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超

由浙江卫视联合相关传媒强力打造的、曾经是当时国内综艺娱乐节目中人气最旺的文化娱乐节目《中国好声音（The Voice of China）》，这个节目自2012年在浙江卫视开播后，在国内电视节目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收视率。从当时网络媒介调查中可以看到，每当《中国好声音》开播时，节目的粉丝们便坐立不安、想方设法要观看直播，甚至有些爱好者将这个时候视为节日一般，总会提前坐在电视机前。如果有事不能坐在电视旁看到节目，那就用其它移动互联网载体（手机、电脑等）来看直播，生怕错过机会。即便错过直播，也一定会通过再补看视频。对于社会群体中的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仿佛就是生活中一个必须参与的仪式。据说这个人气旺盛的节目广告费曾在短短20天内从每15秒15万迅速涨到每15秒36万。

此后诸如此类的群体文化娱乐节目在网络和现实生活中不断引发人们的热情，形成一种影视文化群体娱乐的热潮。

一、影视文化娱乐传播中的仪式化功能带来的愉悦和价值观念植入

无法否认，影视文化娱乐会给受众带来美学上的、情感上的愉悦与崇高感。在这个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得信息传播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快速、便捷。个人的、群体的、社会的思想文化意象传播的快速便捷，使得群体性文化娱乐节目可以产生空前高度的影响。这种带有一定仪式化的娱乐文化通过互联网直观的展现在人们眼前，同样会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尽管虽然不一定能身临其境。事实上，在上个世纪人类在对体育活动进行第一次大范围电视直播时，就已经给人们带来了空前的震撼。

恰当的传播媒介中仪式化的文化表现形式更容易给受众带来心理上的愉悦和崇高，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迅捷有效更是对此推波助澜。康德曾经认为：崇高是那种完全不顾感官的兴趣，而即时产生的愉悦感。影视文化娱乐更容易带来愉悦感和崇高感。《中国好声音》里参加表演的人员中确实水平很高，让人难以忘怀。对此，现场内外的无数观众——无论是电视机旁的、或是使用手机、电脑的——有着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节目的制作形式、流程等一系列环节来看，它确实有着极高的制作水准。其中有人气旺、水准高的导师组，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周边国家的由导演组发掘出来的有真正实力的选手，有编排精致的表演细节。这一切使得社会文化群体中的普通大众更容易从那些草根选手身上寻找到情感认同的结合点。节目显得没有走后门、没有暗箱操作、没有贿赂，选手公平竞争，全凭个人现场表现。眼看着那些草根梦得以实现，观众在心理上就得到了愉悦和升华，故而该节目就容易得到大量的人气。

就节目的表现来分析，可以看到许多仪式化的环节。该节目第一阶段是导师盲选，即在最初的学员选拔阶段，导师背对学员，只通过声音的表现来进行选拔，在形式上公平公开的。只要导师在学员演唱过程中按下选择按钮，就意味着选拔该学员。观众们对此一致公认这是公平的，所以对节目过程更加充满了期待。这还不算完结。这个时刻既是导师考察学员唱功的时刻也是考较导师判断力的时刻。发现水平高的学员时，导师们很可能同时选择了这个学员，此时选择权便掌握在学员的手中。于是导师间争抢实力学员的过程也是给观众带来乐趣的时光。这种双向选择更有公平的意义，观众对此乐此不疲。即使此次没有被导师选中，学员也不必沮丧，因为学员可以继续在训练营继续接受培训，等待下一次再来。

第二阶段是导师抉择。四位明星导师选出属于自己的学员后，会针对学员音乐才艺特点进行专门指导、设计和点拨，开展专门的培训。接下来，被明星导师选拔的学员们再同台比试一番，选拔出优秀学员以代表导师门下出战下一阶段的较量。第三阶段是导师对战。观众会看到导师的点拨水平、学员潜力的发挥，学员通过相同时间的培训，最终再次进行较量，较量胜负如何，会更加吸引观众的关注。于是节目本身通过一个个流程、一个个环节一次又一次地吸引了观众。

最后，还有年度盛典。这是节目中所有导师和学员共同参与的一次大型演唱会。在年度盛典中，本季明星导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首次参加大型舞台演出，在更大的物理空间里展示他们的音乐才华，接受更多的观众审视。探根求底、发掘更多秘闻甚至是丑闻，将前面节目各阶段聚集的关注再度放大，刺激较多观众的好奇心、增加更多观众的关注，把这个节目的仪式化表演推向高潮。在这个娱乐节目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支持为节目最终传递到观众眼前提供了保障，保障了这个影视文化的狂欢高潮呈现给所有关注它的人。节目带来了一种所谓的超感官归宿的感觉，使得人们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对其它任何不满的现实存在产生了一种优先的优越感。特别是节目中草根族的奋斗史、亲情、友情等纯情元素，往往更容易煽起作为普通大众的广大观众群体内心追求完美的心理向往和认同。节目中小人物最终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观众的内心世界达到某种升华。

二、影视文化娱乐商业化运作背后的价值观念的展现

现代影视文化娱乐本身从社会主义文化百花齐放的角度看或是从商业运作角度看，都起到了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影视文化娱乐、互联网、移动互联网载体、受众之间的结合，使得我们可以审视出其中的固有的商业化气息，看到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群体娱乐文化仪式的异化。

现代流行时尚，新媒介中的流行元素，这些异化的仪式中包含的景观是以影像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大众媒体所制造的那些影像之中，都能够看到众多的复制与模仿。从商业主义的视角出发，这种复制与模仿如果能够引发社会上的关注，引发受众的复制与模仿，是最有利于实现其商业价值目标的。

新媒介中的时尚流行中，“运作”的踪影无处不在。运作的方式是和传统表现艺术手段有区别也有联系，现代商业运作手段比之传统艺术表达手段，在形式上有时更为复杂、有时也更为简单直接。它们往往是从其运作目的出发，以求达到快速吸引受众关注的目的。就其對社会文化的影响而言，大众娱乐文化的影响已经从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等方面深深地渗入到人群中，而且其风格的演变速度也如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样变化更快。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社会上层建筑的变化。当然先进的文化对于社会物质性的力量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深受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运作方式，力图透露出更公开、透明、平等、民主的意味，从而形成了对社会上层建筑整体的更广泛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文艺、娱乐等社会文化形式对社会物质生活领域的相互作用。运作所使用的真实和虚拟参杂在一起的形形色色的集合体对于社会人群的暗示、引导，甚至是引诱，都在传递运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面的有意或集体无意识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也只有迎合或是能够强力引领社会大众潜在的集体无意识，才能更有吸引力，吸引社会大众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当这种文化表现能够起到引导社会人群心理上的愉悦和升华时，就其商业运作模式、运作目的而言才算成功。

社会文化运作包含有仪式的因子，这其中有阶段的递进，也有不断的重复。有形式上的简单重复，也有重复中中内涵上的递进。贬义的说法是运作有时也含有煞有介事的意味，事实上确实如此，只是当其运作和对意象的模仿达到符合社会心理、社会发展的某种规律时，就产生了预期中的结果。时尚流行文化传播感官愉悦、传播广告元素、传播思想理念或者某种精神。这种流行娱乐文化中的一集又一集、一届又一届，即是将这种大众化的仪式举行了一遍又一遍。

只是文化娱乐本身就有表演的成分，表演过度时，就会给受众带来一些脱离现实、脱离客观的误导。商业运作本身很少能摆脱商业逐利的目的。即使考虑到了社会主流价值导向，但很容易对社会大众产生某种混淆的、变形的、有争议的东西出来。因为，文化娱乐的商业运作本身就是要力求传播出一种想统一受众理念的意图。诸如社会文化中的爵士、摇滚、街舞等对青少年非常有吸引力的艺术表现形式，还有卡拉ok等社会娱乐，社会人群的模仿本能使得这些东西流行非常广泛。而人们在模仿的过程中有接近模仿对象的快乐，也有创造的快乐，这快乐中有人类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自发组合的小群体会增加个体的归属感，小群体的仪式化的聚会与合作更加强化了上述的效果。于是，我们注意到：流行音乐和舞蹈文化娱乐艺术中的演唱组合、舞蹈表演组合等更容易引发青年人的模仿和追逐，甚至是出现社会上所谓的追星族、xx粉、xx族等在普通人看来过于迷恋偶像的人群。

三、当前社会大众对群体文化娱乐的心理依赖及变化

当人们对某种生活工具习以为常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依赖。人们关注社会信息的模式中网络传媒依赖很可能成为一种日常生活习俗一样的形式，而特定的形式流程则是一种仪式化的社会现象、社会心理和行为。未来人们对于网络传媒的过度依赖极有可能是一个误区。人们对于某种传播方式的过度依赖确实是一个可以引起争议的话题。再就是网络传媒运作中可能出现的不当运作方式、不良传播内容会带来的各种可能的消极影响。总之，就这个问题而言，现在深入研究传播形式、传播心理、受众心理、传播效果会对现在和未来针对网络传播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采取措施有积极作用。

传播学效果研究有所谓的“魔弹论”，即认为受众的心理很容易被大众、媒介发出的信息刺激的“魔弹”击中，受众的态度和行为被这些信息有效地左右，受众在“魔弹”面前对刺激无力作出反抗。时至今日，这种理论只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种参考。网络传播成为一种新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网络传播的影响力，就其速度、信息量、直观性等相对于传统的报刊、广播传播方式的优势是明显的。对于网络传播的力量可能快速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保持敬畏和忧虑之心。从人们在各种场合下几乎时时可见的摆弄手机和其它移动互联网载体的情形来观察，人们对于网络传播的依赖和在各种心理层次上的满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人们从移动互联网获得信息的行为和取得满足的背后的心理需求和动机，这些大众既是积极的、主动的行为实施者也是被动的、在网络传播中受制于传播源和网络管理、控制力量的受众。人们在现在和未来对移动互联网传播媒介已经是有了全方位的依赖。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信息传播背后的意识形态之争

东欧演变、西亚和北非动荡，与世界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大国利用网络传播在背后推波助澜不无关系。尽管随着各种网络风波的出现，大众对于网络虚假信息的鉴别力和免疫力已经在不断提高，应该看到网络传播的受众在变得越来越成熟的同时，网络传播的技巧、手法和规模作为一种社会力量也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传播与受众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构张力系数会变得更加复杂。当对于网络传媒依赖过度后，不可否认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魔弹论所描述的现象依然有可能发生。

当今世界各国在网络世界的舆论战、网络战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看不见硝烟的战斗，背后是价值观念的导向，从当前西方世界就难民危机在本国舆论界的应对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也会有此较量，诸如欧洲或是西亚某国国内环境突起风波，而其外部环境也发生剧烈变化、网络传播力量受到限制或攻击时，如果仍然过度依赖网络传播媒介，或是网络传播与其它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冲突时，从各种可能产生的社会心理学效应来看，我们必须予以非常足够的认识。

五、要善于运用影视文化群体性娱乐传播价值观念

社会群体为什么会被那些最能活灵活现反映人物形象的戏剧化的表演所深深地影响——过去是在各种的舞台边，现在是在影院里、电脑旁和其它移动互联网的载体上。群体会对一个事件中不同寻常的、传奇式的一面印象很深刻。个体汇聚放大为群体后，表演在张力上放大一些、夸张一些，群体不会轻易否定它，反而觉得那些神奇的、传奇般的内容更应该去接受。于是夸张的表演毫无争议地对各种群体的想象力起着作用。于是在群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形象的暗示有时会令群体产生强烈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暗示倾向于变成行动，就像它们通常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有时耳闻这样的故事：以前，由于在大众当中上演了一幕让人情绪低沉的戏，演出方不得不为那扮演了叛徒或是其它坏人的演员提供保护，让他安全离开演出场所，以避免受到那些因为对剧中罪恶义愤填膺的观众的粗暴攻击，事实上，那些罪行，只是想象的产物而已。

还有案例诸如我国体育运动中的职业联赛。像足球联赛、篮球联赛过程中遇到各类争议、纠纷或是挑衅后，比赛中或是比赛后，观众或是口头攻击、或是對队员、裁判进行人身攻击的事件时有发生。尽管大众群体活动，尤其是带有一定仪式化特征的群体愉悦活动中，消极的暗示与感染也会带来麻烦，但如果能够把握住这有仪式化特征的群体愉悦活动的关键环节和方向，以积极的暗示引导群体并产生感染的效应，那么也可以产生我们所希望的积极效应。

通常，人类个体所谓的“自然表现”、“真情流露”往往较为容易产生对其他人的感染，群体性文化娱乐中，如果演员以其真挚、全身心投入的情感和深厚的表演艺术功底投入表演，就可以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并深深地感染了观众。

同时，借助有线电广传媒或互联网开展群体性文化娱乐，在其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影视文化娱乐自身所携带的各种价值观念还会造成受众个体内心矛盾的波动，造成人类个体内部“本我”和“自我”之间关系发生变化。舞台上的价值观念的纠结同时也很可能呈现在受众个体的内心世界中。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