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笠地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310058)

基于用法的语言观述评

熊笠地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杭州 310058)

真实的语言使用在语言研究中一直受到忽视，但自从Langacker提出“基于用法的模型”后，基于用法的概念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基于用法的理论并不是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广泛的语言研究范式，涵盖若干重视使用和认知的理论，涉及语法化、语言习得、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方面。更为准确地说，这一系列理论应该被称为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与生成语法不同，它将整个语言知识体系看作一个形式和意义符号单位的集合，这些符号是在使用中随频率的增加而自然浮现的，它们互相联系，构成了一个不断变化、适应的网络。

基于用法；语言知识体系；符号集合；动态网络

一、引言

自索绪尔首次提出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分开以来，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的分野便成为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倾向，尤其被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和生成语法的拥护者们所推崇。而与前两者相反，认知语言学家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家十分重视语言使用，他们关注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现实，旨在通过描述和解释具体的语言用例来探究语言，其中代表人物有Langacker, Bybee, Givon, Goldberg, Tomasello等。本文主要基于Bybee等人 2010年的文章Usage-BasedTheory[1]，简要述评基于用法的(Usage-based)语言观的核心思想以及在这一观点主导下的研究思路。Bybee近年来的研究，不管是在形态、语音还是语法方面，均从基于用法的角度出发，其在基于用法语言观的构建过程中也起着较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分析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产生的背景，之后从三个方面详细介绍这一语言观下的语言知识的具体构建过程和核心观点，最后根据对这一语言观的理解，对其做出简要评价。

二、形成背景

总的来说，基于用法的语言观的形成有三个背景条件。其最首要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前人研究中对语言使用的忽视；其次，基于用法的语言观及其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较多学者的认可，如Langacker等功能主义学者，Tomasello等语言习得研究者和一些社会学家；最后，大型电子语料库的形成和发展为其提供了技术支持。

索绪尔提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之后，美国结构主义学派一直推崇将语言结构和语言使用分开来研究。在此基础上，以乔姆斯基为首的生成学派开始倡导语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language performance)的对立。他们认为，语言知识是与生俱来的，人类生而具有同样的语言官能，并用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来描述这种官能的初始状态。另外，他们还认为语言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重点应该放在语言能力这种“静止”的语言层面上，语法应该具有经济性、生成性和还原性的特征，即语法规则及其解释越简洁越好；完美的语法应该是一套自足的算法或者机制，正确的语言表达可以通过这一套机制输出；结构本身不可以写进语法里，只有能推导出结构的规则才可以被列入语法中。相对应地，语言表现和实际语言使用这种不断变化的语言层面在他们看来数量庞大，类型多样，不利于从中发现语言规律，因此被排除在其研究之外。在美国结构主义和生成学派的影响下，语言使用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基于用法的方法也未能跻身语言研究的主流方法。

但是，即使在生成学派主导时期，也有很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语言使用对语言结构的影响[2]。这些学者不仅用基于用法的语言观来看待问题，同时也用基于用法的研究方法来解决问题。比如美国功能主义学者就十分重视语言使用对语言结构的反拨作用，代表人物有R, Langacker和G, Lakoff等。社会语言学家们也把自然语言当成语言研究的重要语料。另外，语法化研究旨在了解语法随时间推移而产生和衍变的过程，在这类研究中，重复出现的实际语言用例(usage event)是语法形式形成的基础，因此是必不可少的语料。近年来，语言使用在儿童语言习得领域也受到一定的关注。研究表明，儿童的语言习得过程并非像生成学派所宣称的是一个人人都会的没有困难的自然过程，儿童掌握语言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开始时依赖于具体的词项，而后逐步形成抽象的、能产度高的语法[3-4]。

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大型电子语料库建立起来，利用语料库的方法也得到长足发展，这为我们获取和保存大量真实语料做了极大贡献，也为学者们研究语言特点、模式及发现语言规律提供了便利。

三、理论内容

“以用法为基础”这一概念是由认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Langacker最先开始使用的，他首次提出“基于用法(或使用)的语言理论模型”，并指出，实际运用中的语言系统和说话者的语言使用知识对语言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很多学者如Bybee、Goldberg、Thompson、Hopper等也对这一模型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现今基于用法的模型已成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很多学者将这一模型称为一种语言理论。笔者认为，准确地说，基于用法的理论模型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更广的语言研究范式，涵盖若干重视使用和认知的理论，涉及语法构建、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习得等多个方面。因此，相较于“基于用法的理论”，笔者认为将其视为一种语言观更恰当。与生成学派的研究思路相反，基于用法的语言观强调通过描述具体语言用例(usage event)来探究语言，从整体上说，其思路可概括为非最简(或最繁)、非还原性以及自下而上[5]。基于用法的语言观重视所有实际使用的语言，包括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用法，因而这一语言观下的语言系统是个庞大的网络，所有的语言单位构成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的连续体[6]，没有高级和低级、正确和错误的绝对划分，只有可能性大和可能性小的区分。

基于用法的语言理论模型认为，一个人掌握语言的过程是整个语言知识体系形成的过程，这就包括了三个方面——准备阶段、形成阶段、结果。本文也从这三个方面来详细论述这一模型。

准备阶段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以及频率。生成学派认为人类习得语言与某种先天存在的机制有关，并将其命名为“语言习得装置”。虽然科学家们的确发现了人类在生物机制上存在语言习得的生理基础，但与生成学派不同，认知学派的学者主张语言习得是人类认知发展的一部分，语言习得的能力属于人的基本认知能力。基本认知能力主要包括范例记忆(exemplar memory)、组块化(chunking)、范畴化(categorization)、抽象化(abstraction)、类比(analogy)、自主化(autonomization)等。

范例记忆指的是所有的语言实例，包括其音、形、义及其出现的语境都在不知不觉中储存在人脑之中。生成语法学派主张人脑的记忆容量是有限的，所以他们试图寻找最简方案，将具有特质性的词库和具有一般性的规则分开，而基于用法的观点采用的是一种非最简(non-minimalist)的方法，将所有的语言实例纳入思考的范围。当新实例出现时，如果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实例，那么这个新的实例就会储存在人脑中，如果它与既有实例有相似性，既有实例在被加强的同时，两者之间还会建立起一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会进一步构成一个巨大的形式和意义的网络。

组块化指的是组块形成的过程。当几个语言单位经常一起出现的时候，这几个单位就会被固化为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单位，也就是组块。组块出现最关键的一点是频率，不是任意几个被放在一起的单位都可以成为组块，只有当这些单位以固定的顺序出现一定的频次之后，才可能被组块化。当组块形成之后，整个组块的形式和意义将作为整体被储存，组块的意义并不一定等于各个单位意义相加之和。例如“be going to”是常见的表示将来时态的固定用法，在使用时不可以将各个单位分割开，而它的意义也不是三个单词的意义之和。

范畴化是指几个事物若具有相同或足够相似的特质，他们就会被放入同一个等值类(equivalence classes)里，这一过程就叫范畴化。比如：红苹果、青苹果、富士苹果、烟台苹果都属于“苹果”这一范畴，而麻雀、鸽子、燕子、知更鸟、企鹅都具有“会生蛋”“有喙”“有羽毛”“有两扇翅膀”“两条腿”等相同的特质，属于“鸟”这一范畴。如果一个范畴中某一范例出现的频次最多，那么它就最可能成为这个范畴中的中心成员，也可以理解为原型(prototype)，比如中国人眼中典型的鸟是麻雀。但是基于用法的理论中的范畴化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传统的范畴化，在基于用法的理论中，范畴与范畴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界限，相反，它是有梯度(gradient)的。就如同Langacker[7]曾经打过的比方，他把不同范畴比作群山，每一座山就相当于一个范畴，山顶就是原型，越接近顶点的位置，与原型越相似，而山与山之间并不是断裂的，有连接的平原，恰好说明范畴与范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界限，有的事物可能同时存在于多个不同的范畴里。这种梯度概念更符合实际情况，也解决了一些以前严格按照范畴划分类别带来的问题。比如人们将英语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定义为词素，但是发现按照词素来划分出现了一些窘境：“cranberry”里的“cran”，“Tuesday”里的“Tues”，“Wednesday”里的“Wednes”都不是词素，无法归类，“receive”和“perceive”里的“ceive”以及“conception”里的“cep”虽然看似是词素但却并不完全具有意义，放在词素里也不妥。但是，如果用基于用法的语言观来思考，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cranberry”这类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储存而没有必要在其他词中找到该词中所有部分的对应项，另外由于基于用法建立的是一个音形义的巨大网络，所以词和词之间还可以建立语音联系而非单纯的语义联系，所有带有“ceive”的单词可以因为相同的发音而被联系在一起，因为“cep”和“ceive”的发音类似，带有这些部分的单词之间也可以建立弱联系。

抽象化也叫图示化(schematization)，是指几个单位之间存在某些共同点，而人们将这些共同点提取出来。比如人们通过夜晚和木炭知道“黑”的概念，从一个苹果、一个香蕉、两个西红柿、两个土豆中抽象出数字“一”和“二”的概念，从及物动词的搭配中抽象出及物动词的结构一般是V+N等。

在介绍类比之前，不得不提的是构式(construction)的概念。构式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固定位置和一个空槽位置。固定位置是指在多个结构中都存在的不变的东西，空槽位置则可以接纳很多不同的单位。比如英语中名词复数的构式之一是N+s，那么s就是固定位置，前面的N位置则可以由多个不同的名词来填补，因此它是空槽位置。若空槽位置上可出现的单位越多，整个构式就越能产，因此如果能够增加放入空槽位置的词项，整个构式的能产度也会提高，而在现有构式中增添新词项的过程即类比。

自主化，或称固化(entrenchment)指的是事件通过不断重复，最终其目的意义得到强化的过程。某一事件发生之后，会在人的心里留下印记，当同一事件再次发生时，之前的印记会对这次事件起促进作用。一个事件只要发生的频次足够多，它就会作为一个整体在心智中得到表征。比如“be going to”原本出自莎士比亚作品中的“be journeying to”，表示“到某个地方去”的意思，后面需要加地点词。随着使用量的增多，它脱离之前的语境，丧失了原本的意义，成为将来时态的一种表达方式，变得完全自主了。所以自主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脱语境”(d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

除了一般认知能力这一前提之外，基于用法的理论框架构建还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频率(frequency)。频率有两种类型，一是类型频率(token frequency)，二是例示频率(type frequency)。前者是指能够出现在某一构式空槽上不同词项的数量。比如，可以出现在-ed前的词项有10000个，那么V+ed这一构式的类型频率就是10000。例示频率是指某一具体词项所出现的次数，比如某英文文段中“the”出现的次数为100次，则单词“the”在这一文段中的例示频率为100。

有了上文所述的准备阶段，语言知识就有了形成体系的前提。在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下，语言知识的具体形成过程主要包括频率效应(frequency effect)和涌现(emergency)两个内容。

因为频率有两种——类型频率和例示频率，所以相应地，频率效应也有两种——类型频率效应和例示频率效应[8]。前者主要与构式的能产度有关，类型频率越高，构式的能产度越高。例示频率效应有三个分效应——缩减效应(reduction effect)、存储效应(conserving effect)和自主效应(autonomization effect)。缩减效应是指频率较高的语串比频率低的更易出现语音浓缩。比如在连读“I do not know”时/t/通常脱落，读作/ai daunou/。存储效应是指重复出现的语言实例会强化语言形式的记忆表征，使语言形式逐渐固化，且高频的形式更难接受改变。比如动词的过去式变化分为规则变化和不规则变化，而不规则变化的动词中大部分都是常用动词，甚至比规则变化的动词使用得还多，所以它们的形式被固化了，没有被同化成规则形式，但是一部分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因为使用得少，所以其不规则形式被遗忘，变成了规则变化。比如“weep”的过去式原本是“wept”，但现在人们使用“weeped”更多。自主效应基本同上文所讲的自主化相同，与存储效应相联系，强调高频单词或短语脱离其他相关表达独立地存储在词库中这一现象。我国一些习语的使用也说明了这一效应——“兔死狗烹”本不是四字成语，它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蜚(飞) 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一句，但在长期的使用中，由于使用频次太高，最后脱离其原语境而作为一个整体被储存，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性。

涌现又叫浮现，涌现的过程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形成的随机结果，这一结果不一定是人类意图所致的。比如人从用四肢行走到直立行走的进化过程；蝌蚪用鳃呼吸，青蛙却用肺和皮肤呼吸；蜜蜂的巢是六边形。同样的，语言中有很多涌现现象，比如“Watergate(水门事件)”以后, 后缀“-gate”逐渐被用在名词之后表示丑闻，如“Irangate(伊朗门事件)、Camillagate(卡米拉门)”等，随着西方文化的传播，汉语也开始借用“gate”的译名“门”来表达影响较大的丑闻，如“艳照门”等。这些新用法的出现实际上是自然发生的，也是出乎意料的。

同时，基于用法的语言观还认为, 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一个新事物浮现的过程，但是它为构式中的词项增添了语法意义。还是以“be going to”为例，作为一般将来时的一种表达方法，它是随着使用频次增多而自然出现的，同时，这个整体成为一般将来时的标志，使这个构式里的词项有了语法地位。词汇化的过程也基本遵循同样的逻辑，这里就不再赘述。

具备了前文所提到的前提以及过程，在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下的语言知识就构建成为一个巨大的涵盖形式、意义和功能的网络。大小不一、属性不同的语言结构或者符号是这个网络的节点，他们连接着彼此，形成一个相互交错的复杂格局，同时，一个节点的变化会引起连接这个节点的部分随之发生变化。从这个层面来看，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与当今受到大量关注和赞同的复杂适应性网络有很强的联系。

四、结语

总的来说，基于用法的语言观认为语言知识构建的前提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与语言实例的高使用率，整个语言系统由各不相同的语言符号和结构构成，这些符号和结构是在使用中自然涌现的，并根据其音形义及功能的特点相互连接，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没有独立的范畴和明确的区分，不同范畴之间实质上是一个边界模糊的连续统。

这一语言观在当今毫无疑问是有意义的。它把生成学派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忽视的语言使用作为研究的重点，关注语言事实，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利于应用到生活当中。同时，它提出语言知识是一个由无数符号构成的联通网络，整个系统是一个连续统，或者说是概率问题，否定了前人所宣称的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的观念。

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这一语言观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问题涉及的面很广，所以很难找一个明确的切入点深入下去研究语言，对于问题本身也没有找到完全合适的解决方法，整个理论还停留在想象层面。其次，在论述观点的时候，大多是采用举例子的方法，没有科学实验或其他更加严谨的研究方法。当前基于用法的理论模型虽然并非最简的，但是不能穷尽所有的语言现象，这也是一个矛盾之处。

基于用法的语言观向传统规则提出了质疑，对于我们研究语言来说有很大帮助，但是面对的问题也很多，所以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Bybee, J. L., amp; Beckner, C. Usage-based Theory[M]∥Heine, B. amp; Narrog, H.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inguistic Analys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827-857.

[2]严辰松. 语言使用建构语言知识——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概述[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6)：1-7.

[3]Lieven, E., Behrens, H., Speares J., amp; Tomasello, M. Early Syntactic Creativity: A Usage-based Approach[J].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003(30):333-370.

[4]Tomasello, M. The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M]∥E, L, Bavin. amp; L, R, Naigles.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hil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9-89.

[5]Tummers, J., Heylen, K. amp; Geeraerts, D. Usage-based Approach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 Technical State of the Art[J]. Corpus Linguisticsamp; Linguistic Theory, 2005(1): 225-261.

[6]高航. 认知语法的语用视角：基于用法的动态模式述评[J]. 外语学刊，2009(5)：53-56.

[7]Langacker, R. W. A Dynamic Usage-based Model[M]∥Barlow, M. amp; Kemmer, S.(Eds.). Usage-based Models of Language.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0: 1-65.

[8]Pierrehumbert, J. Exemplar Dynamics: Word Frequency, Lenition and Contrast[M]∥Bybee, J. amp; Hopper, P. (eds.). Frequency and the Emergenc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1: 137-159.

[责任编辑亦 筱]

2017-03-23

熊笠地(1994 — )，女，四川乐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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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90(2017)06-004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