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清



现代革命语境下流氓无产者的审美想象

宋学清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 130117）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流氓无产者是现代化的产物，他们在现代革命中充当重要角色。中国现代文学同样发现了这一特殊群体，从鲁迅开始便极为关注他们与革命之间的内在关系，探索他们之于革命的影响与意义。在文化启蒙、革命启蒙与后启蒙话语语境中，流氓无产者的劣根性被凸显，他们成为革命的投机家与剽窃者，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被视为出于对革命果实的觊觎。在革命叙事里流氓无产者审美形象发生重要转型，虽然他们仍然存在群体人格缺陷，但是只要合理引导同样能够成为革命重要力量。对于流氓无产者的审美认知是我们理解现代革命的一个重要维度。

流氓无产者；现代革命；启蒙叙事；革命叙事；人物转型

中国现代文学对于流氓无产者的形象塑造主要基于现代中国的建立与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现代知识分子发现了“人”在现代中国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当中国需要从帝国改造为民族国家时，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帝国子民能否改造成为中国人”[1]17。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重要因素在于“人”的改变，现代中国的建立取决于能否将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帝国子民改造成现代公民。因此现代文学从发轫之初便极为关注适应现代中国的新文化建设，以及封建臣民国民劣根性的改造，以期实现从技术到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性发展。

在对国民的改造过程中，流氓无产者浮出历史表面，他们代表了中国国民最落后的一面，对他们的根本改造必将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尤其在中国现代革命中，流氓无产者表现得极为活跃，他们对革命的热情与参与，引起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文学的方式予以关注，且勾勒出一幅流氓无产者人物谱系图。基于流氓无产者在中国现代历史与革命中的特殊角色与作用，有必要对其进行形象梳理与学理性认知。

一、“流氓无产者”的词源学考论

“流氓无产者”在德语中为“lumpenproletariat”，在我国经常被翻译为“流氓无产阶级”，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流氓无产者最早出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以描述介于自由民与奴隶之间的平民[2]578。作为一个合成词，“lumpenproletariat”是在词根“proletariat”（无产者）之前添加了一个前缀“lumpen-”，在19世纪的德国用作前缀的“lumpen”常常包含“穿得破破烂烂的”或“不好的”意思，且主要强调穷人的流氓行径。“lumpen”（流氓）与“proletariat”（无产者）的结合，表层词意指无产阶级中的流氓群体。而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性、时代性的新词汇，马克思、恩格斯创造“lumpenproletariat”这一术语，词根“proletariat”在语义上“开始与现代产业工人发生联系，用于分析特定的穷人群体”[3]。19世纪初，欧洲工业革命蓬勃兴盛，不同形式的“圈地运动”将大量农民驱逐进城市成为产业工人，为城市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与消费者。而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失去工作机会的失地农民则沦为城市游民，成为乞丐、妓女、浪人、盗贼与流氓无赖等社会边际性群体，成为社会不安定的一种重要因素。可以说“流氓无产者”出现伊始便与现代产业工人和失地农民紧密相连，他们在市民与农民间失去有效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定，并在长期混乱无序的生活中养成全新的社会性人格，形成新的社会力量。

在马克思、恩格斯前期经典著作中，“流氓无产阶级”经常作为一个新概念、新术语用于描述一种新群体、新景观，但是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表述上相对模糊。马克思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4]262马克思立场鲜明地表达出否定态度，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他们身上的阶级属性不鲜明、不彻底，无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生力军，虽然他们经常被卷入革命，但先天不足使他们容易丧失革命立场，为利所趋，摇摆不定，易于被资产阶级金钱收买，反噬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威胁。恩格斯在《波旁王朝的新的英勇事迹》与《6月25日》等文中具体分析了那不勒斯与法国的流氓无产阶级在对本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镇压过程中所扮演的肮脏角色，以此例证马克思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否定性观点。

对于“流氓无产阶级”这一特殊群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多篇文章中先后论述了他们的具体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认为流氓无产阶级“除了一些来历不明和生计可疑破落放荡者之外，除了资产阶级可憎的败类中的冒险分子之外，还有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镀锡匠、叫化子，一句话，就是随着时势浮沉流荡而被法国人称做浪荡游民的那个五颜六色的不固定的人群”，他们是“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5]652。他们代表了无产阶级最为阴暗的一面，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无产阶级革命初期便对这一群体充满了警惕与憎恶。

总而言之，流氓无产阶级的群体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脱序性，流氓无产阶级主要来源于失地农民与失业工人，他们失去经济基础与原有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失去了既定身份，游离于常规社会秩序之外，在思想与行为上往往偏离社会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倾向；破坏性，流氓无产阶级通常来源于底层群体，在他们沦为流氓无产阶级的过程中往往成为被伤害、被排斥的对象，他们的复仇心理使其中一部分人表现出强烈的反社会倾向，本我凌驾于超我之上，突出的动物性与死本能使他们呈现出暴戾之气，敢于冒险擅长毁灭；依附性，流氓无产阶级虽然具有较强的破坏力，但是由于组成个体素质较差，团队意识淡薄很难形成独立的社群力量，经常需要追随他者，借他人之势逞己之威；不稳定性，流氓无产阶级是一种矛盾的存在，他们既反动又保守，既有奴隶性又有革命性，他们来自于底层又欺凌更为弱势的群体，总体上表现出无立场的姿态，易于被金钱收买，随意转换阵营，经常反噬其主，既能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也能成为革命的重要阻力；群氓性，由于流氓无产阶级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与独立思想，没有核心理念的支撑，他们的行为经常无序而散漫，只能接受那些简单明了的观念，因此易于被他者利用，随势而变，失去判断力与独立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中，“流氓无产阶级”并不是一个重要概念，因为在当时这一群体的势力并未做大，需要依附于其他强势群体存在，属于社会边缘中的边缘，经常被人们忽略。这一群体的发现与概念的界定主要基于革命导师们的前瞻性认知。直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无产阶级群体的迅速分化以及底层群体问题的日渐凸显，“流氓无产阶级”成为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关注，且在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创造性阐释，形成多样化的理论认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二、启蒙叙事下流氓无产者的剽窃者形象

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中国流氓无产者的文学认知基本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他们发现了流氓无产者的人格局限、人性弱点以及参与革命的根本动力，对这一群体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与文化排斥。因此在现代启蒙主义时期的文化启蒙话语语境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国民劣根性的思考去观察流氓无产者；在早期革命启蒙话语语境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同样理性思考流氓无产者，发现他们之于革命的危害；在新时期文学之后的后革命话语语境中，后启蒙主义开始重新思考流氓无产者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流氓无产者被定义为革命的蛀虫与剽窃者。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早关注到流氓无产者群体的启蒙主义者。发表于1919年10月《新潮》月刊上的《明天》应该是鲁迅最早塑造流氓无产者形象的作品，小说开篇寥寥几笔便将流氓无产者与底层群体作出敏锐区分，在保留古风的偏僻鲁镇，“不上一更，大家便都关门睡觉。深更半夜没有睡的只有两家：一家是咸亨酒店，几个酒肉朋友围着柜台，吃喝得正高兴；一家便是间壁的单四嫂子……”[6]473单四嫂没睡是因为守寡后需要熬夜纺纱养活自己和三岁的儿子，而咸亨酒店里的红鼻子老拱与蓝皮阿五破坏古风则是为了寻欢作乐，他们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醉生梦死，游离于社会秩序之外，被大家排斥与隔离。勤劳善良的单四嫂抱着病重的孩子买药，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也不愿意蓝皮阿五来帮忙，孩子病死后自告奋勇伸手帮忙的蓝皮阿五又被王九妈坚决阻止，可见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脱序”状态。蓝皮阿五的确是一个泼皮流氓，他假装有侠气地帮助单四嫂抱孩子，却趁机碰触她的乳房，抱一小会儿就以喝酒为借口脱身。在单四嫂死掉孩子后他于隔壁酒馆高唱“我的冤家呀！——可怜你，——孤另另的……”[6]479极尽调笑之能事。蓝皮阿五有便宜就占没便宜就躲，拿他人的痛苦取乐，没有同情心更别提阶级情感与阶级意识。

《阿Q正传》中的阿Q应该是鲁迅正面塑造出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流氓无产者。阿Q身处未庄最底层，无家无业、无名无姓处于脱序状态，完全被排除在未庄的宗法人伦关系之外。他惧怕甚至敬畏未庄最有权势的地主赵太爷，但却能“勇敢”地欺负小尼姑与穷小子小D。阿Q正如鲁迅所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7]63正是这个双重标准的阿Q，面对革命表现得又极为偏狭，他无端痛恨革命，喜欢看杀革命党，“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8]538然而一旦发现革命引起未庄恐惧时，阿Q立刻心向往之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且开始幻想阿Q式革命：向曾经伤害自己的人暴力复仇，打砸抢未庄财物，劫掠占有女人。没有革命理想，没有政治诉求，有的仅仅是打砸抢的强盗逻辑。因此可以说阿Q的死是个人悲剧，倘若成功则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现代知识分子对“流氓无产者”最初的审美想象主要基于“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如果说“人类的启蒙即起源于恐惧”[9]134，那么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正是源于民族危机的恐惧，这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启蒙不仅仅是对国民个体的思想改造，最终目的是建设现代国家参与世界竞争。而时局的紧迫性使现代启蒙者的文字充满逼促感，呈现出偏执性的壮怀激烈。如果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10]61。那么现代思想家们无疑自觉充当了导师角色，肩负唤醒沉睡国民的历史使命。但是在略显偏执的启蒙话语背后传达出对底层民众强烈的不信任，凸显出知识分子强烈的精英意识，从而拉开了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距离。

鲁迅之后，艾芜在《山峡中》塑造了老爷子、鬼冬哥、野猫子等暴民形象，他们杀人越货、盗窃拐骗、凶悍野蛮、残杀同伙，早已逾越了道德底线，成为山峡人的重要威胁。《偷马贼》中专偷有钱人的阿三，《月夜》中的小偷吴大林等等，他们底层出身与脱序行径具备了流氓无产者的重要因素。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罗德生绰号“罗歪嘴”，加入黑帮“袍哥”，仗势欺人坑害乡绅顾天成令其家破人亡，勾引表嫂邓幺姑。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在历经妻子虎妞难产死亡、卖车、小福子上吊等一系列打击之后，眼见成家立业无望的祥子开始吸烟、赌博、喝酒、打架、嫖娼、讹诈、出卖朋友、染上脏病，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地痞流氓，“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陌路鬼！”[11]361等等之类，他们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关于流氓无产者的最初认知与想象，其间的批判、失望、哀伤与愤怒溢于言表。

革命文学最初的革命启蒙叙事同样关注到这一特殊群体。早期革命文学将流氓无产者置于革命活动中，努力发现革命与流氓无产者之间的互构与影响，试图确立他们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位置、作用与意义，实现了一个群体由理论向文学实践的过渡。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作为“红色文学经典”开山之作，出现伊始便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启蒙叙事的全新思维模式，小说中的革命领袖张进德和李杰回到乡村发动“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在革命过程中团结了乡村最底层的“癞痢头”和“小抖乱”，他们微不足道却能在革命中表现出杀气，为给李杰安排住处，打死了不劳而获的老和尚，强抢庙宇。对于这群混进革命的阿Q的后裔们，蒋光慈不再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在批判的过程中充满了深深的忧虑。

赵树理对于流氓无产者的认识继承了启蒙叙事话语传统。在《小二黑结婚》中成功塑造了金旺、兴旺两个乡村流氓村霸形象，作为旧社会的毒瘤他们曾横行乡里，做过溃兵土匪的内线，绑票、逼死人、抢男霸女、浮收粮、私派款等等，无恶不作。在八路军平定刘家峧的兵乱匪祸后，他们又趁乱占据了村干部职务，继续作威作福。金旺垂涎小芹，调戏不成便百般刁难小二黑，干预婚姻自由。《邪不压正》中的流氓小旦依附地主刘锡元在小河村仗势欺人，八路军解放下河村开展土改后，八面玲珑的小旦摇身一变又成为积极分子，转投腐化的农会主席小昌，欺凌老实懦弱的王聚财，企图帮助小昌霸占软英。这时的流氓无产者在出身上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霸与地主帮凶，在新社会试图借助革命力量继续自己的恶行。但是在身份上他们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12]371，因此他们很容易欺骗革命进入革命队伍，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出于对革命果实的觊觎，他们善于依附、迎合权力，更善于利用权力欺压底层民众，他们对革命必然造成严重伤害。

新时期之后的后革命时代，在后启蒙话语语境下流氓无产者形象开始遭受全面批判，他们之于革命的伤害被置于文学的显微镜下被无限扩大，革命成为他们释放原始欲望的工具。张炜《古船》中的赵多多，也是一个无人看管的孤儿，解放后“赵多多是全镇最早的一批积极分子”[13]235，他敢打敢杀，亲手杀死多个地主，多次调戏隋迎之妻子茴子。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中的赵刺猬和赖和尚，是游手好闲的赖皮光棍，在革命中无限释放自己的暴力和欲望，赵刺猬用手榴弹砸死地主李文武，二人又奸污了李文武的两个儿媳妇，开始了抢男霸女的流氓生涯。贾平凹《老生》第二个故事中的孤儿马生是个懒种，成天躺在柿树下的凉席上，甚至央求白河“你摇摇树，让蛋柿掉到我嘴里”[14]76。但是他在土改中成为第一批积极分子，并逐渐控制老城村，奸淫王财东妻子玉镯。革命中的流氓无产者更多呈现出一种欲望化书写，他们强势地占有了乡村话语权，肆意宣泄自己被压抑的性与暴力的欲望，本我无限扩张。这种书写方式使流氓无产者失去了历史的合理合法性，给予了全面的批评与否定。

三、革命叙事下流氓无产者的革命者形象

中国现代革命文学逐渐正视流氓无产者形象的塑造，努力发掘其心理机制与群体特征，试图发现这一群体与革命间的内在关联性。他们基于当时中国社会基本现状有效延伸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理性认识，实现了西方理论概念在中国的当下化与本土化，具有较强的阶级意识与政治启蒙色彩。

革命领袖毛泽东早在1925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便将“游民无产者”作为一个独立阶级提出，他认为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15]8-9。毛泽东认识到游民无产者的不安定性与破坏性，但是并未放弃、抛弃他们，认为只要进行有效引导，这一群体可以成为革命的重要力量，拯救高于批判和否定。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这一特殊群体，将其组成部分归纳为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认为：“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16]646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到“游民无产者”在内涵和外延上已极为接近马克思的“流氓无产者”，他们代表了游民与无产者中相对阴暗的一面。游民“一般指游离于正常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人，没有稳定或正当的职业与社会身份”[17]3。它往往用来描述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而现代“流氓”在表意上更为注重一个群体的人格结构。流氓无产者的流寇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使他们更为倾向于改变既定的社会秩序，试图在混乱中通过重新洗牌获取个人生存空间，但是他们“在社会冲突中要求改变的只是自己的经济地位，并不要求改变原有社会秩序的规则，更谈不到创立实现新的社会秩序的规则”[18]233。这一群体在整体上缺乏阶级意识与政治诉求，充斥的是对物质的掠夺与占有欲望，因此无法依靠他们重建合理合法有效的新秩序、新社会。

随着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政治性、秩序化愈加明显，文学立场开始成为衡量一位作家的重要标准。《讲话》指出：“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19]872由于流氓无产者身份特别，整体上仍然归属于无产阶级，因此对他们的文学书写开始发生转变，脱掉了流氓的外衣，他们成为革命的中间力量。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元茂屯的赵玉林外号“赵光腚”，“他一年到头，顾上了吃，顾不上穿，一家三口都光着腚”[20]25，这位穷酸的无产者有家无业，但是他的贫穷不是因为懒惰与无能，而是因为剥削与压迫，在创家立业失败后没有像祥子那样自甘堕落，而是与同样贫穷的郭全海一起成为元茂屯土地革命的主力。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暖水屯的张裕民、程仁，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高增福等等，他们斗地主、分土地、分浮财，带领穷人共同致富，公而忘私、顾全大局，甚至能够舍生取义。

真正的流氓无产者比如柳青《创业史》中的白占魁，被设置成国民党兵痞的特殊身份，他卖过五回国民党壮丁，在土改期间“曾经表现出一种疯狂的积极”，在复查土改期间满村吼叫：“二次土改呀！人都甭进山哩！”[21]132-133但是无论如何努力，这个不事生产不务正业的“庄稼汉”始终没有达到当村干部的目的，被排除在蛤蟆滩权力体系之外。然而，这个农民中的异己分子并未被党和人民所抛弃，梁生宝的互助组收留了他，试图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中去。《暴风骤雨》中出现的流氓无产者张富英，外号“张二坏”，“喝大酒，又逛道儿，家当都踢蹬光了”[20]208，纠结起元茂屯里一批打鱼摸虾之辈自成一派，在“煮夹生饭”运动中积极参加斗争，能打能骂、敢作敢为，并成功赶走郭全海成为农会主任。萧队长回来拨乱反正之后，力排众议对张二坏等人宽大处理，让他们洗心革面以后好好务农。看清了流氓无产者对革命的破坏性，但是作为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仍然是革命团结的对象，只是需要梁生宝等基层党员进行有效监管，将其纳入无产阶级队伍，这也是柳青等人的理想主义。

革命叙事对于流氓无产者的认识与宽容源于中国革命的现实诉求：一方面是团结大多数实现革命目标，另一方面是集合力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恰如《创业史》曾借梁生宝之口说：“现时搞互助组，日后搞合作社，再后用机器种地，用汽车拉粪、拉庄稼……”[21]110因此无论出于革命的目的论还是现代性的目的论，对于参与主体的无产阶级都需要进行全面改造，使其在精神气质上符合革命与现代化的要求。

革命叙事中流氓无产者形象发生重要审美转型，他们由革命果实的剽窃者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在角色功能上由革命的阻碍者变成革命的帮助者。叙事视角的不同导致人物形象的差异，因此无法也不需要在形象分类上做真实性的判断，而是需要认清流氓无产者的群体特征，发现他们的现代性转变，以期在新世纪现代化语境中成功引导他们，避免再次沦为现代化的阻碍者。

[1]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时代的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2]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Rose,R.B.“Prolétaires”and“Prolétariat”：Evolution of a Concept,1789-1848.Australian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1981(18)：282-299.转引自郭台辉，张俤.谁是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的经典解释及其当代争论[J].探索与争鸣，2015（6）:37.

[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马克思，恩格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鲁迅.明天[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 鲁迅.忽然想到（七～九）[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 鲁迅.阿Q正传[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10] 詹姆斯•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M].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 老舍.骆驼祥子[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2] 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M]//赵树理全集：第3卷.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

[13] 张炜.古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4] 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5]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M]//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 韦民.游民阴魂[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7.

[18]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19]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 周立波.暴风骤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1] 柳青.创业史：第1部[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 of the Hoolock Proletarian in the Modern Revolution Context

SONG Xueqing

In the view of Marx and Engels, the rogue proletariat is the product of modernization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ern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lso found this special group. From the beginning of Lu Xun, they are extremely concerned abou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volution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revolution and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ary enlightenment and post-enlightenment discourse, the evil nature of the rogue proletariat is highlighted. They become revolutionary speculators and plagiarists. Their passion for revolution is seen as coveted by the fruits of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the rogue proletariat's aesthetic image has undergone an important transformation. Although they still have the defects of group personality, as long as reasonable guidance can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revolution. The aesthetic perception of the rogue proletariat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modern revolution.

rogue proletarian; modern revolution; enlightenment narration;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character transformation

I206.6

A

1009-8135（2017）01-0054-06

2016-11-06

宋学清（1979—），男，吉林集安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历史意识研究”（14AZW01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