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世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5)

中国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逻辑

黎世红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400065)

马克思晚年提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决定了近代中国必须而且能够跨越“卡夫丁峡谷”。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必然具有自身的特点，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逻辑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道路；“卡夫丁峡谷”；历史逻辑

中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并未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而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人类历史从十月革命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近代中国虽然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但并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发达生产力基础，因而只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近代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然性

对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虽然学界的理解存在一定分歧，但把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解为越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痛苦历程，则是比较明确的。中国历史避开了资本主义的痛苦过程，在特殊的条件下虽然没有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痛苦，但也经受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跨越“卡夫丁峡谷”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的必然选择。

虽然中国在明清时期曾经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受到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最终在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西方国家侵略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后，各阶级都曾经尝试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探索国家的出路，但历史最终证明，除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道路外，其他任何阶级所主张的发展道路都不可能在中国成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逻辑结论。

在探索国家出路的问题上，农民阶级试图建立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社会——太平天国，但小生产方式不能容纳现代化的生产力，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农民阶级轰轰烈烈的探索运动最终只能归于失败。农民阶级失败后，地主阶级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而掀起洋务运动。这场新政运动表明，地主阶级中一部分具有危机感的官员已经认识到，中国物质技术的落后导致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中国正遭受数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洋务派希望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的生产关系，因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而封建地主阶级不可能建立现代的生产关系。阶级本质决定了洋务运动不可能超越地主阶级的利益，洋务运动的失败是由这场运动的封建性决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无法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拯救国家是不可能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学为体”决定了这场运动不可能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作为封建社会两个基本的阶级力量，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都不可能为中国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探索国家出路的尝试失败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相继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的主张虽然比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先进，因为资本主义道路符合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决定了这个阶级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在中国成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因为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而不可能发展壮大。在“不足切实值百抽五”的关税税率下[1]158，关税不能对民族工业起到任何保护作用，反而成为列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工具，而清政府的海关也长期被英国人控制。在关税主权被破坏的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必然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冲击，民族资本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外国垄断资本相比，中国民族资本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所以，只要中国处于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就不可能产生一个力量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形成一个力量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必须摆脱列强的侵略，赢得民族独立。而要赢得民族独立，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必须依赖相对先进的资产阶级领导，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两个互为条件的命题，任何一方不成立，另一方就不能成立。所以，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失败，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国内封建政权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因而很难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光新政和清末新政，都是在维护封建政权的前提下，希图通过发展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来巩固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挽救危机中的封建政权，封建政权本质上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障碍。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得到发展，是因为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相结合，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控制国家政权，依靠超经济的掠夺手段，才能急剧膨胀起来。而官僚资本的膨胀又是以民族资本被掠夺为代价的。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内政权，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再到国民党政权，都不能真正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民族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受到国内外的压迫，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弱小。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无力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不敢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即所谓“先天不足”。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维新运动借助于一部分封建势力去反对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借助于一部分列强的力量去反对另一部分列强。他们所拥戴和借助的封建势力与他们所反对的封建势力相比，则显得有名无实，因为清政府的实权操纵在西太后手中。维新派借助于一部分帝国主义势力去反对另一部分帝国主义势力，实际上也是一种“以夷制夷”的策略。在变法的理论依据上，更是“托古改制”。对封建势力的根基——封建土地制度，则丝毫不敢触动。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不可能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拯救出来，不可能把中国引向一条光明的发展道路。

资产阶级革命派比维新派进步得多了，他们敢于提出三民主义的建国方案，敢于旗帜鲜明地提出“革命反满”的政治主张，敢于提出“平均地权”和“建立民国”的革命纲领，但不反汉族地主阶级的革命只能是很局限的，这为后来的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埋下了伏笔。“平均地权”不能真正解决封建土地制度问题，没有找到动摇封建势力根基的正确途径。在对外问题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明确提出反帝要求，还要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所以，他们无力把中国引向一个光明的前途。

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不能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中国必须选择另外一种可能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后来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必然性。

二、近代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已经排除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除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比较先进外，还有社会主义道路可能成为未来的选择。中国在走完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后，既然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历史可能选项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由可能变为必然。这就是历史的排中律，即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选择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并且只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类历史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大前提。从国际条件来看，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十月革命后，人类社会有了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生产方式，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道路。在特殊的国内外条件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当时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发展道路，这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历史结论[2]580。

在这个大前提下，如果中国具备社会主义道路选项的小前提，则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就具备了历史的可能性。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小前提是：

首先，必须有代表这种道路的领导阶级，即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于最早的外资在华企业中，随着近代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壮大，在五四运动前约200万人。半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工人阶级产生的条件。工人阶级具有其他阶级无法比拟的优点。中国工人阶级的一般优点和特殊优点决定了它能够成为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领导者。作为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工人阶级在反帝爱国的斗争中登上历史舞台，代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

其次，代表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阶级必须具备先进的思想。中国工人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既有自己的优点，也有自己的缺点。中国工人阶级文化水平不高，理论水平有限，但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在十月革命的启发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希望。他们又在五四运动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后，肩负起救国救民使命的先进知识分子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与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国工人阶级联系起来，把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工人阶级中。因此，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却拥有最先进的理论。这受益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受益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先进思想的辛勤传播。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组建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明，掌握先进思想的工人阶级开始领导中国民主革命。中国工人阶级成为拯救中国的领导者，代表着中国历史的未来。

再次，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必须有强大的阶级力量作基础。发展道路即使很先进，如果没有强大阶级力量的推动作用，即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赢得多数人的支持，也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工人阶级自身人数不足，五四运动前其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低于1%。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不到总人口1%的阶级力量改造国家当然是比较困难的。而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广大农民阶级的利益，也能维护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人数不足的问题通过与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得到解决。作为工人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二七大罢工后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局限，于是，共产党开始联合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践中逐渐把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转向农民阶级。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农民阶级为主力军，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取得成功的。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成为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推动力量。其中，农民阶级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军，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工人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先后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维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利益，才能维护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如果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穷苦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不可避免地将再次沦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引起社会革命的矛盾在贫穷落后的国家里必将重新尖锐化，反抗斗争易成燎原之势。社会主义道路的阶级力量是其他发展道路不能比的。所以，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中，只有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建国方案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传播而获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克服了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的局限，又通过依靠农民阶级的支持而克服了人数不足的局限，最终完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其他任何阶级都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道路：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中国特色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建立在本国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中国并不是因为国内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而要求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新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建立毫无疑问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因为世界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代表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劳动工具是大机器，而不是手工工具。正是因为中国缺少大机器的生产力，中国人民在近代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中屡遭失败。没有先进生产力，就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所以，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建立，也是为了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是因为旧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近代虽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但半封建社会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包括外国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虽然这些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很低，但毕竟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工业基础。“1949年中国使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17%左右。”[3]59新中国的国营经济正是以这些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1956年，我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为33.6%[3]59。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这些近代工业都成为社会主义最初的生产力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在封建社会的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在一定的近代工业基础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特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并不例外。恰恰相反，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反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理论是正确的。

由于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社会主义必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是近代中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必然结果。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经典理论关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存在差别。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社会主义制度缺乏先进的生产力基础。由于社会生产力没有完成从手工工具到大机器的转变，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以大量手工工具和少量近代工业为代表的生产力基础上，即建立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生产力水平上。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社会生产力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条件下，中国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只能处于初级阶段。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4]225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国情，而这个基本国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建设如果脱离这一基本国情，就会在实践中遭到挫折。

其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社会主义因素将长期存在下去。在生产关系方面，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因为发达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列宁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是如此。”[5]301中国历史虽然跨越了“卡夫丁峡谷”，却缺少现代化的大工业，没有实现从手工工具到大机器的转变。而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完成了这种转变，工业和农业都实现了现代化生产。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这种转变。要实现这一转变，就需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此，我国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所有制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决定了分配制度的非社会主义因素，即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同时，存在多种分配方式。上层建筑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都存在诸多不完善的现象。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外，各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都存在，迷信思想、小生产者意识、拜金主义、黄毒赌等不良现象都体现了我国文化领域的非社会主义因素。这些现象与社会主义社会性质是不相符的，但在初级阶段是难以完全消除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殊模式。这种模式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因素与非社会主义因素长期并存。这种并存当然有主次之分，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社会。

再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初级阶段尚不能完全显示出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差距,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能充分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社会差别和社会矛盾。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在建设过程中一直受到质疑，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和盲目崇拜西方的社会现象曾经很严重。当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曲折时，怀疑之声就会甚嚣尘上；当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时，怀疑之声就会减弱。

在社会主义优越性不能完全显示出来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才能保证中国社会正确的发展方向。今天的中国正在以实际成就回答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疑问。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民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必将进一步增强。

[1]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高巍翔.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9(6)：56-66.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文 川]

2017-07-15

黎世红(1966 — )，男，重庆潼南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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