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所谓“其文直，其事核”，即文笔端正客观，叙事确凿有据；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就是说不虚夸其美，不隐讳其恶，对人物做到善恶必书，公正而完整。苏教版选修教材《〈史记〉选读》把“不虚美，不隐恶”界定为《史记》的史家传统，节选了《高祖本纪》和《李将军列传》两篇文章。

我們对《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教学探究时，不可浅尝辄止停留在“对人物既写优点，又写缺点”的层面，需点拨学生悟读出以下几个层次的含义：

一、表其美，现其恶，本真呈现

司马迁《史记》给人物作传，能够做到对传主既表其美，又现其恶，本真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例如，《高祖本纪》塑造刘邦这一形象，司马迁如实刻画了其身上高瞻远瞩，有谋有略，虚心纳谏，善于用人驭人，能屈能伸，随机应变，头脑清醒，坚决果断等政治才干与优点。

同时，司马迁又非盲目歌功颂德，没有把汉代的开国之主描绘成“圣君”的形象，而是如实暴露了他本性中好逸恶劳、好酒好色、奸滑无赖、粗俗鄙陋、睚眦必报等毛病与弱点，还之以凡夫俗子的“人”的本相，做到了不隐讳其恶。

由此可见，作者如实叙事，如实写人，既表其美，又现其恶，还人物以历史的本来面目，本真地呈现历史人物的真实，不为尊者讳。

二、表美而不虚，现恶而不过，恰如其分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赞》中，明确反对人们对历史人物“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的偏颇臆断。《史记》作传，表现人物身上的优点，绝非虚夸其美，而是恰如其分地以真实的史事来呈现。正如《高祖本纪》，用史实刻画刘邦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形象，但又没有把他描绘成无瑕的“圣君”，可谓美而不虚，褒而不过。

同时，表现人物身上的缺点，又绝不过分贬低，而是分寸恰当地以真实的历史细节来表现。《高祖本纪》虽然暴露了刘邦本性中好逸恶劳、好酒好色、奸滑无赖、粗俗鄙陋等毛病与弱点，做到了不隐讳其恶，但作者也只是以“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等简介及诈称“贺钱万”、举杯噱父等细节点到为止，绝不过分贬低，可谓现恶而不过，分寸恰当。

三、爱而不虚美，恶而不毁功，情史分明

司马迁作《史记》，其本人对笔下的某些人物是怀有深厚的爱憎情感的。然而，他却能够始终秉持着作为一个史官公正无私、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做到爱而不虚美，恶而不毁功，个人的情感爱憎与历史的客观公正泾渭分明。

《李将军列传》，李广是司马迁心中一个理想名将的形象，对其射技高超、作战智勇等卓越才干，对其廉洁爱士、为人简易等优秀品质，作者都寄寓了高度的欣赏与赞扬；对其有才不得施展、立功不得封侯、年老受辱于刀笔之吏，则寄寓了深深的同情、悲愤与痛惜。然而，作者的情感爱憎，高度尊重历史的真实，没有因自我情感去掩盖李广身上的缺点，而是如实记述了他杀害霸陵尉的史实，暴露其公报私仇心胸狭窄的一面。再者，作者虽写到李广机智善射，能冲锋陷阵、令敌生畏，却并没有把他美化成统帅三军之才和具有百战大功的形象，谨遵历史的真实。

又如，司马迁虽鄙弃刘邦性情中的奸滑无赖、粗俗鄙陋，却能够做到恶而不毁其功。《高祖本纪》充分肯定了他雄才大略的政治才干，肯定了他“汉行德功，愤发蜀汉，还定三秦；诛籍业帝，天下惟宁”的事功，肯定了他作为西汉开国皇帝统一天下，“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都可见司马迁爱而不虚美的分寸，恶而不毁功的公正，都可见其对人物对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

四、“明是非”，“寓褒贬”，“采善贬恶”

司马迁不仅做到善恶必书，还在书的过程中“明是非”，“寓褒贬”，做到“采善贬恶”，自觉地表明对史事人物的褒贬爱恨，且做得恰如其分。比如《高祖本纪》中肯定了刘邦的超凡才干和开国之功，但也以讥刺的笔调否定其举杯谑父的粗俗鄙陋，采善贬恶地辨明是非。也就是说，司马迁实录的不仅仅是历史与人物，还有自己对历史与人物的公正的褒贬与论断，从而真正让历史成为一面镜子，成为后人之鉴。

从《史记》“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我们看到，司马迁突破了历代史书褒贬不及君亲的讳饰藩篱，敢于“述汉非”，敢于“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敢于据史事史实秉直书，不为尊者、亲者、贤者讳，开拓了史书直笔与实录的更高境界，在史书的创作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同时，也可见司马迁坚守了作为一介“良史”求是存真的高尚史德，其勇气与胆量，人格与气魄，都彰显了一个伟大史学家的无私精神和卓越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