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坡

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以沈德潜为“托塔天王”、袁枚为“及时雨”，而视姚鼐为“混江龙”。《水浒传》第三十七回李俊赞诗云：“庐州生李俊，绰号混江龙。”庐州今归合肥，與桐城相距不远，皆属安徽。李俊又称“天寿星”，与其他好汉相比，可谓善终，这又与姚鼐高寿、晚年清贵相似。同属安徽，又高寿清贵，这应该是舒位以姚鼐为“混江龙”的表层原因。

“混江龙”李俊虽然在《水浒传》英雄榜中不居前几位，却是水军头领第一人。李俊在平定方腊后诈病归隐，与童威等人远赴海外，成为暹罗国主。在《水浒传》续书《水浒后传》中，李俊率领梁山幸存好汉燕青等扬帆出海，最终在海外创立基业。姚鼐的借病辞官与李俊的诈病归隐有些相似，姚鼐退出官场后主讲东南、别立文统诗派，与李俊的海外另创基业，亦颇为“巧合”。退出四库馆、告别官场，在诗古文方面另有建树，这应是舒位以姚鼐为“混江龙”的深层原因。

姚鼐自幼即喜好诗文，其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即称：“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乾隆十五年（1750），姚鼐乡试中式，此后长期居京应考，与朱孝纯、王文治等交好，诗文唱和，才名播于都下。成进士，入四库馆，姚鼐又与馆中友人诗歌唱和。沈津《翁方纲年谱》即载：“自壬辰、癸巳以后，每月与钱萚石、程鱼门、姚姬川、严冬友诸人作诗课。”如果说姚鼐与朱孝纯、王文治的诗歌唱和比较愉快，姚鼐在四库馆的“诗课”则时有争论。翁方纲作《与姬川郎中论何李书》，规劝姚鼐“尽弃其夙闻”，《再与姬川郎中论何李书》甚至直言姚鼐“既不喻诗理，则可从此不为之矣”。姚鼐《答翁学士书》则有“鼐诚不工于诗，然为之数十年矣”的负气之言，并反问诗文“安得有定法”？往常学界多关注姚鼐在四库馆中与汉学家的学术论争，实际上，姚鼐在四库馆的诗歌唱和中，亦少有知音，甚至遭受“不喻诗理”这样的否定。总体来说，四库馆集中了一批读书多、见识广又颇自信的学者，坚持己见，喜强人同己。正是因为四库馆及官场的种种不得志、不称意，姚鼐遂称病辞馆去官，而退走于他而言恰是别开生面的前提。

“披我故时裘，浩歌出皇京”，姚鼐居乡稍作停留即应朱孝纯之邀赴扬州主讲梅花书院，坐馆授徒之余，在诗文方面倾注较多精力。一般研究者认为，姚鼐在扬州辑成《古文辞类纂》是其构筑文统的标志，姚鼐于何时有意总结诗学主张，尚未见有成说。笔者认为姚鼐于诗坛自树一帜，是在第一次主讲钟山书院期间完成的，标志性事件则是《今体诗钞》的刊刻。嘉庆三年（1798）二月，姚鼐所选《今体诗钞》付梓于金陵。姚鼐有感于“至今日而为今体者，纷纭歧出，多趋讹谬，风雅之道日衰”，接续王士禛《古诗钞》而编《今体诗钞》，其目的则是“存古人之正轨，以正雅祛邪”。

从答翁方纲信中“鼐诚不工于诗”的负气自贬之言，到《今体诗钞》中“吾说有必不可易者”的笃定自信，姚鼐的诗学思想逐渐成熟，并在《今体诗钞》中有集中展现，而这一转变过程又与姚鼐的如下诗学活动分不开。

姚鼐在与友人唱和及师徒授受中总结诗学诗法。江宁为清代江南文化中心，姚鼐主讲钟山书院后，广收门徒，友人唱和颇多。据笔者考订，姚鼐第一次主讲钟山书院期间，著有《与张荷塘论诗》《荷塘诗集序》《敦拙堂诗集序》《海愚诗钞序》《谢蕴山诗集序》等重要诗学论文。这些论文或对当时诗坛的不良风气提出批判，或论诗人修养，或对“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命题进行阐发，或对阴阳刚柔风格进行调和，或论诗文与学问的关系，虽非系统全面，但涉及诸多重要命题。姚鼐在教授弟子时，也喜谈诗艺。如姚鼐在与姚元之的尺牍中言“学诗文不摹拟，何由得入”？在与管同的尺牍亦有相似观点，姚鼐与方东树的信中则把摹拟分三个阶段：即“始而迷闷，苦毫无似处”，“久而能似之”，“又久而自得，不复似之”。可见姚鼐所谓的摹拟只是手段，目的则是自成面目。姚鼐在与陈用光、刘开、姚莹等人的尺牍中谈论诗人兴会之事，如“诗人兴会，随所至耳，岂有一定之主意章法哉”？主张“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这涉及诗歌创作的灵感问题，而要想悟入，亦无他法，只有熟读精思而已。在姚鼐看来，诗文创作需要先摹拟，待有一定基础后，又需要悟入，从而进入更高的层级，即自有面目，自成一家。正是在与友人的切磋琢磨中，在与弟子的教学相长中，姚鼐得以系统总结其诗学思想。

姚鼐在与师友门人的交往中，对于袁枚等人的批判特别值得关注。袁枚与姚鼐同居江宁，“袁简斋以诗号召后进”，姚鼐却与异趋。袁枚论诗专主性灵，以为不必师古，初学立根未稳，莫不喜新厌旧，于是《小仓山房集》人置一编。姚鼐在与鲍桂星的信中直言：“吾断谓樊榭、简斋，皆诗家之恶派。”厉鹗搜奇嗜博，钩深摘异，为诗精深峭洁，不易解索;袁枚则务求平易，以贩夫走卒能解为尚，这两种极端皆不为姚鼐所取。袁枚为诗坛领袖，对诗坛前辈及并世诸家颇有微词，“错把抄书当作诗”，即是对翁方纲的讥讽。袁枚的诗学意义在于他为诗坛吹进清新空气的同时，也暴露出诗坛的种种流弊。姚鼐在袁枚批评的基础上再批评，兼收并取，自然有利于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提升。

姚鼐虽曾主张《经说》等学术著作可以先传，《诗文集》待身后再刻，但于第一次主讲钟山书院期间，自订《诗集》十卷，与《今体诗钞》同年先后刻成。姚鼐存诗近800首，诸体皆备，其中较有成就和特色的当数七古和七律。如袁枚指出“太史七古雄厚”（《随园诗话补遗》卷一），郭麐则认为姚鼐“七古沉雄廉悍，浩气孤行，无所依傍”（《樗园销夏录》卷下）。姚鼐有些七古确实非同凡响，如《岁除日与子颍登日观观日出作歌》关于日出一段的描写：“海隅云光一线动，山如舞袖招长风。使君长髯真虬龙，我亦鹤骨撑青穹。天风飘飘拂东向，拄杖探出扶桑红。地底金轮几及丈，海右天鸡才一唱。不知万顷冯夷宫，并作红光上天上。”这种带有歌行性质的长篇，爽利畅达，转韵自然，得韵律之美，同时境界雄阔，描绘真切，令人耳目一新。姚鼐备受称赞的是七律，如《夜起岳阳楼见月》：“高楼深夜静秋空，荡荡江湖积气通。万顷波平天四面，九霄风定月当中。云间朱鸟峰何处？水上苍龙瑟未终。便欲拂衣瑶岛外，止留清啸落湘东。”这首律诗颇有气象，又较为精切，自然混成，又不乏佳句，特别是“万顷”一联有杜诗、黄诗之妙，于历代同题诗作中自是一流。姚鼐七律有以写意境为主，有以传哲理为要，虚实兼有，情意互生，镕铸唐宋，自成一家。张裕钊甚至以为姚鼐七律“与施愚山五古、郑子尹七古并推为一代之冠”。

由此可见，“混江龙”的称谓非但不是戏言，反倒别具只眼地看出姚鼐对于雄浑之美的追求以及姚鼐诗歌劲气盘折的特点。“混江龙”的称号还暗含着另辟天地、自树一帜之意，姚鼐自立有成的诗学祈愿开始得到时人及后人的认可。清末程秉钊《国朝名人集题词》言：“论诗转贵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轻？”钱基博在《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中甚至指出，惜抱之文盛极而衰，惜抱之诗方兴未艾。当后世对于姚鼐之文颇为熟稔后，转而对于姚鼐之诗极为推崇。调和阴阳、镕铸唐宋、以文为诗而自成面貌，这又是姚鼐超越乾嘉诗坛在诗歌创作方面留给后世的启示。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