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内卷化”研究述评

2017-04-10张艳国

社会科学动态 2017年1期

张艳国谌润

农民工“内卷化”研究述评

张艳国谌润

“内卷化”是一个用于社会、政治和历史研究领域的外来词。近年来，国内学者将它用于研究进城务工人员，即 “农民工”，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如何界定农民工内卷化概念，尚是见仁见智，未有定论。不过，目前的研究对农民工内卷化的理论依据、实际表现、形成原因、社会影响以及解决办法等等，都有值得重视的意见、看法和建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但是，研究中也有值得斟酌的观点。将已有的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有利于深化本问题的研究。

农民工；内卷化；研究述评

自改革开放开始，中国社会经历着深刻的转型发展。它首先发生在农村，体现在农业、农民身上。随着公社集体耕作制的废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量自由劳动力得以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由此催生出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谋生，“农民工”作为一种独特的新社会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全国范围出现，常年大量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流动的 “民工潮”，成为我国社会一种独特的人口迁移现象。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基于二元体制的对农村发展的体制性排斥、城乡文化冲突、农民工社会资本缺乏等，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农民工既无法实质性融入城市，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务农种地，因而成为游走于城乡之间的一个数量庞大、诉求较多的特殊社会群体。值得重视的是，经过多年发展，这个社会群体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文化活动等方面，逐渐出现了向内重复发展，并不断得到强化的趋势，学术界称之为农民工 “内卷化”。现有文献对于农民工内卷化问题还不是特别关注，因而研究成果也不是特别丰富。对此问题进行一番学术性梳理，以引起学术界以及相关学者的充分重视，既有助于深化理论研究，也有益于关注社会底层，促进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化解，提升社会转型时期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一、农民工 “内卷化”概念的提出

“内卷化”是个外来词，最初由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戈登威泽用来分析一种文化结构模式内部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后来，美国人类文化学家格尔茨在其所著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运用内卷化这个概念来描述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农业生产表现出的一种生态稳定性、内向性、人口快速增长、高密度的耕作过程。美籍华人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黄宗智在他的著作中借用这一概念来研究中国的小农经济问题。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本著作中，黄宗智将内卷化理解为 “劳动（力）的边际报酬递减”。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也用内卷化来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提出了作为其延伸概念的 “国家政权内卷化”。由此看来，内卷化的核心思想是指一种文化模式达到某种最终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发展到一种更高级的状态，而是在自身的内部朝着更加精细化、更加复杂化方向发展。①

“内卷化”概念运用于研究农民工，其内涵如何界定，目前尚无确切的、一致的说法，作者见仁见智，各有各的话语立场。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语境：一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定义。秦琴、方盼盼认为，内卷化是指农民工阶层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已基本实现与城市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在自身、组织以及外在的制度层面，农民工基本上都是缺乏社会资本的人，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不想回农村，而在城市却又无法融入，于是，逐渐被 “双边缘化”，因此，复杂、精细就最终成为这个阶层内部的一种发展常态。②二是从社会流动的角度进行界定。甘满堂认为，从农民工阶层来说，农民工本来是在改革开放市场化变革中获得的一种临时性身份，但是现在却成为他们一个逐渐固化的身份，他们虽然在城市务工中受到都市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要返回乡村，新的农民工走出农村，老的农民工回到农村，这种独特的流动过程称为内卷化。③三是从农民工群体内部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定义。叶鹏飞指出，农民工内卷化是指农民工处于城乡之间的游离状态下，无法真正适应和融入城市，从而在群体内部不断扩展各种社会关系和联系网络。④四是指第二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样式。李鑫健、郑慧认为，目前第二代农民工既不愿意回归农村，又由于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外部阻碍而不能成为实质上的城市人，他们艰难地生存于城乡之间，而外在的这些阻碍使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变得内卷化。⑤

国内学术界第一次将农民工与内卷化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学者是王春光。他在题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的文章中说，“如果在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城乡 ‘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性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他们的社会认同会趋向 ‘内卷化’的建构，即认同于自己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认同于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而这种群体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只能长期在外流动”⑥。当然，他没有直接使用农民工内卷化这个概念。正式提出农民工内卷化这一概念的学者，当属甘满堂。他把农民工和内卷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民工内卷化的根源，经由从机制上分析农民工内卷化形成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所谓农民工内卷化，实际上是指在农村改革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进城务工，但由于无法打破客观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既无法实质性融入城市，又在短期内不愿意回到农村，从而使其暂时处于一种城乡自由流动的状态；随着老一代农民工职业生涯的结束，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归乡里，新一代农民工又接着扮演他们的角色，延续进城务工这个过程。这种在农民工阶层内部不断重复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说，就叫做内卷化。

二、农民工 “内卷化”的理论依据

考察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及其使用是否具有科学价值或者适用性，关键要看它的理论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可靠。对待农民工内卷化问题，也作如是观。

一是社会排斥理论。法国著名学者勒内·勒努瓦第一次提出社会排斥理论。我国学者石彤、李斌等认为，社会排斥是由社会结构的不平等造成的。弱势群体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的社会结构不合理的排斥，而不在于他们自身。社会排斥理论大致解释了农民工内卷化的外在原因，社会排斥就是内卷化的外在约束。王东红则提出，农民工受城市社会排斥，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地位，户籍、就业、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制度性排斥，加快了农民工内卷化的形成速度。⑦

二是 “推拉理论”。美国学者E.S.Lee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推拉理论”。“推”与 “拉”两个方面的力量对人口迁移有很大的影响，移民离开原居住地的原因在于拉力因素的缺失，这种力量对于原居民迁移有很大的正面影响。流出地和流入地实际上都既有拉力，又有推力。推拉因素的共同作用，极大地影响着人口迁移。肖云、邓睿借用 “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民工内卷化，认为在流出地推力大于拉力、流入地拉力大于推力的情况下，就会导致农民工内卷化问题。在农民工内卷化问题中，城市中的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是两个重要因素，在理论解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的拉力不足而推力过大，同质群体的推力不足而拉力过大，在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反向作用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可以被建构成一 “推”一 “拉”的过程，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社区生活而只能在同质群体内活动，最终导致内卷化。⑧

三是社会资本理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分析社会问题时引入了资本概念。他把资本分成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系统可以按照系统主义 “要素、结构和环境”的三维分析划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研究个体通过自身社会支持网络调动资源的能力；中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描述网络中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宏观层面主要讨论的是特定社会资本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依此分析，农民工群体无论从哪一层面来看，都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⑨因为他们受经济基础和受教育水平决定，很难建立牢靠的社会关系网，获取较多的社会资本。秦琴、方盼盼就以社会资本为核心，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讨论了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问题。⑩

三、农民工 “内卷化”的表现

关于农民工内卷化的外在表现，学术界主要聚焦于社会交往、社会认同、社会支持等关节点，予以多角度揭示。

从社会交往角度看，以汪国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打工时，他们与市民的交往只限于日常生活及劳动生产等方面，几乎不涉及情感方面，大多只是出于维持基本联系的礼貌关系。当无法融入城市时，他们不得不在群体内部寻求认同，同质化群体内部的共同语言使得农民工获得极大支持。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日常交往无法向市民群体拓展，加之他们又远离农村交际圈，因而他们就只会在农民工小群体内寻求社会交往。⑪

从社会认同角度看，以刘丽为代表的学者在分析社会认同时认为，城里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让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城市归属感，而第二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而言，他们对农村的归属感不强。这种归属感困境，最终导致农民工的认同内卷化。⑫

从社会支持角度看，以秦琴、方盼盼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资源，即私人型社会资本十分匮乏，他们大多只能依赖自己群体中的亲密伙伴来获得情感支持，结果在 “系统外部受到约束，系统内部不断精细”的过程中，农民工的情感状况就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⑬

社会认同、社会支持、社会交往的内卷化，对于农民工进城务工影响比较大，农民工大多是基于血缘、地缘而非业缘关系寻找工作，这就导致其劳动力配置的内卷化。司马辉芳认为，农民工作为自由劳动力在城市的配置更多地是依赖自身的社会关系而非政府计划管理，这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经济生活的路径变得狭窄，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一种极大的限制，由此造成了他们的内卷化。⑭

破解农民工内卷化问题最现实的做法，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有一份正式的职业，但实际情况则是，他们的职业也在发生内卷化。陆文荣、何雪松、段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内卷化倾向，具体表现为：就业层次较低，职业流动性强，职业地位难以提升；劳动强度大、时间长、技术含量低，收入相对较少，职业发展预期不乐观；就业保障性差，职业满意度低。这就是说，职业上处于无渐进式积累，也无渐进式增长的状态。⑮

由于长时间面临一系列外在的融入阻碍，甚至是在社会流动渠道被封死时，农民工群体难免会因此在意识层面形成不满，甚至是愤怒的情绪。比如，汤苍松、林盛就从意识层面——思想道德内卷化的角度阐述了农民工的内卷化。他们认为，由于自身圈内交往相对闭塞，导致农民工与城市道德保持一种隔离的状态，他们自发地建构了一种属于自身的道德文化空间，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自我道德隔离现象，也就是一种道德发展的内卷化态势。⑯

从古至今，“金榜题名”一直都是从社会底层进入社会上层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城乡教育体制的巨大差异，导致农民工群体从一开始就无法与城里人公平地竞争。要想实现进入社会上层的梦想，在和平年代可行的方法就只剩下婚配这条路了。但现实的情况是，由于内卷化的影响，这条上升通道也几乎被堵死。许传新从恋爱婚姻的视角对农民工内卷化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无论是从代际来看，还是从新生代农民工代内来看，通婚的教育阶层都出现了内卷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进一步促进了通婚经济阶层的内卷化。新生代农民工阶层通婚内卷化的趋势，反映出整个中国社会结构的刚性化或固化。⑰

在农民工面临各种外在不合理性排斥时，他们应该通过各种方法或渠道，尤其是政治途径去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作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出现的群体，农民工的话语权机制却随着群体的内卷也渐渐崩塌。付建军通过研究提出，内卷化的村民自治导致了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缺乏，而缺乏政治效能感的农民工将很难推动村民自治步入正轨，甚至会加剧内卷的程度。⑱

居住空间的内卷化，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王东红指出，农民进城务工的交通成本与通勤时间决定其住所位置以及档次，其居住区域往往只能是城中村、城市郊区村落。由于城市建设需要而开展的城区改造与扩张，外加相对于城市居民的低收入，农民工就只能租赁便宜的地方栖身。⑲

文化生活内卷化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农民工由于受到外在的排斥，于是复制并且移植了乡村的文化理念，过着一种不同于城市的异质化生活。文化生活内卷化的表现是，始终认同乡土文化。王东红认为，大部分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只能选择较廉价的消费方式，闲暇娱乐生活主要集中在看电视、看报纸杂志等。其文化活动大多是在工友、老乡这种同质性群体内进行，很少能够接触并参与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⑳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提出，一旦社会流动缓慢，在社会上层退化腐朽的同时，下层社会中的精英却在不断增长，社会将失去平衡与稳定。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呈现内卷化趋势。刘丽指出，当前中国的城乡二元制度成为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主要阻力，它不利于他们提升社会地位。㉑

四、农民工 “内卷化”的原因

当然，导致农民工内卷化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化、习俗的因素；既有上层建筑的因素，也有经济基础的因素；既有农民工自身的因素，也有城市居民的因素等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制度设计的原因。一些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内卷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城乡二元体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衍生制度——社保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等等。这些基本的制度限制，最终导致了盘根错节的城乡利益关系，成为农民工市民化无法逾越的制度性约束。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建国初建立起来的，二元结构的人口管理体制将我国划分为城市和乡村 “二元社会”，影响至今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就是其结果。二元户籍制度给城乡之间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差异，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虽然期间有一些制度变革，但是没有触动二元体制的根基。与此同时，基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产生了类似的问题。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重心在城市，城市比农村享有更规范的社会保障标准和更高的社会保障水平，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保障体制之外，无法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待遇。在教育制度方面，城乡教育制度的不公平，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文化素质比城市居民低的状况，而这又加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难。在教育投入方面，城乡分配极不平衡，城市在教育资源方面拥有绝对的主动权。刘丽指出，应该从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手，彻底解决农民工内卷化的制度性障碍问题。㉒除了制度本身带来的内卷化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基于制度歧视所产生的农民工的自卑心态和城市居民的高傲心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城市始终处于社会发展的前端。在当代，社会财富的多寡和社会地位的高低几乎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而城市所具有的资源配置优势、区位优势和发展优势，使得农村居民在获取社会财富和提升社会地位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翻译《进化论和伦理学》时所总结出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深深地植入了城市人的社会生存法则中。农民工被视为社会所淘汰的弱者而被城市人所鄙视，“乡巴佬”这种逐渐固化的污名化标签就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例证。李鑫健、郑慧就认为，心理上的自卑感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了一种自我排斥，在主观上难以融入城市。㉓

二是个人存在的因素。研究者认为，社会资本的缺乏是造成农民工内卷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人在资源运用中的主体作用，并从微观层面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社会资本分为微观层面、中观层面、宏观层面，而农民工对这三种资本的获得或拥有都非常有限。与城市侧重业缘关系不同，农民工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建立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支持关系网络上，其微观的私人型社会资本来源，往往被限制在这些高度同质性的社会共同体之中。对于中观层面的组织型社会资本而言，有的地方农民工会因为长期在劳资关系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而自发地建立起互帮互助的群体组织，但是，面对城市种种复杂的制度性障碍，这些组织所能提供的社会资源大多十分脆弱。至于宏观的制度型社会资本，差距就更为明显了。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限制，农民工在制度型社会资本方面，相比于城市居民几乎没有优势可言。刘丽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不管是从微观层面，还是中观层面，亦或是宏观层面来看，他们的社会资本都是不足的。㉔

三是文化冲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城市与乡村背后所隐藏的巨大文化价值差异，是农民工内卷化一个无法回避的因素。农民工生活的农村，其社会组织结构以宗族或者以家族为核心，而城市却是建立在一个理性化、结构化的社会组织之上的。乡村的传统价值思想和行为准则以血缘、地缘关系为核心，情感是一种关系纽带，而城市却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契约关系作为其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的基础。这种差异，致使农民工初入城市就很容易产生文化震惊。农民工是在传统的乡村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强调家族的团结，人际关系、生活方式较简单，社会分化不大，家庭、亲缘观念更重，从日常的衣食住行到语言沟通，思想中始终伴随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即便是他们进入城市务工了，这些意识都会在无形中被带入城市生活里，与现实的城市生活产生反差。在城市，这些文化差异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由于融入社会失败而出现的 “社会性防御”。曹锦清就认为，儒家把复杂的村落关系简化为三类主要的社会关系：男女关系、上下辈关系、同辈关系，并确立了三个主要的道德标准：孝、悌和男女有别。在西方所谓的 “市民社会”内，所有人都从血缘群体内独立出来，并成为单独的个人。这一观点就是城乡文化冲突的经典体现。㉕

五、农民工 “内卷化”的影响

研究认为，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流动群体内卷化，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所具有的影响不容忽视。由于农民工群体中经常弥漫着一种看不到未来的不安定感，很容易激发农民工形成与社会的对立情绪。长此以往，由于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必然会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因素。在中国，农民工生活空间的内卷化导致他们大量聚居在 “城中村”、“棚户区”，这无形之中为黑社会性质的社会底层组织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便利空间。农民工由于处于制度设计上的弱势地位，各级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规，从起草，到制定，直至最后出台，农民工很难真正在其中发挥作用，这些政策、法律、法规也很难体现或反映农民工的意愿或诉求。当他们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劣势的一方，甚至是自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而不能或者极难获得政府援助和法律救济时，他们就会去寻求其他非理性的手段进行自我保护。基于血缘、地缘而建立起来的社会支持网络，就很可能并很容易变成一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社会组织，甚至是犯罪集团。因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就会增大。司马辉芳从农民工被边缘化、城中村大量出现、社会不公平加剧、群体性事件和集体犯罪事件增多、民工荒的存在等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内卷化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㉖

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社会流动的内卷化对于社会运行影响更为重大。农民工社会流动内卷化会造成自身群体自我封闭、固化的分层结构，并极易形成分层意识和利益集团，加剧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削弱社会凝聚力，不利于社会有效整合与和谐互动。由于社会分层结构的封闭、固化，农民工无法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最终会使他们养成一种不思进取的消极思想。长此以往，他们就会缺乏积极性，丧失开拓进取的奋斗精神，社会发展就会缺乏活力，就有可能以一种停滞性的机械状态运转。㉗帕累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旦社会流动缓慢，就会造成执政阶层中蜕化分子激增，同时非执政阶层的精英反而得到不断增加，社会将会随之失去平衡和稳定，新的精英阶层最终将会通过革命来建立起新的社会平衡。㉘许传新认为，通婚的内卷化无情地将通过婚配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渠道封死了，这很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与其他社会阶层对立情绪凸现，滋生各种仇视心理。㉙在西方，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表示隐忧。

六、农民工 “内卷化”的解决办法

从研究者讨论的重点来看，农民工内卷化问题的实质在于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二元体制，城市相对于农村拥有更多的利益资源，这种巨大差异吸引着农民进入城市以便获取在农村很难甚至是根本获取不到的利益资源。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么让农民工直接融入城市，也就是农民工市民化，要么是使农民工不用进入城市，也能拥有和城市人同等获取资源的机会，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逐步使农村实现新型城镇化。

有学者关注以城市化来解决农民工的内卷化，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改革以城乡二元体制为基础的种种不合理制度，破除导致农民工内卷化的二元体制，调整城乡利益关系，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歧视性劳资关系，建立健全农民工组织，不断完善农民工维权机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废除潜在的隐形身份壁垒以及错综复杂的制度性利益分配格局。甘满堂指出，农民工阶层内卷化机制的破除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工程，劳资关系、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需要调整和改善。㉚司马辉芳建议，通过破除制度壁垒，使农民工能得到和城市人同等的待遇。㉛

还有学者认为，应当让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破除农民工内卷化，不能只靠让农民工融入城市，还要让农民工自己立足于农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解决农民工内卷化问题的一个办法就是，让那些在城市学到一技之长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参与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政府可以顺其自然地施行一些有利于农民工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制度政策，让农民工在面对城市排斥的时候，也可以选择留在农村，通过农村现代化建设，获取在城市也能获取的各种社会资源。秦琴、方盼盼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凭借其自身的能力，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大有作为，这对于破解其自身的内卷化问题有积极作用，同时也可以实现其自身的内在价值。㉜计亚萍、张广济、姜安在提出破除农民工内卷化的建议中认为，要培养新型农民，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各级政府都强调要培养新型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这个方向要坚持。㉝

应该看到，由于改革制度涉及的利益格局极其复杂，牵扯到的利益关系更是盘根错节，同时，制度变革的周期一般也比较长，因此，切不可急于求成。更何况，即便取消了城乡二元制度，也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城乡基于制度依赖所产生的经济、文化差异。所以，解决农民工内卷化问题，不能指望进行根本的制度性变革一蹴而就，还要经常地进行一些相对来说周期短、操作性强的改革。左鹏、吴岚指出，要变革户籍制度相配套的社会政策和利益分配格局，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政府除了要在大政方针上不断地推进改革外，同时也要在消除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歧视方面发挥作用。这一点可以利用大众媒介来多做工作。㉞李放滔、王娅男、涂伟指出，要改善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交内卷化，必须利用社区这一平台，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引导和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各种集体活动，走出 “村落化”的文化束缚，增进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相互了解。㉟在推进体制机制变革的同时，推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的解决措施，也是一种常用的、管用的务实手段。

七、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农民工内卷化的框架，为后续研究奠定了理论、语境和方法基础，这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当然，研究者各有视角，甚至是歧义多于共识，但是，多元化的讨论，为以后形成共识性结论创造了条件，这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研究方法来看，现有研究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既能给人以感性的认识，也能给人以理性的认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比较完整地揭示农民工内卷化问题。从研究的内涵来看，它既涉及到男性农民工，也涉及到女性农民工㊱；既涉及到第一代农民工，也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既涉及到汉族农民工，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农民工㊲；既涉及到农民工本身，也涉及到农民工的子女㊳等等，呈现出类型多样、层次多样的特点。反过来看，将内卷化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农民工群体研究，也是对内卷化理论研究的丰富，这是对内卷化理论与方法的有益拓展。从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来看，聚焦进城务工农民工群体，有利于剖析积聚于特定社会群体身上，体现社会转型时期带有时代性、典型性和警示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焦点，有利于社会疏导和矛盾化解，及时调整社会重构路径，建设公平正义、包容和谐、友善互助的社会。研究发现，农民工群体在物质生活上是内卷的，也会导致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内卷化，而且还会进一步导致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经济、政治隔阂。这对国家城乡一体化建设、城乡均衡发展、城乡互通互补等等都是不利的，应该引起人们警惕。因此，有关方面要关注并着眼于农民工内卷化问题，出台相关的政策，维护农民工的权益，从维护社会正义公平的大局出发，切实缓和并化解城乡发展矛盾，有力打破农民工在社会交往、社会职业、居住空间等物质层面的内卷化倾向。同时，也着力打破他们在文化生活、思想观念和道德情操方面的内卷化，打消并化解城乡居民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隔阂与冲突，构建城乡居民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 “家园式”和谐社会。

经过文献梳理，我们认为，已有的研究也还存在一些可供商榷、推敲的余地。

一是研究大多着重于内卷化理论本身，而将农民工与内卷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理论上拓展不够。在实证研究方面，对于农民工内卷化进行科学的定量研究尚不多见，局限于现象描述较多。学者们对于农民工内卷化的研究大多基于城市化视角，而对于农民工为什么不想或者不能回到农村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或者说重视不够。他们主要聚焦于城市化，而很少顾及农村现代化。

二是研究认为，农民工内卷化是一种对社会不利的社会现象，这种说法尚欠周全。客观地说，农民工内卷化确有其消极的一面，尤其对于那些想通过进城务工来实现其市民化身份转换的农民来说，因为城乡二元体制的局限，使之无法实现梦想，因而他们的确有对现行体制限制的不满情绪，这对于社会来说，当然是一种消极因素。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正是因为农民工的付出与委屈，使社会愈发认识到加快城乡建设体制创新、加快城乡一体化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社会情绪就是问题导向，问题出在哪里，改革就要指向哪里。譬如，2016年初，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 ‘人地钱’挂钩政策。扩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居住证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要加快覆盖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使他们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容纳更多的农民工就近就业创业”㊴。这就是对破解农民工内卷化问题的积极回应。

三是研究认为，农民工内卷化的原因在于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也不愿回到农村，这种观点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比较片面。实际情况是，2006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后，长期存在的农业税（包括农业特产税）、五项统筹、三项提留随之消亡㊵；国家鼓励农民副业增收，粮食自给加上小规模的家庭养殖业的收入，基本上可以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农民工既难融入城市，而又不愿回归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教育程度、成长经历和情感交流因素限制，加上回归农村又要面临建楼房、供养子女读书以及过于铺张的人情往来等因素局限㊶。还要看到，一些农民进城务工并不是为了融入城市，他们只是把城市作为一个人生中转站，或者是暂时的工作点，为的是有了丰厚收入后再回到农村时，能获得同村人更多的尊重，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况且，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不少在城市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农民工到了一定的年龄后，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农村，在自己的老家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所以，他们不愿意回到农村只是暂时的，到了他们的职业衰落期，他们就会被新一代农民工所淘汰更替；这时，哪怕他们非常不愿意，他们面临的选择也只能是回到农村。㊷

注释：

① 计亚萍：《“内卷化”理论研究综述》，《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②⑩㉜秦琴、方盼盼：《对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的探究——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③㉚甘满堂：《社会学的 “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④ 叶鹏飞：《探索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之路——基于社会交往 “内卷化”的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1期。

⑤㉓李鑫健、郑慧：《新生代农民工的 “内卷化”分析》，《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12期。

⑥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⑦⑲⑳ 王东红：《农民（工）城市融入 “内卷化”特征、机制、测度与空间分异研究——基于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视角》，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⑧ 肖云、邓睿：《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⑨ 秦琴：《结构化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的再建构》，《晋阳学刊》2006年第2期。

⑪ 汪国华：《两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逻辑比较与实证研究》，《西北人口》2009年第5期；史溪源：《对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以社会流动的视角》，《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庄海茹、崔永军、孙中宁：《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体制机制问题研究》，《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⑫ 刘丽：《新生代农民工 “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 “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戴欢欢：《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的社会认同“内卷化”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3期。

⑬ 秦琴、方盼盼：《对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的探究——以社会资本为切入点》，《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周林波：《统筹城乡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刘二鹏、高中建、乐章：《从乡土倚重到社会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支持转向》，《人口与社会》2015年第5期。

⑭㉖㉛司马辉芳：《第二代农民工内卷化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⑮ 陆文荣、何雪松、段瑶：《新生代农民工发展困境及出路选择——基于苏浙沪 7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调研世界》2014年第12期。

⑯ 汤苍松、林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道德建设问题》，《探索》2014年第5期。

⑰㉙许传新：《地域扩大与阶层内卷——新生代农民工通婚圈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与青少年发展研究报告——第八届中国青少年发展论坛暨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优秀论文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青年联合会，2012年。

⑱ 付建军：《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现状和后果：基于实证的比较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㉑㉒㉔刘丽：《新生代农民工 “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河北学刊》2012年第4期。

㉕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页。

㉗㉘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250、226—228页。

㉝计亚萍、张广济、姜安：《农民工 “内卷化”行为倾向研究》，《长白学刊》2010年第6期。

㉞左鹏、吴岚：《内卷化：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㉟㊲李放滔、王娅男、涂伟：《试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青年探索》2015年第3期。

㊱李叔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社会地位获得的社区援助模式》，《劳动保障世界》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