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琳

(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小学教育系，安徽 桐城 231400)

一、引言

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清代，经历了鼎盛的康乾盛世，到了乾隆后期，逐渐由盛转衰。为维护日渐式微的封建统治，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统治，试图控制儒生的思想。因为儒学中“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并不利于专制统治，因而遭清廷压制。与此同时，胸怀天下的儒家知识分子因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在现实社会中屡遭碰壁。为排遣心中的抑郁之气，文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了清心寡欲的释老之学，而这恰恰是统治阶级的意愿所在。

因而开放宽松的宗教环境应运而生，促进了宗教间的兼容并包，形成了儒释道并举的局面。儒释道三教合一，共同发挥其“羁縻百姓”之功用。作为清代文坛主流学派“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亦颇受佛禅老庄思想之浸润，“不拒异端，于佛典、道藏，时复涉猎，谈言微中，不乏妙解。”儒家的济世爱民之心，释家的随遇而安之感，道家的回归自然之境，在姚鼐的作品中一览无余，并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屏欲澄心 返求本性”——姚鼐的佛禅思想

姚鼐出生于诗礼簪缨之族，是“先刑部尚书端恪公之玄孙也”。虽因家族衰落而贫寒，他却“嗜学澹荣利，有超然之志”。科举之路自然成为姚鼐光耀门楣、实现抱负的必然选择。但对于身怀不世之才的姚鼐，他的科举之路并不如预想的那般顺利，直至第六次参加礼部会试，才终成进士，此时的姚鼐已三十三岁。但很快，秉德温良、正直耿介的姚鼐深感官场的污秽与昏暗，为官者“有士之名而实为士之蠹”，多是矜高自满、欺下媚上之辈，失望至极的姚鼐四十四岁辞官引退。在与汪辉祖的书信中，姚鼐自言“鼐性鲁知暗，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离别了官场，致力于文学的研究与创作，而这也宣告了他“为门户计”的梦想破灭。

作为一个才德兼备、志怀高远的文人，姚鼐虽远离官场是非，但却不改忧国忧民之心，在他和挚友马雨耕的书信中即可见。“天下之不可治者，心病也。若吾兄之心病，乃与鼐同，此岂药饵所能为力哉？”归乡不久，好友左众郛、弟姚訏、继室张宜人、师长刘大櫆等相继离世，更让姚鼐感悟到人生无常、生死别离之苦痛。姚鼐曾感慨：“人生幸得可快之事何其少？而不幸可痛之事何其多也！”参禅修佛可谓姚鼐远离荣利、安于贫素，摆脱现实苦痛的最好选择。姚鼐更是深谙此理，遂而感叹：“若夫佛氏之学，诚与孔子异。然而吾谓其超然独觉于万物之表，豁然洞照于万事之中。”同时，姚鼐受至交好友王禹卿的影响颇深，相似的经历和遭遇，使得二人志趣相投。王禹卿“好浮屠道”“持佛戒”“默然禅定”，姚鼐“宿其家食旧堂内，共语穷日夜，教以屏欲澄心，返求本性”。好友的潜移默化对姚鼐的参佛之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学佛后的姚鼐涵养心胸，用心宽平，在文章写作上“气流转而语圆美”，自认为是“心地空明处所得”。同时与众好友纵情于山水之间，游遍名山古刹，留下诸多诗篇。晚年因“目昏，都不能读书”，姚鼐常于书房“终日默坐”“病中仍昼夜危坐持诵”，且“全戒肉食，真成一老头陀矣。”在与好友朱石君的信中，姚鼐自言：“老年惟耽爱释氏之学”“笃信释氏，佞佛媚道”。他在书信中劝诫四妹：“万事休道休念，努力学佛可耳。”在与友人鲍双五的信中，对其子之病，姚鼐“劝之寻阅佛书，与佳僧谈论，胜于服药，此急救心火妙方也。盖世缘空，则心病必愈矣。”由此可见，在姚鼐眼中，佛禅思想具有保身护命之功效，亦已成为姚鼐的思想寄托。正如其在诗中所云：“披云过石径，听涧到僧房”，“两忘身手与丝桐，真觉心同水月空”。

三、“卓然自立 率性自然”——姚鼐的老庄思想

姚鼐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对老庄学说亦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曾著《老子章义》两卷、《庄子章义》五卷。在姚门子弟的评价中，梅曾亮言其“范宣宗经，亦知庄子”，管同言其“上究孔、孟，旁参老、庄”。

庄子的《逍遥游》构象出一幅物我两忘、超然物外的境界，文章想象纵横、恣意洒脱，但其中也体现了道家淡泊名利、澄澈空明、逍遥自得的人生观。姚鼐的诗文自然没有庄子那般奇幻诡谲的想象、神采飘逸的言语，但其诗文中所蕴含的高格清气、平淡自然等特点，却又是与道家思想有着相似之处。作为古文大家， 姚鼐认为：“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论古文，他最推崇归有光，以其“措语谴意，有若自然生成者”。遍览姚鼐古文，清淡雅洁，高格清气，《登泰山记》《快雨堂记》《游灵岩记》等皆是代表。《登泰山记》有段描写：“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多用短句，寥寥数句即概括了泰山的总体特点——多石、多松、冰雪覆盖。在《与陈硕士书》中，姚鼐论述为文之道，“大抵作文，须见古人简质，惜墨如金处也”“但欲其精，不必其多”，其弟子更是赞其文章“而内咀含其精蕴，而外沉浸其辞章”。

庄子曾在《齐物论》中谈到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体现其思想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即用明净的心顺应自然并感知万物。这一思想对之后的山水田园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山水诗也可以说源于老庄哲学。纵观姚鼐诗文，纵情山水、登临咏叹的诗文不在少数，特别是姚鼐在辞官之后，先是携友人登泰山观日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篇《登泰山记》，接着回归故里，先游双溪，再观披雪之瀑，又往浮山一游，留下诗文数篇。摆脱了官场羁绊的姚鼐可谓心情舒畅，游性大发。姚鼐曾在《送龚友南归序》中对好友表达了羡慕之情，“龚君之逸才旷志，将处迹乎山谷之间，歌咏乎风云，狎友乎鱼鸟”，如今也终于满足了自己览尽天下之奇、揽观宇宙之大的“平生之志”了。

在姚鼐的一众好友中，王禹卿可谓其良师益友。在为王禹卿写的《墓志铭并序》中，姚鼐称赞他“自少以文章、书法称于天下”，临死前王禹卿以佛教徒坐禅入定的姿势，“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孙来诀，不为动容；问身后事，不答”，姚鼐不禁感慨：“君殆庄生所谓游方之外与造物为人者耶！”关于“游方之外”，庄子在《齐物论》所云仙人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境界，在姚鼐心中，王禹卿已经寻求到了洞彻人生和安身立命的真谛，达到了自然之道的回归。姚鼐本人也是对这种摆脱现实、回归自然、超凡脱俗、无拘无束的人生境界充满着无尽的向往，正如《与杨春圃》中所云：“太虚为室，明月为烛，与四海贤豪相遇于空寂光中，亦不必以长别离为憾矣”。

四、“兼收并蓄 有得为快”——姚鼐佛禅老庄思想的融合

在中国兴盛的八大佛教宗派中，最兴盛的当属禅宗。禅宗糅合了老庄思想，最直接地体现佛教宗旨。早期禅宗不主张拜佛，认为学佛重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即通过修身养性以获得思想的觉悟，保持内在的平常心，一切听任自然，无执无着。这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是相似的。姚鼐特别注重自身品德的修养，在与方植之的书信中，他自言：“每日定养此心，令一念不起”。对其子师古，他劝诫儿子多读经书，认为“心既明理则寡欲少嗔贪，清静空明则为知道之人”。对于学问，姚鼐一直倡导“尽收俱美”“必兼收乃足为善”。对于宗教信仰，在姚鼐的身上亦有此特点。姚鼐将佛家思想和老庄思想相融合，不论是修身守道还是为学为文，都深受佛道思想之浸润。

(一)“自守定慧”的修身守道

“空”和“无”是佛家与道家对宇宙终极真理的不同描述，实则殊途同归。佛说“万物皆空”，“空”可谓万物的本质，但它并不否定一切，而把万物看成是不真实、短暂的、虚幻的存在，即“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故而佛教引导人们破除执念，断其烦恼，终得解脱。“空”可谓佛法的般若智慧，是佛法觉悟的表现。道家的“无”即“虚无”，和“有”相对，老子认为万物生于无，庄子指出有无并非对立。道家认为生死寿夭、苦乐悲欢、高低贵贱、是非荣辱等皆无区别，皆为虚幻，主张“清静无为、回归自然”，注重内心的修炼，最终“悟道”以达到“身无所依”“天人合一”的境界。

在《惜抱轩诗文集》的前言中，谈及姚鼐的立身处世，刘季高先生言其受佛典、道藏浸润，“其立身清俭寡欲，与人极和蔼，不为崖崖自高，殆多少受二氏思想之影响。”姚鼐一生志不得舒、饱尝生活之艰辛，却仍然坚守“君子”之风，这与他一直坚持自我品格的修养有关。在书信中，他提到自己面对世故纷纭，悲怆惊愕，“伏愿自守定慧，譬如皎日当空，下之阴晦清明，皆无与吾事，此乃是本分实在受用处也”。他把书房比作“僧房”，在此抄写佛经，诵经念佛，终日默坐，晚年尤其喜静，自言“固是岑寂而清静，亦可喜也”，而且他认为 “心地空明”对文章写作亦有益处，因为“心静则气自生”，“气流转而语圆美”，故而强调学文 “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纵观姚鼐笔下的一众好友，也多是此类超凡脱俗之人，程鱼门身处盛名之下，却“超然万物之表，有若声华寂灭、遗人而独立”；陈伯思有圣人之德，“其行不羁，绝去矫饰，远荣利，安贫素，有君子之介”；朱子颖“才雄气骏，多感激豪荡之音”；等等。

姚鼐思想上的清静淡泊、自然洒脱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其弟子方东树称赞姚鼐文章“纡徐卓萦，樽节檃栝，托于笔墨者，净洁而精微，譬如道人之德士”。文章形神兼备，笔墨精练，在《朱二亭诗集序》中，姚鼐将朱子颖、朱二亭兄弟二人作以比较，“子颖承先世用武之余烈，尝思舍章句之业，奋迹戎马，建立功名，使后世知其豪俊”“二亭以布衣放情山水，见俗人辄避去，高吟自适，以至老死”，寥寥数句便抓住并刻画出两人不同的形象特征。一个才雄气骏，积极用世，建功立业；一个超然尘外，纵情山水，自在洒脱。文末的议论“子颖虽富贵，而志终不伸；二亭虽贫贱，而可谓自行其志”也表明了姚鼐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取向。

(二)佛道兼收的创作之道

姚鼐学佛学禅，并非要遁入空门或者求道升仙，而是摆脱尘世的干扰，求得心灵的宁静。姚鼐“不拒异端，于佛典、道藏，时复涉猎，谈言微中，不乏妙解”，可见他在学佛学道中是有所得，有所思的。作为古文大家，姚鼐在其中感悟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并将其告知后来学者，以示启迪。学者周中明在《姚鼐研究》一书中指出：“他虽然对儒、佛、道家思想皆有所吸纳，但其主要目的不是要做这些思想家的传声筒，而是借以充当思想武器或精神支柱，为他的古文服务。”

在《答翁学士书》中，姚鼐提出了作文之技。“诗文皆有技也，技之精者必近道，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文字者，犹人之言语也，有气以充之，则观其文也，虽百世之后，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无气，则积字焉而已。”关于“气”，《庄子·至乐》有言：“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至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其中既揭示了天地万物之源，又阐明了生死无变之理。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目里将文章的艺术提炼为“神、理、气、味、道、格、律、声、色”，“气”即有气势，有正直、忠义之气，如此则其眼界必然开阔，心胸必然博大，即“其胸中所蓄，高矣、广矣、远矣”。可见姚鼐所谈的气势不仅在于语句、情感上的气盛，更是强调文章内容和思想上对人的感染力。这既是姚鼐作文之方法，也是做人之原则。后学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中指出：“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这与姚鼐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同样，禅家的义理也对姚鼐的文学创作有所启迪，有时姚鼐会用佛家禅理将深奥的创作理论形象直观呈现。在他写给侄孙姚莹的信中，姚鼐强调诗文的创作需要深读多思，并以“禅悟”作比，指出：“凡诗文事与禅家相似，须由悟入，非语言所能传。然既悟后，则反观昔人所论文章之事，极是明了也。欲悟亦无他法，熟读精思而已。”所谓“禅悟”，是佛家修行的根本目的，即领悟教义、洞察禅理，从而达到“顿悟菩提”的境界。姚鼐以此引入文学创作，认为经过熟读精思获得的创作灵感，对于写作至为重要，而灵感的获取并非易事，需要学习者的勤勉笃行。在《与陈硕士》中，姚鼐指出做文章“语必要翻新”，文章贵在创新，正如“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说，皆陈陈耳。达摩一出，翻尽窠臼”，姚鼐借达摩将大乘佛教引入中国带来的因缘，以此说明写作文章应有创新，不论是语言或是思想，皆应言之有物，并认为“更搬陈语，便了无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

五、结语

“纵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 无不体现这样一种情况: 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 并将三者融会于一体, 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个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在姚鼐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儒释道三种思想的融合。儒家的积极入世、志怀高远，释家的屏欲澄心、返求本性，道家的卓然自立、率性自然，都在姚鼐那里实现了自觉的、圆浑的融合，共同构筑起姚鼐丰赡的精神家园，并对其思想认识和文学创作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