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津

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基本反思

钱津

20世纪末的基础性学术研究已经发现，19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基本思想认识并不具有理论系统构建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没有抵达人类社会的起源，造成对于基础历史观的认识产生失误；二是没有将科学的具有整体性劳动范畴用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不能成为具有科学性的基础理论；三是受到时代的局限，未能将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转换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必须依据20世纪末创新的理论突破走出19世纪的思想束缚，跟上自然科学的发展步伐，实现思维方式的创新和基础自然观的转换，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肩负起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

唯物主义历史观；劳动价值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规律

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习近平同志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讲话充分地阐明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创新发展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由此，需要学界给予明确的是，20世纪是自然科学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同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相对落后的时代。如果20世纪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果19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都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那么，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对于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坚守和继承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事实上，20世纪的自然科学确实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20世纪末的基础性的学术研究已经发现和确认19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想认识并不具有理论系统构建的科学性，所以，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对于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坚守和继承只能是理论认识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需要的呈现。

一、19世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偏失及其历史限度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极为轻视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①这句话一方面表现出伟大导师谦虚谨慎的做事态度，另一方面也是说出了一定的事实存在。

在19世纪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至今具有最为广泛影响力的《共产党宣言》中，两位导师在正文的第一章的第一句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②这句话充分地表明了两位导师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认识，他们要研究的是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表述存在问题，这句话的表述不符合基本的历史事实。直到 1888年，即《共产党宣言》问世40年之后，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5年了，恩格斯才在英文版的这句话上面加了一个注，他写道：“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公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起源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村社是或者曾经是从印度到爱尔兰的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立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曾经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年斯图加特第2版）中加以探讨。”③

根据恩格斯的这个注释，18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的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需要改成 “至今一切有文字记载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样改过来应该说就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是一致的了，但是，这样改过来之后，就表明了两位导师对于人类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研究，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是仅限于对于阶级社会的历史考察，没有抵达人类社会的起源，即没有展开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的认识。所以，在两位导师看来，“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④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两位导师才更加明确地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⑤

现在可以断定的是，尽管在《共产党宣言》出版40年之后，恩格斯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注释，承认他和马克思在40年前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没有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只是一种对于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的认识，但是，这时马克思已经去世，他们当时留下的只是对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不完整不透彻的认识。而且，在1888年以后，知道了史前史，也没有人再对他们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进行修订。延续至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依然强调的是在阶级社会的核心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无论如何，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必须抵达人类社会的起源，即必须以人类社会的形成为起点，决不能只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不认识在此之前的历史。甚至可以说，只从阶级社会开始认识阶级社会也是缺少历史逻辑要求的。从研究历史和社会理论的角度讲，未能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进行考察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对此，在创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必须明确这样的从阶级社会开始的研究起点将难以准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将导致一系列的认识失误。

最明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考察没有看到决定人类、人类社会起源的人类劳动起源是人类常态劳动的起源，人类常态劳动是带有一定动物性的劳动，即带有动物的生存方式的劳动。常态劳动包括人性的正态劳动，也包括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常态劳动是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变态劳动包括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和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认识到军事暴力是一种更原始更野蛮的劳动变态，没有认识到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剥削的产生具有的历史进步性。从目前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军事暴力是一种自人类社会起源时就存在的劳动变态，相比阶级社会时产生和存在的剥削变态是更原始更野蛮的劳动变态，暴力只能是消灭剥削者而不可能消灭剥削。封建剥削和资本主义剥削是指仅凭占有劳动客体而占有劳动整体创造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经济机制，是劳动客体在劳动整体中起主要作用阶段形成的经济机制，这种客观形成的剥削机制有利于保护劳动客体，从而有利于保护人类的整体生存延续。依靠暴力消灭剥削，是人类对于剥削的认识还很盲目的表现，是对于阶级社会剥削产生的历史进步性缺少认识的表现，也是盲目地以为暴力可以改变人类社会的一切的狂妄性的无知。而这一切，都是与未能从人类社会起源时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即认识全部的人类社会历史是直接相关的。事实上，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认识动物性即动物的生存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比之仅仅认识人类阶级社会中的阶级性更深刻。同样，理论的研究还需要明确的是，在由常态劳动决定的常态社会，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的物质生产也要区分为正态的人性生产（创造生存资料）和变态的动物性生产（制造杀人武器），而不能延续传统理论笼统地讲社会物质生产的作用。

二、19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偏差

在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第1卷第5章，马克思对于劳动范畴作了明确的阐述：“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⑥马克思的这一阐述表明劳动是一种过程，凡是劳动都必定有一个过程，不论过程的长短，都是一定要有过程的，即劳动等同于劳动过程；劳动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不能没有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也不能没有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的自然化），劳动必定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任何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都是具有整体性的，即都是劳动主体和劳动客体合为一体发挥劳动整体作用，任何劳动成果都是在劳动整体作用下取得的；劳动的过程是以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实施的有目的的过程，这种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一种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所以，这一过程既离不开劳动主体的主导，也离不开劳动客体的作用，这种物质变换的过程就是创造劳动成果的过程。应该说，马克思这一对于人类劳动的阐述是具有思想认识高度的，是根本性的概括，清楚地表示了劳动范畴是具有人与自然关系统一的整体性的，表明了劳动必定是存在劳动过程的。

但是，马克思关于劳动整体性的认识并没有贯穿在《资本论》的全部研究之中，没有落实在他的劳动价值论之中。马克思认为：“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⑦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劳动范畴是一个完全主体化的范畴，是只指劳动主体活动的，与他自己讲的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并不是同一个范畴。在此创造价值的范畴使用上，马克思明确强调的是人类劳动的无差异性，而没有表达人类劳动客观具有的整体性。

这样忽略的结果是马克思建立了剩余价值论，即由劳动价值论阐明的劳动主体创造全部商品价值推出资本家占有的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就是被界定为劳动者创造的而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由此，马克思才讲，需要劳动者联合起来夺回被资本家剥夺者剥夺的资产，建立无剥削的社会制度。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中建立的逻辑，如果不讲前提，那么这一逻辑本身倒是可以讲通的。正是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使用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创建了剩余价值论，而且就此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各种经济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批判。然而，今天看来，关键在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乃至剩余价值论建立的前提不是不可追究的，马克思对于他自己明确阐述的劳动整体性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讲的劳动是一种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范畴，是只指活劳动的，即只指劳动主体的活动，而在现实之中，这种完全主体化的劳动是不存在的。

用客观现实不存在的劳动进行抽象的推理分析是不可能作出科学认识的。科学就是对于事实的准确的抽象认识，客观现实不存在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是一种虚构的东西，不是事实的存在，所以，用客观现实不存在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进行抽象构建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是讲不通的，这种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都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这就是说，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允许将完全主体化的劳动作为学科的研究范畴使用。客观的事实是，劳动者可以作为劳动主体在劳动整体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不可以将单纯的劳动主体活动认定为劳动或活劳动。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能将完全主体化的劳动作为研究基点，不能将这种客观现实不存在的劳动抽象为人类劳动，作为人类抽象劳动。学术的研究必须符合客观的事实和逻辑，在事实中不存在的事物，在逻辑上也不能够抽象出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基点的劳动范畴，不能脱离科学对于研究范畴的界定，不能是好像已经人人都习惯了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客观现实不存在的完全主体化的劳动是经不起事实检验的。一个农民不可能不在土地上种粮食，一个工人不可能赤手空拳制造工业产品。分析这样的基本问题，关键是看将不将劳动客体纳入劳动整体范畴之中，纳入就是劳动整体性的表现，不纳入就是将劳动解释为完全主体性的活动，只是将劳动客体作为劳动主体活动必须的自然条件。虽然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自然条件作为劳动客体的作用，但是，将劳动客体纳入不纳入劳动整体之中，将劳动是不是界定为具有整体性的劳动，在劳动的研究方面的差别就大了，不纳入就必然会谬以千里。

需要明确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能是尊重事实，尊重客观逻辑，不能有任何的偏离事实的主观意志的发挥，因为政治经济学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其研究必须像自然科学一样服从客观性的决定，遵从最基本的客观事实。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对于19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没有坚持劳动整体性的理论体系是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是需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理论性的分析，不能依然是不顾基本的事实延续传统理论的认识偏差。毫无疑问，劳动整体性的界定是由马克思最早作出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科学地阐述了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的劳动整体性理论，这是马克思留给后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们特别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最重要的学术财富之一。对这一学术思想的传承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给予现代中国经济理论界重要的启示意义，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具有无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三、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时代局限

在19世纪，地球还是一个封闭的生存空间，这是时代的局限，打破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是20世纪的事情，是自然科学突破性的发展改变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封闭状态。彼时，马克斯恩格斯曾经严厉批判过空想社会主义，并将它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归纳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是，在迄今为止已有的实践中，尚无法提供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的成功经验；更重要的是，由于受到19世纪时代的局限，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不可能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他们创建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着讲不通的逻辑矛盾。也就是说，19世纪并不是一个可以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那时的自然科学发展还不足以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作出科学的理论认识。而在21世纪的今天，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所以，创新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经历了巨大社会磨难的中国的理论界不能再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19世纪的时代局限之中，一定要做到思想与时俱进，理论开拓创新。

确实，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马克思恩格斯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但在当时，他们自己并没有注意到其批判空想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缺陷。一方面是19世纪人类还生存在封闭的地球空间的事实，另一方面是他们要创造人类美好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而客观的事实是，在一个封闭的生存空间中，将生产资料完全公有，即全人类共同占有或全社会所有，并不能解决人类生存这一根本问题，因为永久的生存要求不可能靠有限的生存条件来满足，封闭的生存空间不可能容纳人类要无限发展的生命热潮。但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将封闭性的认识视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原理，而没有发现其中隐含着无可争议的自相矛盾。人们没有察觉到认识的前提是封闭性的，人们以为通过一定的手段（不必追究是什么手段），人类就可以在封闭的地球空间（没有意识到这是可以打破的）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平等和友好，就可以自由地劳动，自由地生活，享受人的尊严，成为“解放”了的人。人们将封闭的生存条件当成天经地义的，当成永不可改变的。而同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指出，人类社会绝不能改变私有制，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利益的争夺，社会之中的生存之争是不会停止的。对此，不言而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识的前提也是封闭性的，也是囿于封闭的地球生存空间看问题⑧。而事实上，既然认识的前提是封闭的，那么合逻辑地讲，在这种前提下，即在封闭的地球生存空间条件下，人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有限不能容纳无限，在有限内必然争夺，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更为准确和现实一些。由此完全可以断定，在地球上，私有制是与自然的生存压力相协调的，它保护了个人为了生存的争夺，也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人类在封闭空间下的生存。相反，一方面保持认识的前提是地球的封闭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又认为在这一前提下就可以实现人间的一切美好，实现天下为公，实现世界大同，则是不合逻辑的和缺乏现实基础的。或许，当初人们没有意识到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性是理论研究的一大缺憾，但是，在人类尚未打破这种封闭性之前，它是现实的，所以不用意识到这种封闭性，只要以现实为认识基础，那么自然会合乎逻辑地推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做的必须维护私有制的结论。问题在于，我们承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正确，只是指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结论正确。一旦地球的封闭性被打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不成立了⑨。我们知道，现时代人类劳动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地球的封闭性，打开了人类通向无限宇宙的大门，因而，现在需要修改的是政治经济学共同的认识前提，至于结论，可以这样说，在封闭性的认识前提改变之后，就宣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彻底破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有结论则在理论上获得了完全的新生。这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但必须是建立在无限的宇宙生存空间之中，这取决于人类劳动整体的自觉的努力⑩。

由于在19世纪存在着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性，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存在着内在的不合逻辑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后，即使由于前提变化了，人类劳动已经打破了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性，此时对于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逻辑也还是需要给予重新审视，不能一成不变地延续旧说。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需要有站在20世纪认识高度的合乎逻辑的新的论证。在新的时代，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掌握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坚持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19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仅仅要求消灭剥削的理论，而是强调要消灭一切劳动变态，不仅要消灭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更要消灭更原始更野蛮的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由此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人类劳动的完善化，即在自然给予允许的开放的生存空间由劳动内部矛盾决定的人类常态劳动实现的向完全正态劳动转化的过程，也可以说，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抑制和消灭全部变态劳动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在实现社会主义之后，即在全部消灭了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和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之后，人类和人类社会就将得到完全正态的新生。而若不能消灭全部的变态劳动，特别是不能尽快地消灭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即战争，而任由战争的发展猖獗，演变为高科技战争或核战争，那即使是在开放的生存空间的条件下，人类也将会盲目地走向自我毁灭。所以，新时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坚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根本出路。

四、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徘徊与突破进路

20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将人类的命运拖向频临毁灭的边缘。这样的血的教训是19世纪的人们没有看到没有体验的，也是19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未能涉及的内容。仅就此而言，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应该比之19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更前进一步。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明确地打破了地球生存空间的封闭性，开创了人类伟大的航天时代。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登上了月球，第一次在地球以外的陆地上留下人类的足迹。尔后，尖端的航天研究又转向火星，实现了多次对火星的探测。1997年7月4日，美国 “火星探路者”号飞船经过7个月的飞行，顺利抵达火星。这是对火星的又一次探索，也是20世纪人类又一次高科技智力的展示。这证明当代的自然科学研究已经是多么的先进了，而相比之下，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大大地落后了。

与20世纪发达的物质生活形成鲜明反差的，还不是一些国家中的一些人表现出的精神颓废，而是巨大的战争恐惧。人类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能打仗，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曾起用了十几颗卫星；人类也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恐惧战争，因为稍有不慎，现有的核武器可以将地球上所有的人工建筑炸毁，使人类在强烈的无可逃脱的原子辐射中全部灭绝。人类如何有效地控制自己，这不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发达的物质文明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显然，科技越发达，给人类的生存造成的危险越大，这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除非麻木不仁，或自己欺骗自己，凡是敏感的人，面对现实的战争恐惧，是无法承受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精神压力的，人们无不希望能从战争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发展之后，相应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跟上，否则，人类将毁掉自己，不在战争中灭亡，就是精神崩溃。然而，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徘徊之中，没有能对20世纪出现的新情况做出新的认识。

事实上，经历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之后，人类才知道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是多么的落后。至今，人们仍将市场看作是不解之谜，似乎无形的手永远是无形的手，像魔鬼一样，主宰着经济人的命运。其实，对比一下，到底是火星难以预测，还是市场难以预测，恐怕任何人都应选择前者。可如今，经济学的研究苍白无力，对市场的底细根本看不透，所谓看不见的手，不过是经济理论研究不能达到应有的科学程度的自画像。在理性不足的前提下，国际市场上的盲目性造成一个又一个国家惨痛的经济损失。而且，即使在各个国家内，这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盲目也是存在的，也是经常要造成或大或小的市场损失的。市场不过是交易关系的代名词，有其复杂性存在，并无神秘性可言，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之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还停留在 18、19世纪的水平上，还恐惧看不见的手，是十分可悲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可悲仍是今天的现实，只是有些人并不感到无能，还在愚昧地玩弄着自己的经济学游戏。

真正使当代人产生困惑的，是用人与人的关系对社会发展的解释。尤其是，当人们看到柏林墙被推倒，看到苏联一夜之间解体，这种困惑就更为强烈了。尽管确实在奴隶社会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对立，在封建社会存在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但若是深究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对立，恐怕是不能用对立本身来作解释的，即用外部关系解释社会是缺乏科学性的，对这种解释的任何方面都不能深究。所以，有许多人在最初接受了这种解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感到用人与人的关系作解释是看不透社会的。这实质是无根基的解释，不讲人从何来，如何能阐释人的社会；更何况，先前只用人与人的关系解释的社会只是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对于遥远的古代社会基本没有涉及。所以，当人们发现用传统理论无法解释今天的社会现实时，当人们知道当今各个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共性时，不可能不产生思想上的困惑。而且，在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 “911”的暴恐发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兴风作浪，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更是感到十分的困惑。所以，毫无疑问，当代人类需要有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社会，当代人类需要走出困惑。

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在20世纪末，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突破性进展，即这个时代需要的创新理论和创新思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潮之中已经产生。事实上，本文充分地展开了对于创新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对于19世纪理论认识的反思，这些论述主要来自于我在22年前出版的《劳动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第1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再版）一书。22年来，并不是没有人承认这部著作认识的创新性和思想的超前性，只是由于此前长期以来对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创新意识淡薄，抑或未将基础理论的研究创新列为首要的任务，而使得这部纯粹学术性的研究著作至今还很少为外界所知。即使是在学界，很多的人在呼喊着思想必须冲破牢笼，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创新的同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早就尽到学术性研究责任的《劳动论》在20世纪末已经从根本上创新了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点，确定无疑地走在了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前沿。 《劳动论》不仅是本人的研究成果，更是代表了当代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就。

五、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

习近平同志说：“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因此，无论何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是一种对于科学理论的研究，而不能是教条的研究，不能是僵化的研究。只有科学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包括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创新和发展。在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还讲到：“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从当今时代的要求来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即必须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自觉地转换基础自然观，只有这样，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满足时代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在20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进展，就是从打破思维方式封闭性起步的，就是由转换基础自然观实现的。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5篇物理学论文，其中3篇对于后来的新技术革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爱因斯坦的著作中，显示出与前人不同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打破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在此前，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封闭的，只是限于封闭的地球有限的空间认识自然，从来没有科学家想过需要到人类生存的地球以外去认识自然与自身。爱因斯坦的伟大正在这里。此前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爱因斯坦给予了突破，他将人类的认识视野提升到了宇宙外层空间。虽然他一辈子并没有离开过地球，但是，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室是建立在宇宙太空的。由于爱因斯坦是从宇宙认识自然规律，因此，他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远远超过传统的认识，爱因斯坦代表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爱因斯坦时代。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直接引发了新技术革命，现在的电脑、手机、网络等等都不是牛顿的经典力学能解释的，这必须要用爱因斯坦的理论和量子力学理论作为认识的基础。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之后，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就是爱因斯坦的自然观。这是包括认识宇宙空间在内的大自然观，不是仅限于认识地球环境的小自然观。

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自觉地实现基础自然观的转换，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21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应该认识到，在当今新的时代，要跟上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研究、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自觉地实现基础自然观的转换；而且，学习、接受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人们，也同样需要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自觉地实现基础自然观的转换。在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自觉地实现基础自然观的转换之后，放开眼界和跟上自然科学发展步伐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就能够充分地认识到19世纪哲学社会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和21世纪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必要性。

总之，随着全球化智能时代的到来，21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界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思想从新技术改革之前进展到新技术革命之后，实现与时俱进，同现时代的自然科学研究者一样打破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实现基础自然观的转换，以创新精神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繁荣和发展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创新研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页。

②③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7注 [2]、39、41页。

⑥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01—202、51页。

⑧⑨⑩ 钱津：《劳动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6、427、428页。

（责任编辑 陈孝兵）

C1

A

（2017）01-0007-07

钱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