈、儒林、文苑、忠义、宦业、武略、孝友、义行、隐逸、烈女、流寓、方技、仙释，《艺文志》下分书籍，《杂记》下分祥异、拾遗、修志源流，凡六十子目。与此前刊出的诸《徽州府志》相比，该志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参订前志，言多有据，绘图新颖。之前旧志虽各有所长，然亦有不足之处，“旧志（康熙徽州府志）读之体例虽严密，而书成于京师邸舍，舛错漏略，事匪一端”，“道光志”则以此为参订本，各取所长，并博搜典籍，注重具体事实的阐发，“访旧闻、搜奇阐幽、黜浮崇实，精考而博采以成一郡之信史，使新安之规模以彰，而曩时之文献，益备于史才史识，方之旧志殆又进而愈上者矣。”[2](道光)徽州府志·麟庆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该志在编纂过程中广泛吸纳史地典籍材料，并且受清代考据派影响，言之必有实有据，“见其博采详摭、条分件系、并省增益，皆有据”[3](道光)徽州府志·曹振镛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在记叙中，注重以图来补文字之不足，以往旧志中多只绘有府州县的舆地图，该志则在此基础上绘有府境内的城垣、学宫、书院等图，另根据徽州当地山水，还绘有黄山、紫阳山风景图，可谓新颖而又直观。

第二，编纂体例创新，增减得当。该志在记叙中，创新性地对编纂体例进行增减，编排合理，如以往旧志中在食货志中仅列有赋役物产，而恤政则分仓局和蠲赈两类，“道光志”则将仓局类并入《营建志》、蠲赈类并入《食货志》，“盖赋役行于丰年，蠲赈行于凶年，互相表里皆为食货良法”，这样一来恤政志得到省略。另一面，徽州地区文化繁盛，因而《艺文志》内容又有所增加。关于艺文类书籍录入，一般来说大多数志在修艺文志时多随意录数十首诗文，不仅繁复且多遗漏。而该志则仿照《汉书艺文志》的体例而录摘书目，分类变得清晰简洁，主修马步蟾对此言道：“新安为人文渊薮，自文公倡明正学，代有通人，撰述之多，无虑千万卷，择而录之，一代之文献在是矣，此例之可增则增者也”，因而他认为：“艺文之作，创于孟坚，孟坚作艺文志专载书籍卷数，而宏博如贾谊、董仲舒之策对；绮丽如相如、扬雄之词赋，亦正载入本传。未尝混入艺文也。自隋书改艺文为经籍，后人遂歧而二之，于是唐人有《艺文类聚》之作，专籍诗文，事实博采兼收，自是与经籍遂分道而驰矣。”[4](道光)徽州府志·马步蟾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因而该志在录书籍时，将诗词文章附于儒林、文苑各门下，这样可以使观者一目了然，完整了解著作情况。正是因为该志当详则详，当减则减，使得全书的篇目设置较为灵活，层次分明，时人赞道：“汰其繁芜、增其阙略，厘正其伪。舛体裁完密，旧志所弗及也。”[3]

第三，学校、人物志别具一格。与其他地方志一样，道光《徽州府志》继承正史“列传”的传统，注重编纂人物，但不同之处在于其人物志烙印了程朱思想印记，这与徽州一贯号称“程朱阙里”不无关系。其《人物志》首仿照《史记》中的《孔子世家》篇而作朱子世家，并在其之后将程灵洗、汪华二位分别在侯景之乱和黄巢之乱时率领徽州地区民众平定战乱的事迹，作为勋烈而记，并列在传统儒家人物传之前，另改儒林传为儒硕传，可谓独具一格，亦反映出徽州地区对于功业的一种重视，“乃以儒硕列勋烈之前，未免重文艺而轻事功矣，且不曰儒林而曰儒硕，亦史家所未有”[1](道光)徽州府志·马步蟾序[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该志一反之前及同期地方志将学校归入选举志，而将其归入《营建志》之首。此举一者可以表现出学校是所有人物文艺孕育之源，二者归入营建可看作是当时朝廷崇儒重道之意。由于徽州地区自古以知礼重教而闻，故而在学校类目下附入祭器、礼器类，“以祭器、乐器附焉，其书院、义学、试院、考棚等项亦附入焉”[2](道光)徽州府志·凡例[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凡此，都是其超于旧志之处。

三、（道光）《徽州府志》的价值

“不敢自信为完善之书而言必准，诸古事必核其实，庶乎得古人补阙拾遗之旨矣。”主修者马步蟾在卷首自序中的这番话可准确概括出《徽州府志》的价值。方志是一个地区文化、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历史的具体反映，通过整理这些地方志可以更深地发掘地区性的史实，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首先，地方志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不足。如明清之际，有大量的棚民进入皖南山区，他们占山搭棚，毁林开荒，种植苞谷，侵害了徽州当地居民的利益，其《营建志》中收录的《国朝汪梅鼎逐棚民奏疏中》记载了在嘉庆十二年（1807）徽州休宁县人程元通因受到棚民的扰累而告状一案，后几经波折朝廷终颁下处理棚民的诏令，收录的另篇《道宪杨口恬查禁棚民案稿》则更为详细记载了棚户事件，“其初（棚户）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谷，获利倍徙，是以趋之若鹜”，并统计徽州六县棚民数量，“总共棚一千五百六十三座，棚民八千六百八十一丁口”[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营建志[A].中国地方志集成[C].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8.，这些都为研究徽州棚户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其次，志书中记录的文献具有文献价值。该志艺文录中收录了自唐讫清道光年间徽州人著作4000余种，7万余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比如其中征引的一些志书，原志要么早已亡佚，要么虽有辑本但已不完整，甚至还有些连辑本都没有，这就为辑佚旧志或补充现有志书内容不足提供资料来源[4]蒲霞.(道光)《徽州府志》辑佚旧志的考证[J].黄山学院学报,2012,(2).。

最后，提供了丰富的人物资料。地方志的编纂历来受官修正史的影响，对人物的记载普遍重视，在以人文带兴而闻名的徽州府志则更为如此，“道光志”中就记载了大量的人物表和人物传记，占到了全书内容的近一半。这为研究徽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其中对于戴震、程敏政的详细记载就可以和其他典籍中对此记载互相印证。

作为一部清代优秀的志书，（道光）《徽州府志》是研究徽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当然，该志也有许多的缺点。比如作为一部官方编修的志书，它成于多人之手，有些前后逻辑不顺，体例亦缺乏统一性；其次，受时代的局限性，与许多其他旧志一样，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编纂的立场，如在烈女传中大篇幅着墨倡导贞节观等。

（责编：张佳琪）

Brief Review of Chronology of Huizhou

Pu Xia Zhu Zhengqing

蒲霞（1969—），女，山东淄博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和方志学。

朱正青（1991—），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安徽大学2015级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扶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