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胜鹏(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明代岷江流域农业发展及对饮食生活的影响※

王胜鹏
(四川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100)

岷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区域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拥有悠久的耕种历史。至明代，四川岷江流域农业发展深受移民、战乱、农业政策、农田水利建设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影响，发展起伏不定。尽管整体发展水平相对于宋元乃至清代来说并不突出，但是也经历了长时期的缓慢恢复，不仅粮食产量得到增加，保证了大部分民众基本饮食需求，而且蔬果、茶等经济作物种植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丰富了民众日常饮食生活。

明代；岷江流域；农业；饮食

岷江因发源于岷山而得名，古名汶江，又称都江、大江。岷江流经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西部边缘山地，属高山峡谷区，河流深切，山高水急，自古多水患。秦时李冰守蜀，总结成都平原人民与岷江水害斗争的经验而筑成的都江堰，分散了岷江的水流，既免除了泛滥的水灾，又便利了航运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1]的天府之国。岷江不仅是四川的母亲河，养育着成都市、成都平原和四川的半壁江山，而且也是融合多文化交流的民族长廊。明代时，岷江流域农业也深受江水滋润，获得一定发展，但是受到战乱、人口减少、生态破坏等因素影响，农业发展历经盛衰更替，同时也对四川饮食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1 明代岷江流域农业盛衰发展的基本概况

岷江流域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悠久的耕种历史，岷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区域的农业发展自古十分兴盛。及于元明之际，四川地区所受的战争破坏比南方其他地区严重得多，致使明代四川农业经济远远落后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岷江流域的农业发展也经历了盛衰更替。元末明初，四川战乱，人口大损，明政府采取鼓励移民入蜀的政策，招抚大量的楚民入蜀，实施军队屯田，岷江流域的大量荒地也得到复垦，兴修不少山湾塘堰发展水稻生产。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已有田土11万顷，基本复耕了元代时的耕地。但不可否认的是，明中前期岷江流域农业发展一直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复垦进程并不顺利。至嘉靖年间，“经元师之惨，民靡孑遗，积以百八十年，尤未能复如宋世之半也。”[2]而此时，以重庆、夔州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在“徙楚实蜀”等政策影响下，农田垦殖获得巨大发展，耕地面积超越了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传统水田农区。明代中期，四川土地兼并问题也日益严重。弘治、嘉靖年间，四川土地相较于洪武末年反而减少近万亩，许多耕地被豪强猾吏兼并隐匿。

尽管岷江流域的农业发展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也不至于徘徊不前，尤其是在岷江中下游地区。如成都平原的农业一直比较成熟，在明中期前后的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下，农业出现了一定的繁荣局面。万历初年，“飞渠走浍，无尺土无水至者，民不知有荒旱，故称沃野千里。”[3]110川东、川南耕地面积超过了川西，但是由于土质、水利、作物品种、耕作技术等因素，亩产量并不如川西，成都平原仍是富庶的粮仓。[4]据统计，万历六年，成都府及其卫所耕地数约5.6 002万顷。[5]98岷江上游地区农业发展情况变化不大，明政府对这一区域实行置屯戍守、土司制，茂州一带大体上已转化为以农为主、兼营牧副的经济结构，万历六年茂州土司耕地数约0.448 0万顷。而理县一带则与宋代一样仍属半农半牧猎区。[5]92明末，四川各地的农民起义和此后的抗清战争，使四川“民无遗类，野尽抛荒”，岷江流域农业再次遭到严重的摧残。至清康雍乾时期，四川农业才开始重新恢复。

2 影响明代岷江流域农业盛衰发展的主要因素

明代岷江流域农业相对于宋元乃至清代来说，整体发展水平发展并不突出，但是从其朝代本身来说，受移民、战乱、农业政策、农田水利建设以及自然灾害影响，农业发展也经历了明显的盛衰更替。

2.1 “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指明清时期外省人口大规模迁徙四川、开发四川的历史过程。元朝末年，四川经历了严重的战乱，人口损耗巨大，致使明初四川许多地方人烟稀少。明初，随着政局逐渐稳定，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其中岷江流域也是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如明代著名政治活动家杨廷和、杨升庵家族在元末战乱中从故乡辗转移居新都。洪武年间，随着移民浪潮持续高涨，四川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从洪武五年(1372年)的15万户、102万余口，猛增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21.58万户、146.45万余口。据天启《成都府志》记载，至明天顺五年，成都、华阳两县有13 219户，按每户6.8人计算，约为89 889人。[6]大规模移民不仅是四川人口迅速恢复的主要因素，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明末清初，四川再次遭受战乱摧残，岷江流域人口急剧减少，农业发展也陷入停滞。

2.2 战乱纷争

明代四川经历了多次大范围战争，直接影响了农业发展。元末，四川各地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1357年，明玉珍逼近四川，元朝在四川的统治迅速解体崩溃。1361年，明玉珍击溃四川元军主力，取得了控制全川的决定性胜利，尽有川蜀之地，建立大夏政权。此后，新建立的明政府又举兵进攻夏政权。由于朝代更替导致的相互攻伐，农民起义一直没有间断，甚至在明中前期，四川地区还发生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波及了部分岷江流域城乡，但对农业的破坏性相对较小。至明中期天顺到万历年间，岷江流域经历了150多年的休养生息，农业逐渐恢复。而明后期，随着各种矛盾激化，四川再次民变四起，其中张献忠四次入川影响最为广泛，四川各地农业也遭受了重创。

2.3 农田水利改善

兴修水利是岷江流域农业生产发展的关键。1371年，明政府任命彭州知州胡子祺主持整治因元末战乱失修的都江堰。胡子祺吸取以前修治都江堰的经验，以竹木代工，节省了大量费用，使堤堰得到了整治。1496年，灌县知县胡光，“伐石冶金”，巩固旧址，在石砌的堤中灌注铁锭并插进三根各一丈二尺长的柱子，以挡湍势。都江堰的整治，保证了郫、灌、温江、崇宁、双流、崇庆、新津、新都、眉州、彭山等十余州县的水利灌溉。在嘉靖、万历年间，都江堰渠道工程又得到两次大修，从而保证了一定时期内能“堰因安流”。四川各州、县也进行了水利建设。宣德七年(1432年)眉州、新津的通济堰修复。嘉靖十五年(1536年)，峨眉知县熊兆祥主持兴修了新堰，“自龟山一渠引注东南，一渠分注东北，灌田及新可开治者若干亩，民事并作无虚力。秋用有成，闾阎交庆。”[7]据天启年间统计，成都有河堰121座，简州有塘864口。嘉靖时，江津有塘堰575口。井研县筑塘450座、堰11道。[6]这些中小渠堰工程，大多由农户集资，共建共享，对发展岷江流域各州县的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2.4 地震、水旱灾害

各种自然灾害也严重影响着明代四川的农业发展，其中地震破坏力最大。据统计，明代四川共发生震灾17次，占全省自然灾害的41.5%，平均16年一次，在明代四川各种类型灾害中居首位，而其中成都府的受灾频率最高。[8]明代四川地震的区域主要集中岷江流域，如嘉定府、邛州、成都府、潼川府、松潘卫等。地震对岷江流域农业的破坏性十分巨大，天启三年(1623年)闰十月仁寿县地震使耕地“裂七里，宽三尺，深不可测”，百姓流离失所。

除了地震，岷江作为长江重要的一级支流，其水旱灾害也十分频繁。岷江的上游地区大多为高原，多以农牧业为主，地域广大、人口稀少，水旱灾害发生概率较低，影响范围较小。而中下游地区农业较为发达，城镇密集、人口众多，对水的需求量大，尽管有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但是在面临严重的水旱灾害时依然难以支撑，造成巨大危害。嘉靖元年(1522年)、二年(1523年)，都江堰地区连续干旱，使得当地“赤地千里”。隆庆四年(1570年)，成都、双流、仁寿、井研、乐山、犍为等广大地区发生严重旱灾，多地因此免除税粮。[9]222崇祯七年(1634年)，邛崃、眉山、茂县、丹棱、峨眉山、蒲江、芦山、犍为、青神、大邑、夹江等县，六月乙卯人雨，至庚午水涨，坏城垣田舍人畜无算。这次特大水灾波及了岷江干流中部、青衣江流域以及大渡河流域的峨眉山等11个地区。[9]25明代岷江流域频繁发生的严重水旱灾害，对农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3 明代岷江流域农业发展对饮食生活的影响

岷江流域以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明代四川最为主要的农业区，随着明代社会的逐步稳定，农业生产缓慢恢复，不仅粮食产量增加，保证了大部分民众基本饮食需求，而且蔬果、茶等经济作物种植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丰富了民众日常饮食生活。

3.1 粮食产量增加，保证了大部分民众基本饮食需求

明代中期前后，随着农业的不断恢复，粮食作物生产逐渐增加，包括稻、麦、黍、稷、粟、豆等，其中以稻、麦最为重要，不仅种植面积最大，而且也是贡赋纳税的主要角色。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川藩司存粮甚多，“库储八百万”，而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中等府州“顺庆亦十万也”[3]4。由此可见，四川库存粮食比较优裕。川西平原是水稻的主要产区，所产之米除能满足自给外，还大量外运。此外，位于川南的宜宾、彭山、眉山、青神、大邑、洪雅、夹江等地也多产大米。小麦在明代四川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已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在低谷平地与稻复种，丘陵山区则成为主要食粮，其种植也遍及四川各地。《明宣宗实录》中写道，宣德元年(1426年)冬月丙寅，成都府崇庆州进瑞麦。岷江上游的茂州也有小麦种植，宣德五年(1430年)秋七月戊申，茂州守臣进瑞麦，有一茎三穗者。四川的麦类作物在冬小麦普及之前，已经存在大麦、燕麦、荞麦和春小麦的种植。嘉靖《洪雅县志》载当地种植荞麦，或以酿酒，或以为炊，安宁之人多赖之。可见，由于各种粮食作物产量较高，不仅可以保证大部分民众基本饮食需求，还有足够的粮食用于酿酒，餐饮市场也随之繁荣。

3.2 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丰富了民众日常饮食生活

明代岷江流域的经济作物种植也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国富民殷，宝货无求于外。”[10]蔬菜在岷江流域广为种植，蔬菜种植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发展，如嘉靖《洪雅县志》就记载当地有以卖蔬为业者，而成都也成为四川省内农副产品集散中心。随着移民的迁入，一些东南地区的蔬菜及饮食习惯也被带入四川，影响了四川蔬菜的种植。在岷江流域上游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经济作物成为人们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芜菁在明代不仅仍是川西南西番人的主食之一，也成为川西北番民常种之物。[5]208茶也是岷江流域重要的经济作物。“茶为蜀中郡邑常产，蒙领在名中，雾中在大义，俱擅古今名品。世又谓峨眉之味，初苦而终甘，茶经又云泸茶味佳，饮之疗风，若余所见，成都之灌县，夔门之开县，初春所采，不减江南。”[11]成都附近峨眉、灌县等地产茶，初春所采可以和江南的相媲美，茶产量颇丰，为人们饮茶提供了必备条件。

[1]常璩.华阳国志(卷3)[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202.

[2]张昭曦，唐唯目.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510.

[3]王士性.广志绎(卷5)[M].吕景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4]贾大泉，陈世松.四川通史(卷5)[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307.

[5]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6]张学君.明王朝对四川的治理与经济社会成效[J].文史杂志，2015(1)：22-34.

[7]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M].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99.

[8]陈国生.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45.

[9]温克刚.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

[10]罗应涛.巴蜀古文选解[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12.

[11]何宇度.益部谈资[M]//丛书集成初编(3190号).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3.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its Influence on Diets along the Minjiang River in the Ming Dynasty

WANG Shengpeng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0, Sichuan, China)

The areas along the Minjiang River, especially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have a long agricultural history because of their favorable natural environment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e areas witnessed unstead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ecause of immigration, warfare, agricultural policies, irrigation, and natural disasters. Although the overall level of agricultural was not so noticeable as that in the Song, Yuan and Qing Dynasties, the steady agricultural recovery not only increased the output of grains to ensure the basic needs of the people but also promoted the plantation of economic crops such as vegetables, fruits and tea, enriching people’s daily diets.

the Ming Dynasty; the Minjiang River; agriculture; diets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项目“明末时期岷江流域农业发展与民众膳食演变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DFWH026。

王胜鹏(1984—)，男，山东潍坊人，历史学博士，四川旅游学院川菜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饮食文化研究。

TS971

A

2095-7211(2017)02-00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