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新进展、新挑战与新对策<br/>——基于学科视角、原因分析及政策含义的述评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新进展、新挑战与新对策
——基于学科视角、原因分析及政策含义的述评

2017-04-10董全瑞

社会科学动态 2017年1期

董全瑞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新进展、新挑战与新对策
——基于学科视角、原因分析及政策含义的述评

董全瑞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影响当前城乡共生性发展的内生性结构障碍，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又逆向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有效理顺公共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转化效应是实现城乡共生性发展的必要前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要过的一道坎，对此，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持续研究。本文对这一研究的学术史及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其思路及研究框架是从学科视角对已有研究的史实进行梳理，从典型化事实梳理中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进而找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含义及路径。

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特殊之处在于城乡收入差距特别大，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率为1.5，超过2的极为罕见。事实上，从1978—2015年的37年间，只是1982—1987年这6年城乡收入比率低于2，中国城乡收入比率不超过2的极为罕见，尤其是2002—2015年城乡收入比率均超过了2，有的年份超过了3，最高的2007年和2009年达到了3.33。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长期关注并进行了多视角研究。

一、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关系的一般理论来预测城乡收入差距发展趋势

开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关系研究先河的当属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即从前工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最迅速的时期，长期收入中的不平等会扩大，有一段时间处于稳定，后期阶段不平等会趋于缩小①。这一简单的以经验为根据的假说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对静态经济单位收入规模分配的长期特征上，在国内外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文献。然而，研究结论却是模棱两可。

1.倒U型曲线在我国收入分配中得到了印证

陈宗胜考察了城乡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认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还没有摆脱二元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城乡收入差距就难以缩小；随着二元结构的逐步消失，城乡收入差距就会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②。周云波的研究认为倒U型曲线在中国得到了印证③。

2.倒U型曲线并没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陈广汉认为，来自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结论都没有能够证明倒U型曲线理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通过对东亚和拉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比较，特别是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使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避免了库氏理论所描述的、发达国家所经历的、通过牺牲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如果把倒U型曲线视为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必然规律，就会导致在经济发展实践中将经济增长与平等分配对立起来，重视增长，忽视分配的政策选择④。李实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国并不存在倒U曲线⑤。

陈斌开和林毅夫的研究结论表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中国不成立，经济发展本身并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也不能期待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自动弥合。他们给出的政策含义是：降低城乡收入差距，需要从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制度、政策入手。第一，大力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第二，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第三，加快城市部门改革，逐步放弃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第四，逐步放弃因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形成的一系列城市偏向的制度安排，包括城市偏向的教育经费投入政策和歧视性的社会福利政策等⑥。

3.库兹涅茨曲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神奇的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错误的原因，并且它的实证基础十分薄弱。1914—1945年我们所观测到的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发生的收入不平等的锐减，总体上是源于世界大战和这些国家（尤其是当时那些国家里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们）所遭受的剧烈的经济政治冲击。这与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跨行业流动这一平静的过程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库兹涅茨曲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冷战的产物⑦。

二、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这类研究主要沿着Lewi、Orgenson、Todaro的传统，运用经典的两部门理论来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1.探讨了户籍制度对农民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方面的不利影响

中国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基础是户籍制度，其制度设计的目标就是把农民就业限定在农业上，把农业人口限制在农村，其结果对农民就业和收入增长产生了持久的不利影响。学术界普遍认为户籍制度造成大量农民工只能进入非正规市场，在工资、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许经勇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虽然对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了局部性调整，使城乡彼此割裂的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至今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无法被城市大量吸收，更谈不上把上亿流动性农民转变为固定的城市居民⑧。

万海远、李实评估了户籍歧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2008年仅仅因为是户籍歧视就使得农村居民的收入下降了3.5%。进一步地看，在得到城市户口后，原先的农民或农民工受到的歧视特别是职业选择歧视就会更少。他们考察了在不同城市水平上的户籍歧视差异，发现仅因为是户籍歧视，农户个体的收入在发达城市会降低7.9%，在中等及发展中城市会降低3.1%和0.8%。总体来看，由于户籍歧视的存在，基尼系数会从0.488上升为0.499⑨。

2.双轨制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

二元结构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推手，但与改革开放前有什么不同，又是通过什么样的传导机制来扩大的，已有研究并没有涉及———这就需要对城乡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进行研究。这个传导机制以确立计划和市场两个轨道为基础，以再造计划和市场相适应的两种不同机制的运行主体为重要环节，以限制农民权利为 “差价”来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其运行起点是以身份为标识把生产要素置于不同的系统，运行过程分为顺市场传导和逆市场传导。所谓顺市场传导就是计划低价向市场高价的传导方式（如土地）；所谓逆市场传导就是计划高价向市场低价传导（如劳动力）。借助已经设计好的计划与市场两个系统，在计划系统内实行垄断高价，在市场系统由供求关系实施市场低价，从而获得两个系统之间的 “差价”。虽然改革前后的运行手段和方式有所不同，但其制度设计上的路径依赖思维没有改变⑩。

3.城乡经济一体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欧阳志刚认为，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效应，且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对城乡收入差距效应的非线性转换发生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首先出现非线性转换，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最后出现转换。上述结果表明，改革初期城乡经济的持续分割推动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上世纪末期后，随着城乡再平衡政策的实施，城乡经济呈现一体化趋势。因此，政府应推进城乡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⑪。

李子叶等利用我国2003—2013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对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1）入世后，中国城市化进程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影响效应呈现 “先提高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2）经济新常态下，城市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负面效应虽已开始弱化，但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矛盾依然存在；（3）若能充分注重城市化与研发创新、外商直接投资、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综合效应的发挥，则能有效破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难题⑫。

三、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进行解释

林毅夫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给出了解释。他认为，赶超战略是解释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政府实施以赶超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使少数资本密集型产业得到保护，被保护产业工人收入水平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时，政府对生产剩余的控制又使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资金投入不足而发展缓慢，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显性或隐性失业。这种不平等的格局一旦形成，政府往往又辅之以更具歧视性的社会政策。比如，一直采取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这样，多数劳动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丧失了择业的自由，并在经济和政治上均处于被歧视地位，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是难以避免的⑬。

陈斌开和林毅夫进一步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可以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研究发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重工业企业的基本特性是资本密集度高、就业吸纳能力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却是资本稀缺、劳动力丰裕，在发展中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在世界市场充分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导致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的相对下降，城市化水平的相对降低，这解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的现实。在二元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城市化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大量劳动力不得不滞留农村，在土地规模报酬递减的现实约束下，农村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受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⑭。

应当指出的是，一种理论的说服力不仅取决于多少事实可以被解释，而且还取决于可解释的事实类别有多么广泛。只有范围更广泛的现象得到精确解释时，才存在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⑮。赶超战略可以对改革开放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但不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产业结构有了很大提升、服务业比重达到50.5%的今天，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很大这一现象，也无法解释实行同类发展战略国家的日本、韩国城乡收入差距小的事实。同时，为什么新中国成立至今这种发展战略能够形成一种具有广泛共识的、可持续的、不断系统化的发展路径？这种路径能否反转演化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四、用新古典经济学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制度诱因

随着城乡市场化进程的加速，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越来越多地成为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使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不断增多。

1.教育和人力资本的不平等配置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按照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既具有收入效应又具有价格效应，随着受教育程度上升，人们的收入会增加⑯。但这一结论在我国并没有得到证实，学者们的研究结论也很令人悲观。张车伟的研究表明，富人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穷人的教育回报率，教育回报率呈现出随收入水平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最高收入95%的人的教育回报率达到了6.53%，而最低收入5%的人的教育回报率只有2.7%。教育程度与教育回报率之间展现出一种让“贫穷者更贫穷、富有者更富有”的 “马太效应”⑰。

吕炜等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不平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存在明显的时滞性特征。从长期来看，城乡教育不平等将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也会促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的程度进一步加大。不同教育阶段 (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城乡经费投入对城乡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缩小城乡初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可以有效地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并可以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缩小城乡小学或高中教育经费的差距对降低城乡教育不平等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无显著作用。他们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教育资源的结构配置问题，教育经费应着重向农村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初中义务教育倾斜，实施农村偏向的教育投入政策，增加对农村初中教育的支持力度，为打破城乡教育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 “恶性循环”的怪圈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思路⑱。

2.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不平等

温涛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金融深化（金融基本贷款比率和金融证券化率）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即金融深化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⑲。刘玉光等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中国金融发展确实发挥着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原因在于当前城乡之间的产业差异以及各种制度性障碍使得非农化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农村居民越来越不适应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加之农村第一产业生产效率难以得到提高，所以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金融发展而逐渐拉大⑳。

薛宝贵、何炼成分析与实证检验了市场竞争——金融排斥——城乡收入差距这一作用机制，即市场化改革促进资本要素向城市集聚，资本要素向城市集聚导致农村金融排斥，农村金融排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初始条件不公平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加剧包括资本要素在内的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形成农村金融排斥，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进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要考虑到初始条件的差异，改变以往的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转而实行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构建普惠性金融制度，使资本要素与其他要素实现城乡双向流动。他们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构建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扩大正规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布局，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实现正规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协调发展，增加农村地区居民的金融可获得性，降低其借贷成本。其次，完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丰富农村金融工具，增加农户资产增值的途径，减少农民大量持有现金，进而扩大农村金融系统的货币创造能力。再次，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以大幅缩小城乡居民的金融鸿沟，提高农村居民金融可获得性㉑。

3.对外贸易、FID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利影响

魏浩、耿园分别从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视角区分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与高新技术产品贸易，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都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程度都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的基本态势，现阶段进出口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不同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不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也不同；同一地区不同类型商品贸易、不同类型贸易方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应；同一类型商品贸易、同一类型贸易方式在不同地区也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效应。他们给出的政策含义是：（1）在制定相应贸易政策时，政府要根据不同地区对外贸易的实际发展程度、主要的贸易商品、主要的贸易方式，制定出有差别、有针对性的政策，这样政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2）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在实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战略时，为了获得对外贸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就要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点，选择合适的贸易商品类型和贸易方式，或者是调整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以适应对外贸易的发展。（3）在一定时期内要想缩短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效应的时间跨度，就必须高度重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调整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速度快于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速度，那么这个扩大效应的持续时间跨度将会较短，反之，时间跨度将较长㉒。

张安驰、姜德波在对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01—2013年江苏13个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进入21世纪以来江苏FDI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表明：一是FDI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关系。外商投资随着苏南劳动力价格提高、发达地区政策优势缩减、外贸结构与市场环境的改变而转移至原先较不发达的地区，江苏也从追求经济加速发展转变为追求产业结构合理、城乡收入结构优化。在这双重作用机制下，FDI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倒U形形式。二是江苏部分地区已经率先进入倒U形曲线的右侧部分，但是也有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曲线的左侧部分。其他省份可以借鉴江苏的发展经验，探究本省倒U形曲线的顶点，对本省FDI的情况作出合理的预测，从而制订适合本地的引进外资政策。三是他们在探究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同时还发现固定资产投资率、城镇化率的提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有促进作用，而外贸依存度的增加则可能扩大城乡收入差距㉓。

用新古典范式来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但是建立要素与其贡献的对应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计量贡献大小的努力对解决实际问题并没有多大帮助。这是因为 “在科学处于目前的状态中，预测收入份额的工作是我们力不胜任的”㉔。德姆塞茨认为，新古典分析方法考虑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非制度因素或资源禀赋之间的相互作用。利用这一框架，经济学家创建了抽象的理论来解释一个成熟的价格体系如何确定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根本兴趣不在于实际经济变化，而在于加深我们对成熟的价格体系分配要素和收入的规则的理解，他们未能将制度和其他资源禀赋考虑进去㉕。对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而言，不确定的产权制度、双轨运行的要素价格制度以及城乡有别的公共服务制度都对差距的缩小及其治理的艰难施加了更多的约束。

五、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不能漠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个人收入还包括通过各种渠道享受到的福利，其中包括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但是，现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成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影响当前城乡共生性发展的内生性结构障碍，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又逆向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有效理顺公共服务对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转化效应是实现城乡共生性发展的必要前提。

刘晓光等考察了基础设施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发现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具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基础设施改善可以显著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居民收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他们还对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发现基础设施水平提高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提高农业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居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择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加大基础设施投资能够有效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㉖。

迟诚、马万里认为，财政分权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受到政治激励、财政激励以及私人激励三重激励，在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的情况下，这种增长型激励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过度偏爱，而忽视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解决，表现在公共品供给和财政支出上就是严重的城市偏向。具体而言，增长型激励机制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激励导致地方政府横向和纵向博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地方政府竞相追逐经济增长。由于城市是财富、资本、人才等要素的集中地，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城市具有发展优势，致使地方政府实施城市偏向型的政策，财政支出过度偏向城市而忽视农村，导致农村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从地方政府博弈策略选择上来看，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企业，使得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将更多的财力用于服务企业和城市，而忽视了农村居民，致使城市偏向型政策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 “自我强化”的趋势㉗。

杨风寿、沈默研究社会保障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先上升后逐渐平稳并处于下降的态势。这一期间，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经历了 “逆向调节”作用到逐渐正相关调节效应的路径。其中，大约2007年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对城乡收入差距 “逆向调节” 的结论不再成立。2007年以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基本框架的健全以及城乡教育、交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的加快，全国性的适度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建立。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中，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逐步整合、并轨，如全国多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统一，2015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直接的提高，使社会保障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效应整体发生了变化，两者的逆向调节的关系不显著，并表现出较低程度的适应性。他们给出的政策含义是：首先，政府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投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的比重，以及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扶持和支持力度。其次，继续加快整合城乡社会保险资源，实现基本社会保险全国统筹。最后，加快实现其他社会保障项目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缩小对城乡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㉘。

注释：

① S.Kuznets,Economic,Gri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pp.1-28.

② 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62页。

③ 周云波：《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人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4期。

④ 陈广汉：《增长与分配》，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102页。

⑤ 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

⑥⑭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⑦ ［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⑧ 许经勇：《解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原因》，《调研世界》2009年第9期。

⑨ 万海远、李实：《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2013年第9期。

⑩ 董全瑞：《双轨制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传导机制》，《江汉论坛》2016年第4期。

⑪ 欧阳志刚：《中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是否阻滞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世界经济》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