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晓军

面对一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他的理想是从天子、诸侯、大夫到普通百姓，都能团结和睦，社会秩序井然，安宁祥和。

面对一个“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乱世，他的理想能既成全君意——“民归之，犹水之就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合乎民心——“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为什么孔子周游列国长达十四年之久，虽百折不回却劳而无功。失望之余哀叹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为什么孟子面对乱世，奔走呼号，游说诸候，风尘仆仆，席不暇暖，以推行“王道”理想和“仁政”主张。但最终在六十四岁时退而著述。

而在孟子的前后或同时，商鞅、庞涓、孙膑、吴起、范雎、李斯等人游说诸侯，脱颖而出，出将入相，踌躇满志。如商鞅奔秦、吴起入楚、李悝相魏，都能富国强兵，睥睨天下。

孟子说这个时代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于是挺身而出，力图救世却遭遇失败。西汉学者刘向说这个时代崇尚暴力和权谋——“力攻争强，胜者为君，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商鞅等人兜售自己，却获得成功。

这是为什么？

在学习高中选修《先秦诸子选读》时，一系列问题始终困扰着学生。

首先在我们学生所受的教育中，包括我们文化传统影响，都有一个朴素的认识：得民心者得天下。亦如孟子所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他们的命运差别和时代的最终走向，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孟子的政治理想是民心所向，却处处碰壁，最终失败。而阴谋诡计，权谋欺诈，暴力夺取屡屡得手。

其次我们坚定地认为历史的道路是人民选择的，但是历史的发展却恰恰违背了民心。当年梁襄王问孟子，“孰能一之？”孟子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回答：“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希望以仁政理想让天下归于一统。但是历史最终以孟子最不愿看到的方式——秦人凭借暴力完成统一。

最后我们知道秦的统一是伟大的历史进步。但是统一过程所付出的惨重的生命代价让人对历史的进步不能不产生某种困惑。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中对秦统一过程中的秦军的斩首数量做过统计：“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斬首十万……”这还是不完全统计。而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可以这样说，秦国兼并六国的战争，军民死伤超过三分之二。

秦的统一真是血流漂杵，白骨累累。可这是历史的进步，这就必然要我们承认这样一个结论：只要能推动历史进步，任何暴力都是合法的、必然的，无论它多么残酷血腥。由此推论，必然要承认人性之恶的合理性。

对这一切有违于我们认知的矛盾和悖论——历史意志践踏人心民意、历史走向和民心所趋相反、人性之恶推动历史进步，该如何理解认识。

面对这个巨大的困惑，西方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思考也许对我们会有启发。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人们以为，说出了人性本善就是说出了一种伟大的思想。但他们却不知道，说出人性本恶时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历史哲学》）他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更是直截了当：“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关于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思想。马克思在评价英国殖民印度时已经肯定了恶的某种合理性。恩格斯则明确地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们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又说：“最卑下的利益——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最卑下的手段——偷窃、暴力、欺诈、背信——揭开了新文明的序幕。”

这样的思考对我们而言可谓振聋发聩。它在颠覆我们原有的认知的同时，迫使我们理解人性和历史的复杂之处——秦的血腥暴力与历史进步的悖论、历史意志和人心民意的背反、恶成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由此才能更深刻、更富于理性地对待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我们的一系列困惑由此豁然。但未必释然。

当我们看到那些巨大的冰冷的数字时，内心仍然隐隐作痛。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曾经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这些数量如此庞大的普通生命，因为一场战争，同类相残，突然夭折。从此无数个家庭永无幸福可言。孟子在激烈地批判这个罪恶累累的世界。黑格尔却这样说，我们应当允许他们（伟大人物）为完成历史的最终目的而不得已地蹂躏一些无辜的生命，践踏前进路途中的一些花草。决不能用个别受害人的观点去审判伟大人物的行为。纯洁的道德规范有时是不适用于历史进程的。人类历史的发展决不是善良和幸运相得益彰的坦途大道。（黑格尔《历史哲学》）

说的多么干脆直接。但面对历史的残酷，我们仍然无言以对。历史进步代价有时过于沉重，让人深长叹息。

对此李泽厚先生这样说，人类历史总是在悲剧中前行，这是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历史主义指向“发展”，伦理主义指向“善”，二者是矛盾的，历史在发展中总是要付出巨大的“善”的代价。（李泽厚《告别革命》）虽然我们依旧不能释然于怀，但至少在理性上能够理解和接受。

问题还没有结束，既然秦的暴力统一是历史进步，那么孔孟的最终失败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面对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饿殍遍地，一片哀鸿，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即使知其不可，明知失败，总要有人挺身而出，来拯救这个世界。因此他们的人道主义、他们仁爱之心；他们的历史担当、他们的悲悯之情；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执着追求；他们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们的“虽千万人吾往矣”，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才是那么可贵。如果没有他们的力挽狂澜，那段历史就是一片沉重、黑暗，毫无人性之光。

而他们明知失败而努力挣扎的精神，已经熔铸在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之中，穿越时空，成为我们最可珍视的价值。在人类的四大古代文明中，我们的文明是硕果仅存。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人类轴心时代的这些思想家铸就的精神价值，我们的文明会延续至今。秦皇汉武固然武功赫赫，可是维系一个民族的文明的还是孔孟等思想家创造的精神价值。也许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更能让我们理解他们对一个民族的意义。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世界历史的轴心似乎是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发生的精神历程之中。那时出现了时至今日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人。……非凡的事都集中在这一时代发生了。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所有派别都产生了，墨翟、庄子、孟子以及不可胜数的其他哲学家都在思考着。他提出一些极端的问题，在无底深渊前寻求着解脱和救赎。在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极限时，为自己确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在这个时代产生了我们今天依然要借助于此来思考问题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人们至今仍然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宗教。”是的，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民族的文明。

他们失败于一个短暂的时代，却影响了一个伟大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