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子对恶父态度之论析*

2017-04-02蒋秀青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洛维奇伊凡恶人

蒋秀青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225127)

《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子对恶父态度之论析*

蒋秀青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扬州 225127)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儿子们对待恶父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持三种不同态度：同流合污的、以恶制恶的、宽恕和爱的。对“恶”的问题的探讨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小说中的父亲贪财好色、堕落无耻，同时也体现出些许良心的存在，可见人的二元性在其身上也有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分述四个儿子对待父亲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表明其关注的重心不在揭示“恶”的存在本身，而是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自己身边的恶人？澄清这个问题意味着人类对于自己未来的道路可以进行正确的选择。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父亲；儿子；恶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19世纪白银时代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小说，尽管这是一部未完成作品，但因其对人性探讨之深而成为人类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小说描绘了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父亲和三个婚生儿子、一个私生子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剧烈的矛盾冲突，而这个冲突的焦点就是他们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放纵堕落，过着兽性般的生活。面对父亲的“恶”，儿子们是持不同态度的，这三种不同的态度是三种对待恶人的不同态度。作者的重心不在于揭示“恶”的存在本身，而是试图探讨：对待身边的恶人，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凸显了这部作品的伟大之处。

一、西方文化中的“性恶论”

“恶”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使人困惑和痛苦，对“恶”的问题的探讨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世界是悲剧性的，在世界里到处是恶”[1]42。别尔嘉耶夫(Berdyaev)给出了一长串名单列举了西方历史上关注“恶”的问题的思想家：柏拉图、斯多葛主义者、诺斯提派教徒、路德、雅·伯麦、帕斯卡尔、费希特、尼采、克尔凯郭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113事实上，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后面添上很长的一列。“恶”这个主题广泛地分布于西方的宗教文本、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其中基督教的《圣经》和霍布斯的《利维坦》为关于人类之“恶”的经典范本。

基督教《圣经》作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源头之一(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对人性之“恶”可谓痛心疾首，《罗马书》中的使徒保罗引用旧约《诗篇》对“人性恶”进行了控诉：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都是偏离正路……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用舌头弄诡诈……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2]罗3：9-16

霍布斯在《利维坦》第十三章中陈述了“人性恶”之状况：

如果两个人希望得到同一事物，可是却不能共同享有，则他们会变成仇敌，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这一目的主要是为了自我保全，有时仅为了他们的自我愉悦)，他们彼此都努力想毁灭或征服对方。[3]195

而为了自我保全，他们会“采用武力或计谋控制他所能控制的所有人”[3]195。霍布斯认为，在一个没有共同的权力使人敬畏的时代，人们往往处于战争状态，人们采取暴力奴役别的男性和他们的妻子、子女以及牲畜，而这样人人相互为敌的后果，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威胁之中。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孤独、穷困、污秽、野蛮愚昧和短寿”[3]197-198。

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说人在罪性之中不能自拔，除非能够重生，获得精神生命。[2]约3：3-8霍布斯将人的世界和动物的世界进行了比较，认为和人相比，动物是没有恶的，动物只需要满足本能的需求，而人则欲壑难填。[4]119-120《新约》将人的世界和天国相比，霍布斯将人的世界和动物世界相比，都强调了人的世界的一个特征：到处充斥着人人把他人当作敌人的各种人性“恶”的表演。

耶稣在福音书中对使徒们强调“要爱你们的邻人”[2]太19：19，又说“爱你们的敌人”[2]路6：27。耶稣的这两个表述看似不同，结合霍布斯的“性恶论”，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在说明同一个道理，因为“人人相互为敌”，你的邻人就是你的敌人。耶稣指出无条件爱的道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阐释是：“不是仅仅爱好人，也要爱恶人。”[5]180这是一条从人的内部、人的精神性进行救赎的道路，而以霍布斯为代表的思想家从外部寻找道路，霍布斯在“性恶论” 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哲学。这样的道路选择从外部约束人，强制人，看到人的“恶”的本能，而看不到人的潜在的精神性，因而不爱人。这两条道路存在于西方传统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深刻地揭示出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对人的生命存在意义的影响。

二、人的二元性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身上的体现

(一)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堕落的父亲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文学为工具对人性之“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是人本身，而人本身的“恶”是他极为痴迷的一个话题。小说塑造了一个贪财好色、堕落无耻的典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卡拉马佐夫家的一家之长。他对自己的堕落这样进行辩解：“过龌龊的生活比较甜蜜；大家咒骂它，可是谁都在过这种生活，只不过人家是偷偷的，而我是公开的。”[5]191这也是作家借人物之口道出了“恶”之普遍性。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一个无耻的丈夫形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一桩婚姻对他而言就是金钱，他攀了一门好亲事。他的第一任妻子有一笔比较丰厚的嫁资，钱、庄园、城里的房子，他千方百计地试图用“无耻的勒索和苦求的手段”[5]5把这些财产弄到自己的名下。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开他后，他就在家里养了一大群女人，大肆酗酒放荡，并且毫无廉耻地向人们描绘自己可耻的生活细节。续弦之后，他继续当着第二任妻子的面胡作非为。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待女人的无耻态度还表现在他如何对待丽莎维塔——他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的母亲，其行径无耻到令人发指。丽莎维塔被人们称作“癫狂人”[5]102，头发蓬乱，衣服肮脏，神情呆滞，整天在外面游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却使这样悲惨可怜的女人怀了孕，从而有了后来的仆人身份的私生子斯麦尔佳科夫，为他最终冷酷地谋杀自己的生父、毁灭自己的结局埋下了种子。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还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父亲。在孩子幼小的时候，他完全不把养育和教育这两件事放在心上。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把住宅变为淫窑”[5]6，根本不考虑其行为对幼小的孩子所产生的任何心灵毒害。事实上他专心于自己的胡作非为，几乎忘记了儿子们的存在。长子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成年以后，他相信自己多少会继承一点财产。但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一通算账之后告知他非但什么都捞不着，还欠着父亲的债。更为离奇出格的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长子居然为同一个女人——格鲁申卡争风吃醋，而且为了得到她，两人绞尽脑汁，互不相让，甚至大打出手。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二任妻子给他生下了伊凡·费多罗维奇和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阿辽沙)。她在阿辽沙四岁时去世，此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照例是把两个儿子忘在一边。伊凡和阿辽沙由第二任妻子的养母——一个贵族领养并抚养成人。同对待长子一样，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也没有对这两个儿子尽过心。尽管如此，伊凡和阿辽沙长大成人以后还是怀着不同的心态回到了这个父亲的身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第四个儿子斯麦尔佳科夫的抚养则由恪尽职守的管家格里戈里承担。疯女人丽莎维塔在快要分娩时，出现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围墙内，格里戈里找了产婆帮助丽莎维塔产下婴儿，丽莎维塔不久就咽了气。这个婴儿就是斯麦尔佳科夫，生父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一点早就被周围人们的舆论探讨过，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却矢口否认。格里戈里自己的孩子夭折，他就和妻子把这个婴儿当作上帝赐给的礼物抚养长大，并让他在庄园里做了仆人，但格里戈里是一个奴性很强的粗人，他对斯麦尔佳科夫常常羞辱打骂。生父根本就不把斯麦尔佳科夫当儿子，反而对他极端叛逆的思想大加赞美，为他扭曲的人生观的形成推波助澜，最终使他走向犯罪道路。

(二)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道德分裂性”

康德给人划分了两个世界：人既是现象世界的，又是本体世界的，人既是现象世界以杂多为特征的一个经验性的现象，符合现象世界因果相继的现象界原则。[6]158，179比如德米特里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淫荡的继承，斯麦尔佳科夫对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仇恨，都是现象界前后相继的因果关系的体现，但同时又是以自由为本质特征的普遍王国的成员[7]69-88。霍布斯认为动物没有“恶”，他的道理在于动物只属于现象世界。继承了康德两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的别尔嘉耶夫认为，人的困境就在于他的同时属于两个世界，人的痛苦与分裂在于人的二元性的牵扯。[1]68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往往都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分裂性，意识到自己不该全然属于偶然性主宰的现象世界。而美国小说家德莱赛的代表作《嘉莉妹妹》的主人公嘉莉妹妹则丧失了这个能力，因而只属于自然法则起作用的现象世界，不显示人的本质特征，没有内在冲突，表现出非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的奇特之处在于：即便恶人也向往天堂，希望灵魂得救，也让人看到人性的希望。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这样一个典型：一方面很无耻，“在不断的恶行中完全堕落到兽性的境地”[5]42；另一方面却体现了良心的存在，体现了人对天堂的回忆或向往。虽然他是一个极恶的人，但他也是一个人，他有作为一个人所具备的本质特征。这个本质特征就是康德在道德哲学里描绘的普遍王国的成员所具有的特征。如费尔多·巴夫洛维奇在见到佐西马长老时，行为举止比平时更加怪诞，这主要是由于在长老面前他感到“自惭形秽”[5]41。他对长老承认，他老在扮演小丑，是因为老觉得自己比一切人都低贱，是因为羞耻和神经过敏而胡闹，并且在长老面前跪下来问：“我怎样做才能得到永生呢?”[5]41即便像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样在不断的恶行中完全堕落到兽性境地的人，也关心永生的问题，他也认为此世的纵欲不能是生活的全部。

作者还描绘了他的道德意识有时会奇怪地苏醒：

这是一种近乎病态的情况：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个十分淫荡而且在情欲方面时常残忍得像恶魔般的人，但是忽然有时会在酒醉的时候自行感到精神上的恐怖和道德上的震动，对他的心灵几乎会产生一种甚至可以说是生理上的影响。[5]97

“究竟有没有上帝”的问题也时不时地来打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下。在一次父子团聚时他问伊凡：“到底有没有上帝？”[5]144无神论者伊凡给出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他还不甘心，继续问：“那么有没有灵魂不死的事，哪怕很小的，一点点？”[5]144这是发生在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身上的“道德分裂性”[1]100，这个“道德分裂性”表明人的意识处在上边的和下边的两个深渊中间，人是二元分裂的，因此堕落者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形象塑造有着非常大的意义。人的本质的精神性，人的不能完全沉浸于兽性，信仰的意义，居然是要靠他来证明的。

三、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儿子们对其恶父的不同态度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儿子们有一个连提起都嫌丢人的荒淫无耻的父亲，在对父亲恶行的耳闻目睹中，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卡拉马佐夫家的儿子们幼年时母亲即出走或离世，家中只有一个贪财、好色、毫无舐犊之情的父亲，他们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他们被抛入的是一个以“恶”为主要特征的此世。他们所要面对的首先就是自己的父亲露骨的人性之丑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要探讨的不是世界上有无“恶”的问题，作家已经超越了“性善论”和“性恶论”之争。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学史上揭示人性之“恶”的古典文学作品的重心在“恶”的骇人听闻和“恶”对人的残害，如《窦娥冤》中有视人命如草芥的、从平民到贪官的恶人群体对窦娥的共同杀戮，《红楼梦》中有贾赦、贾琏、薛蟠等被贾宝玉归类为泥一样的污浊男性对女性的践踏。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表现出对“恶”的震惊，“恶”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是普遍的。他要探讨的是：如何对待恶人？卡拉马佐夫家族中的儿子们分别代表了对待恶人的不同态度。

(一)长子与恶父的同流合污

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长子德米特里在女人和金钱方面，相当程度上表现出和父亲同质的堕落。德米特里徘徊在两个女人中间：一个是他的未婚妻，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卡嘉)，另一个是格鲁申卡——一个老年商人的情妇，也是他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追逐的对象。尽管卡嘉出身贵族，品行高尚，具有奉献精神，但德米特里抵制不住诱惑，和格鲁申卡不断地纠缠，因为“她有曲线”[5]126，有那种“短暂的、转眼即逝的美”[5]162。在卡嘉的精神性和格鲁申卡的魅惑中，他选择了格鲁申卡。他对格鲁申卡最初的迷恋正如卡嘉所说，是受到“欲望的吸引，而不是爱”[5]161。他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对女人就是在纯然的欲望中，没有任何爱。德米特里也这么说自己：“我可能是下贱的人，具有下贱腐败的欲望。”[5]127更糟糕的是，在金钱问题上，德米特里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他只会挥霍，不会挣钱。由于极度缺钱用，他居然将未婚妻拜托他邮寄给亲戚的三千卢布占为己有。为了摆脱和卡嘉的婚姻，他想方设法凑足三千卢布来还给卡嘉，好提出分手。在此过程中，德米特里向多人求助，丧失自尊，最后终无所获，反而将剩下的钱挥霍殆尽。德米特里在醉醺醺的状态中给卡嘉留下了“我要到父亲那里去，砸破他的脑袋”[5]697的字条后，孤注一掷地回到父亲家中，试图拿到父亲秘密存放的一笔钱，却在混乱中用铜器将管家打得血流满面，昏倒在地。字条和铜器都成为他后来被法官判为杀父凶手的有力证据。德米特里在生活方式上和父亲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以致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次子伊凡厌恶他，巴不得这个兄长能杀死父亲，而这对伊凡来说只是“一条毒蛇吞噬另一条毒蛇”[5]690。尽管德米特里内心不无挣扎，他的确是没能摆脱父亲的影响，而深深陷于堕落中。这样的教训是惨痛的，最终当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被发现惨遭杀害后，人证物证都使德米特里被判定为杀父的凶手而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次子与私生子对恶父的以恶制恶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19世纪俄国东正教信仰传统和欧洲启蒙思想碰撞的年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成为较快吸收欧洲启蒙思想的人，而大部分民众对此还只是一知半解。欧洲启蒙时代提倡依赖科学理性，更为确切的说法是工具理性。人看似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迷信，但工具理性成为新的迷信。人仰仗自己的计算思维，希望获得人类的进步，把信仰投向未来，但工具理性不能提供生命的意义，更为严重的是，会造成人的自大而受到惩罚。[8]6欧洲启蒙思想的弊端越来越严重，从而在20世纪成为后现代理论批评的对象，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世纪就看出启蒙思想——这一“欧洲启蒙形成的现代价值体系”[8]101的危害。作者通过长老之口对过度迷信理性的启蒙思想进行批判：

根据我们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某些学说，教会应该逐渐化为国家，仿佛由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随即在里面消灭，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5]62

这是启蒙时代的进步说，启蒙时代出现了对人自身理性的肯定和对信仰的否定，对现代性的批判成为后现代的焦点[8]114，而一百年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发现了它的问题，可见其思想的富于洞见与超前性。启蒙时代对理性的肯定和对进步的信仰造成了超人思想也就是“人神”[5]733思想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可以自行裁决。没有了对上帝的信仰，一切恶行都应该被允许。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以自我意志为裁决依据，从而成为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的魔鬼的现实例子。

理性主义的问题通过伊凡这个人物突出地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二儿子伊凡着墨较多，伊凡这样的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部作品《罪与罚》中有一个对应的人物拉斯柯尔尼科夫，可见此类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焦点。伊凡上过大学，受过现代教育，伊凡对理性主义思想的接触和吸收体现在他所提及的伏尔泰、笛卡尔、别林斯基，以及歌德作品中的现代性精神的代表浮士德。建立在理性信仰之上的启蒙进步观就是作者提出的“人神”思想。别尔嘉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神”思想进行了进一步阐释：

人神的结果是死亡，以未来的遥远的人类幸福的名义，以全世界革命的名义，以一个人的无限自由或所有人的无限平等的名义，可以折磨和扼杀所有的人、不计其数的人，把所有的人变成实现伟大思想、伟大目的的简单工具；以这样的名义，一切都被许可了。[9]61

自命拥有超人思想的人否定上帝的存在，代替上帝肩负起了对人的审判，但他的审判没有怜悯，没有神性，也没有人性。这是一条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和极端的集体主义为形式的致命的人的自我意志的道路。按照自己的意志，他自行解决能否杀死一个坏人。伊凡就是别尔嘉耶夫所界定的这一类人，他认为不服从最高意志的人就会杀死他人，同时也杀死自己。[9]61《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也为了社会的进步杀死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为了进步而杀人，为了多数人的未来幸福而杀死眼前的、近旁的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一杀人动机的分析是卓越的，因为不光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恶行是人性的普遍状况，伊凡和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进步的“善”而杀人的动机也是普遍的。这样的杀人犯比比皆是，因而“我们都是杀人犯和罪人”[9]63。理性的杀人犯比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更可怕，更冷酷，也更危害人类。

伊凡在潜意识里希望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这样一个不道德的、丑陋的人死。他怂恿斯麦尔佳科夫，鼓励他的犯罪意志，杀了父亲。但法官没有判伊凡有罪，伊凡是在精神上弑父，不能受到世俗法庭的惩罚。弗洛伊德用分析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的方法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弑父情结，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动机是出于作家本人幼年就有弑父的冲动，即众所周知的“俄狄浦斯情结”[10]321-328。这样的心理学视角用人的性本能冲动来探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救赎思想，显然是降低了这部作品的层次，不足以充分阐释作者的意图和对人类普遍之“恶”的深刻认识。

伊凡这样捍卫他所接受的新思想，即人类如果有过爱，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不死：

所以人们对不死的信仰一旦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对于每个像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5]69

伊凡的信徒斯麦尔佳科夫也更加坚决地重申了伊凡的信条：“我自然有权凭自己的理性做主。”[5]137伊凡终于借仆人斯麦尔佳科夫之手完成了弑父。而在这之前，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已经感受到伊凡对他的蔑视并因此而感到害怕，他对阿辽沙说：“伊凡谁也不爱，伊凡不是我们的人。”[5]193

小说的结局是斯麦尔佳科夫杀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从肉体上杀了人，而德米特里被法官依据掌握的证据判为杀人犯。但良心同时在审判伊凡和斯麦尔佳科夫。斯麦尔佳科夫在伊凡的追问下承认杀了人，并指出他的杀人是受了伊凡的暗示，伊凡才是那个真正的凶手。斯麦尔佳科夫自杀了，伊凡随后也疯了，在故事的结尾他也病到了快死的程度。因为杀了人的人也杀死了自己，在精神上杀死了自己。人到底是没有权依靠自己的理性进行自我裁决的。故事的结局证明伊凡所代表的欧洲启蒙思想所潜藏的毁灭性、灾难性。“胸膛和头脑里装着一个地狱是会自杀的，靠卡拉马佐夫下流行为的力量，靠一切都可以允许。”[5]297这是阿辽沙对伊凡说的话。人可以在胸中装一个天堂也可以装一个地狱，装了地狱的人杀人又自杀。理性主义者伊凡阻断了天堂的道路，他是比父亲更加无情的人，“强行禁止恶和强行消灭恶都是更大的恶”[1]55。伊凡所信奉的欧洲工具理性的进步思想是杀人的，这是作者所要警示人们的，这是比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淫荡更可怕的“恶”。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的人们深刻感受到了。从这一意义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先知般的伟大力量。

(三)三儿子对恶父的宽容与爱

三儿子阿辽沙是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予希望的人物，他与人友爱相处：

他好像完全信赖别人……他不愿意做人们的裁判官，不愿意责备，也决不去责备人家。他甚至好像对一切都容忍，毫不怨人，虽然时常感到很痛心。[5]15

而且，他极度纯洁，“不能听谈论女人的某种言语”[5]16，他的父亲都说他是个“安琪儿”，觉得他是“世上唯一的不责备我的人”[5]21。阿辽沙和伊凡的区别是两条道路的区别。作者通过这两个人物的不同世界观指出了当时人们所面临的两条道路：是选择无神论，崇尚理性，认定世界的“荒诞”[5]273，还是坚持对“眼前的爱”[7]60的宗教的信仰。对“眼前的爱”的宗教，即阿辽沙所信奉的宗教。阿辽沙爱所有的人，包括他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觉着阿辽沙十分“打动了他的心”，因为他“生活着，一切都看见却不加以责备”[5]98。阿辽沙不但不对其父亲加以蔑视，相反他“倒是流露出永远不变的亲切，真诚而毫不做作的依恋”[5]98。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很清楚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明白对于一般做儿子的来说，自己是个不值得依恋的父亲，他浪荡、不顾家，只知道作孽。正因为如此，阿辽沙对他真诚亲切的态度才触动了他：“他自己承认他明白了一点至今不愿明白的东西。”[5]98阿辽沙对父亲的态度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原因是受到佐西马长老的影响。修道院的佐西马长老是阿辽沙的精神导师，他给年轻的阿辽沙指出了人生的道路和使命。

阿辽沙曾在和伊凡讨论信仰问题时说，耶稣“能宽恕一切人和一切事，而且代表一切去宽恕……大厦正是建立在他的上面的”[5]276。长老要他追随的正是耶稣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作家试图探索的，用以抵制欧洲启蒙运动所提出的进步观可能给人的精神带来的毁朽，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观。作者强调这个宗教观不是宗教狂信，也不是神秘主义，而是一种博爱。这个宗教的教义通过长老之口得到了阐述，它的核心是如何对待恶人：唯有人的良心中的基督的法则能使罪人得到改造，重新做人。教会不是把犯罪的人开除出去，而只是永远对他进行慈父般的监督。它也永远不和罪人断绝联系，始终还把他当作可爱的、仍值得珍贵的儿子看待。

长老的教诲实际上是非常切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宗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耶稣的教诲的阐释：对近人的爱。而近人既包括善人，也包括恶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这样表述：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世上一切人和一切事物负责，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这不但是因为大家都参与了整个世界的罪恶，也是因为个人本来就应当为世上的一切人和每一个人负责。这种认识不只是修道的人，而且也是这是世上一切人生活道路的终极目标。因为修士并不是特殊的人，而不过是世上一切人都应该做的那种人。……你们不应该骄傲。在小人物面前不要骄傲，在大人物面前也不要骄傲。不要憎恨排斥你、侮辱你、责骂你、诽谤你的人……不但对他们中善良的人，甚至对其中的恶人也不要恨。[5]180

四、结语

卡拉马佐夫家族的生活充满了动荡不安：色欲、贪财、弑父，这是世界之“恶”的缩影。和恶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我们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提醒我们人性的黑暗，不仅仅老卡拉马佐夫和德米特里的堕落是“恶”，自认为他人是恶人的人也可能会使自己变成恶人，就像伊凡一样。我们不能爱人，不能宽恕恶人，我们就会变成杀人犯，从而加重世界之“恶”。人的使命不是像伊凡那样代替上帝充当法官进行审判，而是要像阿辽沙那样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负责，包括恶人。从欧洲启蒙思想中萌芽的对人的理性的自负发展到极致就是背离人的本质，站在人的对立面，其后果是人把人给杀了。没有爱和宽恕的理性自负是可怕的、灾难性的。大诗人艾略特在这一后果终于抵达20世纪时描绘了世界的景象：“背后一片荒芜的平原。”[11]96建立在荒诞之上的世界就会成为一片荒原。后现代理论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工具理性的危害，并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我们不光要对启蒙时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工具理性进行解构与反思，我们更要警惕，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伊凡一样的审判者。唯有爱，对包括恶人在内的所有人的爱，才能真正拯救我们。在当今时代，这个问题还远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彼此进行审判，我们之中有很多的“伊凡”，而“伊凡”们不知道他们自身恰恰是“恶”的问题的症结。如何才能解开这个症结？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清晰地指出了一条抵达天堂的道路：“尽管我在大家面前有罪，大家也会饶恕我的，这就是天堂”[5]325，“生命就是天堂，因为只要我们愿意明白，天堂会立即美丽地出现在我们面前”[5]335。陀思妥耶夫斯基开辟的是一条从人的精神内部救赎的道路，从精神内部用爱来照亮“恶”的世界的道路。天堂在人领悟到的一刹那就出现了，而不是启蒙进步者们牺牲当下的人来对未来的谋划，对不爱眼前的人却将目光投向未来的他们来说，天堂还是遥遥无期的幻影。

[1]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M].张百春，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2]圣经[M].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2000.

[3]霍布斯.利维坦[M].刘胜军，胡婷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4]佩迪特.词语的创造[M].于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耿济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M].李秋零，译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8]童明.现代性赋格：19世纪欧洲文学名著启示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9]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M].常宏，徐伟，刘成伦，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7.

[11]艾略特.四个四重奏[M].裘小龙，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袁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