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铁

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历史脉络化
——MEGA与马克思研究

金寿铁

MEGA开辟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出发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的编辑不幸处于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纠葛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MEGA版的编辑步入正轨，并在新的原则下，得以全面重新编辑。这个原则就是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历史脉络化，它强调从其发生史的脉络中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从而也为后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波澜壮阔、彪炳千秋的世界性伟大工程，是国际学术思想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一件大事，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新阶段、新高度。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应当紧跟国际学术发展步伐，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尽早筹划、编辑出版中文版MEGA。这对于正本清源、回溯历史，对于重新发现、重新阐释、重新接近马克思，对于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导向意义。

MEGA；马克思；恩格斯； 《资本论》；脱意识形态化

引言

20世纪20年代，在列宁推动下，俄国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1870—1938）①开始主持编撰MEGA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die historisch-kritische 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 “MEGAⅡ”）。30年代，梁赞诺夫被流放牺牲，MEGA编辑出版工作随之夭折中断。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各国学者携手重操MEGA，陆续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即MEGAⅡ。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一种最权威的版本，MEGA的根本宗旨是全面、完整地编辑出版包括“书信”、“附录”和 “科学研究参考资料” （Apparat）等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所有原稿。

迄今已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两个版本MEW与MEGA。MEW版是以前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和前莫斯科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汇集的文本为基础，经过苏联核心政治圈审定通过后出版的版本。因此，该版被称作 “苏联版本”。与此相对照，MEGA版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历史考证文献版。MEGA总计114卷，迄今已出至59卷。马克思恩格斯原稿浩如烟海、散落世界各地。目前德国政府和国际MEGA编辑委员会正全力汇集散落于世界各地的马克思恩格斯亲笔原稿，预定在2020年出齐MEGA 114卷。

在西方印欧语系圈外，亚洲唯一参与MEGA编辑作业的国家是日本。目前日本东北大学的仙台小组正在参与编辑《德意志意识形态》（MEGA I/5）和《资本论》第2卷（MEGA II/12，13），其领军人物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委员、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部大村泉（Omura Izumi）教授。日本脱颖而出，得以参与编辑MEGA，绝非偶然。除了归功于日本各界为MEGA编辑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之外，日本各大学等研究机构得天独厚，藏有大量有关马克思文本的原始资料。例如，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创始人大原孙三郎（おおはらまごさぶろう，1880—1943）一向偏重工人运动史研究，热衷于收集这方面的第一手资料。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二战期间，他旗下的这家研究所财大气粗、先声夺人，不惜花重金从欧洲古董拍卖行收购了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以及相关资料。

在亚洲，继日本之后，韩国于2010年宣告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韩文版编辑委员会，决心 “开启韩国的MEGA时代”。该委员会由韩国东亚大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姜信俊（1954-）教授出任委员长，拟动员国内各大学留德回国人员投入MEGA编辑作业，预计利用10年时间，即至2020年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韩文版。像日本一样，韩国的马克思研究也有其自身深厚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研究体系。例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马克思学家、高丽大学郑文吉名誉教授就开始致力于青年黑格尔学派和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20多年来，郑文吉教授一直与MEGA小组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研究息息相关，为开启韩国的MEGA时代，推动韩国马克思学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②。

一、MEGA的命运：前世今生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MEGA编辑不幸陷于与党的意识形态的纠葛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后，MEGA编辑步入正轨，渐入佳境，在新的原则下，得以全面重新编辑。这个原则就是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历史脉络化。这是一种从其发生的历史语境中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维，从而为后世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确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标准。

2010年6月30日，在韩国中央大学《MEGA作业的新的接近与马克思再解释》国际研讨会上，柏林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罗尔夫·海克尔（Rolf Hecker）教授作了题为《MEGA规划的历史与意义：从成立到1990年》的主题演讲。他的演讲中，特别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的是MEGA规划自身跌宕起伏的命运。从成立到1990年，MEGA一路风雨飘摇、前途未卜。虽然这一规划本身是作为前苏东党的规划而出台的，但它并不是 “公认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宠儿”，而且也不是 “与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风格很合拍的规划”。因此，MEGA生不逢辰、命运多舛，始终处于意识形态与事实之间、党的路线与 “事实本身的描述” （Darstellung der Sache Selbst）之间紧张对峙、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中。海克尔教授把这种互相龃牾、相互抵触概括为 “科学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之间的紧张对峙”。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6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Бухарин,1888—1938）的公开审判，担任MEGA规划的研究人员大都被肃清，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20世纪70年代，当重新提起刊行MEGA时，在劫后余生的研究人员中，这一历史惨剧仍像噩梦一样阴魂不散，仿佛成了一种可怕的禁忌。那么，在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中，究竟什么东西使这种看似非政治的、无害的事情将其担当者们驱向死亡之路呢？这是斯大林时代发生的一件特殊的悲剧性事件。尽管MEGA出版物的性质本身无可厚非，但其存在本身蕴含着某种效应，即潜移默化地对当时的马克思乃至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发挥影响力。因此，作为一种 “如其所是” （as it is）的科学研究，MEGA不得不经受某种 “耶稣受难剧”般的严酷试炼和洗礼③。

根据海克尔教授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的原初出版理念可上溯到1911年，即马克思死后30年的1911年 “维也纳出版规划”。维也纳出版规划的精神支柱与核心人物是梁赞诺夫。这个全集最终还是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财政困难、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外部状况以及德国社民党的能力所限等因素。这之后，直到1990年以后展开整合重组之前，MEGA的发展一直与党的路线的 “紧急情况”紧密交织在一起。

1917年俄国革命后，在列宁的推动下，1921年成立了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梁赞诺夫被任命为首任所长。3年后，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委托梁赞诺夫出版文集形式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样，在梁赞诺夫主持下，1927年出版了MEGA的第一个分册。但是，在斯大林统治下，随着孟什维克著名经济学家艾萨克·鲁宾④被捕，1931年梁赞诺夫被罢免所长职务并开除出党。从阿多拉茨基⑤正式接任所长以后，研究所的路线发生了急剧变化。研究所成为党的宣传活动的窗口，进而与列宁研究所合并，在党中央委员会的监督之下，从事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批判。从下述两个事例中，也可感知到这个变了味的研究所的性质：一方面，该研究所与考茨基编辑的《资本》针锋相对，首次出版了3卷新普及版《资本》以及马克思家庭书信。这些说起来无非是借题发挥、渲染氛围，以构筑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攻击的一环。另一方面，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该研究所将研究所书架上所有关于马克思 “私生子”⑥的文献记录统统撤掉销毁，使其灰飞烟灭、不留一丝痕迹 。

1936年以后，刮起新的肃清之风，外国研究人员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1938年作业中的编辑文件从档案中消失得荡然无存。当其时，布哈林事件极具悲剧性。他依据斯大林的直接指示，试图搜寻巴黎、哥本哈根等地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以便掌握全部资料。但是，由于德国社民党通过阿姆斯特丹研究所获得了这些资料，他的努力付诸东流。不料，在对他的公开审判中，这件事使他再背上一项 “里通外国”的罪行。1938年他以与孟什维克思想家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⑦“合谋串通、投敌叛国罪”而被处决，同年，首任所长梁赞诺夫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决。这种恐怖厄运很快席卷MEGA研究人员，其中大部分要么被处刑，要么消失在斯大林的古拉格集中营（Gulag）中。

因此，即使在赫鲁晓夫上台乃至非斯大林化的苏共二十大以后，少数幸存者也对上述事件谈虎色变、三缄其口。在东欧圈内，同样心有余悸、只字不提，有关MEGA的讨论继续被视为禁忌事项。1950年初，在莫斯科开始以新的俄文版形式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应该说，这成了德文版（1956—1968）编辑的基础，成了全世界通用普及版全集以及选集的基础。但是，这部全集也未能摆脱当时的政治利害关系。

海克尔教授指出，一开始，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也不得不严格遵守来自莫斯科的指令。编辑资料由莫斯科圈阅后，专门送往柏林，导致柏林根本无法利用所需的所有资料。其结果，编辑中落下了与俄国的秘密外交、波兰问题等，甚至这些所谓敏感内容在年代记中也没有被提及。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框架不太合炉，所以，后来才勉强作为补充分册（Ergǎngzungsbǎnde）编入普及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 Engels Werke，简称MEW）之中。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也开始逐渐形成自身独立的研究基础，关于发刊批判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的想法也日趋活跃、日渐成熟。

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1964年，这一规划逐步具体化。1972年通过制作试验版，并经过国际讨论而确定了MEGA的编辑原则。第一，作为与国际编辑通用标准相符的编辑原则，首先是绝对完整性的原则。第二，不仅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发刊的著作，还编辑一切草稿、草案、摘录、笔记、演讲、对话、工人运动相关文件、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往来，甚至还包括作为其收信人的第三者的书信。第三，严格地维持年代记的排列顺序。第四，正确再现原始文本（包括维持当代正字法）。第五，提示现代变体（Variants）。第六，广泛的注释，等等。尽管这些编辑原则受到了莫斯科党中央的强烈排斥，但还是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海克尔教授强调，这是巨大的进步，弥足珍贵。

这就是说，在全集出版内容中，与党的官方宣传活动相距甚远的内容变得可以合法地编入其中。这也从侧面表明，力图证明党的领导人的政治、经济决定意图的适当性是一回事，力图致力于历史—批判编辑及注释作业是另一回事，想要把这两回事相互协调起来绝非易事。MEGA旨在把马克思恩格斯“如其所是” （as it is）地呈现给读者，显然，这一宗旨与当时铺天盖地的猖獗宣传口号和意识形态观念背道而驰，最终也不受党的理论家们的欢迎。作为典型例子，海克尔教授列举了马克思《资本》第2卷草稿（MEGA II/4.2,Berlin 1992）与经恩格斯编辑的《资本》第3卷（MEGA II/15,Berlin 2004）之间的种种差异。实际上，在MEGA2版编辑出版过程中，光是《资本论》第2、3卷，所澄清的错误就多达5000多处。单是附录，对被修订处作出说明的篇幅就多于原来《资本》的篇幅。海克尔教授不无感慨地说道：对于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所整理的马克思笔记，我们通过数字技术复原了其中被删除的部分， “发现恩格斯随意替换的东西也很多”。因此，他有理由强调，在MEGA2版全集刊出之前，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处于一种 “悬而未决的未完成状态”。

鉴于1989年苏东解体前的状况，一旦涉及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不啻捅马蜂窝，势必引来轩然大波。而如今由于MEGA编辑的 “完整性”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开始浮出水面，凸显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同观点。在其他地方，同样凸显了两人的差异，因此，并非像这期间苏东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谈论的那样，两人的立场总是铁板一块、高度一致⑧。在此背景下，MEGA为这种讨论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资料上的坚实基础，从而能够履行一种冲破思想牢笼，摆脱教条主义的机能。海克尔教授承认，当时，作为党的一员，研究人员为党提供一种 “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而倍感骄傲，而这种立场部分地对MEGA序言或对注释、索引作业等产生了影响。

但是，前东德解体后，在MEGA研究人员中渐渐产生了新的编辑渴望，即如何响应读者对学术版本的要求，如何形成国际化等问题。那么，应该如何看待MEGA？海克尔认为，虽然迄今是否应该把MEGA视为不同的历史—批判编辑之一，是否应该以这种方式对待和处理马克思恩格斯学术遗产并非不言而喻、显而易见，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这就是，MEGA的编辑现在不应在任何政党的旗帜下实施。

2010年6月30日，在韩国中央大学《MEGA作业的新的接近与马克思再解释》国际研讨会上特里尔马克思研究中心主任比垂克斯·波维尔（Beatrix Bouvier） 教授以《脱政治化与国际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批判研究及其发现》为题，回溯了1990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的编辑情况。虽然她的演讲没有直接点明，但是，她所倡导的MEGA编辑方法论就是一种 “脱近代文本理论”。在她看来，从与党的权威的冲突之中，MEGA编辑最终复归到作为 “事实本身”的文本，这一点酷似中世纪文本理论从圣经解释批判出发，复归于解释当事者之间的差异游戏。

1990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辑迎来新生，走向整合重组。1990年1月，在阿姆斯特丹，受柏林、莫斯科两个研究所的委托，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调查研究所（IISH）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⑨财团的特里尔卡尔·马克思研究中心（KMH）设立了马克思恩格斯财团（IMES）。在宪章中，将财团的目标表述如下：在纯粹科学基础上，政治上独立地对一切出刊的资料、手稿以及书信往来等继续进行历史—批判的编辑。IMES拥有出版权，在国际协力之下，正在继续刊出作为学术版本的MEGA，即柏林和莫斯科的MEGA小组、特里尔和艾克斯普罗旺斯的德法小组以及日本、丹麦、美国小组等各自从事的不同阶段、不同内容的编辑工作。

1993年，MEGA被纳入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的规划。从此，MEGA在其历史上首次得到了科学院的后援。发行出版社也由前东德共产党（SED）的官方出版社 “狄茨出版社”（Dietz Verlag）转到 “学院出版社” （Akademie Verlag）。有兴趣的读者为这一新的变化欢呼喝彩。因为这意味着MEGA编辑终于达到了脱政治化、国际化以及高度的学术水平。由于脱离狄茨出版社，另与学院出版社结盟，使文献学从与名声不佳的党的理解的结合中正式切割脱钩。“作为古典中的古典，如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维兰德、福斯特⑩、阿比·瓦尔堡⑪等人的全集并列在一起。”⑫

总之，用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的话来说：“顾名思义，MEGA是一项世纪规划。它的起源、它的失败以及它的复活都活生生地显示了20世纪历史的悲剧。”⑬

二、MEGA新原则以及与MEW的差异

随着MEGA的结构调整，编辑内容的前提也被转换。通常这一新的倾向可概括为科学化。科学文献史代替了政治意识形态决定。在内容视角上，关注历史环境研究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作品思想史的脉络化成为MEGA的新的编辑方针。在经验意义上，关注历史环境研究意味着该时代话语的广泛重构。在理念哲学意义上，思想史脉络化与编辑路线、方针、政策相关联。由于这一脉络化牵涉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所以不能只限于泛泛研究，而应全面重新检验。因此，复合体的重构和可变更的历史 “位相” （Phase）代替了党和学校的定义结构和线性结构。

在此意义上，重要的是，我们再也不应把马克思视为脱离时代背景的新的世界哲学的 “孤独代表者和创造者”。相反，重要的是，把他置于自身时代文化背景中，将他视为19世纪政治、思想史话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文本编辑以及MEGA的所有三分册注释都是依据这一目标来进行的。这一编辑新方向与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的新的客观接受方向十分吻合、高度一致。为此，在前述演讲中，波维尔教授有意识地将MEGA与MEW作一比较，指出两者在内容与形式上的重大差异⑭。众所周知，这个MEW遵循俄文版编辑，出版于1956—1968年间，在世界范围内流通了700万余卷。用编辑专业术语来说，本版的特征是 “首尾不一，暧昧模糊”。作为普及版、学习用书，MEW向读者提供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业已完成的著作、文章以及经过挑选的草稿、草案和他们的全部书信。不仅如此，MEW首次出刊了执笔年代不详的1,700个文件、文章以及寄给第三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波维尔教授认为，MEW的另一个特征是 “党派性”。例如，在编辑者序言中这样写道：编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提供旨在抵抗资本主义奴隶制的无产阶级的一切思想武器。她指出，基于这种党派性的编辑活动最终损害了编辑的客观性。换言之，MEW旨在提供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所以有意识地取舍文本，即合则用，不合则弃。在此，波维尔教授所提示的被排除的文本是指其他人寄给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信件。马克思《18世纪外交史中的解放》也属于这种事例。在最初内容构成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排除在外，后因东欧圈学者们的多方抗议，这部手稿才勉强作为补充分册出版。在波维尔教授看来，在MEW编辑中，这种带有党派性、意识形态污染和政治动机的解释方针导致一系列错误注释的插入，严重阻碍了MEW恰当的历史脉络化。有一个典型例子证明这一点：说什么由于恩格斯关于军队历史的著作 “伤害了俄罗斯民族的自尊心”，所以得不到充分的评价云云。

无独有偶。不单在东欧把马克思其人其说视为意识形态范畴，而且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把马克思其人其说视为意识形态范畴。例如，1989年以前，德国或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一家关于马克思的研究所。荷兰藏有相当一部分马克思的思想遗产，而马克思在英国度过了一生许多时光，但这两地都没有尝试编辑内容广博的马克思著作批判文本。德国历史学家、社会主义阵线创始人维尔纳·布鲁门贝格（Werner Blumenberg,1900—1965）指出， “19世纪最强有力的思想权威”马克思被排除在古典思想家标准之外。这期间，东德共产党（SED）的MEW编辑演变为西欧标准编辑，而在西德为学习目的起见，或者为订正、修订东德版起见，重新编辑出版了若干卷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鉴于此，波维尔教授斩钉截铁地说：MEW始终存在于 “政治纠纷领域”之中。

那么，MEGA与MEW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哪里？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作为MEGA本的《资本》的诸版本以及刊载着它们的先行作业、准备作业的第2部。第2部有助于读者就《资本》编辑中恩格斯编辑上的介入与马克思的草稿做一比较检讨。由于这些版本上的种种差异，读者不得不重新审视《资本》中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而通过MEGA恰恰可以重新检验已经讨论过的许多问题是否完整、是否需要进一步检验。进一步讲，从文献史视角，通过MEGA可以一路追踪马克思文本接受中恩格斯最初达到了何种程度的影响。此外，只是现在才有可能衡量在《资本》3卷中，恩格斯凭借介入手段，在何种程度上强调了资本主义体制的崩溃问题。

除此之外，第1部21卷作业也凸显了MEGA与MEW的本质差异，其中报告了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活动。如果把19世纪视为全球化时代的序幕，那么这方面，第一国际与马克思的活动可以唤起人们一股新鲜的回忆和关注。21卷的编辑者把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作品、文章、演说以及草案等统统置于该时代欧洲抵抗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此外，在其他已出版的或即将出版的MEGA作业中，特别吸引读者眼球的是第1部7卷至9卷的3卷分册。这些分册包括了1848—1849年革命时期出版的《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文章，其中，读者可以辨认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140篇新的文章。进言之，总计301卷报纸全都被数字化，均可用于编辑作业。借助于此，读者一边可以把作为编辑者、辅助编辑者以及激进民主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从前的版本，特别是MEW 5、6卷中的有关思想内容作一比较，一边可以根据可检验的标准予以重新评价。

MEGA的新编作业中，除了第2部《资本》作业之外，令人感兴趣的还有I/5的《德意志意识形态》。2004年担当这一作业的法国—德国编辑小组在中断其作业后，首次将他们有关费尔巴哈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发现重新编辑刊发在《马克思恩格斯年鉴》（Marx Engels Jahrbuch）第一分册中。但是，像以前一样，I/5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会被编辑为自我完结的文本。所谓自我完结的文本是指内容全体在一个主题下构成一个统一的结构。根据波维尔教授的解释，之所以不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为自我完结的文本，是因为这方面压根就没有文本上的论据。无论1845年春天还是秋天都没有以两卷分册出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任何证据。马克思恩格斯 “从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论文出发，开始了他们对后期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批判。其草案部分地可按现存原始草稿加以重新构成。因此，草案、笔记以及短篇誊清等被提示为最初独立文本的证言，并且只按笔者留下的方式加以编辑。以前的编辑们按照自身的假定和解释，以 ‘I.费尔巴哈’为题，把这些文本擅自捆绑为一章。对此，波维尔教授断言，这些编辑受到了这样一种政治意图的影响，那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地形成了唯物史观⑮。众所周知，至今从未出版过马克思恩格斯草稿汇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⑯因此，波维尔教授披露了与迄今截然不同的新的编辑方向，即一仍其旧，保持文章原貌：“根据确定的文献学范式，MEGA编辑团队并不修正或继续进行笔者自身所没有完成的东西。”⑰

因此，波维尔教授明确指出，MEGA的编辑原则是原封不动地、原汁原味地提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文件。与此相应，以前的标准、典范或属于核心作品的参照文本归于土崩瓦解。借助于此，在系统概念视角中本质性地显现的那些作品现在呈现出一幅单纯的躯干雕像。另一方面，她还凸显了MEGA中的重新构成侧面，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第3部书简之中。一旦马克思恩格斯写给第三者的书信（总计14，920件）得以出刊，将会凸显出当代对话乃至抵抗运动的网络。这样一来，一直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马克思的观点将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此外，她还透露，在4部中，未出刊草稿，特别是危机笔记（1845—1850）、伦敦笔记等尚在继续编辑之中，可以期待，这些文件的出刊将更加清晰地显现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于是，她总结说：MEGA及其编辑研究正在对马克思文本接受和解读确立一个新的基准。

如上所见，波维尔教授提示了MEGA借以处理文本的一个普遍原则。这一原则依据解体与重构这一现代文本理论，以坚实的历史事实本身突破 “理念支配”这一单纯的概念操作。可以说，这一文本理论带有某种 “即物主义”⑱精神，即 “听任事态自身说话”。文本自身言说的东西与研究者自身试图从文本中获得的东西彼此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换言之，应当把研究者的如意算盘 （Wunsch Denken）与文本自身严格区别开来。事实上，努力抑制这种一厢情愿的搏动也是科学家的一种美德。

三、关于《资本》2卷的恩格斯编辑草稿（MEGA II/12，13）

2010年6月30日，在韩国中央大学《MEGA作业的新的接近与马克思再解释》国际研讨会上，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教授围绕由来已久、争论不休的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发表了另一主题演讲：《关于 〈资本〉2卷的恩格斯编辑草稿（MEGA II/ 12，13）》。结合自身编辑的实际经验和体会，他强调指出，MEGA不仅开启了文献学研究的新视域，而且开启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视域。作为国际MEGA编辑委员会委员，大村泉教授属下的仙台小组正在编辑包含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资本〉2卷编辑草稿（1884—1885）》的MEGA第2部12、13卷。这个编辑小组借用他执教的大学地名称作“仙台”小组。下面，就围绕他在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学术大会上所作演讲要点，概括一下关于《资本》第2卷恩格斯编辑草稿（MEGA II/12，13）中一些令人感兴趣的内容。

在出刊《资本》1卷（1883）3版之后，1884—1885年，恩格斯从马克思的7个不同草稿中编辑出了这个草稿，并经誊清后出刊了 《资本》2卷（1885）。2005年11月前者在柏林作为MEGA II/12出刊；2008年10月后者在柏林作为MEGA II/13出刊。大村泉教授认为，这个小组的主要关注点是，通过MEGA尽可能正确地修复恩格斯的编辑草稿。他把这个小组所要遵循的MEGA最重要的原则表述如下：“MEGA是展现马克思恩格斯全体文字遗产的最初版本。……MEGA清晰而广泛地展现文本上的发展。MEGA经常以变体索引方式记录并呈现从草稿到作为各种付印的正本的发展。”⑲那么，在他们所处理的恩格斯《资本》2卷作业中，这些发展是怎样呈现的呢？据考证，恩格斯直接撰写了约30页关于《资本》2卷的编辑者草稿。草稿的大部分听写者是他的秘书奥斯卡·艾森加滕⑳。恩格斯每晚将这些解读过的草稿口授给他，然后校正这些变体（Variantion）。由于这种解读和校正，出现了许多变体：一、重写；二、删除；三、插入；四、翻译，等等。

变体索引：仙台小组将通过变体索引所解读的变体一一排列起来。12分册文本的页数为481页，而变体的页数为307页。其中，他们使用最新情报信息，解读了从前无法解读的许多东西。MEGA记录了所有重写、删除之处。特别是，紧密追踪 “被擦掉的痕迹”。重现用橡皮擦掉的铅笔字迹绝非易事。在恩格斯编辑草稿301页左侧两种形态中，用橡皮擦掉的前两行字迹是单凭肉眼或单色复印所无法解读的。但是，仙台小组却利用最新图像数据处理（Image Data Processing）技术，使得有可能解读这类被擦掉的字迹。通过这一过程，马克思原来书写的地方、恩格斯后来润色的地方就像曝光了一样，鲜明地显现出来。

那么，在《资本》编辑中，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是怎样呈现的呢？ 《资本》2卷的恩格斯编辑草稿是对马克思7个草稿进行的编辑。在大村泉教授看来，在此问题上的焦点是 “通过这一编辑，实际上，恩格斯是否忠实地遵循了马克思的最终意图”？在《资本》2卷的 “普及版” （Volksausgabe）中，考茨基首次提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只是涉及《资本》2卷。根据仙台小组的研究，即使在恩格斯所编辑的《资本》1卷文本（MEGA II/5～II/10）中，马克思的最终意图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恩格斯编辑了《资本》1卷3版、4版，并且亲身体验了英文翻译。但是，如前所述，这些文本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恩格斯一边准备德文编辑，一边不得不用法译修正辅助文本代替德文2版的有关文本。然而，在3版序言中，他自己却宣称：“在无法确信作者自身也会那样做的情况下，一仍其旧，一字未改。”

具体而言，马克思草稿与恩格斯编辑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关于《资本》1卷的变化索引：MEGA II/8（1989）出刊了一个重要目录，即《资本》1卷中的变化索引。在此，一边指出马克思2版德文本的有关句子，一边详细而特别明确地指出了应为法译文本所替代的部分。大村泉教授缜密对比分析了柏林研究人员的马克思目录与3版、4版以及英文翻译。令人惊讶的是，在编辑《资本》1卷的第3版中，恩格斯并未使用这一目录。

《资本》1卷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1877年马克思为翻译补充之便，给美国的左尔格㉑寄去了誊清单子。尽管如此，恩格斯在准备4版时，几乎没有考虑这份单子。因此，大村泉教授认为，即使在4版文本中，马克思的最后意志，他关于如何修正德文第2版文本的意志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

卡尔·埃里希·沃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博士：MEGA II/4.2，II/14和II/15。在有关《资本》3卷的著名论文《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话语中吗？》（Marx in Marx’s word）中，沃尔格拉夫博士写道：在这个印刷本中，马克思原始文本的1/3发生了变更。在MEGA II/4.2，II/14、II/15中包含有关于《资本》3卷的马克思的所有草稿以及由恩格斯编辑并付印的所有这些草稿的版本。

三种其他目录：在编辑两卷MEGA分册时，仙台小组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即与《资本》2卷相关，迄今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文本论据仍存在重大错误。这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仙台小组认为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在此编辑中，恩格斯是否遵循了马克思草稿中的结构与题目？第二，在这个编辑中，恩格斯使用了马克思哪些草稿的哪些部分？第三，恩格斯所编辑的草稿与马克思的草稿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因此，在准备MEGA II/12的时候，仙台小组制作了结构比较目录。

结构比较目录：结构目录决定两个概念的一致与否。在这个目录中，就所有部分、章节的题目，大村泉小组的仙台小组都对照了恩格斯编辑版与马克思的7个草稿是否彼此一致。

来源目录（1）：来源目录关注恩格斯编辑版中怎样使用了马克思草稿的哪些句子。换句话说，恩格斯是否变更了原始文本的顺序？在哪些部分中，恩格斯删节或压缩了马克思的原始文本？如此等等。

来源目录（2）：在清单中，仙台小组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其结论如下：第一，恩格斯编辑文本的提示顺序与马克思自身的原始文本的顺序不相符合。第二，两者之间，存在多达700处以上的中断。

差异目录（1）：差异目录详细记录了恩格斯编辑草稿与马克思草稿之间的差异。大体上，这些差异可分为三类：第一，出自重写的差异；第二，出自抹掉的差异；第三；出自删除和补充的差异。

差异目录（2）：“重写”：在恩格斯版中，马克思草稿中的 “生产周期” （period of production）被更换为 “生产方式” （mode of production）。

差异目录（3）：抹掉的东西（删除）：马克思草稿中 “从单纯消费的观点上看，所有收益都是纯收益”这一句子在恩格斯编辑的19章某一段落中被删除。

差异目录（4）：插入或补充：称作流通资本的东西，即MEGA II/11，第143页、15页。在这种情况下，在10章一部分中，被插入了文章 “我想叫流通资本的东西” （Was ich Cirkulationskapital nennen will.）。“流通资本” （Cirkulatinskapital）是《资本》2卷2部《资本周转》的核心单词。在流通过程中，这个资本意味着固有的资本形态，是凭借交换手段的形态变化所固有的。正因如此，才会有与生产资本这一生产过程的固有形态相区别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等。

流通资本（Cirkulationskapital）：这一关键词确实起源于恩格斯。他在编辑者草稿中，使用了这一用语10次之多。根据仙台小组的周密研究，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单词未被使用。照他们说来，马克思以四种不同的意义使用了 “流动资本” （circulating Capital）一词。显然，为了避免因“流动资本”（circulating Capital）这一用语固有的多层意义所产生的误解，恩格斯偏爱 “流通资本的循环” （circulation of capital circulation）这一用语。仙台小组把这一点作为 “恩格斯的贡献”另当别论。

5，000以上的差异清单：这个目录汇集的差异总计5，000以上。为什么产生了这么多的差异？根据仙台小组的研究，所有马克思的草稿仍然都不完整，所以每当重写（rewriting）文本（包括其布局）时就产生各种差异。其结果，新旧版本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恩格斯之所以不得不介入马克思文本，是因为他是从这7个草稿出发编辑他的编辑者草稿的。但是，在MEGA II/12中，他们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些差异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而是认为，应由研究者自己来讨论由于马克思草稿与恩格斯编辑文本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理论问题。

在MEGA II/13的编辑者序言中，仙台小组记录如下：

第一，在《资本》2卷中，为了马克思的《资本》2卷，恩格斯从第四草稿出发，编辑了最后两章，5章、6章和它的第一部分以及开启之章，7章、8章和它的第二部分。但是，他所应使用的草稿不是第四草稿而是第二草稿。因为第二草稿是在第四草稿后执笔的。因此，从恩格斯编辑的《资本》2卷中，读者无法读取马克思的理论发展。

第二，在准备《资本》2卷的第三部分20章时，恩格误以为马克思变更了此章的根本概念。他在此章的文本布局顺序中犯了错。在MEGA II/13序言中，仙台小组详细探讨了这一点。

索引记录：此外，在MEGA两分册中，追加了庞大的注释。在包含有《资本》2卷的MEW 24分册中，只带有25个注释。在此，仙台小组加上了600个以上的说明。与主题索引有关，MEW 24卷中只收录了240个关键词，而在MEGA中收录了700个以上的单词。

最后，在全部《资本》3卷中，仅仅出现过一次 “资本主义”（Kapitalismus）。在主题词索引中，研究小组指出这一点并在说明中写明了这一点。总的来说，MEGA第2部《资本》2卷恩格斯编辑本与马克思原初草稿之间的差异令人震惊、大跌眼镜。因为它不仅打碎了所谓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统一性”这一悠久命题，也因此产生了 “危机论”等新的不得不重新检验并研究的诸多政治经济学主题。

事实上，马克思从未强调，所谓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必须发生于实践方面。从马克思《资本》的独特结构中也可看出，他从未 “预言”未来。通过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研究，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体制濒于崩溃的内在条件，但他关于未来的谈论只是在 “否定之否定”这一抽象的框架中，仅仅作为一种 “历史哲学”极其克制内敛地显现出来。

结论：MEGA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

行文至此，读者能否断定已经与 “真马克思”相遇，已经知道了关于马克思的一切呢？迄今在总计114卷的MEGA中，业已出版59卷，尚未出版55卷。鉴于MEGA已出版部分与未出版部分大体持平，其答案大体上意味着 “是与否”各占一半。

对于MEGA的效应和现实性，人们持有各种各样的新的评论和诸多争论，可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对此，海克尔教授这样解释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把马克思从 ‘党的圣徒’的基座中推倒，将其升入古典思想家的行列之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收到 ‘荣誉坟墓’，也不意味着因此他作为 ‘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被归化在资本社会之中。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马克思将被视为被压迫阶级解放的辩护者，将被赞赏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与此同时，这一点也恰恰证明了他的分析和理论的现实性。当然，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近马克思并提出新的问题，从而也能够发现新的马克思。”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关于马克思的文学财富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异彩纷呈，甚至出现了电影改编的《资本》，造就了 “新马克思文艺复兴”的传奇。与此相对照，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却日趋表面化、图示化、停滞化乃至妖魔化，以致被戏谑为 “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平心而论，之所以造成如此僵化、凄凉、阴暗的景象，除了一些其他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于研究原则不合时宜、研究方法严重滞后。为了摆脱这种单调、低迷、荒芜的困境，重新开辟学术发展新途径，从 “凭空想象、自我杜撰”转向并强化文本研究、文献研究已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学术路径㉓。倡导文本研究，面向事实本身，就是强调应该把文本作为一切研究的基础和根本学术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版的编辑出版是一项波澜壮阔、彪炳千秋的世界性伟大工程，是国际学术思想界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一件大事，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新阶段、新高度。正如海克尔教授指出，“与MEGA一道重读马克思”，不仅有助于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马克思，即 “作为批判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记者、政治家的马克思”，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领悟 “马克思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重新理解和评估马克思传记”。因此，在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首先需要的是 “面向事实本身”的文献学资料以及发生史的研究，而这些资料和研究又获自其脱政治化、脱意识形态化、历史脉络化。只有超越特定政治派别的利益，通过对原始历史脉络的文本探求，我们才能聚焦并越过19世纪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一道走新路。

与此相关，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学界，“马克思学”㉔这一国际马克思文献学研究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至今日，在一部分学者中， “马克思学”仍被等同于一种“偏见”、 “谬论”、“歪曲”等的代名词。限于篇幅，在此笔者无意对 “马克思学”另行展开具体讨论并为其辩护正名，但想提请学界关注与MEGA原则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学”的两项研究原则：一是，对马克思学说的 “正本清源”；二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 “科学中立性”㉕。在此，所谓 “正本清源”意味着马克思研究应回到马克思那里去， “让马克思说马克思”；所谓 “科学的中立性”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应采取一种严格的、不掺杂个人情感的、客观公正的职业学术态度。说到底，这两条原则就是 “实事求是”原则在学术研究中的具体再现。说到底，如同实事求事一样，“正本清源”、“科学的中立性”也是最大的党性㉖。在此意义上，良知、党性和科学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然而，对于那些先入为主、生搬硬套，把扭曲变味的 “马克思主义党性原则”奉为圭臬的 “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党性与科学性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关系，即 “讲党性就不能讲科学性，讲科学性就不能讲党性”㉗。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科学而侈谈党性的人，肯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抛弃科学性才能维护党性的说教，肯定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伪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党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一旦放弃对马克思学说的 “正本清源”，一旦抛弃 “科学中立性”，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资本主义体制与生活方式的批判，对新的经济体制与文化模式的设计等都将背离 “客观性”这一科学的最高准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也只是虚幻的空中楼阁、海市蜃楼罢了。

通过1990年以后的整合重组，MEGA犹如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终于走上了脱意识形态化、历史脉络化以及学术化之路。这是与马克思研究的国际标准相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共识性、规范性、约束性等特点，从而也为我国学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研究尺度。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能进步。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曾受到前苏联研究形式和模式的深远影响，然而，令人痛心疾首、发人深省的是，改革开放数十年后的今天，总体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未超出前苏联研究形式和模式。究其根本，是因为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忽略乃至无视文本研究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本人原始思想的极端重要性。

有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MEGA恰恰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一条新路径：“脱意识形态化、学术化、历史脉络化”。MEGA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的出发点。MEGA的编辑作业恰恰提供了面向事实本身，面向马克思文献本身的文本研究范例。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应当紧跟国际学术发展步伐，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尽早筹划、编辑出版中文版MEGA，这既是马克思研究的使命召唤，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由之路。惟其如此，才能正本清源，重新发现、重新阐释、重新接近马克思；惟其如此，才能回溯历史，全面、准确、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 达维德·波里索维奇·梁赞诺夫（David Riazanov, 1870—1938），俄国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20世纪20年代率先主持编辑MEGA，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史上MEGA编辑的先河。1921年梁赞诺夫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所长，后被流放，1938年在斯大林的恐怖中牺牲。具有深远意义的是，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普及版。在这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梁赞诺夫明确指出：只有编辑出版 “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的完整版本并附上历史考证性评注……才能称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当之无愧的纪念碑，才能成为大家全面学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② 参见 [韩]郑文吉：《韩国马克思学的视域》，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04年；郑文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首尔，文学与知性社，2010年。

③⑮⑰⑲[韩国]国际学术大会资料集：《MEGA作业的新的接近与马克思再解释》，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首尔，2010年，第101、107、107、128页。

④ 艾萨克·伊里奇·鲁宾 （Isaak Illich Rubin,1886-1937），20世纪20年代，被公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方面的权威，其代表作是 《马克思价值理论论文集》（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出版于1924年。1937年鲁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处死。

⑤ 弗拉基米尔·维克托罗维奇·阿多拉茨基（Vladimir Viktorovich Adoratskii,1878—1945），苏联历史学家、哲学家，1932年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⑥ 此处指马克思的私生子弗里德里希·德穆特（Frederick Lewis Demuth,1851—1929），昵称弗雷迪(Freddy)。马克思与女仆海伦·德穆特于1851年6月23日所生，但由恩格斯出面认养。体型上酷似马克思，但缺乏教育和栽培，是一位汽车机械师。1929年逝世，享年78岁。恩格斯在他死前觉得有必要向马克思后人澄清私生子一事。由于他患喉癌已经不能说话，他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亨利·弗里德利希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 [马克思最小的女儿艾琳娜·马克思]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这个纸条，曾经在前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轰动一时。参见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顺便提一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前苏联和中国在翻译《马克思传》外文版时，通常都删去马克思曾经跟自己的女仆私通有过私生子以及恩格斯忍辱负重替马克思背负风流债的轶事。

⑦鲍里 斯·尼 古拉 夫 斯基 （БорисИван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1887—1966），俄罗斯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行动家、档案和历史学家，20世纪初成为孟什维克派別中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⑧ 事实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维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一致性（统一性）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之一。其理由是，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宣称，过去40余年间，几乎两人所有文字，都曾经过彼此交换阅读和讨论，例如，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两人共同作业的结晶，所以彼此情投意合，并无立场差异。MEGA的意义恰恰在于通过严密的文献考证，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揭示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立场差异与共同点。

⑨ 弗雷德里希·艾伯特 （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

⑩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 1879—1970），20世纪英国作家，其作品包括六部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几部传记和一些评论文章。

⑪ 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1866—1929），德国艺术史家，他对艺术史和文化史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建立了瓦尔堡图书馆。

⑫ Vgl.Frankfurt Allgemeine Zeitung,7.Oktober 2008.

⑬ Vgl.Die Zeit,25,Februar 1999.

⑭ 1953—1983年，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50卷，53册）。1986年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已着手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约60卷左右）翻译出版工作。众所周知，这两个版本的底本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版。

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页。

⑱ 即物主义 （Sachlichkeit），又译作“写实派”、“实际主义”等，渊源于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一种艺术流派，是对当时主观表现主义的一种激烈反弹，主张尊重客观合目的性与实用性。

⑳ 奥斯卡·艾森加滕（Oscar Eisengarten），恩格斯的秘书，原为莱比锡的排字工人，后因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出德国而流亡伦敦。

㉑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Friedrich Adolph Sorge,1828—1906），德国共产主义者，后移民美国，美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第一国际领导人之一。

㉒ Vgl.Rolf Hecker,Marx mit der MEGA neu lesen, Beitrag von:RedAktion,kominform.at,05.05.2008.

㉓ 关于文本研究与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关系问题，参见聂锦芳：《文本研究与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光明日报》2015年8月20日。

㉔ “马克思学” （Marxthologie），国际学界对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和思想的文献学研究。这个词最早由法国马克思学家M·吕贝尔在50年代正式提出，由马克思加上希腊文表示学科或科学的Logos构成，即Marxo+Logus= Marxologie)。此后，由德国马克思学家 I·费切尔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1954）和吕贝尔主编的《马克思学研究》（1959）先后创刊，最终促成了马克思学的形成。

㉕ 参见梁树发：《西方马克思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1期。

㉖ 参见吕晓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载于《人民日报》2016年6月27日。

㉗ 参见宫希魁：《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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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寿铁，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四平，136000；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林长春，130033。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