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婷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史料·史识·史论
——论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的研究方法

赵文婷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100081)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在中古文学乃至文化史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全面系统，研究方法更具创新性。书中重点突出“史”的研究方法，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当时的社会历史之中去分析，使得文学史研究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相契合，呈现出“史化”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史料”、“史识”与“史论”三者的有机结合。书中对史料全面与精准的征引、对史识自觉的追求，加之多种论证方法的综合运用，共同构成并丰富了其“史化”的研究方法，对后人研究颇具方法论意义。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研究方法

王瑶属稿于1942—1948年间的《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在中古文学乃至文化史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均具开拓性。“研读学术名著，除了接受其中正确的观点以外，更重要的是能理解和掌握贯穿此书的研究方法，然后方能举一隅而反三，获取更大的教益。”[1]102故学界对其研究方法多有讨论，如程千帆认为《中古文学史论》独特的构思和编排为文学史的写作提供了全新的模式。[2]41葛晓音指出：“王瑶研究中古文学的成果不但在观点和思路上对后人多有启示，其分析材料和论证的方法，更值得今人学习。”[2]385孙玉石认为，其研究方法主要在于对“史识”的自觉追求，重视客观史料与主观阐释的结合，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注重文学史研究的当代性。[3]刘畅认为，王瑶的中古文学研究完美融合了史料与思辨，既富有挖掘资料的朴学精神，又有善于阐释源流的现实态度。[4]李靓在与林庚《中国文学史》的比较中彰显了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对“史识”的追求及其理性光辉。[5]解志熙从朱自清、王瑶对林庚《中国文学史》的批评入手，引出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坚持“史化”以及注重对文学实际之审慎阐释的文学史研究理路，进而以王瑶对典型文学行为的分析为其研究特色。[6]高恒文着重分析了王瑶“史”的追求与“论”的自觉，指出：“《中古文学史论》的显著特征显然在于，相对于现象的描述而言，著者的努力更在于对中古文学形象的发生、发展、变化和特征进行‘审慎的探索和解释’。”[7]张丽华“透过对‘清华学风’的历史还原和整体论述，来探讨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再次强调王瑶采取了一种近于客观的“历史的”阐释方法，“对于历史中的知识观念与批评价值进行考古式还原的工作，构成了王瑶的阐释方法中极富张力的一个维度”。[8]138-147以上论述或侧重于对王瑶史料运用的分析，或抓住其对“史识”的自觉追求，或着眼于其思辨溯源的论述方法，均抓住了王瑶中古文学研究之显著特点。然正如钱理群所说：“他(王瑶)同时自觉地吸取‘疑古派’与中国传统乾嘉学派考据学的长处，追求着‘史料’与‘史识’、‘史论’的结合。”[2]344-345只有将“史料”、“史识”与“史论”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观照王瑶中古文学研究之方法，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故笔者以为，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中一以贯之的最为重要的方法当为其“史化”的文学史研究法，即“把文学史作为一个历史科学”，[2]333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其时的社会历史之中去分析，使得文学史研究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脉络相契合。这一“史化”的研究法具体体现为：“史料”、“史识”与“史论”三者的有机结合。王瑶对“史料”的搜集、剪裁，为“史识”“史论”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他所积累的“史识”又决定了他对“史料”的选择与论述。“‘史论’体现著者的‘史识’，而‘史识’的得当与否、深刻或肤浅，则关乎‘史论’的生命。”[7]56三者相互依存，共同构成并丰富了其“史化”的研究方法。

一、全面精准的史料运用

任何一门人文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以广博的材料为基础。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史料的全面与精准，无疑是其成功的前提。该书凡14章，由14篇独立而又统一的论文组成，每章都抓住中古文学中的典型现象，引用大量史料，分析论述了这一时期“文学思想”、“文人生活”和“文学风貌”中最本质的特征和规律。众多论者都发现了王瑶善于搜集资料的特点，诸如：“搜集资料的能力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基本功，昭琛的这一功夫是极为深厚的。”[2]32“本书第一篇《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约2万字，直接引用材料达142条，综合意引者尚不计在内，其余各篇的征引量也大体如此。”[1]70“先生的文章有一个特点，不仅材料丰富而且能把材料用活，善于联系对比，放得开，收得拢。有时一个论点足有10个论据做后盾，应用起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很有说服力。”[2]179等等。

然《中古文学史论》所引史料的特点不仅仅是数量多，更重要的是种类繁，引文遍涉经、史、子、集及现代论著，全面且精准。该书所论范围遍及当时之社会背景、文人思想和生活，故著者据所论内容的不同，“将正史、杂著等全部材料一并进行了分类、归纳和整理，涉及的学问包括史学、经学、哲学、医学、宗教等许多方面，每种学问又均非一般涉览，而是都有钻研原始材料之后得出的独到见解”[2]385。如第一章《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主要结合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以门阀势力的产生、壮大、影响为核心，分为六个部分层层深入，最终分析了在门阀势力、世家大族影响之下的文士地位。而对门阀势力这一中国中古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及其时代背景的分析多引诸如《后汉书》《晋书》一类的正史为据。在具体分析门阀势力与九品中正制互为因果地发展之时，引用《晋书》之《郑默传》《邓攸传》《王戎传》《何劭传》《刘卞传》《卫瓘传》《刘毅传》等大量史料，证明其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史实，九品中正制实则成为“一种变相的封建世袭制度”，“渐渐遂以高门谱牒为品题人才及诠选公卿的唯一依据，而中正一职即更非高门不能任之了”。最后以王氏子孙累世为高官为例，得出结论：“朝代尽管变更，而王氏子孙的宰辅地位可以不变，可知门阀势力之强大了。”[9]17-18《玄学与清谈》一章多引《世说新语》中的名士逸事与史传中的记载相印证，共同表现出魏晋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的以清谈为重要内容的日常生活。而《文人与药》一章，由于所论问题“药”之使然，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医学的史料，如引用《秦丞相寒食散论》《诸病源候总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篇》《千金翼方》《本草》等医家典籍说明寒食散的成分及用处。其余各章亦多就所论典型现象对相关领域的史料条分缕析、大量征引，“致使后人在研究这些课题时，引证材料几乎不能超出他的论据范围”[2]385。而《中古文学史论》所引史料数量之繁多、种类之繁富以及著者对这些史料之剪裁，均具体体现了其对“史识”的自觉追求，同时为“史论”的最终形成奠定基础。

二、自觉科学的史识追求

对“史识”的自觉追求是《中古文学史论》的又一大特色。①“史识”是研究者对历史的见识。作为文学史的“史识”，“除了写作文学史的人应具有的基本文学观念之外，主要的是要有对于研究文学史的科学的认识和方法，其中就包括对于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的自觉追求的意识。”[3]72在此，即王瑶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以及他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自觉追求。作为方法论层面的“史识”可通过两种途径显现：其一，以具体明确的理论阐释形式出现，从而直接表明研究者对文学史研究的认识及所用研究方法；其二，从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选择、解释、判断与组合中见出“史识”。

(一)对科学方法论的自觉追求

王瑶曾多次明确指出自己对文学史研究的认识及所用研究方法。他在其书评《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②一文的末尾揭橥了自己的文学史研究主张：

我们相信，文学史的努力方向，一定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许多问题才可能获得客观满意的解答。朱佩弦先生在序中说，“文学史的研究得有别的许多学科做根据，主要的是史学，广义的史学”，正是从事研究的人所应注意的。

《中古文学史论》的完稿更是成功实践了其“史化”的文学史研究理论。王瑶在该书序言与后记中多次说明自己对文学史的认识，文学史研究的目的、性质与自己坚持的研究方法。如他在《初版自序》中明确指出：“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9]4在《初版后记》中追述了朱自清先生的二三事，以及师生二人对文学史的一致看法：

我自己对于文学史的看法，和朱先生是完全一致的……朱先生对文学史的看法是怎样的呢？他在《古文学的欣赏》一文中说：

人情或人性不相远，而历史是连续的，这才说得上接受古文学。但是这是现代，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得弄清楚自己的立场，再弄清楚古文学的立场，所谓“知己知彼”，然后才能分别出哪些是该扬弃的，哪些是该保留的。弄清楚立场就是清算，也就是批判；“批判的接受”就是一面接受着，一面批判着。自己有立场，却并不妨碍了解或认识古文学，因为一面可以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面还是可以回到自己立场上批判的。

作者也从来是遵从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虽然成绩并不尽如人意。[9]348-349

再次重申了“史化”的文学史研究之要义，即所谓“知己知彼”，所谓“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并强调自己“从来是遵从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时隔三十六年，王瑶在该书的《重版题记》中再次自述其师承，说明该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受到朱自清和闻一多“亲承音旨”式的当面指导。同时说明鲁迅的著作对自己学术研究工作的影响：“他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这对文学史研究工作者是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启发意义的，至少作者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指针的。”[9]3道出了自己遵循的研究方法，再一次明确了文学史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9]2。通过这些文字，可见王瑶的文学史观及其对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追求：1.文学史的研究，一定要抓住其“史”的特点，须与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相符合，须与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相联系。2.我们对古代文学要持“批判的接受”的态度，站在现代立场上一方面因着人情人性的相近而了解、认识古代文学，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一方面又要回到自己的立场上进行批判。3.文学史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的审慎探索和解释，从而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在上述理论指导下，王瑶在著作中对史料的剪裁、分析、论证进一步实践了他对“史识”的自觉追求。

(二)史料剪裁、论证中见出的“史识”

王瑶在大量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挖掘出一定历史时期与文学相关的典型现象，从而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而对这一时期众多历史“现象”的剪裁与论证，便构成了他关于文学的“史识”，也即在“史料”与“史论”中见出的“史识”。诚然，对典型现象的重视，形成《中古文学史论》中史料剪裁与分析论证的一大特点。

就典型现象而言，著者在该书的每一章都拈出其时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及文学特质。《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中，著者抓住“门阀士族”这一中古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现象，通过其对文士地位的影响，来探究其时的文学潮流。可以说是眼光敏锐、论断新颖严谨。《玄学与清谈》一章，著者抓住魏晋清谈玄学之风盛行这一现象，通过对其原因、特点、影响的分析，找到这一现象与其时文学的关联：“文论的兴起和发展，咏怀咏史，玄言山水的诗体；析理井然的论说，隽语天成的书札，都莫不深深地受到当时这种玄学思想的影响。而且流风未已，远被齐梁。”[9]60《文人与药》《文人与酒》更是直接继承了鲁迅对中古文学典型现象的研究，从大量史料出发阐释了此时文人服药、嗜酒的普遍生活方式，及其与其时文学作品多感慨时光飘忽、悲叹人生短促这一主题的内在关联。《拟古与作伪》一章，以魏晋人多有依托或作伪作品传世的现象为切入点，具体论述了魏晋士风与明末的不同，一般名士并不专务于盗名欺世之事，其动机“主要还是为了拟古和补亡，并不是故意作伪欺世的”[9]236。《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潘陆与西晋文士》《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徐庾与骈体》等篇章亦是如此，这五篇文章以其时文坛的代表人物和典型现象为切入点，连缀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发展史。

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中对科学研究方法的自觉坚守、对史料的精心选择，是他对“史识”自觉追求的最好注脚。也正基于此，王瑶得当、深刻的史识，使得本书的论断严谨深刻、新见迭出。

三、多样与严密的论证方法

《中古文学史论》一书以“史论”名，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更侧重于“论”的写法，即对出现于中古文学中的诸种现象作出理论性的阐释与概括，从而“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9]4。在分析论证问题时，除了上文提及的重视典型现象的分析方法，王瑶还综合运用了追源溯流法、历史还原法、比较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在避免史料简单堆积的同时，使得论断严谨可信，新见迭出。

(一)追源溯流法

在分析论证问题时，王瑶非常注重对中古时期典型现象形成原因的探究，进而准确抓住此现象与这一阶段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

如第一章《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中的第一部分，开篇便分析了东汉末年的割据军阀多名士这一社会现象产生的原因。引《后汉书·张让传》《后汉书·刘陶传》等史料中的相关文字说明盗贼四起和军阀割据的原因。又由于灵帝时中央政府改刺史为州牧，加之州牧的整治，“于是渐渐地由盗贼的横行，变成了军人的割据。这就是建安时代的局面”。[9]7明确了其时政治社会情况形成之原因。进一步论述了在此社会背景之下，门阀势力得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原因，并以这些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为基础，分析了世家大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及继承文化传统中的特权。而以上的种种条分缕析都可看作著者为其时文士地位随其政治地位而转移这一结论的追源溯流。《文论的发展》一章着眼于魏晋时期专门文论的出现这一现象。结合对传统经学不满进而导致重视著作和重文的学术思潮以及魏武“唯才是举”，有文采可被征辟为官的政治导向，探讨了这一时期专门文论出现的外部因素。进而探讨此时期文论形态的内部因素，指出魏晋初期文论以作家论为中心，其后渐至文体的体性风格和文学的一般原理这些形式特征，缘于东汉以来人物评论风气的演变，由人物品评而引申至评论文学成就，促进了文论的发展。得出“中国文论从开始起，即和人物识鉴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而文学原理等反是由论作者引导出来的”，[9]71这一中国古代文论的本土化特质及深层原因。论证采用内外因相结合的方法，对魏晋时期文论的发展及特征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分析，亦可见出王瑶分析论证中的追源溯流。

(二)历史还原法

此处所谓历史还原法，即指王瑶注重从时代精神、政治制度、历史风俗中去探索中古文学之发展，将中古文学的诸种现象还原至其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中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的运用有效地避免了过度阐释，有助于得出更加合乎情理的结论。

如第一章《政治社会情况与文士地位》，可以说是对中古时期社会背景对此时文学之影响的总体观照。主要结合魏晋时期的时代背景分析文人地位，抓住了门阀势力这一中古时期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分为六个部分层层深入。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东汉末年的割据军阀不乏名士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及其影响。第二部分论述魏武和魏文随时代不同而实行的不同用人政策，从唯才是举到九品中正制。突出表现了门阀势力是中国中古历史上最重要的问题。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九品中正制，而这一制度的实行实际上为高门大族建立了一个制度上的护符。第四部分继世家大族的政治基础外，探讨其强大的经济基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奢汰、骄淫的生活。第五部分讲世家大族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矜持自恃，由此而形成华素的严格之别。第六部分转而论述高门世族在文化方面的特权，将门阀士族与文学联系起来：“我们当然不能依作者的门第品评作品的高下，但作者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却是依他的门阀和官位而定的；文义之事固不能说毫无关系，但确乎是很微，是间接的。”[9]33文学的时代潮流是由出身名门大族的人引领的，文学作品的风格和内容也是适应他们的生活需要的。“所以每一种文学潮流——作风或表现内容的推移变化，都是起于名门贵胄文人们自己的改变；寒素出身的人是只能追随的。”[9]34可以看到，王瑶对门阀士族的分析从政治到经济再到文化，论证严谨有序，层层递进，从客观到主观，通过对史料抽丝剥茧的分析，挖掘出社会政治、经济与其时文学思潮之间的关联，论断独到严谨。再如《论希企隐逸之风》一章分四部分论述了魏晋诗文中隐逸思想形成的社会现实及思想根源。第一部分通过对《后汉书·逸民列传序》《庄子》等史料中相关篇章的分析，得出“隐逸思想之所以在魏晋诗文中大量地浮出，是随着汉末以来社会的动荡不安和道家思想的抬头而出现的。他们之所以那样地以隐为高，那样地希企索居，是有他的社会思想根源的”[9]200这一结论。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分别具体探讨了魏晋文人希企隐逸之风盛行的原因，以《后汉书》《魏志》《晋书》《世说新语》等史料中的相关材料为依据，得出汉末的大乱，魏晋玄学对老庄的标榜都推动了魏晋文人希企隐逸之风的盛行。第四部分则将魏晋名士的希企隐逸之风落实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之中，以阮籍、嵇康、张协、陆机、左思、谢灵运等人的诗篇为例，联系这些诗人所处时代的差异，辨析其诗中所表现隐逸之不同。这里，著者抓住正始时期、太康时期及东晋社会政治的差异，将魏晋诗文中隐逸思想的分析还原至其时的时代背景，论断严谨可信。其他篇章亦是如此，著者敏锐抓住了中古时期每一阶段的社会背景及在其影响下形成的文学特质，层层深入，精辟论述了中古各时段文学的特质。

(三)比较法

所谓比较法，就是“对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研究与判断的方法”[10]222-223。具体来说，又可细分为“同中求异”的类比法与“异中求同”的对比法两大类。王瑶在论证过程中多采用比较法来区别看似相同的某一现象，在比较辨析中发掘出表象背后的本质区别；或在看似相反的现象中寻得相同之处，进而揭示出看似大相径庭的现象间的深层关联。

相较而言，《中古文学史论》中多“同中求异”的比较。如《文人与酒》基于汉末文士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饮酒在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以汉末文人、竹林七贤、西晋士人及陶渊明的饮酒为典型，对比分析了不同时代文人饮酒的不同内涵。这其中又主要以对饮酒之风盛行原因的探究为线索，得出竹林七贤饮酒是他们求得物我两冥的超越境界的实践，更是在忧患的社会背景下，麻醉自己、避开世事以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内心是充满悲痛的。及至王戎、山简“酒的麻醉性便发挥到了极致；痛苦的背景没有了，光明的向往取消了，饮酒的原因只剩下了如《列子·杨朱篇》中所说的那种纵欲式的享乐，于是酒便变成了生活的麻醉品，变成了士大夫生活中享受的点缀”[9]188。而这是时代变迁与实际政治变迁使然。待到陶渊明，与竹林名士一样“用酒来追求和享受一个‘真’的境界”[9]193，但缘于时代与社会地位的差别，陶渊明并未肆意酣畅，他把酒和诗直接连了起来，“文人与酒的关系，到陶渊明，已经几乎是打成一片了”[9]192，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如此，王瑶便通过对魏晋时期不同时段文人嗜酒这一普遍现象的对比分析，挖掘出在此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文士心态及文学主题的深层原因。再如《论希企隐逸之风》一章的第四部分，王瑶纵向比较分析了阮籍、嵇康、太康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等人诗文中隐逸思想的不同，指出“阮、嵇的诗中还充满着忧患的不满现实的感觉，特别是阮嗣宗；所以希企隐逸实在是想着逃避，是抱着痛苦的心情的”[9]215。而太康诗人“多半着重在隐逸生活的描述，说明这种生活是崇高的，快乐的，值得欣羡的。与阮嗣宗的看法已不同了”[9]216。及至陶渊明，“他所写的与其说是隐逸生活的希求，毋宁说是隐逸生活的本身”[9]216。而此后谢灵运等人诗文中对隐逸的企羡多是追求心与迹的合并，以至于逐渐发展为士大夫生活的点缀。文中通过对不同时段诗中所表现的希企隐逸内涵的比较，明晰精准地将中古时期诗文中希企隐逸之风的演变呈现在读者面前。以上两例均为对看似相同的某一现象的比较区别，书中诸如此类的论证方式比比皆是。

此外，该书也有“异中求同”的比较。如《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一章中著者对曹丕、曹植兄弟文学观的对比，指出曹丕以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观，与曹植“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的文学观看似大相径庭，“但细细分析，他们对文学的看法和意见，还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政治地位和文章的口气而已”[9]249。结合曹丕大权在握、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反观曹植生活和政治上的抑郁失意及子建此文的私人书信性质，可证王瑶此言不虚。而以上论证过程正是运用了在看似相反的现象中寻得相同之处的比较法。结合前文“同中求异”的比较，可管窥王瑶论证过程中对比较法的运用。诚然，前文所论及的王瑶论证过程中运用的诸如追源溯流法、历史还原法、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并非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往往同时出现在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分析中，使得论断严谨精准。

综上，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对学界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对研究课题全面系统的开拓，更在其研究方法的创新。王瑶在该书的写作中充分践行了他早年提出的“史化”的文学史研究观。书中对史料全面精准的征引、对史识自觉科学的追求，多种论证方法的综合运用，共同构成并丰富了王瑶“史化”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对今天的文学史研究仍颇具方法论意义。

注释：

①众多研究者都曾论及王瑶对“史识”的自觉追求，如孙玉石《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将王瑶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五，首先便是“文学史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自觉追求意识：‘史识’”。 李靓《史识的坚持与诗意的追求——〈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管窥》也将“‘史识’与诗意”作为《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的不同之一。

②此文初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47年10月出刊)，按当时的惯例，题目径用林庚原书名，似乎是收入《王瑶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第2卷里新编的《中国文学论丛》时，才改题为《评林庚著〈中国文学史〉》。

[1]王依民.文化焦点·心态·文学史——从《中古文学史论》谈起[J].读书，1989(12):102-107.

[2]《王瑶纪念集》编辑小组.王瑶纪念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

[3]孙玉石.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J].中国文化研究，1995(4):72-81.

[4]刘畅.史料还原与思辨索原——中古文学研究的世纪回眸[J].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46-54.

[5]李靓.史识的坚持与诗意的追求——《中古文学史论》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管窥[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8-71.

[6]解志熙.“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王瑶的文学史研究片谈[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88-106.

[7]高恒文.中古文学之“史论”与王瑶的学术个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3):54-67.

[8]张丽华.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137-148.

[9]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0]李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于 湘]

2017-06-22

赵文婷(1989 — )，女，山西晋中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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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90(2017)06-0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