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尹

（1.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100；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山东东莱赵氏家乘研究

李 尹1.2

（1.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100；2.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东莱赵氏家族是近代莱州重要的地方性家族，民国二十四年的《东莱赵氏家乘》为赵氏家谱的七修本。《东莱赵氏家乘》的修撰者赵琪为近代山东地方重要人物，《家乘》为了解近代山东地方社会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家乘》中有大量人口迁移记载，为近代跨渤海的移民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东莱赵氏家乘 赵琪 移民 谱牒文献

《东莱赵氏家乘》（下文简称《家乘》），共二十六卷，赵琪等修，民国二十四年（1935）由青岛永厚堂铅印。东莱，早先称为掖县，即今山东省莱州市。赵氏家谱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始修、三十九年增修并付梓、清顺治五年二修、康熙二十三年三修、乾隆二十年四修、乾隆四十年五修、光绪二十三年六修、此为七修本。书名据卷端、书名页、书衣题，版心题《赵氏家乘》。主要内容包括：序例、制诰、封荫、坊表、遗像、世系、世谱、远族、旁支、义男、迁徙记、传记、题赠、碑志、行述、寿序、祭文、手迹遗迹、摹影。以上为《家乘》的基本信息。笔者对本谱的关注与论述集中在两点：一是本谱本身修撰的背景，二是“闯关东”，即东北移民问题。

一

《家乘》的封面，题有“乙亥仲秋东莱赵氏家乘李家驹”字样。李家驹是清汉军正黄旗人，光绪甲午年进士。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至今北京大学官网上历任校长中仍有其介绍。1909年任驻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于1911年秋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曾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也算是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的风云人物。民国后，隐居青岛。如此人物为本族谱题写谱名，可见赵氏族人有过人之处。这个有过人之处的族人，便是族谱修撰者赵琪。

赵琪，1882年生于山东掖县。关于他的身世，在《家乘》“世谱”中有详细介绍。

十八世，琪。连吉五子，字瑞泉，青岛德华学堂毕业，留学德国，历充胶督署及巡警厅翻译，胶济、津浦两路翻译，山东路矿局翻译委员，江苏淞沪警察厅督察长，高等外交顾问。民国八年十二月蒙山东督军张公树元省长屈公映光专案会保外交人才，于同月二十八日奉大总统徐公世昌令准以简任职国务院存记，经山东赈灾会聘充议董。民国十年八月七日奉大总统徐公世昌令简任为山东龙口商埠局总办，兼交涉事宜，并充筹办中俄交涉公署顾问，鲁案善后督办公署顾问。交通部奖给一等奖章，充山东督军公署顾问，山东省长公署参议，交通部咨议两湖巡阅使公署顾问，民国十四年七月奉执政段公祺瑞令特任为胶澳商埠督办，民国十六年二月奉大总统令以办理外交有功，特准全权公使存记兼充外交部顾问，同年八月奉大元帅张公作霖令任命改为胶澳商埠局总办，同月二十一日奉?大元帅张公作霖令以办理外交有功，晋给二等大绶嘉禾章，同年十月奉大元帅张公作霖令以维持治安有功晋给二等宝光嘉禾章，民国十八年四月通电下野。民国二十年，经山东全国水灾急赈会聘充顾问。著有《开辟龙口商埠记事》《华洋债务诉讼书》《斐案始末记》《胶澳志》《行政纪要》《法令汇编（英文）》《青岛指南》，辑录《历代论音》《先世酬唱集》《先行学世记》，刊行《东莱赵氏楹书丛刊》。配翟氏，又李氏，又邹氏，子一，邹出，女四，长式玉，李出，适浙江胡治常，三温玉，李出，次仲玉，四良玉，邹出，均未字[1]世谱.东莱赵氏家乘(第5册).青岛永厚堂铅印本,1935.。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得到不少信息。首先，毕业于德华学堂的赵琪在当时确是难得人才。早年间精通外语的赵琪曾与德商兴讼，官司直打到柏林高等法院，获胜后在中外引起关注，颇有声望，这也无怪乎民国政府各方对其重视。德华学堂即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是20世纪初德中两国在租借地青岛合办的一所大学，也是第一所设立在中国，并得到清政府承认的德国大学，存在时间为1909年到1914年。

赵琪在山东尤其在青岛的任职，适值军阀混战及北伐战争的时代，我们看到赵的委任状上先后有徐世昌、段祺瑞、张作霖等人的签字字样。混战时期山东曾是奉系军阀张宗昌的地盘，赵琪是张宗昌的掖县同乡，两人关系密切，故政治上赵琪应与奉系关系较近。1928年6月张作霖命亡皇姑屯，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1929年逃亡日本的张宗昌曾伺机在山东半岛登陆反攻但遭失败。于是，赵琪于次年4月辞去胶澳商埠局总办一职、宣布“通电下野”。下野后的赵琪除了于1931年“经山东全国水灾急赈会聘充顾问”外，没有担任公职，直至抗战爆发，出任沦陷后的日伪青岛市市长。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空档期”，赵琪组织纂修了《东莱赵氏家乘》。

《家乘》中称赵琪“著有《开辟龙口商埠记事》《华洋债务诉讼书》《斐案始末记》《胶澳志》《行政纪要》《法令汇编（英文）》《青岛指南》；辑录《历代论音》《先世酬唱集》《先行学世记》，刊行《东莱赵氏楹书丛刊》”。由此可以看出，赵琪在地方文史文献的整理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需要指出的是，学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稀见地方史料集成》第十一册收录有《青岛指南》（1931年铅印本）一部，编著者为“佚名”，疑问由此解开，佚名的编著者，为时已下野的前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

尽管有过“下野”的经历，但当时的赵琪能够为中外各方所重视，能够娶三房太太，能够为家族“光宗耀祖”，属于意气风发的“社会名流”“成功人士”，赵琪自己对此应很看重。所以他出钱、出力，大张旗鼓地续修族谱，为修家谱专设了“东莱赵氏续谱调查所”，地址设于“掖县城内亚路湾崖东路北门牌第二号”。续修家谱，一方面有传统的“收宗敬族”“睦族敦宗”之效，另一方面也满足了修谱者“出人头地”的虚荣心，这在《家乘》中有充分体现。

赵琪亲自为《家乘》作“序”。在族人赵丞序所作的“跋”中，也将族兄赵琪好好歌功颂德了一番。“跋”中提到早前试图续修家谱，但遇到种种困难，自己“念及家谱迄未观成，寤寐为之不宁”，“幸赖族兄瑞泉志切继述愿极恢宏，关于吾族之文献典章历年搜求极为完备，一一刊印专书以公诸世……无丝毫之遗漏矣”，而且“向为财力所限者，今则欲应付而裕如矣”；《家乘》中关于赵琪着墨颇多，甚至超过那些曾担任过尚书、侍郎的赵氏祖先。除了在“世谱”中独一无二的多达六百字的小传外，《家乘》还收录了政府颁发给赵琪的诸多委任状、中外各方给予的多种功勋奖章等等。

所以，很大程度上七修《东莱赵氏家乘》可以看作赵琪个人的荣誉簿，并且《家乘》规定家谱以后要勤修，“三十年为一世……现经阖族公议，定为二十五年续修一次，至迟不得过三十年，永为定例”[1]凡例东·莱赵氏族谱(第1册).青岛永厚堂铅印本,1935.，以使已有的功勋及将有的勋业能够为后世久久地颂扬下去。赵琪后来担任了日伪“青岛特别市市长”“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似乎取得更辉煌的成就，何奈时至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战败，担任过日伪要职的赵琪于1947年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死刑[2]据1947年6月出版的《法声》杂志记载：“伪青岛市长赵琪汉奸案，二十九日，经冀高院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没收。”转引自http://pinglun.qingdaonews.com/content/2014-08/29/content_10647574.htm.。

二

笔者对《家乘》的另一关注点为移民问题。赵氏祖籍四川，一世祖守义，因宦自成都迁东莱，其后数百年赵氏家族在此繁衍生息，并有部分族人迁徙各地，有的迁徙至县内东南西北其他各乡，有的族人先后迁徙至掖县周边的平度、昌邑黄埠、登州府蓬莱城、栖霞毕郭、寿光县、黄县城、烟台等府县市区，还有少部分族人约清中后期迁居“口外”，到长城以北谋求生计。除此之外，《家乘》中还记载了部分族人徙居“海北”。我们知道，从清代直至民国，大量鲁、直等省人民先后迁徙至东北各地谋生，形成巨大的移民浪潮。其中，从陆路经过山海关进入东北的，往往称为“闯关东”。与之相对，不少人口尤其山东半岛人口是通过海路迁徙至东北，东北尤其辽宁地处渤黄海北岸，掖县等地地处渤海南岸，故而《家乘》称东北为“海北”就不难理解了。同样，迁至东北的移民及其后代有的会称呼渤黄海南岸的祖籍地为“海南”[3]至今，辽宁大连等地人仍有称呼自己为“海南丢儿”的说法。。“海南”与“海北”，构成了“闯关东”历史上特别的移民文化形态。

根据《家乘》记载，赵氏族人中最早迁居海北的为十一世的赵峻，“系老大支蔺公曾孙，旧谱载，与子永泰初徙海北，货殖盖州。据五增族谱附记，永泰配姜氏，子一，雍正二年回籍，习艺黄县，迁居莱阳，未知确否”；记载最新迁徙的是十七世老二支的赵顺林，“现又寄居海北大连”，及十九世老二支的赵传尚，“现又寄居海北长春”[4]东莱赵氏族谱·迁徙记(第6册).青岛永厚堂铅印本,1935.。估算其时间跨度，约从康雍年间至民国时期。按《盖平县志》的记载，康雍年间辽宁人口一直呈增长态势，如“康熙四年承辽海盖四州县新增人丁489丁”，“康熙七年承德等六州县新增人丁2643丁”，“十年承辽铁盖开五州县新增人丁2397丁”，“雍正十二年盖平县原额并新增实在行差人丁共1352丁”[5]盖平县志(政治志卷四)·户口.民国十九年铅印本.等，这一时期辽东人口的增长，直接来自清初招垦政策的施行，“时户无旧籍丁鲜，原额俱系招自直鲁等省，民族不谨以乐土视此邑也”。虽然清廷于康熙七年停止了《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东北成为封禁之地，但由于直、鲁等省战乱未靖、地狭人稠，依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通过陆路，或者海路，流向“海北”地区。咸丰十年，东北正式开禁放垦，更大规模的移民潮形成。

迁徙海北的人口规模，谱中历世有明确记载姓名的男性族人有29人，如果估算上相应的女性人口以及后代人口，规模应相当客观，与这一时期“闯关东”的历史大潮相符合。而且，如果说早期迁徙海北还可能存在回籍的情况，那后期人口更多的是永久性迁徙。迁徙海北的具体地方，分别为盖州（6）、复州（3）、大连（1）、长春（1）、赤峰（11）、凤凰城（1）、笼统海北（6）。关于迁徙海北人口从事的事业，我们知道，清代至民国时期，迁徙至东北的人口大多从事垦殖活动，他们为东北地区早期的开发做出了坚实的贡献。另外，《家乘》中明确指出有的族人从事贸易活动：十一世“赵峻，旧谱载与子永泰初徙海北货殖盖州，永泰雍正二年回籍”；十五世赵九龄“徙居海北复州城南四十里大房身疃，现家道小康，今春，九龄孙誉闾泛海到莱贸易，因得通谱”；十六世赵连攸“贸易海北，不悉里居，未能查访”。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估计到，从康雍年间至清末民国时期，有不少商人——包括“海南”的掖县人——从事东北地区与外界的贸易，盖州、复州等几个沿海地方则为贸易的重要据点。这一情况在地方志中则有更清晰的记载。

天后宫往往是从事海上贸易商人的聚集地，《盖平县志》记载：“按天后宫就中，以山东掖县之东海神庙为最著称。建筑之巍峨宏敞，为各省所不及。庙中碑碣联额，多为清名宿翟云升所撰之隶书。香火特盛，每岁由夏历三月三日直至九月九会期延八阅月之久，竟有数百里往而顶礼者”，掖县天后宫香火的旺盛，从侧面反映出其时掖县商人实力的雄厚以及海上贸易的繁荣。“辽宁则以盖平为最名。昔以西河口岸为南北省海上交通之中枢，轮蹄业集舟帆交并，故我邑执三省商业之牛耳。因之一城中有同一之海神庙三，首曰福建会馆天后宫，二曰三江会馆天后宫，三曰山东会馆天后宫。福建会馆初修时，曾于嘉庆间奏明列注祀典，而三江会因而效之，山东亦援例请祀”[1]盖平县志(建置志卷二)·天后宫.民国十九年铅印本.。盖州福建会馆虽最早于嘉庆间奏明列注祀典，但三江会馆的创建更早在康熙年间。“盖平自开海以来，三江士商乘槎而至者络绎不绝。始于康熙四十二年同志捐资购地，于县之东南隅创建三江会馆，内供天后圣母诸神圣像，以为久远尊崇之地共昭诚敬焉。复于雍正八年恭遇俞旨赐额，凡天下原建有天后祠宇择其规模洪厂者，令照例春秋致祭，载入祀典”。后来一段时间里因故萧条，乾隆年间，“有余汉英、陈干业、程人臣、金方升等念先辈创立维艰，岂忍一旦轻废，复集同志议，将捐例暂为停止，倡议劝输。于庚午岁值三江之商云腾而至，咸愿乐输，于是鸠工庇材至，辛未夏中而栋宇维新矣”[2]盖平县志(艺文志卷十六)·重修三江会馆碑记.民国十九年铅印本.。三座海神庙同现盖州城，一方面，也反映了福建、江南和山东商帮间的竞逐，另一方面反映了其时盖州海上贸易的兴盛。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60年代营口开港之后才有所变化，各会馆会务才逐渐转移至交通更为便利的营口。《东莱赵氏家乘》为这段移民史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梁启超先生曾指出谱书是“重要史料之一”，认为“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P336)。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重新注重宗谱的发现和利用。如冯尔康先生指出，“家谱容纳了巨量的历史资料，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4]关于编辑出版《族谱丛书的建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介,(第241期).，建议对族谱资料进行整理出版。笔者在解读研究族谱的过程中也深深感到，我们在利用这些资料的时候，需要循着文献的历史脉络，才能理解其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征。山东《东莱赵氏家乘》，不仅反映了胶东重要家族东莱赵氏的发展脉络与地方影响，也为山东城市发展、近代移民等问题提供重要的历史资料。

（责编：张佳琪）

A Research of Shandong Donglai Zhao Genealogy

Li Ying

李尹（1984—），男，山东烟台人，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

本文为作者承担的2016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代海洋贸易政策与北洋海疆开发研究”（项目编号：16YJCZH05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