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善因

我的校长王造时

肖善因

王造时

1943年，我10岁,考入县立初中——安福中学。从家中出来，需要步行30里山路才能走到县城。那时没有铁路、公路，只有一条稍平坦些的小道，曲折穿过崇山峻岭。其中经过一处老虎坑，此处周围都是悬崖绝壁，树木参天，时有野鸡飞翔于上，野兔奔驰于下，夏夜乘凉，常听见老虎啸声，数公里外传来，很是怕人。随后又经过葛洲、连岑等处，十里长亭，县城便在眼前。

北门进城，有一石拱桥，名叫风林桥，卧于城北卢水河上。据说，这是一座古桥，宋元时这里是浮桥，明清两代的地方官吏几经修建，始成石桥。解放后，又经数次加固，1985年，此桥已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每每登桥远眺，西有洞渊阁，东有蒙岗岭、黄牛岭，正如古人所云“风山龙岗，状元文章”。清代有位学者曾称风林桥：“一道长虹跨北河，往来凭此涉清波”。到这里歇息，观观景，给幼时的我留下了很美的印象。

读中学时，家长为了加强对我的管束，特安排在同乡先贤伍光远老师家住。他老俩口住在县邮局对门，除卧室、厨房外还有一个宽敞、明亮大厅，放着6张小桌，供我们6个孩子温习功课用，俨然是间课堂。每日放学回来，便在他家温习功课，或念书、或练字，还要参加家务劳动，诸如扫地、抹桌，烧水洗衣等等，管教十分严格，如写字时不能左顾右盼，读书时不能交头接耳，教师说话，学生得站起来听，不能插话，更不许反驳。规矩很多，必须遵守。

伍光远老师是位前清的举人，学识渊博，为人正直，只是脾气不太好，每每见着社会上不良风气，常常拍案大骂。但对我们这6位弟子，备加爱护，他常说：“先学做人，后学做事”。他常常引经据典，教我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体上是儒家的教育思想。他为人处世给我们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少时受影响较大的老师之一。

但我要说的，还是我最喜欢的王造时校长。

初中这四年，都是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度过。由于安福地处井冈山区，离铁路、公路比较远，所以比较闭塞，我们这些年轻学生，能够听到、看到的一些新闻，主要是靠我们所热爱的王造时校长。

安福中学创建于1939年秋，原名复古书院。在这以前，安福没有一所中学，小学读完后要想升学，学生们只好长途跋涉到吉安、宜春等地去求学。抗日战争开始后，这些地方的中学也都迁往边远的山区。一些在外地经商、公务人员，携眷逃归家乡，子女急需在本地读中学。于是，在群众呼声甚高的情形下，以王造时、周利生、王佩璋为首的乡贤，倡议创立一所中学，以募捐、收集各地田地、店房等公产作为办学基金，由王造时先生出任校长。

王造时（1902-1971），字雄生，吉安市安福县江南乡江南村人，15岁考入清华学校。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两次被北洋军阀反动政府拘捕。1925年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获政治学博士，1930年归国，应聘为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造时走出课堂，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创办《主张与批评》报并任主编，他宣传抗日，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与宋庆龄、蔡元培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加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民主爱国人士；1933年参与反蒋的福建事变；1935年12月，与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王造时与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王造时任执行委员、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联合会发表宣言，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向全国各党各派建议: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定共同救国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等。1936年11月，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史良和沙千里等七人，同时被国民党政府以所谓“危害民国罪”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

1937年7月，“七君子”出狱时合影（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出狱后，1939年王造时在吉安创办《前方日报》，任社长，以坚持抗战、坚持民主为宗旨，仍积极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他被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多次在参政会上发言，要求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反对妥协投降。1939年，他在家乡积极倡导、筹办安福中学，被推举为第一任校长。建国以后，他除了在复旦大学任政治系和历史系的教授，还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市各界代表会特邀代表。

王造时校长由于参政、办报、教学，工作十分繁忙，但他每年大约能回到家乡三四次，每次回来不是办展览，就是做报告、进行演讲，而多次聆听王造时校长的演讲，都离不开爱国、抗日的内容。他希望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多知道些外面世界所发生的新事，知道英、美和中国都是同盟国，在共同打日本。他挚烈的爱国情怀、渊博的学者风度，给我们青年学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深受其思想的影响。

王校长有时在县里，但大多数时候在学校大礼堂给我们演讲。礼堂就是一个大厅，举架很高，是类似旧式殿堂的建筑，十来根大柱子，支持着黑瓦的屋顶。四周墙上挂着孙中山、甘地、罗斯福等伟人的画像。两边是学校教师的办公室。大厅南边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栽着桂花树，每当秋桂飘香的季节，院子里发出诱人的幽香，沁人心脾。王校长很善于演讲，他娓娓动听地给我们讲自己的亲身经历，说在清华念书时，怎样和同学们参加“五四运动”。作为青年学生，他如何就敢于和在清华研究院任教的梁启超先生辩论。讲在上海参加救国联合会时，如何呼吁抗日；讲在被国民党监禁时，如何与其他“六君子”在法庭上和法官进行辩论。王校长的青年时代一直走在时代最前列，为爱国、抗日呐喊。这让我们大家激动而自豪，笑声、欢呼声在大厅回荡。报告会的结尾，王校长往往要朗诵他的诗作，他有一首《战歌》诗，至今我尚能背诵：

江山岂可用巢鸠？倭奴无餍取复求！

急保中华干净土，岛夷未去不甘休！

不甘休，不甘休，大家同报国家仇！

不甘休，不甘休，不诛寇虏莫回头！

这是抗日救亡先驱者的呐喊，是终身为实现民主政治而奋斗的战士的呼声！

我读初中时，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和王造时校长接触不多。记忆中有两次，一次是他在酒楼请客，客人中也有家父，家父带我去赴宴。王校长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说：“你十岁就到安中念书，我十五岁就考上清华，少年有志，要刻苦求学呀！”他又对家父说：“此乃君家之千里驹，前途无量呀！”这次见面，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对我以后离家120里去扶园念高中以及报考军事大学都有很大影响。

还有一次就是为他父亲做寿，我们同学数人，代表全校去他家拜寿，连续3天在王家演节目，参加寿宴。

王造时的祖父，原是安福泸水沿岸江南村的一个农民。后来到安福做工，移居城内，最后在靠近码头的木架巷定居。王校长的父亲王济善，字嘉美，号子泉，年轻时靠在码头做搬运竹木的苦力生活，十分穷苦。后来兼做一点小本生意，渐渐赚了点钱，就在附近租了一片荒山，栽种竹木，然后又在城内开了一个竹木行，于是成了商人。他生了三男一女，王造时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聪明、学习最有成就的孩子。王造时很孝敬父亲，于是才有为父亲大办寿宴之举。这几天，我们一直在王校长的左右陪伴，常听他的教导。

王校长是一位爱国的教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积极倡导抗日救亡，到处宣讲民主爱国的言行。他是站在时代的前列，永远值得我学习的先贤。

（作者/曾任政协吉林省委员会副秘书长、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