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望

【摘 要】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因，马克思归为经济决定论，韦伯认为源于“宗教伦理”，二者既有联系，亦有差异，共同为“伦理—经济”范式做出了理论贡献。马克思与韦伯因个人生活背景与学术渊源的差异，对于社会发展的动因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却都表现出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同情。

【关键词】经济决定论 宗教伦理说 现代化动因

自近代以来，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大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跃入现代化行列，一些不发达国家从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才逐渐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另外一些国家至今还难以看到现代的气息。为什么原来的起点差不多，而后来出现的变化竟然如此之大？现代化的动因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与韦伯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二者又有怎样的联系？

一、马克思：经济决定论

在关于社会发展动因的理论时，马克思提出一个重要概念，即“现实生产”。这是统领社会发展动因的一个基本概念。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现实生产本身，是由三方面组成：（1）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需要的满足和“新的需要的产生”；（3）人的自身生产，即“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共同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指出：“不应把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阶段，而只应看作是三个方面， 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三者就同时存在，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把上述三方面作为现实生产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把精神生产也同样看作是“全面生产”或“整个世界的生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讲的现实生产，尽管突出了物质生产，但绝非仅仅限于物质生产，而是几乎包括了人的各个方面生活的生产。从这样的生产出发来理解社会发展，自然不能将其发展动因仅作单一的理解，而应该做系统的理解。在这种动因系统中，历史发展的多因论与决定论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

另外，还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不仅从现实生产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角度对社会发展动因做了深刻的阐述，而且从现实生产以及整个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认为，在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现实情况上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也很难简单地、机械地套用上述原理，因为这些国家的现代化一般都是从政治革命和社会经济体制变革开始的。这种变革首先带来的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后在此前提下加速生产力以及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晚近现代化进程不同于早期欧洲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由此看来，在考察社会发展动因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不同阶段对社会矛盾各个方面的地位与作用予以具体确定，简单化的理解是无助于说明问题的，于实践也是非常有害的。

二、韦伯：宗教伦理说

基于19世纪欧洲社会的统计资料，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寻了“宗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新教徒为什么比天主教徒在社会分层上占据较为优越位置”。通过研究，韦伯发现，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将《圣经》从希腊文译成德文时把“职业”译成“天職”，由此造成新教徒以上帝的召唤为职业的“天职”观念，引出新教徒视世俗职业为“天职”的入世理性主义生活态度；“天职观”对新教徒尤其是加尔文宗发生了重要影响：勤勉于世俗职业，辛苦劳作，节俭生活，精于计算，自制禁欲，立志要成为职业人，包括把各种活动特别是职业活动整合为一体，成为一种讲究方法的系统生活方式的倾向，这正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产者的人格特征。此外，加尔文宗的“预定论”的教义表明，在信众中谁被上帝挑选获得拯救都是上帝的预先决定，一切自然的有机关系都是无从依靠。这一信仰造成新教徒在争取个人救赎的过程中极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焦虑，每个人注定在救赎路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孤独地踯躅前行，导致新教徒养成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观念以及冷漠的处世态度。为了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挑选预定得救的人，个人就必须在世俗职业中做出超乎常人的骄人业绩，以证明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宠”，是被上帝挑选的人即“选民”。由此世代相传，就形成了以新教伦理为驱动力，也是表现的“资本主义精神”，再加上其他制度性因素的配合，最终导致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产生。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现代化的动因，韦伯认为现代化的动因起源于“宗教伦理”。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因果链条，即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韦伯认为，任何事业的成功总是以一定的精神力量为支柱的，而这种力量与社会的文化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支柱的，而这种精神明显得益于新教伦理的产生，因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新教伦理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和关系。

（一）天职的观点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切不可为肉体的罪孽而如此”。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这是人无法改变的。但是能为上帝解救的唯一方式，不是以修道般的方式来超凡脱俗，而是要勤奋地“劳动”，这是每个人的“天职”。

（二）禁欲主义

因为要勤勉于“天职”，就要适当节欲。第一，合理地限制消费，强烈反对非理性地使用和享有财产，严格限制消费，特别是奢侈的消费。第二，合理地追逐财富。赢利固然是目的，但在经济活动中强烈谴责欺诈与贪婪，抵制那种完全出于个人目的而追逐财富的拜金主义行为。韦伯认为，当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即当合理地限制消费与合法地追逐财富自由结合在一起时，新的奇迹就会发现，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加剧，资本主义发展速度的加快。

三、两者联系与差异

（一）联系性

宗教改革对于现代社会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封建势力的沉重打击上，而且表现在对新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弘扬上。韦伯单纯用宗教伦理的观点来解释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因固然片面，但否定发展动因上的“宗教伦理说”并不是要否定宗教伦理在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与影响，因为宗教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神，毕竟对人们的观念、信仰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影响着社会发展。这种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新的道德观，很容易转化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内在精神，而这种精神无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宗教改革可以称得上“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

马克思在研究解剖现代社会时曾经充分注意到新教的发现与传播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并在探索商品拜物教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给予具体的阐述。他认为：“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都离不开搞钱。”马克思同时认为，作为“货币崇拜”的拜物教，始终是和商品生产相生相随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论不等于排斥文化宗教因素的纯粹经济决定论。

（二）差异性

1.个人生活背景

马克思生活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和自由民主运动崛起的“资本主义自由”时期。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较为富裕的条件和充满文化氛围的环境为马克思早年投入哲学研究方向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所生活的年代是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自由民主运动崛起的“资本主义自由”时期，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德国经济发展也日益提出革命的要求。德国自由主义的革命从意识形态内获得了迅速发展，在兴起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政治运动中马克思积极参加并苦心研究哲学。对于在自由主义运动之外，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30年代开始兴起，现实的革命进程和事迹使得人们对抽象理性的怀疑，那种单纯从上层建筑出发的观点也被改变。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因是什么？这是当时每个思想家所探索的问题。在如此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思想的倾向从思辨的人本主义伦理转向了经济论证。

韦伯则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韦伯诞生于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第二帝国时代，在那个过于亢奋的民族主义气氛中，他欣赏新教和教派遗产在诸如英美等国政治中的作用，他坚信的是“新教伦理和精神气质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占据决定性作用，这种伦理和精神与世界强国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韦伯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而形成的和建立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

2.学术渊源

马克思“伦理—经济范式”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渊源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马克思方法论的核心——辩证法源于黑格尔，正是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合理的革命的内核，馬克思才实现了对“经济—伦理”的有力论证。其二，历史观和社会观来源于黑格尔。其三，马克思的经济史观，也以黑格尔哲学为依据。他论证，一些经济制度原来是合理的，在演变过程中变为不合理的；私有制原来是正当的、合理的，但在社会主义那里将要作为历史的辩证逻辑的结果而被废除或推翻。

在“伦理—经济范式”的构建，韦伯有新康德主义的思想背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实践理性是指有理性的行动者，自己按照经过理性思考而选择的原则自愿行动。如果这样，那些选定的原则就是“我应该”遵守的客观原则，就其强制性来说，成为理性行动者的“命令”。韦伯康德把这种“命令”分为“假言命令”与“定言命令”两种形式。韦伯像康德一样，强调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康德的实践理性理论以“目的—手段”的关联来解释人的行为，韦伯的此范式却用“伦理—经济”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动因。

四、结语

虽然在表面上看，我们很容易找到马克思与韦伯的不同：一位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先知，一位是“价值中立”的倡导者；一位宣布其理论本质上的阶级性与政治性，一位宣称学术与政治分离；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重要的发起人，一位是社会主义运动最严厉的批判者……这些区别显而易见，但是如果因此我们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韦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言人，以资产阶级的气质理论来为之辩护，是始终站在马克思对立的立场，那么我们将严重忽略一点，那就是韦伯的理论不单单是出于对寻求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伦理辩护，它同样也有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伦理方面的诊断与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并没有严格地将经济与伦理在社会中的作用绝对化和固定化。可以说，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韦伯并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相反，倒是大大发展、扩展并补充了马克思的理论。

虽然两种“经济—伦理范式”迥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者都道出对生活在“现代条件下”之“人类命运”的诊断和同情心，所有最富学术意义的努力不是要夸大他们之间的对立，而是要汲取二者的理论洞见，借以考察在我国现代文明中如何寻求和建构更具超越性的“伦理—经济范式”，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丰子义.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吕东伟.解析韦伯命题及其现实意义[J].社会学研究，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