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娜

(太原师范学院 计算机系, 山西 晋中 030619)

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研究脉络与进展

聂娜

(太原师范学院 计算机系, 山西 晋中 030619)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的大背景下，文化开放新体制已成为中国国际贸易领域重点关注与研究的课题之一。从建国以来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演进轨迹与趋势、文化贸易、文化对外投资以及文化对外交流、文化开放的路径选择等几个方面，对中国文化开放体制内容与路径的已有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并指出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文化开放；体制；综述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之上，面对世界多元化及国内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中国政府适时地提出了要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建这6个领域实施改革的基本理念。而明确构建开放型文化新体制，进一步扩大文化的对外开放，构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新格局，也体现在文化体制创新的各个方面。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涉及文化开放体制、文化贸易、文化对外投资以及文化对外传播与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分析和预测了文化对外开放的未来走向，并就当前“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文化开放的路径选择和发展机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本研究拟从这些方面对我国现有的文化开放体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为我国文化开放领域的学术研究提供借鉴与启发。

一、文化开放体制的演进轨迹与趋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适时推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学者们通过从中国文化体制演进轨迹的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与梳理，提炼出不同阶段的特征和内容，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文化体制的演进历程。和大多数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类似，文化体制发展过程中重要理论问题的整体把握，对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注意到，尽管国内学者已经可以从不同视角来对文化体制改革的阶段进行理论分期，然而多数学者依然认为文化开放体制的演进轨迹是伴随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并未将文化开放部分作为一个独立主体进行研究。韩永进(2006)提出1978年至1992年为文化改革的第一阶段, 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改革”；1993年至2002年为第二阶段, 是“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改革探索”。2003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时期”[1]。而傅才武，陈庚认为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应划分为两个阶段: 1978-2004年为“体制内”的目标和路径探索阶段, 该阶段主要特征为完全计划模式向计划主导模式演进，2004年以后为全面性的深化和拓展改革阶段，主要特征为计划主导模式向市场导向模式演进[2]。上述“三阶段论”与“二阶段论”均为文化体制改革进程的理论分期，虽然划分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都认同文化体制改革起始于1978年，认同文化开放部分包含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并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3-5]。但是也有少数学者对此表示自己的观点。杨利英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对外开放的进程，提出了“四阶段”论，即：文化开放的起点为建国初期的“两用”原则和“双百”方针，文化开放的探索时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对外开放适用于精神文明”；文化开放的完善时期为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引进来”与“走出去”政策的实施；而文化开放的战略机遇期则为文化“走出去”政策的实施，并且也是中国文化开放格局的形成标志[6]。蒋多指出中国文化开放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在“走出去”政策的宏观统摄之下，利用相应的规划性、指导性政策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勾勒出了我国文化开放体制的初步轮廓[7]。对此，罗岭梅也持相同观点，并更进一步地提出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新起点应为2002年全国文化厅局长座谈会上率先将“走出去”战略进一步与文化开放结合起来的讲话精神[8]；周璐铭则认为2004年文化部“国际文化经济处”的设立是中国文化对外开放格局的起点，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对外开放的探索期，而2006-2010年为文化开放体制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文化开放进一步打开了局面，一方面走出国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对外开放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而2011年至今，则为中国文化开放的战略发展时期，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9]。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归纳，本文认为文化开放体制历程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即：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期，为文化开放体制的建构时期，在此阶段，无论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还是“两用”原则，都是对文化开放体制初步形成的有益探索；而1979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这三十年中文化开放处于飞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在促进经济大繁荣的同时也带动了文化开放的发展，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源涌入文化开放领域，使得我国核心文化产品贸易跃居世界前列，对外文化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全方位的对外文化开放的新格局渐成雏形。2010年至今，为文化开放领域的深化阶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各个领域改革的持续推进，文化开放发展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文化开放成为当前文化发展道路上的新课题。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南亚与东盟国家时，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亚欧沿线国家间的战略合作。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的部署与实施不仅适时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新形势，进一步明确了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开放的新战略与实施路径，也成为了中国文化开放体制深化的里程碑。

二、中国文化开放体制领域的热点探索

在政府的重视与相关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发展呈现出深化推进趋势，而相关研究主体也成为了国际贸易领域内理论与实践的聚焦点。故热点问题主要聚焦于国际文化贸易、国际文化投资以及国际文化交流方面。

(一)文化贸易领域

从长期来看，文化贸易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对外开放的潜在动力，并且文化贸易作为对外开放体制的新兴势力已成为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与延伸，文化产品及服务不仅成为了国家向外传递的一种身份符号，更是全球金融危机未消散的背景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助推力。作为绿色产业，文化产品及服务贸易的发展在各国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1.中国文化贸易政策实践的研究

当前对于中国文化贸易政策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虽然中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文化贸易的规模化发展较为欠缺。在国际市场上，西方发达国家占据文化贸易市场主要份额的格局并未改变，中国核心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贸易缺乏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关于中国文化贸易的政策研究多数集中于文化产业的贸易保护与“走出去”战略两个方面。

在文化产业的贸易保护方面，国内诸多学者开展了一些富有价值的探讨。从贸易理论的视角来看，赵建军认为传统战略性贸易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贸易保护，并指出中国应建立起文化产业贸易保护的相关扶持政策与补贴制度，支持和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全球化的文化竞争[10]。李嘉珊，阮婷婷认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具有与货物不同的天然特征，而中国当前文化贸易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应通过文化例外保护等相关制度与条例对中国的文化贸易领域进行适度保护[11，12]。而张斌持有相反观点，即认为文化贸易保护会使得文化企业丧失外部激励，缺乏创新与发展的动力，从而带来经济福利的净损失。因此，自由竞争是对文化企业对外扩张的最好保护[13]。

在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研究方面，冯子标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出发点探讨了当前国际主流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并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开放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中国文化产业开放应在充分利用中国文化历史资源的基础之上走需求导向模式[14]。霍步刚通过对需求偏好理论进行实证分析后进一步得出，中国文化贸易的主要方向应为欧美发达国家市场[15]。肖玉刚认为，由于文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渐增长，文化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因此在推进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应在国家形象与产品内容方面充分挖掘，扩大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16]；陈文敬认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也应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成果，有序引导文化产品与服务的进口[17]。汪颖，黄建军指出文化贸易与货物贸易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当前鼓励出口的政策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文化贸易领域，且文化产品贸易与文化服务贸易也应该做到合理区分[18]。

2.中国文化贸易结构的变迁

文化贸易结构不仅是决定文化贸易总体水平是否合理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同时也是一国或地区文化贸易分工、文化贸易产品国际竞争力等的综合反映，其贸易结构的变迁以及发展方向将进一步影响一国的贸易结构与经济增长方式。王爽通过对贸易结构的划分和比较，提出无论是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其贸易模式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其中，视觉艺术品、电影及相关影视产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且出口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产品的集约边际效应。但是这种依靠产品数量增长的拉动模式会进一步恶化文化产品的贸易结构与贸易质量[19]。朱文静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文化出口贸易结构比较得出，中国的文化出口贸易总体规模偏小，文化商品和服务的出口结构较不平衡，并且从当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来看，文化产品出口为主的贸易结构短期内不会得到改变[20]。郭玲，肖立强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按照要素投入密集度的差异将文化贸易商品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发现文化贸易依存度与生产要素禀赋是影响文化贸易结构的关键因素[21]。刘爱军则认为中国的文化贸易结构不仅存在产品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同时在贸易国别结构方面也存在过于集中的现象[22]。何传添，潘瑜指出中国文化贸易的主要商品多集中在附加价值较低的传统文化产品领域，而以知识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为主的文化产品与服务领域内，其核心产品与服务的份额较小，且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竞争力非常弱[23]。

(二)文化对外投资领域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文化贸易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文化产业对外投资的高速增长，并初步积累了一些投资经验与发展模式，从行业和企业层面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如下方面。

1.中国文化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受国内经济增长放缓，以及政府支持性政策推动等因素影响，中国文化产业的海外投资与并购交易活动引人注目。魏鹏举指出长期以来国外文化市场拓展渠道的缺失是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主要瓶颈，而伴随文化开放战略的兴起，多数文化企业在海外并购活动中将渠道建设作为了弥补短板的重要目的[24]。例如在文化出版领域，为了拓展海外视觉业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购了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而为了扩大全球发行业务，皖新传媒对法国凤凰书店进行了收购，英国出版科技集团被中国出版集团收购。这些文化产业并购项目的频繁落地都是对海外市场渠道的有意拓展，也是出版行业对其自身业务发展进行创新升级的选择，遵循的是文化投资的思路。胡娜通过对2003-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文化对外投资的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文化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和数量[25]。孙婧提出与传统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较，跨国并购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对外扩张的新趋势。在当前文化产业跨国并购案例中，发达国家被并购企业的占比高达48%，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产业跨国并购的动机，即将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精细化管理的方法和人才引入国内文化产业，进而将国内外市场有机结合，为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做铺垫[26]。李爽对万达并购AMC院线的案例进行分析，认为虽然该起并购案例是一种商业行为，但是良好的政策环境以及扶持条件提高了企业 “走出去”的效率。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文化企业应将对外投资的目标多样化，实现从买渠道为主向买技术人才优势过渡的趋势[27]。

2.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合作

在政府相关政策的指引和文化企业的不断探索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合作规模和种类不断拓展。迟莹对当前中国文化国际合作的现状进行了总结，指出在影视、演艺、游戏、动漫等行业领域，中国文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采用国际合作的方式将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融入到国际分工价值链中[28]。如：2010年中国与其他国际电影公司合作的影片达到了46部，畅销全球61个国家与地区。2011年，盛光天翼科技公司将本公司旗下的游戏《天翼决》北美地区代理发行权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交付至Aeria Games 公司。此外，次区域的文化交流合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例如，广西凭借与东盟部分国家相接壤的地理优势，与越南和缅甸两个国家分别采用文化合作的方式共同打造了《越南越美》和《微笑的高棉》两个重点项目。胡娜指出，民族品牌的走出去是中国文化开放的重要渠道[29]。例如，深圳华强集团旗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的“方特卡通动漫园”在伊朗成功建设，这一项目的成功落地不仅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文化主题公园的出口国，也意味着“文化+科技”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实现了文化产品从产品出口到品牌出口的重要转型，也成为了文化国际合作的新风尚。王琳认为中国文化产业在海外市场取得不俗的成绩，不仅得益于文化产品产量的高速增长，还得益于“走出去”的形式多样化[30]。除去外贸输出之外，部分优秀的本土文化作品与国际文化企业合作，通过授权、合拍等方式步入了国际文化产品市场，扩大了国际文化市场的占有率。总而言之，中国企业在国际文化市场不断拓宽领域，培育主体，提升模式，更加注重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品牌在文化合作中的影响与引领作用，使之成为沟通中外文化合作的有效载体。

(三)文化对外交流领域研究

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格局中，还包括积极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这其中既要依托本土建立的来华留学生教育等文化交流项目，又要因地制宜建立跨境的中外合资和合作文化产业项目，通过孔子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战略合作形式，共同开发更广阔的文化资源市场。

1.中华文化“走出去”——孔子学院模式

作为中外语言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孔子学院的开设为世界各国民众了解中华文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推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文交流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目前，国内关于孔子学院的研究多数集中在孔子文化的界定、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孔子学院的管理和投资模式、孔子学院的作用与功能等方面。

关于孔子文化的概念界定研究，汤恩佳，段毅军，杨朝明，孔祥双等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相关的界定，但是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对孔子文化的概念界定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整体而言，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界定倾向。一种是以汤恩佳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即孔子文化是一种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31]，杨朝明等学者对此持有赞同的态度[32]。而段毅军，阚玉丽，孔令顺，丁加军和赵培全等部分学者认为孔子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形态，还映射到其他行业内，即孔子文化不仅包含传统的儒家文化，也是民俗风情、建筑结构、饮食文化、传统教育等行业的一个文化反映[33-36]。依托孔子文化而建立的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也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从整体发展角度来看，吴瑛，提文静对世界范围内孔子学院的开设现状进行了总结，并据此提出孔子学院目前处于规模化发展阶段中，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对外传播作用有限，效果亟需提高；二是在教育管理方法以及人才储备方面实现突破；三是本土化经营的理念在落地的过程中不够扎实[37]。朱红对孔子学院教学模式、教材编写、师资培训现状进行了总结，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与建议[38]。安然等学者通过对海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孔子学院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处于双轨道状态，即国外学者对孔子学院的研究集中于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关注孔子学院的外部影响力，而国内学者则多从孔子学院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入手，需要在深度和延续性方面有所突破[39]。此外，更多学者主要针对某一国内的孔子学院发展现状进行总结陈述。如：沈林，李明 分别对日本孔子学院和德国杜塞尔多夫海涅大学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和教材建设、本地师资培训等方面进行了介绍[40，41]。钟英华，周倩则针对非洲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讨论等[42，43]。在孔子学院的经营管理模式方面，吴应辉从对孔子学院资金来源的角度，对全球孔子学院办学模式进行研究发现，目前孔子学院可分为汉办项目型、基金捐助型和产业经营型三种基本经营发展模式，其中产业经营模式应为孔子学院发展的趋势，但并不是最佳模式[44]。陈俊羽在对泰国13所孔子学院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适应其本土化发展的经营模式为：以孔子学院为中心，辐射汉语培训、考试，扩展小学、中学、大学的环式发展，并认为此种发展模式可以借鉴与复制[45]。褚鑫另辟蹊径，指出孔子学院应采取以“和”为核心的辩证中庸思想，以“礼”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以“需求”为核心的市场文化的“有限市场化”发展战略模型[46]。周志刚、乔章凤对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进行了分类研究，他们提出孔子学院的办学模式可归纳为四类：中外高等学校合作办学模式、中外高校联合跨国公司合作办学模式、外国政府与中国高校合作办学模式、外国社团和中国高校合作办学模式。而在孔子学院发挥的作用与功能方面，众多学者看待孔子学院的作用与功能方面见仁见智[47]。陈刚华，李松林，刘伟等多数学者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对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功能持有肯定态度，认为孔子学院的功能不仅在于其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同时也是自身文化的提升与发展成熟的过程，有利于提高中国的软实力[48-50]。

2.中华文化“走进来”——来华留学生教育

来华留学生教育是中华文化开放体制中文化交流层面的重要内容，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来华留学生规模逐步扩大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呈现出以周边国家为主体、人才结构多样化增多的特点。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不仅有利于创新发展文化服务产业，还可以形成文化双向、均衡交流和传播的新格局。

在来华留学生文化交流方面，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跨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和留学生教育方式方面。在跨文化适应方面，部分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或者相关统计数据进行总体分析，得出了一些近似的结论。李萍运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结果发现，整体而言，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处于中等水平,其中，留学生的年龄、留学经历以及汉语文化水平等因素对其跨文化适应具有显著影响[51]。李晓艳等则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在华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来华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的整体水平上表现一般，其中文化智力因素对其跨文化适应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同时，留学生的个体心理素质和社会支持对其跨文化适应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上述两位学者关于目前在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现状的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针对不同国家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现状进行了总结和评价[52]。例如，亓华分别针对在华俄罗斯留学生、泰国留学生以及越南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53-56]；范祖奎，刘宏宇则分别对在华中亚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水平进行了调查和总结，指出中亚留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原有文化、语言理解以及社会环境是影响其文化适应程度的主要因素[57，58]。在在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方面，主要围绕课程设置、汉语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郑刚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应全面提升留学教育的培养模式、专业结构、教学质量[59]。张琳琳认为应逐步确立来华留学教育板块中的校院两级负责制管理体制和留学生的“趋同管理”管理体系，一方面可以稳步扩大留学生规模，另一方面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改革方面更加富有成效[60]。在汉语学习方面，在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动机、策略以及学习方法也得到了学者的关注。例如，冯小钉，王志刚通过对留学生学习动机的研究，发现留学生进行汉语学习的目的主要有五种:了解中国，工作需要，教育多元化，理解中国文化和在中国旅游[61，62]。在汉语学习策略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都具备了定型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特征，例如：徐子亮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从认知心理的角度提出了留学生学习汉语的学习策略,即有选择的注意策略，有效记忆的策略，利用或创造学习环境的策略，补偿策略，回避策略，借用母语的策略和摆脱母语、习惯再建的策略[63]。李丽娜运用问卷调查和面谈,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了30名在华留学生的汉语学习策略特点，并进一步指出尽管学习汉语的阶段有所不同，但是其采取的学习策略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和规律性。这种研究模式有利于发现汉语学习的特征和规律，对于汉语语言教学的课程设计、教学计划、教学方法与目标均有一定的指导作用[64]。在留学生教学管理模式方面，张琳琳，彭庆红，王剑军，冒大卫，赵金坡等学者普遍认为在当前国际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以及“一带一路”战略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在华留学生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多将驱动中国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革，而将学历留学生采取一体化学生事务管理体系的趋同化管理模式与对非学历留学生进行市场化管理模式相结合的跨文化模式，是对跨文化背景下留学生管理的一种有益尝试[60，65-68]。

三、中国文化开放策略与路径的选择

从文化开放的角度分析文化开放路径与模式也是当前国际贸易领域广泛关注的内容，总体而言，学者们在文化开放的路径模式与策略选择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既有宏观层面的整体策略与路径研究，也有针对行业与产业的具体路径研究。

在宏观政策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胡惠林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国文化开放的路径与模式应建立在中国文化开放的政策体系与法律制度重构的基础上，它是中国文化开放新体制的方向所在[69]。花建认为文化地缘战略是中国文化开放新体制的重要依托，中国文化开放的具体内容需要因地制宜的文化地缘策略的开发和创新[70]。黄娟，沈德昌认为政府在中国文化开放过程中应扮演好战略制定者的角色，这也是有效引领中国文化开放的关键[71]。蒋多指出完整的文化开放促进机制应包含四个因素：1.文化对外开放的相关政府部门；2.半官方机构或中介组织；3.政策性金融机构和银行；4.文化交流中心或孔子学院等海外文化机构[72]。

从行业与企业的角度探索中国文化开放的模式与路径方面，卫志民认为文化认知是中国文化开放体制建立的基础，是对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和定位。企业与相关行业需运用并购、控股、合作等多种方式掌握更多的国际资源，传播中国声音，同时文化“走出去”战略应与文化“引进来”齐头并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文化色彩的文化开放新机制[74]。齐勇锋，蒋多认为从行业与企业层面来看，中国文化的对外开放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拓展国际销售渠道与发行网络；2.利用自主知识产权策略拓展新型文化开放领域；3.合理利用政府各类政策的扶持效应；4.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与并购重组实现海外运营[74]。张慧认为文化企业在注重国际文化市场风险评估和防范的同时，应加强对文化品牌的自身建设，以开放性的视野打造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品牌发展策略[75]。这些都为企业与文化产业的对外开放机制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考虑到关于此类的经验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当前关于中国文化开放的相关研究在文化走出去的策略与路径选择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也为本文的研究开展做了良好的铺垫，但是专门针对中国文化开放新体制的策略选择与发展模式的研究依然相对薄弱，对于企业与行业的论述相对较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四、结语

基于目前国内关于中国文化开放相关文献的综合分析，有关文化产业开放的相关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贸易领域学者的持续关注，并出现了不同角度不同观点的成果。这些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构建提供了研究思路与理论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伴随“一带一路”战略政策的推进，中国文化开放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针对这一趋势，本研究认为今后深入开展中国文化开放体制的系列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议题。

(一)文化开放体制中相关政策实施的评估与绩效考察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总结，可以看出当前中国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开放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性政策，无论是投资准入政策、金融支持政策还是财税政策，都没有一个完备的评价体系和考量指标来衡量，这对于当前的文化开放内容的完善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定量的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结果对于文化政策的调整和落实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而目前这方面的文献研究内容体现较少。同时，对文化产业的开放模式的度量也应考虑到文化产业的特殊性，相关评估体系的设计也应从文化统计标准、文化安全、文化开放竞争力以及文化创新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二)文化品牌在对外开放中的引领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为基本原则的国际背景下，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作为承载文化贸易的主体，需要在总结发达国家和相关组织机构的经验等方面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研究，其中文化品牌作为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共同产物，更需要相关学者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与研究，这对于如何更好地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发挥文化开放的促进作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三)深入研究文化开放领域的新问题

面对文化开放新体制这一崭新的课题，主要的文献资料多见于一些新闻报道，而有深度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则很少，主要是文化开放体制涵盖的内容比较多，多数学者主要针对其中一个部分进行研究与总结，而对于文化开放体制的整体性把握是目前国内文献中鲜有涉及的内容，需要国内学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学术讨论。

[1]韩永进.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39-242.

[2]傅才武，陈庚.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路径与理论模型[J].江汉论坛,2009(6)：78-80.

[3]曹普.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5)：77-79.

[4]邱仁富.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论纲[J].甘肃理论学刊,2008(4)：39-42.

[5]霍步刚，傅才武.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J].中国软科学.2007(8)：121-123.

[6]杨利英.60年来我国文化开放历程论述[J].理论探索，2009(6)：77-82.

[7]蒋多.构建新型对外文化贸易促进机制——美日韩文化贸易战略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4,2(35):159-165.

[8]罗岭梅.论孔子文化走出去的动力机制与提升途径[D].济南：山东大学，2014.

[9]周璐铭.中国对外文化战略研究(2002-2015) [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5.

[10]赵建军,陈泽亚.战略性贸易理论在文化贸易中的运用[J].国际贸易,2008(2):37-39.

[11]李嘉珊.文化贸易在自由竞争与多样性保护下的发展博弈[J].国际贸易,2008(12):40-46.

[12]阮婷婷,欧阳有旺.文化贸易壁垒的效应分析[J].国际商务，2010(5)：97-100.

[13]张斌.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格局之研究[J].学术论坛，2010(4)：77-83.

[14]冯子标,焦斌龙.分工、比较优势与文化产业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79-81.

[15]霍步刚.中国文化贸易偏离需求相似理论的实证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08(7)：65-68.

[16]肖玉刚.试论经济危机下的文化贸易引领战略[J].国际贸易,2010(11):39-43.

[17]陈文敬,米宏伟.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国际贸易,2013(1):54-61.

[18]汪颖,黄建军.当前我国文化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对策[J].国际贸易，2016(1):64-67.

[19]王爽.中国文化贸易结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

[20]朱文静,张功翠.中国对外文化产品出口结构研究与调整策略[J].文化产业研究.2105(9):147-158.

[21]郭玲，肖立强.文化贸易商品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对福建的启示——基于区际贸易理论[J].上海商学院学报，2015(6)：44-47.

[22]刘爱军.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结构分析及优化策略[J].文化产业研究，2015(1)：171-180.

[23]何传添，潘瑜.中国文化贸易的国际比较及其产业调整[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2)：85-90.

[24]魏鹏举.中国文化企业的海外并购继续风生水起[N].国际商报，2015-01-12(A7).

[25]胡娜.基于产业效率的中国文化产业对外开放度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5.

[26]孙婧.中国的海外文化投资探析[D].上海：复旦大学，2013.

[27]李爽.我国文化产业如何实现“走出去”——万达并购AMC为例[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6.

[28]迟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走出去”模式及启示[J].税务与经济，2015(6)：101-104.

[29]胡娜.基于产业效率的中国文化产业对外开放度研究[D].济南：山东财经大学，2015.

[30]王琳.中国国际文化贸易竞争力实力与模式创新[J].南方论丛，2012(3):60-74.

[31]汤恩佳.体宏容深博大精微孔子文化惠泽世界[J].国学论衡,1998(1):6-14.

[32]杨朝明.孔子文化与当代中国[J].河南教育(高校版),2005(11):52-53.

[33]段毅军.用孔子文化助燃山东对外开放的亮点[J].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03(7):28.

[34]阐玉丽.非物质遗产视角下孔子文化的旅游开发研究[D].长春：东北财经大学,2010.

[35]孔令顺.从影视剧《孔子》看孔子文化产业开发[J].现代传播,2010(10):95-97.

[36]丁加军,赵培全.山东孔子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与举措[J].理论学习,2006(9):18-20.

[37]吴瑛,提文静.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5)：110-113.

[38]朱红，梁英.孔子学院研究回顾与展望[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39-42.

[39]安然.海内外对孔子学院研究的现状分析[J].学术研究，2014(11)：45-49.

[40]沈林.日本孔子学院现状及展望[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5)：79-82.

[41]李平.孔子文化风靡全球[J].走向世界,2008(11):111-112.

[42]钟英华.非洲孔子学院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1)：72-75.

[43]周倩.中国与非洲的教育交流与合作——以孔子学院为例[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1)：43-46.

[44]吴应辉.孔子学院经营模式类型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10(2)：78-81.

[45]陈俊羽.泰国孔子学院办学模式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1(4)：95-99.

[46]褚鑫.孔子学院“有限市场化”发展战略模型与要素分析[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45-47.

[47]周志刚,乔章凤.海外孔子学院合作办学模式探析[J].江苏高教,2008(5)：89-92.

[48]陈刚华.从文化传播角度看孔子学院的意义[J].学术论坛，2008(7)：38-44.

[49]李松林.试析孔子学院文化软实力作用[J].思想教育研究，2010(4):104-106.

[50]刘伟.孔子学院的文化软实力作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0(4):55-57.

[51]李萍.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现状与管理对策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9(5):92-95.

[52]李晓艳,周二华,姚姝慧.在华留学生文化智力对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研究[J].管理学报，2012(12):37-40.

[53]亓华,陈玉凤.在京泰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5(6):76-79.

[54]亓华,刘汉武.来华越南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12(6):25-27.

[55]亓华,李美阳.在京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2):132-134.

[56]亓华,李秀妍.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问题研究[J].青年研究，2009(2):88-90.

[57]范祖奎.中亚来华留学生的文化冲突与适应[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6-39.

[58]刘宏宇.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以来华中亚留学生为个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45-48.

[59]郑刚.“一带一路”战略与来华留学生教育: 基于2004-2014 的数据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6(4):121-124.

[60]张琳琳.来华留学生跨文化教育课程研究[J].外语学刊，2014(5):74-77.

[61]冯小钉.短期留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查分析[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2):35-38.

[62]王志刚.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目的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4(3):49-53.

[63]徐子亮.外国留学生汉语学习策略的认知心理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1999(4):15-17.

[64]李丽娜.关于留学生学习策略的调查报告[J].汉语学习,2004(3):85-88.

[65]彭庆红，李慧琳.高校来华留学生事务现行管理模式分析与分层管理模式探索[J].现代大学教育，2013(1):19-23.

[66]王剑军.论间性文化观和趋同管理视域下来华留学生的教育管理[J].教育与职业，2011(6):58-62.

[67]冒大卫.浅析高校留学生管理工作的理念与机制创新[J].思想教育研究，2011(1):94-99.

[68]赵金坡.来华留学生区域性分层教育与管理平台的构建[J].高教探索，2011(5):25-28.

[69]胡惠林.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J].思想战线,2004(3):89-91.

[70]花建.中国文化地缘战略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格局》[J].东岳论从,2012(1)：46-52.

[71]黄娟,沈德昌.政府定位:“文化走出去”的关键[J].学习月刊,2012(4):74-75.

[72]蒋多.构建新型对外文化贸易促进机制——美日韩文化贸易战略动向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东岳论丛，2014，2(35)：159-165.

[73]卫志民.建构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体系的设想[J].现代经济探讨，2013(4):56-58.

[74]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探讨[J].东岳论丛，2010(1):141-144.

[75]张慧,王国庆,彭璧玉.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新发展[J].改革与战略，2016(9):121-123.

(编辑：程俐萍)

Increment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open cultural system: a research survey

Nie Na

(DepartmentofComputerScience,TaiyuanNormalUniversity,Jinzhong030619,China)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open system” proposed byThe13thFive-yearPlanforNational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y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 the new system of cultural open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evolution and trend of the open system since the founding of China, the cultural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oreign exchange, the cultural open path selection and so on. Then it also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about the content and paths of Chinese cultural reform and points out the possible directions of further research.

Cultural openness; System; Review

2017-04-12

聂娜(1985-)，女(汉)，山西曲沃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国际知识产权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16CJY003)

F720

A

1671-816X(2017)08-005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