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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环境下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研究

2017-03-29许文婷顾启兰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7年6期
关键词:贫困生资助身份

许文婷,顾启兰

(1.常州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2.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大数据环境下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研究

许文婷1,2,顾启兰1

(1.常州工学院,江苏 常州 213032;2.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高校贫困生已成为高等学校的一类特殊群体。高校贫困生身份建构的同时生成了群体被标签化和符号化的倾向,这些符号和标签给高校贫困生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带来了伦理困境。大数据的应用可以有效发挥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实践效果,并为政府、高校和社会资助育人功能的准确定位提供了技术保障。高校应发挥协同育人的功能,以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并消解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的伦理困境。

大数据;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伦理困境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高校在籍学生中家庭困难的学生(简称贫困生)人数不断增加,目前约占高校学生总数的1/4。当前,国家制定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达50项。根据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高等教育情况报告,2012—2014年,重点高校招收的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人数从2012年的增加1万人上升到2014年的增加6.9万人[1]。《2016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显示,政府、高校及社会共资助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4 281.82万人次,总金额955.84亿元,较之2015年增幅达12.72%[2]。资助育人工作的不断推进使得很多寒门子弟得以走进高等学府,他们的成长受到政府、高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通过观察近几年媒体报道的资助育人相关问题以及高校贫困生的实际情况,我们不禁反思,资助育人工作的理想价值目标与其现实状况是否存在差距?教育公平的价值诉求在实践过程中是否存在伦理困境?

一、问题指向及核心概念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高校贫困生绝对人数的不断增加以及政府、高校和社会对高校贫困生资助力度的不断加大,高校贫困生已成为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大众看来,这一群体应该心存感恩,在教师看来,这一群体应该刻苦学习,在其他学生看来,这一群体应该勤俭节约。这些“应该”背后反映的是对高校贫困生这一群体标签化和符号化倾向。诸如享受助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可能是伪贫困生,“家庭结构残缺”和“经济困难窘迫”等身份标签影响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等问题将高校贫困生的身份置于一种伦理困境:由于存在伪贫困生,群体外的学生对高校贫困生身份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由于高校贫困生这一身份存在负面关联标签,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无法积极认同高校贫困生这一身份。这一伦理困境的产生,与当前贫困生的认定办法、高校贫困生资助形式单一以及资助过程中人文关怀的“异化”等有关。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学生电子学籍的推行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进入高校后不需要再次进行身份认定。而大数据的采集和应用使得高校贫困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得以依靠数据化信息进行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剖析当前高校资助育人政策实践中产生的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伦理困境及其原因,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应用视角,分析信息化技术对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困境的消解并提出具体措施。

(二)文中关键概念的厘清

英语中,“身份”和“认同”都是identity。Identity最初属于哲学范畴,其基本含义为“在物质、成分、特质和属性上存有的同一的性质或状态;绝对或本质的同一”[3]。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H·埃里克森在继承和发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时,将哲学概念中蕴涵客观性的identity与蕴涵主观性的“自我”联系在一起。在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他强调比“本我”更加理性的“自我”。“与弗洛伊德从人的生物性角度出发,抽离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将认同理解为心理上的同化和趋同不同,埃里克森认为个体的认同不是封闭的心灵在真空状态下形成的,而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中形成的。”[4]因此,身份认同具有建构性。“身份建构包括主观和客观的两重性,既需要群体自身对其身份的主观认同,同时也需要客观外在于群体之外的社会性建构。”[5]根据Berger和Luck mann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的研究,“身份建构来源于制度性建构和日常生活世界两个方面。这意味着与群体身份相关的社会事实的成立和维持,一方面是源于国家制度上的安排,同时也与相关群体在日常互动中的建构和广泛认同有关”[6]。

美国思想家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在其代表作《认同伦理学》中谈到,“一种认同总是通过你的宗教、社会、学校、国家提供给你的概念(和实践)得以阐释,并且这些概念还通过家庭、同辈和朋友得以调整”[7],因此,“身份认同所要处理的,不是一种孤立的或坚固不变的性格基础,而是处身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相互依存并且易变善变的个性”[8]。青年阶段是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期,一旦不能处理好个人同一性的问题,就会产生危机,导致角色混乱,从而不利于个体的健康发展,会出现埃里克森所说的“认同危机”问题。认同危机可能会给个体造成心理冲突,个体在面对现实生活时可能会表现为消极回避或偏激盲目[9]。

二、高校贫困生身份建构与身份认同的伦理困境

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同研究离不开对这一群体身份建构的分析。根据社会建构理论,高校贫困生群体的身份建构主要取决于国家制定的资助育人政策和高校贫困生的日常生活环境。高校作为落实资助育人工作的主体单位,在政策落实上应该严格执行相关制度要求,然而程序化的工作方式使实际工作出现了某些偏差,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高校贫困生出现了自我身份认同的伦理困境,具体表现为这一群体客观需要资助而主观倾向规避这一身份、萌芽的感恩意识在“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逐渐消解等。

(一)相关制度下的“被动”群体

国家教委、教育部等制定和下发的文件对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作了明确的规定,认定的主要流程包括本人提出申请、开展民主评议、院(系)范围内公示和学校评定等环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认定后每学年需要进行资格复查。学生在提出个人申请时需要附上相关佐证材料。如单亲家庭的学生需要提供离婚证或死亡证明。因重大变故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需要提供父母亲(或其他家庭成员)的低保证、残疾证、医院对家庭成员重大疾病的诊断书等。这些佐证材料大多隐私性强,学生一般不愿为他人所知。由此可见,高校贫困生,作为政策的实施对象,成为了外在制度和政策建构下的一个“被动”群体。在民主评议环节,需要组织10名左右学生参加,参会人员要对提出申请的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包括隐私性的个人信息)进行讨论,最终认定该生的困难等级。认定结果将在院系范围内公示。

个人提交隐私性材料、民主评议他人家庭情况、公示引发的道德风险等均超越了伦理边界,贫困生进入高校后尊严被剥夺。相关文件要求,每学年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资格复查,对过去一学年该生在学校的消费情况、个人贵重物品(包括手机、电脑等)进行监控。这意味着这些学生每年要接受一次身份的“审问”。诚然,这些环节的设计是为了将资助育人工作落实到可操作性层面,以及在执行过程中做到公平和公开,然而,这一群体的隐私信息被公开、日常生活被“盘查”等是否已经逾越了伦理边界?资助育人工作做到公平公开能否使这些行为获得道德的辩护呢?

(二)日常生活中的“尴尬”群体

如果说高校资助育人的相关制度建构了一个“被动”的高校贫困生群体,那么这一群体在学校的日常生活则将他们推向了“尴尬”的境地。首先,高校贫困生日常生活物品的选择受到“监控”。很多人认为,高校贫困生不应该有笔记本电脑,女生不应使用化妆品等。有些贫困生通过勤工助学购买了相关物品以改善生活,然而在民主评议环节和每年的资格复查中,这些贫困生都会受到质疑、非议和“盘问”。其次,高校贫困生的日常消费受到“监控”。每年开展复查时,要查看该生在过去一年的校园一卡通消费情况,对消费较高的学生,会约谈其舍友进一步了解该生日常消费状况。

针对高校贫困生群体,许多高校会组织开展“感恩”“诚信”等主题活动,然而一些活动在实践中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些高校要求贫困生必须参加规定次数的志愿服务活动,这种强迫性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不能唤起高校贫困生的感恩意识,反而会让他们陷入一种“道德绑架”的伦理困境。

(三)身份建构的负面效应

从上文对高校贫困生身份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群体常常被贴上“经济上贫困”“社会资本缺乏”“焦虑、自卑等心理特征”以及“就业竞争力弱”等标签[10]55-67。高校贫困生通常比较抗拒由标签化造成的群体“类别化”,他们对高校贫困生这一身份缺乏积极认知。基于这种意义的身份认同不仅不利于资助育人政策良好初衷的实现,也不利于高校贫困生的身心健康成长,有的贫困生甚至出现“认同危机”。

马克思在论及人的本质时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除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身份外,高校贫困生最主要的两重身份,一是高校大学生,二是贫困生。这两种身份构成了高校贫困生在校期间的主要社会关系。一般来说,个体能够对自己的多重身份进行协调,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的“角色丛”(默顿语)。有些角色对于特定时空的个体来说,可能会产生冲突,而这些冲突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则会对个体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高校贫困生正处于由青少年向成年过渡的关键期,当前贫困生的认定方式使得他们在大学生活中无法敞开心扉,他们时时刻刻生活在“防备状态”中。认同“绝不会在严格护卫的人格或任何静止的和无变化的事物形态中被视为一项‘成就’而被‘建立’起来”[12]。由接到入学通知书后的自豪感到入学后现实带来的强烈自卑感,角色带来的冲突严重影响了高校贫困生自我身份的认同。

三、大数据环境下对高校贫困生“身份”的反思

资助育人是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然而教育公平不能仅仅停留在让高校贫困生能够坐在教室中聆听教师授课,这种平等更应该体现在将他们作为普通的高校学生来对待。随着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和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我们身处在一个动态的数据环境中,高校贫困生的家庭信息、消费支出、在校表现等信息可以通过云技术实现共享。通过挖掘数据信息,准确掌握学生个体的消费习惯、学习情况和能力发展情况,通过数据信息认定贫困生的身份,从而让贫困生摆脱“贫困身份”的伦理困境。通过学生能力导向的信息化平台建设,实现资助育人工作精准扶贫和困难学生精准脱贫。

(一)政府层面:全面推行电子学籍,夯实资助育人起点工作基础

当前高校贫困生身份认定的具体操作办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造成了贫困生身份建构和认同的现实困境,或者说是造成这一现实困境的主要原因之一。要摆脱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从问题的根源处着手,改变当前高校贫困生的认定办法。大数据的背景下,高校贫困生的认定环节不应该放在学生入学后,而应该在此之前完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全面推行电子学籍,实现学生个人信息的全程对接。这样做,一方面学生家庭信息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较高,另一方面,通过电子学籍的相关信息对接即可确定学生家庭经济是否困难,学生进入高校后不需要再次进行身份认定。对于学生进入高校后因突发性问题致贫,学生应该到其生源地民政部门办理“入库”手续。过程管理环节,可以以每位学生的身份证作为一个ID监控该生的存取款、电子支付信息,校园卡消费情况等。通过这种方式收集到的数据覆盖面广,精准性高,可信度高。电子学籍的推行和过程管理中,大数据的监控能够有效保障精准资助的实施。

(二)高校层面:发挥育人主体功能,扫除资助育人工作盲点

从当前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的现状来看,工作重点主要停留在贫困生资格认证、奖助学金的评比和发放等。目前高校资助育人的工作盲点有:育人功能的缺位以及高校贫困生群体的心理健康干预呈现消防员工作模式等。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全国高校的信息化建设正逐步迈入智慧校园建设阶段,智慧校园意味着学生的学习成绩、社会实践、任职经历、心理测试结果等信息都能够被系统记录[13]。高校通过对数据信息进行关联分析,可以准确掌握贫困生在校基本学习生活情况。同时,高校应该充分发挥智慧校园的功能,利用PU平台(口袋校园)等APP软件分类别分层次地设立学生第二课堂栏目,例如开设《心理在线》《职业生涯规划》《家教指导与服务》《就业训练与指导》等栏目,有效提升高校贫困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主动的育人介入工作和基于能力提升导向的第二课堂设置能够有效保障精准育人工作的实施。

(三)社会层面:拓展非正式支持体系,做好资助育人终点工作

资助育人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在资助高校大学生完成学业的同时帮助他们实现自我能力的提升,以便他们进入社会后可以顺利就业,从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因此,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非正式社会支持主要指亲属、朋友以及社会组织等对高校贫困生提供的经济、精神、劳务等方面的支持。”[10]203当前非正式支持体系应该实现由“资金式”资助向“能力式”资助的功能拓展,这一功能拓展的关键在于构建基于能力导向的“助学岗位”信息平台。高校贫困生通过信息平台获取企业提供的专兼职就业信息;企业可以通过对学生学业成绩、社会实践等数据信息的筛选选拔人才。这一体系的构建有利于资助育人工作实现从“资金式”资助到“能力式”资助的拓展,从“无偿式”资助到“回报式”资助的拓展,从而保障和实现精准脱贫。

[1]教育规划纲要实施5周年 我国教育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EB/OL].(2015-11-18)[2017-04-02].http://www.moe.edu.cn/jyb_xwfb/xw_zt/moe_357/jyzt_2015nztzl/2015_zt18/.

[2]教育部全国学生管理中心.2016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EB/OL].(2017-03-02)[2017-04-02].http://csgy.rmzxb.com.cn/c/2017-03-07/13917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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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201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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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673-0887.2017.06.025

2017-06-26

许文婷(1982—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常州工学院讲师。

2015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5SJD535);2015年江苏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专项课题(15FYHYB18)

G647

B

1673-0887(2017)06-0105-04

赵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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