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陆云自然本体论与东晋诗学的关系*

2017-04-02刘运好

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5期

关键词：适性陶诗诗学

刘运好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论陆云自然本体论与东晋诗学的关系*

刘运好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 241000)

以“自然”为审美本体是陆云诗学思想的核心。虽然这一诗学思想在西晋影响不彰，然而至东晋则蔚为大观。东晋以兰亭雅集为代表的“以玄对山水”，是陆云“自然”本体论的理论延伸；陶渊明所追求的自然、适性、圆融的审美境界，又是陆云“自然”本体论的诗学实践。如果说陆机是西晋诗学的集成者，陆云则是西晋诗学的开拓者，二人在诗学史上的地位都十分重要。

陆云；自然本体论；诗学；东晋；西晋

魏至西晋诗学的“自然”观，创作上以嵇康为代表，理论上以陆云为代表。关于陆云诗学思想的核心，学界误解颇深。笔者曾撰《以“自然”为本体：陆云诗学思想论》一文指出：

自刘勰《文心雕龙·镕裁》提出士龙“雅好清省”的论断之后，认为陆云诗学思想的核心是“清省”，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以“清省”为陆云文学思想核心的观点，除《文心雕龙》外，前代尚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五十《陆清河集题词》，永瑢、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渭南文集提要》等；今有肖华荣：《陆云“清省”的美学观》，《文史哲》1982年第1期,第41-43页；傅刚：《“文贵清省”说的时代意义——略谈陆云〈与兄平原书〉》，《文艺理论研究》1984年第2期，第93-99页。。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虽然“自然”“清”“清省”等等都是构成陆云诗学思想的基本范畴，但在陆云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中却分属不同的逻辑层次。以“自然”为审美本体，以“清”为审美理想，以“清工”“清美”“清利”“清绝”“清省”“清约”“清新”“清妙”为具体审美标准，既是陆云诗学思想体系的构成三层，也是其理论逻辑的构成三层。[1]

该文对陆云的三层诗学思想体系做了详细分析。但是，对陆云诗学思想的诗学史意义的论述，却付之阙如，而这个问题又是论陆云诗学思想不可或缺的内容，故补充论述如下。

陆云的“自然”本体论，在东晋蔚为大观。东晋“以玄对山水”是陆云“自然”本体论的理论延伸，陶渊明所追求的自然、适性、圆融的审美境界是陆云“自然”本体论的诗学实践。

《世说新语·容止》中刘孝标注引孙绰《庾亮碑》文曰：

公雅好所托，常在尘垢之外。虽柔心应世，蠖屈其迹，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2]616

“柔心应世，蠖屈其迹”是东晋文人基本的生存态度，也是其基本的生存方式。然而东晋与中朝文人最大区别在于：中朝文人泥身尘俗太深，“士无特操”[3]、干禄求进是其基本的政治取向；醉心玄理、溺于酒色是其基本的生活状态。因此，嵇康创造的超越现实的清虚明净的玄言山水诗境，在西晋趋于衰落，唯有陆云间以存之。而东晋文人在时间的尘土逐渐掩盖了两都毁弃的凄怆之后，开始由关注现实而走向内心。以一种超越世俗的清虚空明的心境，发现造化日新的山水之美背后所蕴涵的玄理。所谓“方寸湛然”，就是心境之清；“以玄对山水”，即以自然为本体而观照山水。而且东晋清谈，以一种审美的态度辨析名理，在名理辨析中贯注着浓郁的审美趣味。如孙绰《王长史诔》曰：“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2]842“玄味”，即包含辨析玄理与审美趣味两个方面。将谈玄的审美趣味带入山水观照中，就形成了“以玄对山水”的新的审美蕲向。可见，“以玄对山水”首先建立在主体审美心境的清虚空明和对山水自然之道的了悟上。故罗宗强认为：“中国士人山水审美趣味的基本格调，应该说是在东晋奠定了的。”[4]

“以玄对山水”是以《兰亭诗集》为代表。在自然之美的发现中，顿悟玄理，超越尘俗，回归本然之性，是兰亭诗的基本审美蕲向。从王羲之《兰亭诗序》[5]575-576来看，兰亭诗人以艺术的眼光审视会稽山水之美，一方面，“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在自然之美中获得精神愉悦；另一方面，“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借饮酒赋诗而发抒幽滞之情。而“流觞”于曲水，因“游目骋怀”而咏歌，都是以山水作为观照对象，故对山水的审美成为兰亭雅集的主旋律。作者从人性的基本特点出发，认为无论入世或出世者，“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得”，都能够在“所遇”的自然之美中产生人与自然的生命律动，从而超越生命的有限而获得短暂的永恒。所以其四言《兰亭诗》曰：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

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5]576

诗人在自然运化中感受到生命的有限，企望在人与自然的律动中消解生命的悲怆。显然，这种悲怆情怀的消解是成功的。王羲之又撰五言曰：

仰眺碧天际，俯瞰绿水滨。

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

大矣造化功，万殊靡不均。

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5]5

王羲之在静观山水中，彻悟自然、人生的真谛：万物虽殊，无不同受自然造化之功，天籁之音虽参差有别，都与人类生命有着相同的律动，所以才能“适我无非亲”——在审美过程中，人与自然构成了统一的关系。而唯有消解了生命的悲怆，才能获得自我的超越，回归于本然之性，也才能发现造化日新的自然之美。孙绰《兰亭诗序》又特别揭示了“借山水以化其郁结”的原因：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斯谈！非以停之则清，混之则浊耶？……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6]71

山水之美不仅具有陶冶情性的独特审美功能，而且也是产生“辽落之志”的触媒。所谓“辽落之志”,就是庄子所言“漻乎其清”的心性之“清”，心性之清也就是玄学所崇尚的本然之性。孙绰还具体描述了“以玄对山水”的审美过程：

以暮春之始，褉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顷，隆屈澄汪之势，可为壮矣。乃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具物同荣，资生咸畅。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快然兀矣，焉复觉鹏晏鸟之二物哉！[6]72

诗人在“席芳草，镜清流，览卉木，观鱼鸟”的过程中，感受到“具物同荣，资生咸畅”的自然造化之美，顿悟道家“万物与我齐一”的达观境界，并进入兀然无知的完全超越的状态。孙绰《兰亭诗》曰：

流风拂枉渚，亭云荫九皋。

婴羽吟修竹，游鳞戏澜涛。

隽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

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5]577

欣赏山水自然之美，竟然忘“时珍”之味，犹如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一样，已完全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自由审美境界。虽然，兰亭山水只是诗人顿悟玄理的物质载体，但是，这种玄理的顿悟毕竟建立在对山水之美的发现上，而且少数篇章将玄思隐蔽到山水描述之外，如谢万《兰亭诗》曰：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

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萼吐润，飞雾成阴。[5]576

山岭青萝修竹，山谷清流湍涧，山间玄萼飞雾，诗全写眺望之景，而不涉玄理。这一方面促进了山水作为独立观照对象的山水诗的产生，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诗歌追求象外之意的境界的产生。这两方面对陶渊明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惜的是，玄言诗的这方面意义被学界所忽略，萧华荣对玄言诗的批评是其代表，萧先生认为：

一般的社会思想和学术思想影响于文学，往往表现或直接的，或间接的形式。前者以文学形式直接阐发某种义理和学说，成为抽象理念的图解，失去了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7]

追求回归本然之性，描述田园天籁之美，是陶渊明人性和诗性的基本品格，从而形成陶诗自然、适性、圆融的审美境界。张可礼先生指出：

陶渊明的田园诗，表面上看，有不少田园风光的描写，但其主旨却并不在田园，而是借描写田园，抒发自己追求自由、不为世俗名利所牵累的高洁情怀，表现自己对自然、对和谐的认同和归宿。这种认同和归宿主要是情趣和哲理的融合。[8]

描写田园的天籁之美，是陶诗的意象层；表现回归本然之性的追求，是陶诗的意境层。情趣和哲理圆融，人性和诗性圆融，使陶诗进入了意象和意境圆融的艺术化境。习见的景物、日常的生活、不求甚解的读书，都能成为诗人或触物寄怀、或缘事述怀、或联想叹怀的审美媒介。如《时运序》云：“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9]29暮春独游，形影相亲，物人和谐，故欣喜感慨。《时运》其二曰：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9]29

描写畅游平津时或漱口或濯足的随性适意，周览邈远之景的内心欢娱，举杯对影的陶然之乐，既是回归自然，也是回归自性。即使是寻常的农耕场景，也成为诗人述怀写志的寄托对象，如《归园田居》其五：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9]36

虽然诗人躬耕自资，但从前二句看，他的耕作也是率意而为，并非真正如农夫那样刻意地精耕细作；虽然披星戴月，不辍劳作，也只是“但使愿无违”的纵情适意而已。以性情读书也是诗人诗意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读山海经》其一：

既耕亦已种，且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9]99

深居穷巷，宁静安恬，微雨春风，清新怡人，喜酌春酒，品味菜蔬，泛览闲书，俯仰之间，得宇宙自然之真谛，会心而乐。读书的内容、读书的环境、读书的方式，都是自然的、随性的，而“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会心所得，也是心无所适而获得的宇宙人生的“真意”。总之，“文章自娱”的自由审美心态，“颇示己志”[9]123(《五柳先生传》)的浓郁主体意识，“导达意气”[9]156(《感士不遇赋》)的自觉抒情方式，“欲辨忘言”的浑融审美境界，使陶诗消解了出世与入世的界限，“趣舍”与“静躁”的选择，人境与林野的区别，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自然、适性、圆融，既是随性适意的现实人生，又是天机一片的审美境界。可见，陶诗虽有“金刚怒目”[10]的一面，却仍然难掩抑其自然适性的主体情调。

宋杨时(字龟山)评曰：“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11]所谓“出于自然”，即是以自然为本体。陈寅恪、袁行霈、张可礼等都认为“自然”是陶渊明基本哲学思想*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详见《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0页；袁行霈《陶渊明的哲学思考》，详见：《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其实，以自然为本体，以适性为归趣，以圆融为审美境界，乃是陶渊明诗学的三个基本层面，所以陶渊明所言之“自然”，总是与适性相关联。如：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9]35

——《归园田居》其一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9]135

——《归去来辞序》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9]46

——《形影神序》

实际上，陶渊明所说之“自然”，包涵着物之本然状态与人之本然之性两个层面的意蕴。所以陶诗写物，着力表现其自在的状态，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9]135(《归去来辞》)，飞鸟、浮云、炊烟、山岚、微风、春雨，甚至鸡鸣、狗吠，无不呈现出一种自在自为的本然状态；写人也着力表现适性的状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9]63(《饮酒诗》其五)，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躬耕还是闲游，抚琴还是读书，甚至饮酒、乞食，无不呈现出一种天真率意的本然之性。而这种物之自在的状态与人之适性的状态，在陶渊明笔下获得了和谐圆融的统一，简约、灵动、冲淡、玄远，物我合一，自然适性，从而使“人境”之美在陶渊明的笔下达到了极致。唯有苏轼晚年方能入此佳境，《拟陶诗》是其“陶氏心境”的别样呈现。

从嵇康到陆云，从兰亭诗到陶诗，以自然为本体的哲学思想，或成为诗学理论的构成基石，或成为诗歌境界的哲学内核。追求自然的哲学本原，表现万物的自在状态与自我的本然之性，一方面促进了诗歌进一步走向说理，催生了由玄言诗逐渐向追求诗歌理趣的演化；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诗歌的主体抒情性以及对山水田园之美的发现。后来宗炳《画山水序》概括的“澄怀味象”“山水以形媚道”[12]，则标志着山水审美的成熟。然而，与宗炳相似的是，陶诗在深层中也渗透了浓郁的佛教情境，其“人生归幻化，终当归虚无”[9]36(《归园田居》其四)，“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9](《形影神·神释》)，则是典型的例证，这又是嵇康、陆云以及兰亭诗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陈寅恪“宜其于同时同地慧远诸佛教徒之学说竟若充耳不闻也”[13]的说法。

如果说，陆机是西晋诗学的集成者，陆云则是西晋诗学的开拓者，二人在诗学史上的地位都十分重要。

[1]刘运好.以“自然”为本体：陆云诗学思想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5):561-568.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174.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134.

[5]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第2册[G].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

[6]欧阳询.艺文类聚:上[G].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7]萧华荣.中国古典诗学理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53.

[8]张可礼.东晋文艺综合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24.

[9]陶渊明.陶渊明集[M].王瑶，编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

[10]鲁迅.“题未定”草：六[M]∥鲁迅杂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26.

[11]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