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途径*

2017-04-02赵秀敏孔德永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话语权延安国民党

赵秀敏，孔德永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途径*

赵秀敏，孔德永

(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87)

话语权是指不同的话语言说主体运用不同的话语载体，向话语接受主体传播话语主题和话语内容，并取得一定话语效果的过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人民不了解、国际上其他国家不认同的背景下，在国民党借“三民主义”否定共产主义、打击共产党人的背景下，巧妙利用多种媒介宣传革命思想，执行团结抗日，救亡图存的主张最终赢得话语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争夺话语权的成功实践对当前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建构途径；

“话语”既包括人们说出来的语言，也包括人们写出来的语言，“权”既指话语产生的影响力，亦指话语发挥作用所具有的资格。合在一起，话语权就是指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所拥有的说话的权利和权力。“现代意义的‘话语权’所强调的不仅仅是说话和发言的资格，而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1]从构成要素来看，话语权由一定的话语主体(话语言说主体、话语接受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载体和话语效果组成。因此，话语权实质上是指不同的话语言说主体运用不同的话语载体，向话语接受主体传播话语内容，并取得一定的话语效果的过程。[2]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背景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从时间上讲，主要是指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开始，直至中央最后撤离延安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西柏坡为止的13年；从空间上看，主要是指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延安时期的中国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时期，当时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阶级矛盾并没有消除。面对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出台，面对开展抗战工作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权是必要的。同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处局部环境的相对稳定也为中国共产党构建话语权提供了可能。

(一) 中国共产党建构话语权的必要性

首先，针对国民党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的行径，中国共产党发声是必要的。为了维护统治地位，国民党不仅印刷出版《总理遗教》《总裁言论》等宣传“三民主义”，而且将各级宣传机构进行区域划分，通过张贴标语等文字形式、绘制壁画等艺术形式，以及讲演和家庭访问等通俗形式，宣传国民党党义和“三民主义”，他们竭力鼓吹“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理论。1943年，国民党还以蒋介石的名义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书中宣称只有国民党才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并利用“三民主义”否定共产党，否定共产主义，意图孤立共产党。但是，这种打着“三民主义”旗号的复古专制逆流是不符合当时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独立的时代主题的。面对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武器，否定共产党，要求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建构话语权是必要的。

其次，抗战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封锁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封锁，停发八路军军饷，并且切断了边区与外界的联系，对一些生活必需品和日用品严禁输入，造成了陕甘宁边区严重经济困难；在政治上，国民党奉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打击和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文化上，为了封锁共产党的舆论影响，国民党借口“战时需要”在全国实行“战时出版管制”，通过一些条列和检查制度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传播、话语权建构制造障碍；在军事上，国民党有意制造军事冲突，打击共产党。面对国民党的封锁和压迫，中国共产党必须予以回击。

最后，一方面，中国人民抗战的历程艰辛，尤其在上海、南京、武汉沦陷后，人民的抗战情绪受到影响；另一方面，抗战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影响了人民的抗战信心。为了动员一切抗日力量，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在当时建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必要的。就共产党自身建设而言，长期以来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小资产阶级作风，以及大批新党员的加入使党内存在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非无产阶级意识，妨碍了党的发展，这些均要求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在党内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二)中国共产党建构话语权的可能性

国民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控制区域仅仅限于陕甘宁边区及一些根据地。虽然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多次对边区红军发动进攻，国民党也对边区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封锁和军事包围，但与其他抗日根据地相比，陕甘宁边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这就为边区开展党建工作、创办学校、开展文艺活动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环境，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吸收和消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就中国共产党内部而言，一方面，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摆脱了流动状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整体，具备了建构话语权的阵地条件；另一方面，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领导能力逐渐被认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逐步提高为中国共产党建构话语权提供了保障。就延安时期所处的国际环境而言，抗日战争属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日与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能得到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抗日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支持。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话语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和接受才能够发挥其作用。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外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国民党封锁压迫的环境下，通过多种话语载体构建自身话语权，最终得到了人民的认可，得到了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理解，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

(一)将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结合起来

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深入研究古代农民战争、古代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和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将军事理论通过民间流传的故事、谚语、说书、民众集会等形式传播给广大群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抗击侵略的斗志，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群众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考虑到当时的宣传对象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较低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利用抗日歌曲、地方歌谣、秧歌、戏剧、木刻等灵活的形式向广大工人、农民、士兵、干部灌输革命意识形态。通过歌剧《白毛女》《刘胡兰》、歌曲《黄河大合唱》《松花江上》、戏剧《打鬼子》《放下你的鞭子》等作品，激发人民群众积极向上，鼓舞人民为实现自身解放而积极斗争。此外，延安还成立诸如大众读物社、怀安诗社、小说研究会等文化社团和协会，在交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将广大人民团结起来。[3]

(二)注重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

政党赢得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看坚持和传播这种话语的政党及其成员能否以身作则，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示范作用。因此，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构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延安时期，为了推进干部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中共中央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恢复党校，创办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等30多所学校。1942年，中共中央又围绕党风、学风、文风在全党范围内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学习，不仅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而且坚定了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另外，为了教育和监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边区政府还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比如，1941年5月1日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4]边区政府在运用法律法规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的同时，也注重运用正反面典型开展党内教育。比如，通过树立张清益、张思德、申瑞等正面典型教育广大党员保持时刻为人民服务的党性；通过张国焘、黄克功、刘力功等反面典型进行党的纪律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在广大党员干部的带领下，陕甘宁边区呈现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场景，真正践行了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社会道德沦丧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

(三)重视人民群众，给群众以实惠

对人民利益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础。鉴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经济上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政治上没有发言权、文化上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现实，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来给予人民获得感。政治方面，实行参议会制，由人民选出参议员代表自己参与边区事务管理。在选举范围上，《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住居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5]在选举方式上，考虑到当时人民文化水平较低，边区政府采用画圈画杠法、投豆法等灵活的选举方式，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保障了人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经济方面，面对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了边区经济困难问题。为了团结各阶级人民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针对不同阶级给予不同土地政策。此外，为了确保土地政策的实施，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张贴布告、召开大会的形式宣传党的土地政策。文化方面，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舞蹈、歌谣等多种文艺形式向人民群众展示解放区的生活面貌，发展文化教育。为了满足群众的文化诉求，党开展了“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6]的六劝活动，致力于在思想上使人民群众摆脱枷锁，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四)充分借助国内外媒介的作用

报刊、广播是政党宣传自身主张的重要武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形成了覆盖面极广的报纸宣传网络，有学术性较强的杂志，如《群众》周刊、《新华日报》《红色中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党的工作》等，主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建国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决心；还有面向群众的通俗报纸和墙报，如《边区群众报》《红星》等抗日小报，报道保卫边区的战斗事迹、大生产运动的景象。《解放日报》“今日的朱彭”“劳动英雄吴满有”“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等正面典型和“二流子”等反面典型的大力宣传都为凝聚人心，团结抗日做出了贡献。针对国民党假借“三民主义”维护其专制独裁的行径，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发表诸如《新民主主义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阐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另外，中国共产党还特别重视发挥广播在团结抗战中的作用。1940年12月30日延安广播电台正式播音，广播内容不仅包括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和领导人的系列讲话，而且包括狼牙山五壮士英勇就义、放牛娃王二小舍身引敌人进包围圈的故事。这些都激励人民积极参加革命，为自身解放而奋斗。

此外，中国共产党借助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机会，积极同国民党有识之士、海外侨胞、国际友人接触。为了获得当时的爱国人士、国民党有识之士和海外华侨的认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先后给宋庆龄、李宗仁、张学良等写信，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还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爱国华侨陈嘉庚，以及粱漱溟、黄炎培等社会知名人士开展交往活动。范长江《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在《大公报》的发表使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声音公开地传给了国统区的广大读者，加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1940年，陈嘉庚访问延安，其离开延安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向海外侨胞介绍，广泛地团结了海外侨胞，增强了抗日力量。斯诺来访时，毛泽东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和方针政策，以及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主张。访问结束后，斯诺撰写了大量报道文章，《大美晚报》《新共和》《每日先驱报》《生活》等英美报刊接连发表了斯诺写的关于苏区的报道。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著作首次向世界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活方式、信仰和目的，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继斯诺之后，许多外国记者和专家都相继访问抗日根据地，他们撰写了大量报道和书籍。比如，贝特兰的《华北前线》和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等，这些报道和书籍为世界人民更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可能。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评析

延安时期，国际上其他国家将国民党看作中国的领导核心和抗战主力军。1942年元旦，中国加入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蒋介石成为四大国领袖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处于“失声”状态。抗日战争中，当在中国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苏联开始援助中国，对中国提供物资援助，但它一直把国民党看作抗战的主要力量。英美两国对日本侵华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由于害怕日本侵华损害他们的利益而支持中国抗日，并给予物质援助；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革命力量壮大，损害自身利益，因此两国也选择了支持国民党。在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要求下，庐山会议后蒋介石正式宣布抗日。抗日过程中，国民党不仅在正面战场英勇抗战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通过在各种场合宣扬抗战决心，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其为抗战胜利所做的贡献是不可抹灭的。但是，在抗战后期，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变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国民党为了维护其一党专政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人民抗战，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在国内人民不了解、国际上其他国家不认同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的封锁压迫下，开始艰难地建构革命话语权。她利用恰当的话语载体向世界人民宣传并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主题，最终在与国民党话语权的争夺中取得胜利。正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建构过程，为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奠定了基础。但是，也正是由于延安时期的成功实践对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突出政治”而忽视经济的局面造成了一定影响。

(一)延安时期话语权建构的成绩与不足

由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缺乏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加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封锁、打击，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认同。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丑化下，许多群众、甚至国民党内一些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赤匪”。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党员入手，严格党内纪律，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自身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她的信仰，使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主题被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人民所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话语权的建构不仅在当时起到动员与凝聚人心的作用，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奠定了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不仅为当时话语权建构奠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治、文化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借鉴。此外，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培养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拥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党员干部队伍，为党开展工作提供了条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建构的成功实践被借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由于受当时所处世情、国情、党情所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更多的偏重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并且事实证明这一做法是成功的。但是，建国后在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以后，党还沿用延安时期“政治挂帅”的思维，忽视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理论，没有将二者及时换位，给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损失。

(二)延安时期话语权建构对当前启示

保持政党的执政地位需要牢牢把握话语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由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党转变为建国后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最根本的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从而获得了民众认同。在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话语霸权的局势下，在社会文化多样化的形势下，在部分党员干部信仰缺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只有在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塑造社会公信力上花大力气才能牢牢把握话语权。[7]

首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紧扣时代主题，积极组织民众抗日，公开声明自己的抗日主张并将抗日进行到底，是其取得话语权的原因之一。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背景下，在社会文化多样化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对立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当前更需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对话与相互借鉴。因此，当今要在深入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注重借鉴、吸收一些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扩大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包容性，从而打造易于被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

其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深刻分析了当时民众的生活情况、文化水平、心理诉求并根据实际情况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同。在当前社会阶层分化与利益多元化的形势下，党员干部、基层工作人员需要真正深入群众生活，了解民众诉求，将民众所需、所感真实地传达给党组织。党组织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领导国家机关采取民众乐于接受的方式解决民众生活中实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同与支持。[8]

再次，话语权的建构离不开党员干部队伍的专业化，更离不开基层工作人员的实践活动与实践方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得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提高党员干部队伍专业化能力的同时，注重基层工作人员的培养和教育，使基层人员、党员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党员干部是政党的形象，一个政党夺得并拥有话语权的关键就在于话语的言说主体、传播主体能否身体力行这一话语内容，从而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示范作用。[9]当前在加强党员干部队伍专业化、提高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加强勤政廉洁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基层队伍建设，要加强对基层工作人员的教育与培养，使学习教育覆盖到每一个基层工作人员，使他们真正能够为群众办实事。

最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夺得话语权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注重运用一些纪念日、纪念活动来凝聚人心。比如，通过纪念马克思、恩格斯、孙中山等活动来凝聚革命力量，昭明革命思想。因此，当前巩固中国共产党话语权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一些纪念活动、纪念节日传播中国声音。中国当前已经设立一些纪念日，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等，这些纪念日的设立不仅能够凝聚民族精神、团结群众，而且是对外传播中国声音的一种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应该充分重视和运用这些纪念日和纪念活动来巩固自身话语权。

[1]张国祚.关于“话语权”的几点思考[J].求是，2009(9)：43.

[2]杨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15：57-65.

[3]张希贤，王宪民，徐兵.毛泽东在延安[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42-47.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5.

[5]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N].新中华报，1937-05-08 .

[6]《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编委会.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60.

[7]甄红菊.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探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65-71.

[8]曹天航.中国共产党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历史进程与经验启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9-13.

[9]侯惠勤.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法论研究[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6(2)：5-11.

(责任编辑：张燕)

D23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