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牧令书中的行政伦理∗
2017-03-27◎单纯
创意城市学刊 2017年1期
◎ 单 纯
中国社会治理有一个传统,即基层单位治理的成败决定着 “广土众民”的福祉和 “家—国—天下”的盛衰,也决定着执政者和行政者的命运。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作为执政的 “天子”和行政的 “朝廷”,其管理空间是 “天下”; “天下”本为 “行省”之和,“行省”为 “道府”之和,“道府”为 “州县”之和。故 “天下者,州县之积也”,“自古及今,天下治乱,未有不起于州县者。州县无不治,而天下治矣”[1]。“州县” 即 “郡县”, “无不治” 即 “治”,故 “郡县治” 则 “天下安”。而对于如何实现 “郡县治,天下安”的思考和经验总结,作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群体的 “官吏”“牧令”撰写或辑录了大量的文献,形成了蔚为大观的 “官箴书”或 “牧令书”体系,它们蕴含丰富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 “地方行政学”或 “牧民学”思想。
一 牧民学的文献:“官箴书”与 “牧令书”
自秦一统天下、废弃诸侯国而设立郡县,及至明清,中国社会的治理基本以“郡县”为基础,延续两千多年未改。对于其社会治理经验,各代官员,特别是有切身基层治理经验的 “牧令”多有思考和总结,其情形如王夫之所总结者:“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世其位者习其道,法所便也;习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人得而习之。”[2]“郡县之制”的延续性生命力一定有其制度自身的理论,这就是以儒家总结 “三代之治”而形成的政治伦理和社会管理思想。这些伦理和管理思想的文献整理形式,也就是秦汉之后逐渐积累起来的 “官箴书”和 “牧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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