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聪

作家韩少功的中篇小说《爸爸爸》，成功塑造了丙崽、丙崽娘、仲满、仁宝等形象，通过揭示这些人物群像所具有的强烈悲剧意识，进而反思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反思，值得我们在推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认真研究，以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文化支点。

一、丙崽：桎梏的悲剧标识

韩少功成功刻画的代表人物丙崽，作为悲剧的标识，贯穿全篇小说的始终，是一个一辈子只能说两句话的白痴。丙崽只有背篓高，额上有皱纹，大脑袋像个倒竖的青皮葫芦，眼目无神，动作呆滞，他肮脏的脸庞上经常挂着长长的鼻涕，时不时用舌头去舔吃，头顶生着腥臭异常的脓疮，他的一切动作都十分笨拙和费力。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却只能表达两种最基本的意向和情绪：凡属肯定，积极方面的就喊一声“爸爸”；凡属否定，消极方面的就咕噜一声“X妈妈”，无法分辨刺激的性质时就胡乱作正负反应。丙崽的这一思维方式，实在是一种非喜则怒，非善则恶，非好则坏，一言以蔽之，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思维形式。更荒唐的是，丙崽这两句“非此即彼”的话，被鸡头寨人顿悟为“莫非就是阴阳二卦”因而把丙崽尊为“丙仙”，顶礼膜拜。丙崽生存得既艰难又顽强。在鸡头寨里，他饱受男女老少的嘲笑、戏弄、打骂、欺凌，但这在他自己却并不成为如何深切的痛苦，唯有母亲的出走，才使他感到了些微的悲伤，可是一旦躺到一个倒在月光下的女人身上后，他又安然入睡了。

丙崽是《爸爸爸》中最富于悲剧性的人物，作者在他身上渗透的悲剧意识，从他的降生便开始了。在丙崽悲剧的一生中，作者把人物真实生活的情境超离出来，让读者以严峻的眼光加以审视，开掘出我们民族沉积中畸形病态的根。丙崽的悲剧，是他所处的封闭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人文环境造成的，他是整个环境孕育的畸形儿。在此意义上说，丙崽作为一个个体，他是一种文化的受害者。但他的不死，又将把这种落后、愚昧的文化基因遗传和传播下去，对于一个新的群体而言，他又是一个传染源和受害者，将继续影响后代人，造成恶性循环。在《爸爸爸》中，韩少功不再以传说的典型化手法从个人命运引申出现实悲剧，而是通过象征直接上升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照——在一个封闭、凝固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人的智能是不能發展的，丙崽永远是一个文明窒息社会的畸形儿。

二、丙崽娘：改良的悲剧符号

与丙崽同样有趣的是一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的丙崽娘。她也像丙崽那样“间或也翻一个白眼”，但她并不守旧，她从山外嫁进鸡头寨，带来了先进地区的某些文明和开化：保持着从娘家那边带过来的经常洗刷衣物，讲究清洁卫生的习惯；敢于挑起一竹篙女人衣服显眼地晒在冲着仲裁缝大门的地坪里；敢于以胞衣当作大补佳药。但她不可能像文成公主那样对鸡头寨的进步起促进作用，因为在这个原始遗风统治的封闭山寨里，她没有地位，没有“话份”。加上丈夫弃家出走，儿子痴呆，她的心计和才智大多被悲苦的命运所压抑，剩下的也只能用于勉强维持生活和可能地保护儿子。打冤失败逃迁之前，她果断地提着篮子独自出走，并对丙崽发出了对鸡头寨表示绝望的呼声：“你要杀了他！”

丙崽娘虽然给鸡头寨带来了山外某些文明和开化，但她的进步意识在鸡头寨强大的统治势力和深厚而愚昧落后的迷信习俗面前显得十分薄弱，以致最终被同化，甚至被吞噬。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悲剧。

三、仁宝：革新的悲剧代表

比丙崽娘思想更开化的是仁宝。仁宝的新思想主要来自“走出去”。他不满足于从父亲那里得来的一点文化和真假混杂的历史知识。他经常下山去，结交窑匠、锯匠、商贩、读书人、阴阳先生等不平凡的人物。他对“过去”不甚了解，对“现在”似乎不满，恨“这鬼地方，太保守了。”对于新生活的急切渴望甚至使他经常没头没脑地澹妄似地说着“就要开始了”。从深层心理来说，他并没有学到什么，他唯一正经的建树是经过了“老派”煞有介事的激烈论事，把“禀帖”改成了“禀帖”与“报告”折裹的不伦不类的“报帖”。作品对仁宝的描写有两个视角：一是寨民的视角，二是作者的视角。仁宝虽然不时地给山寨弄来一些能长能短的松紧带之类的新玩意，以期能使鸡头寨能有一丁点儿千家坪的进步，但寨民并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在寨民眼中，他不过是一个穿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鞋在石板路上走得嘎嘎响的怪物，“吊眉吊眼的，是个克爷娘的种”。在作者眼中，仁宝是一个对现实有所醒悟但又找不到出路的人。他看不到造成鸡头寨愚昧落后的真正原因是思想、文化等意识形态，而妄图通过进行物质层面的改革以求更新。韩少功以其怜悯而严峻的反思之笔指出仁宝治标不治本的改革，注定是要失败的，最终逃脱不了悲剧厄运的扼杀。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在塑造仁宝这个人物时，是以喜剧手法来描写悲剧，对仁宝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作者不是嘲讽他的革新，而是嘲笑他的革新不能站在点子上，“新”在根本上。仁宝的失败，说明了求新自救之不易，也说明了旧势力之强大。作者以喜剧手法写悲剧，更增强了悲剧的力量，让人有欲哭无泪的感觉。

四、仲满：顽固的悲剧化身

或许是出于一种审美心理的平衡感，小说有了新派的仁宝，自然要对称一个老派的仲满。仲满是一个有文化、有技术、有年纪、对人又比较宽仁的有“话份”的人。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仲满代表着古朴、庄严、凝重、有绝对的权威性。他至死都坚持正统，认为“汽车算个卵”，时刻以维护列祖列宗的规矩、辈分、族谱的尊严和权威为己任。他看不惯生活中的一切变化，认为世道败了，鸡头寨要绝了，在喝下了鼠尸灰之后选择了“死得慷慨”、能“载上了族谱”的自杀方式“坐桩而死”。自杀未遂后，当鸡头寨打冤失败，加之收成不好，面临灭绝的威胁时，他为了宗族不至于灭绝，遂照族谱的指示，以雀芋毒汁毒死了全寨老弱病残，也毒死了自己，留下青壮男女传宗接代，并认为这一行动是理所当然的对先人“稍稍有了安慰”的壮举。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了作家对这一人物的复杂态度：作者肯定他与传统道德同归于尽的人格精神，又批判他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扼杀民族生机的行为。

在仲满身上，韩少功的悲剧意识同样得到更好的表现：他在鸡头寨有身份、有地位、有“话份”，活得庄严，死得庄重，有伟大的人格精神，对鸡头寨人有感召力量；相反，仁宝之类的革新派却卑微猥琐。可惜仲满的有利条件只能加强了他作为老派人物的地位和影响，鸡头寨人在这种力量的感召下，只能更进一步地守旧、返祖，永无开放自救之日。小说暗示鸡头寨有仲满这种老是感慨：“现在”的人不如“先人一个个身高八尺力敌千钧”的复古派存在，他们的势力将阻碍鸡头寨的发展，鸡头寨将永远禁锢于落后、保守、凝滞甚至灭亡的悲剧之中。

五、群像：凄惨的悲剧命运

韩少功在《爸爸爸》描写鸡头寨人打冤失败后的自残和迁逃时特别指出，打冤的结果是鸡头寨失去了不少人头，老幼殉道、举寨逃迁。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是莫大的悲剧，然而，他们对待这种民族悲剧的态度是“毫无对战争和灾害的记叙，一丝血腥气也没有”。他们不但没有吸取失败的教训，甚至企图在古歌中探索历史，以不留一点创伤的痕迹来欺骗自己，也欺骗后人。读至此，鸡头寨人麻木的心态不禁让我们感到悲愤。不用说，韩少功的悲剧意识在这段文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闪烁出了最为灿烂夺目的美学光彩。一个民族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曾经有过悲剧和正在遭受悲剧，而在它没有悲剧意识，不能反思悲剧的原因，从悲剧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倘若我们的民族如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指出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正视淋漓的鲜血”，那这一民族就像鸡头寨人那样，只能一味地赶着牛，带着犁耙，唱着“简”，在凤凰的引导下，向更加闭塞高寒的林莽中退却、蜷缩。

从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几个愚昧、滑稽人物的悲剧命运，而且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命运。韩少功在答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问时也承认了他创作《爸爸爸》的着眼点“是社会历史，是透视巫楚文化背景下一个种族的衰落。”

六、人物悲剧意识的现实思考

透过以上对小说中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作品中展示了在这个封闭社会里陈腐的意识形态虽已遇到危机，但求变的思想却还无法得到响应，文明力量的积蓄远未达到冲破一个缺口的程度。因此，在当下全国正在全力以赴推崇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有必要结合社会发展的形势，思考作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

（一）作品的现实意义。作家韩少功《爸爸爸》这一著名的中篇小说，最初发表在1985年第6期《人民文学》。作品运用象征、寓言的表达方式，通过描写我国一个原始部落鸡头寨的历史变迁，展示了一种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俗文化形态。尽管这一作品已过去了30年，但在现今全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形勢下，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即进一步批判我国现今仍然存在的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民俗文化形态，从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作品的现实作用。其一是警示作用，作品以其隐晦的笔调警示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成就，但是在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仍然存在作品所描述的鸡头寨那样封闭、凝滞、愚昧落后的村落或民俗文化死角，阻碍了当前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其二是督促作用，作品的深刻反思，也在督促我们，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后，特别是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要尽快反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让改革的成果惠及这些地区，夯实文化大国的基础。其三是指导作用，作品别出心裁的多种创作表现方法，如有意淡化故事的背景，把鸡头寨放在白云缭绕的深山里；写出人物、事物的怪异；有意识写出人物活动地点和年代的不确定性；引入神话传说直接给作品造成神秘色彩等，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有很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