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鑫　颜晨　杜馥蓉

摘 要：近年來，拆迁安置型社区的治理矛盾突出，给此类社区的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本研究以安置型社区居民的心理困境为切入点，从微观层面关注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由村民向市民的地域与身份转变过程中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失衡问题，深入分析和探讨其心理困境形成的原因，并提出可能的纾解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失衡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90 — 05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郊及乡村用地被大面积征收，农民原有居住区不可避免地遭到拆迁，被集中安置到拆迁安置型社区，由此带来了居住环境、邻里关系、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等的改变。全方位的迅速改变与失地农民内心的缓慢适应相矛盾，引起了他们的不适心理、失落心理、焦虑心理等负面情绪，如何破解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的心理困境，确保失地农民顺利过渡到城市居民，日益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

本文研究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的心理失衡问题，其特殊性与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主体为农民变为市民的拆迁安置户而非一般的拆迁户，即是城郊或农村地区的居民由于城市或地方建设的需要，原居住地被征收后，迁入政府所修建的安置型社区内；二是针对拆迁安置户的心理失衡问题的研究，不同于对其客观生活现状以及管理措施的研究和探讨，而是关注其由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引起的不适应和心理排斥，从微观方面探索其原因，寻求更有效的解决机制。

二、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以城镇化为背景，以安置型社区的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由村民向市民的地域与身份转变过程中存在的既排斥又融合的心理失衡的状况，采用实地观察、访谈和问卷等方法获取相关资料进行分析，探讨失地农民心理失衡形成的原因，深层次的剖析其内在的关联性，最后从安置型社区农民的现实情况出发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和思路。

本文以湖北省A市的拆迁安置型社区为例，对该市的五个安置型社区进行实地调研，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4份，有效问卷290份，有效回收率96.6%，同时访谈了32名社区失地农民和物业管理人员。样本的分布、年龄结构、生活水平、拆迁状况基本涵盖了该市拆迁户失地农民的基本状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结果与分析

（一）拆迁与安置：拆迁安置型社区的独特之处

此类拆迁安置型社区的居民主体为由农村村民过渡到城市社区的居民，他们既不同于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中的居民，又不同于那些目前仍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的居住、饮食、出行、娱乐等生活习惯短期内难以跨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除外在条件外，居民在心理角色上，一直还保持之前的乡土心理，没能及时做好调整和转换，致使社区治理带有过渡性质，社区居民面临由乡土性到现代性的转型①，由此就生成了我们这里所研究的过渡型社区。

（二）疏离与焦虑：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的思想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在拆迁安置居民认为自己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的问题的回答上，大部分居民对自我身份的判断为农民。可以发现，农民由于失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生产生活资料——土地，从而容易引起在失地过程中心理和思想方面的重大动荡，多种复杂的心理和思想困境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和未来发展。

1.拆迁户居民身份界定模糊

居民的自我身份认同，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居民面对城市化社会变迁时内心的迷惘和困惑，多方面的被动变化使得他们内心产生了陌生、焦虑和不适应等负面感受，我到底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那些城市原住居民怎么看待我们这些拆迁户？社会真的承认我们的市民身份吗？下面是本研究对居民内心的自我身份认同的调查结果。

由上图可以看出，超过一半的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份仍是农民，有1/3的居民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市民，还有16.42%的居民说不清自己的身份，可见此类居民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过渡中仍有较大的迷惘和困惑，身份认同的模糊导致内心的迷惘和不知所从，这是失地农民思想现状最明显的特点。

2.传统习惯与新生活规范相矛盾的不适心理

作为社会生活中较难发生改变的部分，传统习惯与新的生活规范容易产生矛盾。失地农民被动地安置在城市社区，涉及到多方面的改变，这些改变往往会触及到传统习惯而造成他们的不适应。在居住形式上，由传统的农村大屋居住转向城市多层公寓式住宅，在访谈中有居民打趣说，现在的客厅面积都不如以前的阳台大，没有了露天的自家小院仿佛总是不见天日，内心焦急不安且有诸多的压抑情绪；在就业方式上，由原来的土地劳作为主转变为在工厂上班和从事服务业为主，收入的主体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在生活习惯上，不管是饮食、出行、娱乐习惯都发生了变化，例如小区下面的绿化带，居民总想利用它来种菜或栽树，认为栽培其他绿化植物是浪费，再如物业管理人员反映居民不能遵守社区的行为规范，车辆乱停乱放、不规范晾晒衣物等习惯带来诸多的管理问题，这些都是失地农民对新的生活方式不适应的体现，各方面的变化会使他们更加怀念传统习惯而排斥现今城市的生活方式，形成各种不适心理。

3.预期和现实落差引起的失落心理

失地农民在拆迁阶段和市民化阶段内心都抱有美好的期待，而现实状况往往难以满足居民的期望和需求，由此产生了预期和现实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或多或少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精神状态。下图是失地农民拆迁前后的工资对比图和生活状况体验对比统计图。

由图表2可知，居民的收入变化大的工资段主要在1500元以下和1500-3000元这两个工资段，基本情况是1500元以下的工资段人数减少了55%，1500-3000元的工资段人数增加了45%，其余的3000-5000元和5000元以上的两个高工资段变化不大，增幅总共才12.5%，这反映了居民期望的高工资大多不如愿，工资基本还是处在低收入段。

图表3反映了超过68%的居民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状况和之前相差不多，幸福感并没有提升，少部分的居民认为现在的生活状况比之前更艰难，也有少部分居民认为现在的生活相比之前的生活好多了。从总体来看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提升，在访谈中，居民更多的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们认为城市化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到自己，内心悲观和失落。

4.基于尊重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认同的融入心

理。

个体对自身的定位深受身边互动群体的影响，在与外界环境的不断互动中收获阶级归属感。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与邻里朋友之间缺乏交往，较少在公共空间参与活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自身的社会生活圈子，对于社区归属感没有明显的认识，造成了生活空间的封闭性和生活方式的固定性。本研究从失地农民的身份界定、生活适应状况及心理感知等方面来反映失地农民的思想现状。

调查表明极少部分的居民经常和邻居来往，约占总数的16.4%。多数居民与邻里缺乏交往，交往逐渐淡化、人情关系淡薄。拆迁安置导致居民的社会交往网络发生变化，对社区和新邻居有一定隔阂感，缺乏信任，从而缺乏主动性。在社区参与度方面，调查发现约71.1%的居民愿意积极参与社区文体活动来构筑社区文化，多数居民基于尊重的需要希望得到城市认同，社区归属感日渐强烈，渴望社区提供渠道以加快自身融入。

5.由未来生活问题导致的焦虑心理

焦虑是指人们对未来发展态势所存在的一种不明确而又迫切想得到确定的不良心理期待，这种期待容易给人造成心理阴影，即人们总认为未来的事情可能都是对自己不利，但究竟如何不利又不明确，这种预见性难以得到控制。

调查表明，认为“在搬迁后的生活中，产生过焦虑、不安、悲观等消极情绪”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71.14%，说明大多数失地农民都对未来生活感到不知所措，内心总有一种担忧感和危机感。生活方式的改变，社会保障和相关管理服务尚未相应跟进，使得失地农民难以融入现代城市从而对未来生活问题产生焦虑心理。

（三）排斥与失衡：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失衡的原因探讨

1.乡土文化的张力，对传统的怀旧情结依然存在

蒋奇（2008）认为，传统的中国农村在形成社区文化的过程中，以地缘与血缘关系为基础，依赖情感因素和约定俗成的规定来处理人际关系，缺乏权威的法律规范加以约束，导致其具有强大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失地农民本身所固有的传统思想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在城市中的思想状况，一定时间内难以发生转变，而他们对原本的乡土文化又怀有较深的眷恋，不愿主动适应新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需要加以引导和教育。

2.思想观念的落后与狭隘

安置到城市社区，不仅给失地农民带来了居住地的空间变化，还带来了新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而旧有思想观念不会轻易改变，两者的相互冲突和矛盾阻碍了居民适应新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他们踏上市民化道路的征程。具体体现为缺乏对公共环境的爱护，尤其在遵守公共秩序上缺乏自律和自我约束，如购物没有排队的习惯，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落后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时时冲击着现代化市民的思想观念。此外部分居民的宗教意识、迷信宿命思想，扼杀了他们的自主创新、竞争和开拓的积极性，使得他们处处循规蹈矩，安于现状，不愿改变。这些价值准则极大地阻碍了失地农民向市民化方向的跨越式发展。

3.城市文化的排斥心理存在，居民信任感减退

长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国家城乡政策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我国农村和城市缺乏沟通交流，城市和农村的文化体系分别造成不同的影响。当农民的身份发生转变时，需要脱离原有的文化体系，重新融入全新的文化体系，而在此过程中失地农民或多或少会受到城市文化的排斥，部分人群的排外心理、接纳和包容程度的不足会影响他们顺利向新市民的过渡。

齐美尔在他的《社会学》中提到：“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包括信任。”反观在安置型社区中，随着居住环境的改变，与原来的亲戚邻居每天见面次数逐渐减少，现实距离与心理距离都不断增加，彼此产生隔阂感与疏离感。加上其社会网络发生改变，关系的淡化与联系的减少，终将降低彼此之间的信任感。

4.基于自尊和自我实现的融入心理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从高到低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自尊与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且人的需求是呈阶梯状递增的，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会向往更高层次的需求。在居民的基本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满足后，只有丰富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带来愉快、充实的社区生活，具体表现为想要适应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生活，归属于新社区并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这些都是在解决温饱问题后的精神性的急切诉求，而眼下的环境和条件并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精神慰藉，急切的融入心理和缓慢的管理服务相矛盾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心理失衡。

（四）引导与纾解：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困境解决途径探析

1.社区提供过渡性的引导和帮助

（1）開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

在社区中，管理者发挥巨大作用。在引导失地农民适应安置型社区生活的过程中，社区管理者要综合运用各种方法，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开展象棋大赛、歌舞比赛、书法分享等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搭建社区居民之间进行思想情感深度交流的平台，从中收获友谊，重新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改变失地农民封闭、传统的心理，进而更加认同与热爱新社区。

（2）建立完善的社区居民保障体系

良好的社会生活保障是居民安心居住的基础。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社会生活保障制度，有助于其尽快适应社区生活环境。针对弱势群体提供相对应的帮助，对于退休老人承担其养老、社工服务、就医、康复等方面的服务；针对失业农民，为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劳动就业、社区培训等服务，引导其再就业；为特殊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助残扶弱、关爱自闭症患儿等服务，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3）强化社区的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影响失地农民的生活适应程度，对于居民基本需求的满足，基本权利的保障，需要社区加强对其的人文关怀，从微观方面加以改善，细致入微地帮助居民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诸多困难，满足其现实利益的需要，从而加强其对社区生活的认同。

2.强化对居民的内心纾解工作

首先，革新观念，树立“新市民”身份。失地农民从农业户口迅速转为城市户口，从内心来讲还未适应自己的新身份，保留着乡下人的身份认知。因此基层的社区管理者需要引导居民更新观念，认知自己的新身份。通过开展过渡性的新市民教育课程，帮助他们了解城市社区的基本架构、学习城市基础设施的使用、树立文明城市的规则意识等，以此加快促进他们适应现代化城市生活，强化对“新市民”身份的认知。

其次，结合实际，合理宣传和教育。宣传部门应该针对失地农民这一群体文化水平较低，理解能力有限等特点，创造简单、易于理解的宣传和教育方式，将拆迁安置工作中服务和管理的热点问题与失地农民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将拆迁安置政策与拆失地农民的实际诉求联系起来，促进安置户居民形成正确的现实认知，疏导失地农民的焦虑心理。与此同时，也要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法制教育，开展司法讲坛，宣传法律知识，使居民学法、懂法、守法，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做合格的守法市民。

最后，自我调适，规划自己要走的路。合理的规划可以让我们明确生活方向，实现生活目标。失地农民对自己的现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能进行自我调适，接纳现下的生活环境和方式，对未来也要有一个明确的打算。努力克服新环境带来的不适，摒去乡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习惯和消极的思想观念，积极主动地去适应新的身份角色、邻里圈子、社区生活。逐步培养现代化的市民意识，学习新的就业和生活理念，以期实现“村民”到“市民”的稳步过渡。

3.构建公共议题。

社区对公共议题的建构需要在居民关注的社区生活的焦点和热点事件的基础上完成，建构的媒介主要在于社区的管理部门，可以是主动性、有选择性的触发议题，如社区的人大代表选举、居委会成员的选举、物业费的群众听证会、兴趣协会的组建、各种各样的活动等，从而让居民有了表达的权利和情绪发泄的渠道，使其在参与中形成自身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此外通过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和居民之间相互的交流和沟通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体验，构建共同的文化语境，培育出安置型社区独有的社区文化和价值观念，这将是形成认同的重要精神资源，也是解决安置型社区失地农民心理困境的有效方法。只有这种来自于集体意识塑造的心理认同感和归属感，才不至于使居民各自孤立，造成拆迁前后的心理失衡。

4.强化拆迁户居民自身的适应能力

（1）认同自身对社区的价值

能够认同自身对社区的价值，有利于促进社区建设，增强社区凝聚力。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保持乐观的心态，充满活力，对生活抱以积极向上的信念，能够发掘自身的潜力，认真分析和看待自己，理智接受外界环境，便会在此过程中收获外界的赞许与自身的认可，形成自我认同。

李苏娟在《吉登斯自我认同理论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中这样解释，拆迁安置户面对生活、工作、地域的多元变迁和改动，自然会冲击到自我价值的认同，因此他们必须重塑价值认可，敢于直面外在的环境变化和内在的心理变化，不断增加对新社区的认知，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事业并发挥自身的优势和能力以增强自身的环境适应力和价值认同度。

（2）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

居民观念的转变远不及由“村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迅速，它需要主动性的思考和缓慢的适应，中国农民有重义轻利、安土重迁、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等的传统观念，且深深的支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这需要确立当下城市生活的新觀念，可以通过交朋友与外界社会联系，交流更新传统观念，认识和思考新观念，在参与现代城市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改变传统落后的观念，逐步形成适应城镇化进程的现代市民观念。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有句名言：“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能不能转变，直接关系到素质提高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地、完全地得以实施，而自身素质的提高也会加快观念的转变，二者相互促进，因而居民要提高自身的适应能力，就必须从转变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做起。

（3）调整心态，以积极态度面对未来生活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压抑的功能是把主体的经历和回忆、各种欲望和冲动保存隐藏起来，不让它们在意识中出现，但这种东西并未消失，而是一直潜伏着、活动着，在压抑的作用下存在于无意识之中，会以梦、口误、笔误、记忆错误等方式出现，病态的压抑可能导致心理疾病。”这一理论阐述了人内心的郁闷、压抑、失衡会对人的身体产生不利影响，因而对于内心失衡的失地农民来讲，及时排解不良情绪，纾解内心苦闷显得十分重要。这需要居民调整心态、排解不良情绪，此外还可以拓宽兴趣，研究表明，广泛的兴趣爱好有助于良好心态的形成，从而减小心理压力，增强适应能力。因此，失地农民需要学会如何调整心态，如何调节不良情绪，通过改变从前的生活态度，勇于尝试新鲜事物，不断迎接挑战，进行自我疏导、调试，多与外界环境接触，拓宽视野，以积极的态度面对未来生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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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