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优坤



从中国学习进程看我党自信的历史源泉

李优坤

（重庆三峡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市 404020）

以国家为主体的学习进程是判断政党是否具有“自信”的重要视角。对于长期缺乏学习能力的旧中国来说，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正确的学习对象和学习方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这是建国前我党具有理论和道路自信的源泉。建国后，中国尚无“必须向世界学习，必须坚持正确学习方法”的国内共识，这是我党前30年建设出现曲折的深层原因。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迅速结束动乱，并在前人探索基础上，形成了正确学习方法，并把学习对象扩大到全世界，引领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这是当代我党理论、道路和制度自信的来源。当前中国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太快、太好时的“副产品”。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也在于是否能坚持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的同时坚持文化自信，并坚持目前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道路。

学习进程；我党；自信；历史源泉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及改革攻坚的关键阶段，国内开始出现了一股不能正确认识当前问题的浮躁之风。一些人对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感到迷茫和悲观，甚至怀疑党是否能够克服这些难题，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新老“左派”和“右派”更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并分别求助于文革时期的“革命”思维或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之路来“拯救”中国。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缺乏自信的一种极端表现。

从理论研究视角看，从胡锦涛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自信”到习近平的“四个自信”，中国学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一、讨论“三个自信”或“四个自信”的理论来源、现实基础和论证方法[1]；二、对“三个自信”或“四个自信”的理论内涵、理论意义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性的论述[2]；三、探讨坚持“三个自信”或“四个自信”的现实状况、实现路径和实践要求[3]。对这一理论的内涵、来源、实践基础、理论意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中地位的探讨都远谈不上成熟。对“自信”源泉的探讨更缺乏有说服力的论述。

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学习理论，秉持宏观历史视角，从中国向世界其他文明学习的艰辛历程出发，分析我党自信的历史渊源，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发展中的问题，坚持“四个自信”，反对“左”和“右”的错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一、国家的学习进程与政党的自信

学习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目的是解释学习是如何发生的、内在规律如何、具体过程怎样、如何进行有效的学习等。后被运用于政治学研究，主要用来指观念和信念上的改变，或者指人的想法变化的程度，也可指新思想及其出现过程[4]。从政治学视角看，学习不仅可以是个人的学习、也可以是组织的学习，甚至可以是世界政治以自组织方式（a process of self-organizational）形成的过程。因此，国家和政党都可以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政治学中，学习主要源于对历史和经验的分析。“世界政治及其理解的演进，都始终表现为学习基础上的进化。”[5]而国家学习主要来源于国家对历史进程中经验教训的总结。自从全球化进程加剧后，一个国家能否从自身与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及互动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能否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理念进步以及战略和政策的合理化，能否推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完善乃至文明的进步，就成为一个国家是否具备学习能力以及学习效果好坏的判断依据。在全球一体化时代，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步，自身与世界各国的互动中汲取经验教训，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学习重点。因此，善于学习的国家能够“在不同时期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不同反应”，因为“学习使这个国家具有了新的预期和行为准则”[4]。

以国家为主体的学习是一种“解释性”学习，主要来源于对历史和经验的分析和解释，而不是直接产生于历史事件。尽管不同国家可能受到大致相同的历史事件的影响，但历史和文化因素会导致对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这便是一个国家学习能力高低和学习方法正确与否的重要表现。中国清政府和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在面对西方入侵时的不同作为就是学习能力不同的体现。因此，和组织学习一样，“学习的程度与准确性，依赖于既存的认识，以及学习的质量和数量”[6]。

在现代社会，国家政权由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掌握，因而就国家的进步及理念的变革而言，执政党的学习所起作用最大。在革命时代，国家的进步则是由以国家变革为宗旨的不同政党所推动。因此，国家是否具有学习能力以及能否取得预期学习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国家主要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以及革命时期主要革命党的学习能力。正如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乃所说：“社会结构和权力的转移，决定着谁的学习能起作用”[6]。

因而在革命时代，能否顺应时代潮流，更新自身观念和完善革命理论；能否推动国家革命进程和完成国家革命任务，是判断政党是否具备自信的重要依据。在现代社会，执政党能否在全球化时代顺应历史潮流推动自身执政观念的改善，进而推动国家的学习进程，已成为国家是否能够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在执政理论、执政道路和社会制度方面是否具备自信的重要源泉。

二、中国近代“学习”进程的基础

从宏观历史视角认识中国的学习进程必须了解中国“学习”的基础。而理解中国“学习”的基础则必须理解中国近代百年的屈辱史。

近代中国百年苦难的种子早在近一千年前就已种下。当西方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乃至资产阶级革命大踏步走向现代化时，中国却仍沉迷于“天朝大国”的迷梦，不思进取并主动割裂与外部的联系。正是长期的保守、封闭与妄自尊大，让中国在故步自封中积累了与西方世界近千年的差距。这种差距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国民素质等方面。极度落后与极度自大的并存决定了我国急需向世界学习却不愿也不知学习，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进程启动时的基础。这个基础既是中国近代长期陷入屈辱的原因，也是中国从近代痛苦中寻找救赎之路的前提。

近代中国苦难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在痛苦挣扎中被动学会与世界交流、向世界学习，从而振兴中华的历史。但与多数国家陷入灾难不久就开始反思并启动向世界学习的进程不同，中国是在陷入灾难70多年后，才在一次次沉重打击下“通过‘反传统’的方式，在建设与破坏中斗争，在传统和现代里纠结”，逐步形成了“必须向世界学习”的共识[7]。这反映出中国自大的程度和反省的艰难，也反映了初进世界体系的中国学习能力的低下。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初发声时的无人理会及洋务运动时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式学习的“不情不愿”和“不伦不类”，到戊戌变法的刚开始就遭遇失败，再到辛亥革命中多数人包括革命派都认为只要“清帝下台”就万事大吉，反映出在长期遭受深重灾难情况下，中国要求学习和变革的声音仍是那么勉强和微弱。葛兆光先生在谈到中国士人在接触到西方知识后，为何长期未能真正对传统思想造成致命损伤时说：“也许是深入到信仰世界时，中国士人仍坚持传统而不愿接受这种异端；也许是中国士人有意把其引向了实用层面，避免了终极意义上的冲突；也许是因为明清之间突如其来的鼎革异变，使它的进入过程转了一个弯。”[8]50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旧中国学习能力的匮乏及信仰变革的艰难。

因此，必须明确：近代中国开始进入世界体系之时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落后，急需学习却缺乏学习意愿和学习能力的国家。

三、作为革命党时期我党自信的历史源泉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真正向世界学习的开始。从此，中国社会才逐渐有了向世界学习的共识，但向谁学习和用何种方法学习又开始成为中国复兴进程中的一大难题。“闭眼”近千年之后，突然睁眼却面对两次工业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交相呼应的世界，这对于传统中国来说，更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学习西方还是师法苏俄？全盘照搬还是加以改造后实现“洋为中用”？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一直为国内精英所争吵不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和中间党派之间的“主义之争”，乃至我党内部“左派”“右派”与毛泽东思想的论战，无外乎是对上述问题的不同解答而已。因此，哪个政党能迅速找到正确的学习对象和学习方法，带领中国走向正确的学习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就应有足够的资格自信。

在长期的学习进程中，缺乏学习经历的中国，因西方率先实现现代化和苏联首先建立社会主义，从而对西方或苏联产生了某种程度的“顶礼膜拜”。在强烈的危机意识中，多数国人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于照搬照抄西方或者苏俄的某些理论。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打倒孔家店”、中华民国的实践，还是我党长期将苏俄经验“奉为圣经”，都证明了中国学习的起步阶段和学习心态的不成熟。

“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历史表明，无论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9]不管是师法英美的“第三条道路”，还是披着“民主共和”外衣走“专制独裁之路”的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政府，都不能救中国。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中国“左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照搬苏俄经验，以及“右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两次革命论”和“一切通过联合阵线”，最终都给革命带来了挫折。对于中国这个长期自大而封闭、缺乏学习能力的国家来说，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正确的师法对象——苏联，并找到了正确的学习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立、巩固的前提。这也符合学术界关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才能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共识。

四、建国后的学习进程与我党“自信”的历史源泉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时期内，由于西方封锁，中国缺乏向社会主义以外的世界学习的条件。能否迅速摆脱困境，找到正确的学习对象和学习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否具有理论、制度和道路自信的重要源泉。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向苏联学习，同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正确学习方法的继续。无论是《论十大关系》还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永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甚至1960年代的“极左”路线，连苏联学者都认为：“中共领导在（中苏）冲突中表现出的顽强战斗性和进攻性，保证了中共和中国能够摆脱苏联的影响并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并有助于发现中国自己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10]可以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进程，并为这一道路的形成做出了较大贡献。

1950—1960年代唯一的老师——苏联发生的变化给中国学习进程带来了深刻影响。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以及苏联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促使中共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另一方面，赫鲁晓夫的批判也给一向崇拜斯大林模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来了“榜样”消失后的迷茫。从革命时代形成的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路线的崇拜曾经深刻地影响到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有学者论证了中国1950年代外交具有革命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革命惯性”[11]。而西方学者也认为：“他（毛泽东）发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很有说服力，以至将他们的思想吸收到他自己的作品中。他相信苏联的方法可以帮助一个像中国这样落后、半殖民地的国家发展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2]因此，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既打破了毛泽东对“老师”的崇拜，也坚定了毛泽东走自己道路的决心。

中苏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的决裂则让中国陷入了对往昔“老师”的回忆之中。正如苏联学者所说，中苏决裂本身就源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因为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与斯大林有关的苏联社会体制”[10]，就是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原本神圣化的老师形象的颠覆。再加上苏联后来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侵犯，都更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了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是对社会主义和中共当时遵循的所有理论的背叛”[10]。后来的历史证明，对赫鲁晓夫路线“修正主义”的认知，推动了中国更加盲目地向旧有“老师”回归，也推动了中国的“向左转”，中国探索自己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因此走向歧途。因此，中国原本正确的向世界学习的路线之所以出现问题，都与中国对原有学习对象的盲目崇拜及中苏决裂的大背景密不可分。

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路线的坚持也与中国固有的盲目的大国自尊有密切的关系。如1970年代，即使在和西方联合抗苏情况下，中国仍然拒绝大规模引进西方技术，并拒绝与西方发展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西方学者说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大国的自尊”[13]6；中国学者说，这是对中国自身落后及与西方差距的极端不相信[14]。而中国革命在艰苦条件下的成功则加剧了国人自认为与西方差距并不太大的心理。可见，因长期封闭，心态盲目自大，中国要确立正确学习心态实属不易。因此，建国初期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封闭，既有西方封锁下的环境因素，也与历史因素密不可分。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国走向“文革式”的“极左”，是受文化、历史和国际背景影响，未达成“必须向世界学习，必须坚持正确学习方法”之共识的结果。因此，从中国学习进程的视角认识“文革”历史必须态度正确。“文革”的灾难是深重的，任何试图肯定“文革”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苛责一个政党能始终坚持正确的学习路线而没有任何曲折，如同苛责人一生不能犯任何错误同样荒谬。这对于一个在中国这般长期缺乏学习基础和能力的国家成长起来的政党来说尤其如此。其实，文革在中国的迅速结束，中国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认清基本国情，并放眼世界，在与世界的交流学习中与时俱进，开创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恰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纠错能力和领导能力，证明了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建设实践的宝贵经验，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白了全球化时代与世界各国交流学习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完善的极度重要性。也让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正确学习方法的基础上，拥有了适应于时代、适应于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开创和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的重要前提。“中国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建立在对国情的正确认识基础上。而不断完善的对外开放体系以及不断深化的国内体制改革，则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自身特色基础上开始了真正平等的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学习。门户开放的幅度和深度在不断扩大，并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放弃了自尊，而是表现得越来越自信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坚持“与时俱进”，坚持“开拓创新”，则表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能够坚持正确的学习方法了。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格局最重大的变化。西方学者甚至宣称中国“已实现历史性崛起”并成为“全球大国”[15]368。这是我党在文革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道路和理论自信的源泉。

五、正确认识问题，坚持“四个自信”，继续推动学习进程

即使挑剔的西方媒体也无法否认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才使短期内难以彻底改变的政治经济体制、人员素质等弊端更加突出。从这个视角看，新老“左派”和“右派”大惊小怪的当前中国的问题，恰恰是发展中的问题，或是“成长中不得不经历的烦恼”。新老“左派”和“右派”之所以对当前中国的问题大惊小怪，根本原因在于把中国的全方位发展和进步看得过于简单了。

资本主义国家历经近千年并经历数百年殖民掠夺才实现经济现代化；历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及多年的社会运动才基本实现社会现代化；历经三百多年的制度完善，才有今天较为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相比，在诸方面都有巨大差距的中国，不管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还是政治、经济体制的完善，乃至国民意识的提升，都需要很长时间。更不要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先例。这是邓小平所讲“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的真正内涵。

没有国家可以在短期内同时完成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任务。能在短期内完成经济腾飞就堪称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因而即使短期内无法完成中国社会全方位巨变，这些“烦恼”却从反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以其他理论、道路和制度所不能匹敌的速度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是一种“令人幸福的烦恼”。尽管我们理应高度重视这些“烦恼”，并切实加以解决。

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在于新老“左派”和“右派”把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扩大化，并顽固地坚持错误的学习方法，在完全照搬西方或是毛泽东、马克思某些理论，甚至是错误理论的基础上，有意无意开出完全不对症的“药方”。新加坡学者郑永年在谈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时说：“在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既不了解西方，更不想（也拒绝）了解中国本身的政治体制是如何运作的，就拿着西方的概念来胡乱诊断中国问题。”[16]这样做，从来都不能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任何问题，而只能带来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动荡。极左派的错误也是如此。新老“左派”和“右派”在中国的再次蔓延，正说明脱胎于数千年封建社会和千年封闭状态的中国，许多人直到今天仍缺乏与世界各国交流和学习的能力及正确的学习方法。

面对发展中的问题，抱怨和愤懑没有用，新老“左派”和“右派”的极端“配方”更会把中国带向邪路。解决中国当前发展中问题的真正出路在于我们必须坚定“四个自信”，以博大的胸怀，从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学习中汲取营养、奋勇前进。

六、结 语

“如果脱离经济技术基础来空谈，意识形态必将成为无木之本和无源之水，意识形态说教也会变得苍白无力。”[17]因而政党在理论、制度和道路等方面是否有自信，主要取决于在国家革命和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能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习进程的巨大进展是我党作为最主要革命党和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坚持正确学习方法和学习对象，与世界各国交流、学习的结果。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理论和制度，更“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18]12

以国家为主体的学习进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国家未来的命运。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就意味着国家的进步失去了动力，或者国家的发展走错了方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学习进程的历史经验教训正说明了习近平和胡锦涛都不断强调的“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甲状旁腺素可有效调节血钙代谢，维持体内的钙、磷平衡。肾功能衰竭患者不能及时、有效分解甲状旁腺素，甲状旁腺素升高[4]。同时，钙浓度下降促进甲状旁腺素分泌，从而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5]。临床常采用外科手术切除法治疗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效果明显，但是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还需要内科治疗，以提高治疗效果，减少手术并发症[6]。

[1] 程华.现代性境域下“三个自信”的精神价值与意义[J].广东社会科学，2016（4）：76-81.

[2] 伊文婷.关于“四个全面”与“三个自信”关系的理论思考[J].东南学术，2016（3）：42-47.

[3] 白显良.加强大学生“四个自信”教育的几点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6（9）：17-19.

[4]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57，463.

[5] George, Modelski. Is World Politics Evolutionary Learning?[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1, No3, Winter, 1994:312-349.

[6] Joseph Nye, Jr.Nuclear Learning and U. S-Soviet Security Regime[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al,Vol 41, no. 3, Summer 1987. ：368-402.

[7] 陈亚琼.浅谈“五四”之“反传统”[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5（4）：53-55.

[8]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9] 赵胜轩.坚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J].求是，2011（21）：36-40.

[10] 孙艳玲.《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评价[J].中共党史研究，2005（6）：126-130.

[11]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J].历史研究，1999（5）：23-42.

[12] Lee Feigon.Mao：A Reinterpretation[M].Chieago：Ivan R Dee，2002:97.

[13] 傅高义.美中两国如何谋求共同利益和处理好分歧[G]//[美]埃兹拉·沃格尔.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

[14] 李优坤.国家利益视角下的毛泽东外交[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61-66.

[15] John Fox，Francois Codement. A Power Audit of EU-China Relations[M].London：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09.

[16] 郑永年.西方自由主义会把中国带向何方[N].联合早报，2013-07-09（8）.

[17] 李方明.“意识形态终结论”批判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6）：26-28，43.

[18]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李朝平）

Exploring the Historical Sourc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onfidence from China’s Learning Process

LI Youkun

To observe the learning process of a country as a whole is an important way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governing party has self-confidence. To the Old China, which had been closed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little learning ability, it wa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found the right learning object and methodologies to fight against the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It is the historical resource for the confidence in our path and in our theories during the founding of PRC. After the foundation, China was not able to “Learn from the world and learn it correctly” which resulted in the first 30 years’ difficulties of the government of our party. After that,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party’s leadership ended the unsettlement very quickly, and formed a suitable learning method on the basis of the predecessors. It expands the learning objects to the whole world and leads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brings the old country a bright future. It is the historical resource for the confidence in our theories, in our path and in our system in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 are the “by-products” of China’s fast development, which is unavoidable but resolvable. The key to solve the problems lies in whether we can adhere to the “three confidence” as well as to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with correct learn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path.

learning proces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self-confidence; the historical resource

D616

A

1009-8135（2017）01-0014-06

2016-11-05

李优坤（1973—），男，河南宜阳人，苏州大学博士后，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