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
——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

张晓婧

（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中国的学术统系与教育统系是紧密相联的，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之中。书院肇始于私人讲学，本就与学术息息相关，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传播。书院与学术关系密切，通过对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关系的研究，探讨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规律对当代教育与学术的发展亦有启示。

清代；安徽书院；桐城文派；传播与互动

清代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桐城派都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流派。桐城派之所以取得诸多骄人成就，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靠书院讲学来传播和繁衍。有学者就指出：“桐城派正是主要借助于书院教学这种教育方式使桐城派迅速突破区域的限制，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学派。”①曾光光：《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清史研究》2005年第3期。正是通过书院讲学和师生相承，桐城文派不再局限于核心区域安徽（尤其是桐城）和江苏，其影响传播至河北、湖南、福建和广西等地，成为一个盛极一时的全国性文派。

桐城文派与安徽书院之间无疑是有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两者可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桐城派鼻祖及其代表性人物，例如刘大櫆、姚鼐、方东树、梅曾亮、管同、马其昶等人都曾在安徽各大书院掌教或主讲。桐城故土中的桐乡书院更是凝聚了方东树和戴钧衡等人的心血，成为晚清全国书院建设中的典范。清政府还曾谕令全国书院效法桐乡书院，并将戴钧衡的《桐乡书院四议》载入《皇朝政典类纂》之中。现据刘声木《桐城文派撰述渊源考》以及清人文集和清人传纪等资料，爬梳出清代桐城派学者在安徽书院执教和讲学的情况，并列出简表，如下：

表1 桐城派学者主讲安徽书院简表

从表1中可见，桐城派大师和学者们的足迹遍布清代安徽各大书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为徽州府属紫阳书院、桐城桐乡书院以及安庆府敬敷书院。本文即选取这三个代表性书院，以此透视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

一、徽州府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

早在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桐城学者方学渐在徽州府主持新安六邑大会，“聚讲数日，锡以教言。临别复以桐川《崇实会约》授六邑会友。”①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中国翻译》2008年第6期，第11-15页。此后，“紫阳、还古诸书院，遵其成约，定为章程。凡郡邑大夫临会，以是图呈览，咸乐取则焉。”②同①。这是桐城籍学者与徽州书院的渊源。一百多年后，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就任徽州府黟县教谕。刘大櫆还曾在歙县问政书院担任主讲，并写下著名的《问政书院记》一文，其中明确倡导书院与学术传承要紧密相连，其有言曰：“近代书院之设，聚群弟子于其中，延请乡之贤大夫而去位者以为之师，虽其所学者训诂词章之末，非复古人之旧，而兴起后生以师弟子传习之业，于学为近焉。”③刘大櫆：《海峰文集》（卷5），“记·问政书院记”。

乾隆五十三年（1788），桐城文派的集大成者姚鼐开始主讲徽州紫阳书院，前后共计两年左右。④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94页。徽州是朱熹的祖籍，作为“学行继程朱之后”的桐城派文派，姚鼐在此执教的意义非同一般。姚鼐主讲紫阳书院期间，对徽州府及其附近区域学风的转变影响很大。有学者就认为：“姬传、易门诸人，先后主教讲习院中，其教学者，多取汉宋兼收、调和折衷之态度。……紫阳学风，遂为渐变。”⑤吴景贤：《紫阳书院沿革考》，《学风》1934年，第7期。姚鼐为主讲安庆敬敷书院教学所需，不辞辛劳亲自精选文章，编纂了大型古文读本《古文辞类纂》。在主讲徽州紫阳书院期间，他仍以《古文辞类纂》为生徒必修教材，传播自己的古文理论。《古文辞类纂》标志着姚鼐桐城古文理论的成熟，同时是专为书院教育而作，并且是在安徽书院主讲和教学期间所作。对安徽书院士子们研读古文、从事古文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姚鼐主讲徽州府紫阳书院期间，影响力极大，皖南地区的学子们纷纷慕名而来，拜其门下，研习为学为文之道。正如王先谦评价道：“承学之士，如蓬从风，如川赴壑，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百余年来，转相传述，遍于东南，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以数十计。”⑥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1-2页。

刘大櫆的另一位得意门生王灼对徽州书院教育也做出了积极贡献。王灼，“师事刘大櫆，受古文法至八年之久。大櫆在桐城门人以灼为最，大櫆亦极称许。……主讲东山书院。晚归祁门，旧弟子复引之讲学。”⑦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139页。祁门东山书院是徽州府的重要书院之一，于明正德年间始建，崇祀朱子。嘉靖九年(1530)，“知县陈光华即东山旧址重建为崇贤堂，主祀汪克宽”⑧《同治祁门县志》（卷18）“学校志·书院.清刊本”。。此后，历任知县相继修葺。后遭倾颓。万历四十四年(1616)，祁门知县陈翀奎倡导修复，祁门里人谢心元等捐资重建，仍名东山书院。姚鼐高徒方东树曾讲学安徽南北诸多书院，咸丰元年(1851)，更是以80高龄出任东山书院主讲，其弟子文汉光等人陪侍同往。方东树虽年事已高，但讲学兢兢业业，没有丝毫懈怠，最后卒于东山书院讲堂。⑨王五云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4辑），《清方仪卫东树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第3031页。方东树主讲东山书院之举进一步巩固了朱熹理学在徽州的正统地位，并且为桐城文派在安徽的传播和发展做了铺垫。

二、桐城桐乡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

有清一代，桐城派学者们虽身在异乡为官或讲学，但时刻不忘家乡书院的建设。桐城的毓秀书院、培文书院、天城书院、丰乐书院、白鹤峰书院和桐乡书院等等，即是桐城派学者们倾力支持和建设的。其中，最突出的即是桐城桐乡书院的兴建和发展。

据《桐乡书院志》载，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乡人文聚奎、戴钧衡等为教化桑梓，谋设书院于孔城镇，呈知县陈元中复核建修。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开课后群贤荟萃、学子云集。桐乡书院创办仅3年左右，就取得巨大成绩，县试和府试的第一名均为该书院弟子所得，轰动一时。咸丰间，桐乡书院遭兵灾破坏。同治年间乡人改建书院，课士一如既往。民国后，桐乡书院改名为“桐城县立第三高等小学”。

在桐乡书院兴办和发展过程中，桐城派学者戴钧衡费心费力颇多。戴钧衡(1814—1855)，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人，道光乙酉举人。27岁拜在姚鼐高足方东树门下，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为宗，刻苦研读经史和磨练文笔。35岁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举。戴钧衡继承并弘扬了桐城派写作手法和创作思想，受到时人的赞赏和后人的肯定。方宗诚评说他“始为诗文有才气”⑩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1），民国十五年铅印本。，并赞赏道：“于时，戴君存庄，才最茂用，力尤锐诗文经说，卓然有可表见于古，海内贤士大夫，多称道之。”①方宗诚：《戴存庄权后志.续碑传集》（卷79）文学四，宣统二年刻本。戴钧衡对于桐乡书院教育的关怀集中体现在《桐乡书院四议》之中。《桐乡书院四议》针对清代书院的流弊提出了有效的改革措施，这对书院功能的重建和书院精神的回归都有重要的意义。清朝廷曾谕令全国书院效法桐乡书院的做法，并将《书院四议》载入《皇朝政典类纂》，给予很高的评价。②《皇朝政典类纂》（卷226）“学校十四·书院”，清刊本。《书院四议》中围绕“山长治校、崇祀乡贤、经学为本、藏书为重”等方面，阐述了桐城派学者对书院教学理念和办学方法的看法，尤其是对“经学”的重视。戴钧衡在《致经堂诸记书后》中阐述了他对“大学之道”的认识：“今夫大学之道，首在格物致知，穷经者格致之大端也。穷经而不求之理道之原，践之伦常日用之地，则知先为物累，而大学之径塞矣。”③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清光绪三十年刻本（卷2）。致经堂诸记书后戴钧衡十分重视经学教育，他对士子专攻时文，不钻研经籍深感悲哀，“身居中土,及多荒经废古，悖理干义，自外于圣人之道者，亦也悲也夫。”④同③，卷1。他的这种思想也是对其师方东树教育思想的一以贯之。方东树在《新建桐乡书院记》中指出，书院生徒在学习过程中要“切而反之于心，所谓即事以穷理者”，反对书院生徒为了实现科举及第而只重视“以词章记诵”，忽视通过学、问、思、辨来探究儒学之根本。⑤《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97册，第379页。

戴钧衡对“经学”十分重视，并有其独到见解和认识。他认为书院的教学首在“格物致知”，“穷经者，格致之大端也”、“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⑥戴钧衡：《味经山馆文钞》，《清光绪三十年刻本》（卷1）。在每年的大课、小课之外，《桐乡书院补议章程数则》中还规定：“经解、诗赋最为士子要务，每月必请师于文题外更发此题，各士子务宜留心讲习，此于文卷外另行甄别甲乙，录取者，另给奖赏”。⑦佚名：《桐乡书院志》（卷3）,清末活字本（卷3）。

在戴钧衡等桐城派学者的精心运筹和同乡的大力支持下，桐乡书院创建未到3年，成绩卓著、颇负盛名，桐城和舒城两县慕名负笈来游的士子有数百人。正如桐城籍进士马瑞辰在《寄桐乡书院》中描绘道：“金台首善万方宗，课启桐乡秀特钟。三载功成前大令，千秋地属汉司农。西河风味先弦诵，东道师资仗率从。安得龙眠如虎踞，卅年教授接鸡笼。”⑧同⑦，卷6。艺文道光三十年(1850)，桐乡书院已有近10年的办学历史，远近乡邻、颇有名气。戴钧衡在创办书院之初曾写过《朝阳楼记》，其中怀抱的教育理想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终于在桐乡书院的成就中得以实现。

三、安庆敬敷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

清代书院发展史中一大亮点是全国各地省会书院的建立。雍正年间，朝廷诏令各省集中地方力量，整合各地财力、物力和师资力量等优势资源，在省会建立书院，使其成为一省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引领各省书院建设，成为榜样力量。这是清政府对书院发展作出的建设性贡献。清代效仿明代在各省设立学政一职，其主要职责是巡视本省各地教育，主持各官学的岁、科试和考核教官。安徽安庆敬敷书院即是在省会书院诏令颁布后，由安徽省学政主持建设的省会书院。⑨（清）素尔讷等纂：《学政全书》（卷72），《书院事例》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刻本。

乾隆元年(1736)，安徽省巡抚依照朝廷将省会书院办成地方“国子监”的指令，再次“增修”了书院，并将书院改名为“敬敷书院”。⑩《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清刊本。“敬敷”一词的含义是恭敬地布施教化。此外，理学宗师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学规》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伦五常”并指出“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11）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明嘉靖十一年刻本。輯訛敬敷书院取自朱熹所言“敬敷”二字为名，也体现出以朱子理学为书院之办学宗旨和追求。

桐城派学者对于安庆敬敷书院的发展也是贡献颇大。其中最突出的学者便是桐城派大师姚鼐。姚鼐是桐城派的奠基者，地位仅次于方苞。乾隆二十八年（1763），姚鼐辞官南归，开始了书院讲学立著之路。姚鼐曾先后主讲于江苏和安徽的各大书院，其在书院的教育生涯长达40多年。学生中有不远千里赴书院拜其门下者，以致“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12）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卷6），《惜抱先生行状.同治六年刊本》。40多年的书院讲学经历，使其弟子遍布南方各省，为桐城派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姚鼐40多年的书院讲学历程中，对家乡书院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前后两次主讲安庆敬敷书院，共计12年之久，使得敬敷书院成为传承桐城文派的大本营。姚鼐十分重视在敬敷书院的讲学，为了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他还特地选编了《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作为生徒们时文写作的范本，“……四十五年庚子，先生年五十岁，主讲安庆敬敷书院。自庚子至丁未，主讲敬敷书院凡八年……冬选隆万、天崇及国朝人四书文二百五十一首，授敬敷书院诸生课读，以《钦定四书文》为主，而增益后来名家及小题文。”①郑福照：《姚惜抱先生年谱》，同治七年刻本。当时清代学术上普遍崇尚乾嘉汉学，不屑于古文创作。面对经史考据派的压力，姚鼐在敬敷书院推行其学术主张和桐城文法，存在很大的困难。他在《敬敷书院值雪》一诗中写到：“空庭残雪尚飘萧，时有栖鸦语寂寥。久坐不知身世处，起登高阁见江潮。”②姚鼐：《惜抱轩诗文集·诗集》（卷8），嘉庆十二年刻本。从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没有知音的落寞和孤寂。

嘉庆六年(1801)，姚鼐第二次赴安庆敬敷书院主讲。姚莹便是姚鼐在敬敷书院时的弟子，史料记载：“惜抱先生主讲敬敷书院，府君（姚莹）岁试居院中，先生与言学问文章之事，始得其要，归而为之益力。家多藏书，皆薑坞府君（姚范）所丹铅，府君博证精究，每有所作，不假思索，议论闳伟，与同里朱歌堂雅、方植之东树、徐六襄墩、左匡叔朝第、方竹君秉澄、光栗园聪谐、刘孟涂开、朱鲁岑道文为文章道义之交。”③姚溶昌编：《姚石甫先生年谱》，同治六年重刻本。姚鼐弟子中先后主讲安庆的敬敷书院，有沈廷芳、梅曾亮、管同等人，上述山长情况表中有列。曾任安徽巡抚的邓廷桢亦是姚鼐弟子，敬敷书院成为桐城派的集会之地，与邓廷桢④邓廷桢：字嶰筠，江苏江宁人，嘉庆六年进士，道光六年任安徽巡抚，“治皖十载，政尚安静，境内大和”。道光十五年，升两广总督。具体事迹见《清史稿》列传157。有直接关系。史载：“（时）公幕中人才甚盛，如上元梅曾亮伯言、管同异之、汪钧平甫、马沅湘帆，桐城方东树植之，阳湖陆继辂祁孙，长洲宋翔凤于庭，皆其卓卓者也。又常颜其堂日八箴，公余之暇，与诸名士讲艺其中，风流文采照耀江左，管同有文记之。”⑤管同:《因寄轩文集补遗五月五日八箴堂小集序》，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邓尚书年谱》中也记录了邓廷桢尤其留意培植敬敷书院的优秀士子，“试之日集诸生于院署，手评其文而面教之，尝以秋海棠命题课士，江宁侯青甫少广云松特绘图以纪其事”。⑥邓邦康：《邓尚书年谱》，宣统元年江浦陈氏刻本。

综上所述，可以说，敬敷书院是桐城派在安徽最为重要的传承基地，在清代桐城文派二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结语

清代桐城派大师和学者们执掌或主讲安徽各地的书院，为书院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发展活力，促进了书院自身的发展。同时，清代安徽书院又为桐城派的传衍提供了人才培养的基地，为桐城派的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清代桐城派之所以在文坛首屈一指，影响深远，其中重要因素便是与书院的这种血肉联系。尤其是在故乡安徽地区，桐城派大家依托书院为阵地，传播桐城派学说及教育思想。桐城派之于清代安徽书院的贡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为徽州府属紫阳书院、祁门东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以及桐城桐乡书院。学术流派的传衍方式多种多样，然而像桐城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依托书院来培养弟子、传播交流学派学术的，在清代全国并不多见。桐城派和安徽书院之间的关系，集中反映了书院与学术之间的血肉联系，是研究书院教育与学术传播的极好视角。

中国传统书院虽然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是在近代化进程中，我国的大学是基于书院的基础上改制而来，其与当今的高等教育有诸多相通之处。传统书院与学术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对当代高等教育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其一，大学教育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密切联系，不仅可以促进大学所在地文化的发展，同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区域的相互交流。其二，大学教育可以通过学术引领、学者的学术示范力量和学生间的相互影响，在学术发展、学风形成、流派传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其三，中国传统书院倡导学术自由、追求自得体悟的精神主旨，远离急功近利的教育理念，也为当今高等教育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

On the Anhui Academy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Tongcheng literary school

ZHANG Xiaojing

The academic system of China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education system,which is embodi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y education and academic inheritance.The Academy began in private lectures,the academic and is closely related to,in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omote the academic prosperity and spread.Academy and research as related by flesh and blood,solidarit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Yan Chuan relationship of Qing Dynasty Anhui Academy and Tongcheng school, strongly interact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cademy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the interaction rules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also considerable inspiration.

Qing Dynasty;Anhui college;Tongcheng literary school;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K23

A

1009-9530（2017）01-0076-04

2016-04-19

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中国传统书院教育及其当代价值研究”（COA150139）；2016年安徽省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中国传统书院文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和应用研究”（SK2016A0031）

张晓婧（1981-），女，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