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英英

一 研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性

（一）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空前的挑战

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13.26%，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和卫生保健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我国高龄、独居和空巢老人的比例也日益增加。人口的老龄化、高龄化，老年人家庭结构的独居空巢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公共财政、社会保障以及养老服务提出了空前的挑战。面对 “银发浪潮”的冲击，“未富先老”的中国显然准备还不充分，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式微，而新型社区养老服务模式和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何发展社会养老服务，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保障老年人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实现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日益增加的养老需求亟待满足

在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中，目前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点：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年人口众多以及老龄化发展速度超越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结构从成年型转向老年型，一般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我国只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

根据我国学者和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将从2000年的0.94亿人 （占我国总人口的7%）增加到2050年的3.34亿人 （占我国总人口的22.6%），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数量将从2000年的115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700万人及2050年的1亿人以上。在全球72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10000美元的占36%，3000～10000美元的占28%。而我国在2002年只有980美元时，就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的经济发展尚处于世界中下游水平时，老龄化程度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呈现 “未富先老”的特征。这无疑增大了社会养老的压力。

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的养老观念也逐渐发生了转变。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现今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内涵日益丰富。除了社区老年人基本生活与健康的需求，其心理需求和社会需求也日益增加，越来越成为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需求。

（三）社区养老服务存在诸多问题

在老龄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家庭养老职能退化，社会养老压力不断增大，种种养老问题摆在我们眼前。然而综观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尚存在法律法规不健全、基础设施跟不上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在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有些人的养老助老意识淡薄，不愿尽赡养义务，遗弃老年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在一些方面得不到保障。用法律法规来调整和规范社区养老服务，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成为当务之急。

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还处于初级阶段，社区养老的基本设施还不够完善。主要表现为老年人的医疗交通不便捷、购物难、娱乐设施不完善、设施建设缺乏足够资金等。现阶段，居民小区的健身娱乐设施通常只能满足那些身体健康、有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对于那些生活不能自理或体弱多病的老年人，这些健身设施显得“可望而不可即”。另外，社区街道承办的敬老院、各种养老机构缺乏康乐设施，设施配备也比较单一，通常只配备一些电视机、电风扇等生活所需的物品。这样的社区服务现状，显然不能满足当今社会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

（四）养老服务已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老龄化不仅是我国面临的问题，而且是全球很多国家共同面临的困境。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国内外都非常重视与老年生活、社区养老服务等相关的研究。

国内不少学者通过文献资料进行相关的国际比较研究。如有的研究者从价值观、养老制度、法律建设、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和保险制度等角度，比较我国与美、英等国养老的异同，并进行深层分析，为我国提供了借鉴［2］。有的学者通过收集国内社区养老的经济来源及养老服务的各种文献资料，就我国居家养老的条件、现状，与新加坡、美国、日本、瑞典等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对我国上海、宁波、北京等发达地区的居家养老如何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进行思考，提出了完善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的建议［3］。也有学者利用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及美国2000年户口普查的资料（U.S.Bureau of Census），以美国社会学家George Ritzer的社会问题分析理论为框架，从个人水平 （生理、心理）、社会心理水平 （家庭和社区涉及养老支持）及社会学 （经济、法律、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比分析中美社会支持模式和家庭支持模式的优缺点，认为居家养老是适合我国现状的养老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4］。还有学者以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为框架 （供给、融资、决策），对英国、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和上海在老年人社区照料方面的政策和实践、服务内容和结构、政府责任、服务输送的组织方式、资格评估和服务覆盖范围、公共资助和使用者付费等进行阐述，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境外老年人社区照料对上海的启示［5］。

国外学者对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更为广泛而深入。研究对象涉及美国社区60岁及以上女性老年人、美国社区低收入老年人、美国社区独居老年人、美国六个不同种族老年人、加拿大社区残疾老年人、欧洲20个国家的60岁及以上老年人，涉及的社区服务内容有14项。国内外对于社区养老服务及其质量非常重视，研究的内容广泛。当然，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在实践上更需要进一步探索。

二 对杭州若干社区养老服务的调研与分析

早在1987年前后，杭州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平均水平提前了11年，是继上海、北京、天津、南京之后老龄化程度较为严重的城市之一。杭州也是全国社区养老服务开展较早、效果较好的城市之一。30多年来，杭州五个城区大体经历了起步、普及、提高、发展 （深化）四个阶段，走过了一条由点到面、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单项服务到系列服务的道路。如天水街道社区服务中心实行股份合作制，朝晖街道开办家政服务超市，闸弄口、北山、小营等街道吸引 “三替”公司、便民公司进驻社区服务中心；各社区服务站不办实体、实行中介服务等，为社区养老服务市场化运作开辟了道路。因此，选取杭州市作为研究的样本具有代表性和一定的前瞻性。

本文主要通过调查研究，了解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下城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的实际需求，并对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以期为浙江省乃至全国完善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提供借鉴，并为政府近期和远期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调研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选取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下城区4个社区的老年人，所调查老年人的年龄为60～94岁，平均年龄为72.2岁 （72.2±7.5），其中男性211人（37.1%）、女性357人 （62.9%）。

为全面了解当前社区养老服务及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状况，我们对下城区多个社区的老年人以及社区居委会、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杭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查。从2015年11月至2016年2月，共发放问卷642份，收回有效问卷568份，问卷有效率为88.5%。对回收的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数据统计结果，对社区养老的情况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并进一步得出研究结论。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1.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的月收入集中在1000～3000元，老年人的人均月收入为2770±1159元，基本与此前国家统计局浙江省分队公布的2014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2580元的月收入水平一致。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小学、初中、高中为主（79.7%），大专以上学历仅占8.9%，文盲比例达11.4%。多数老年人享有退休职工医疗保险，51.6%的老年人预期将来需自费支付长期照顾的费用，47.5%的老年人预期将来以退休职工医疗保险来支付费用。

2.老年人对社区生活的评价

（1）老年人对社区养老选择的认知

在所调查的对象中，505人认可社区养老，占调查总数的88.9%。

（2）对生活质量状况的认知

在所调查的对象中，61.4%的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为 “好”及 “很好”，38.5%的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为 “不好也不差”“差”“很差”（见表1）。

表1 杭州市老年人生活质量评价状况单位：人，%

3.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

（1）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IADL）

在所调查的对象中，杭州市大部分 （80%以上）老年人在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方面没有问题，或仅需要一些帮助即可完成活动；无法完成活动的只是少数老年人，占比基本在10%以下。

（2）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DL）

在所调查的对象中，杭州市绝大部分 （85%以上）老年人在日常生活自理方面没有问题，或仅需要一些帮助即可完成活动；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只是极少数老年人，占比在10%以下 （见表2）。

表2 杭州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单位：人 （%）

（3）对过去12个月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认知

在所调查的对象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逐渐变为生活中的主要问题。对于这一比例，60～69岁为30.1%，80岁及以上为44.2%。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下降。例如，感到精神方面抑郁的比例，60～69岁为3.7%，80岁及以上为1.0%。在对生活的期望与热情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消退现象。

（4）老年人社区服务需求及获得情况调查

在所调查的对象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社会参与意愿的强烈程度在下降。例如，对于到老年活动室或图书馆、上网，以及参与社区活动、有偿工作等，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相比60～69岁的老年人的需求明显下降。同时，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还有精神方面的需求，如对老年大学等的需求。

（5）杭州市当前急需发展的老年人社区养老服务

生活照料服务。所调查的一部分老年人认为，目前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生活照料服务有安装维修 （44.7%）、老年食堂 （33.6%）、送餐 （25.5%）、家政 （25.1%）等服务；一定比例的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生活照料服务有建立社区服务热线 （19.1%）、给老年人安装呼叫器或提供老年专用手机 （18.0%）；还有部分老年人希望社区提供托老 （10.7%）、上下楼协助 （9.9%）、陪同看病 （9.4%）、交通帮助 （8.8%）、代购 （8.0%）、个人照料 （6.1%）等服务。

医疗护理保健服务。所调查的一部分老年人认为，目前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医疗护理保健服务有健康体检 （43.5%）、测血压 （28.9%）、健康咨询 （28.2%）、上门医疗护理 （26.6%）等服务；一定比例的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医疗护理保健服务有测血糖 （25.0%）、健康讲座及健康指导 （21.8%）、康复护理或指导 （15.6%）、服药指导 （11.4%）等服务。

休闲文娱活动设施。由表3可知，所调查的一部分老年人认为，目前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休闲文娱活动设施有体育健身场所和设施 （31.7%）、老年活动室（30.5%）、旅游活动场所 （26.6%）、老年集体活动场所 （24.8%）；一定比例的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老年培训场所 （19.5%）、图书阅览室 （15.1%）；12.0%的老年人希望开设老年大学。

表3 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休闲文娱活动设施 （n＝568）单位：人，%

续表

精神支持服务。由表4可知，所调查的一部分老年人认为，目前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精神支持服务有心理咨询 （31.7%）、陪同谈心聊天 （24.1%）等服务；一定比例的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为老读书读报 （15.3%）、再婚牵线搭桥 （4.4%）等服务；认为需提供的其他精神支持服务有宗教服务等。

表4 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精神支持服务 （n＝568）单位：人，%

社会参与服务。由表5可知，所调查的一部分老年人认为，目前社区急需开展老年人参与性社区活动 （25.0%），15.1%的老年人希望社区开展老年志愿者活动，9.3%的老年人希望社区开展为老就业服务。

表5 老年人认为社区急需改进或增加的社会参与服务 （n＝568）单位：人，%

提前养老准备情况。由表6可明显看出，所调查的老年人中有相当一部分（25.9%）没提前考虑和打算过养老问题；近一半 （46.1%）的老年人虽想过但没有具体行动；只有不到5%的老年人有打算和具体措施。可见，杭州市老年人提前养老的规划和准备普遍不充分。

表6 老年人提前养老的打算和准备情况 （n＝568）单位：人，%

（三）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归纳此次调研情况，目前以所调研社区为代表的杭州社区服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参与方面的需求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出，社区老年人对精神方面的需求和社会参与方面的需求是较为迫切的。尤其是60～69岁这一群体的老年人，退休不久，身体和生活自理能力基本没有问题，其对精神方面的需求尤为迫切。

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目前的社区医疗已日趋完善。对于出现各种老年疾病的老年人来说，健康需求已不再是难以满足的事情。然而，他们在精神需求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这是很好理解的。

2.服务和需求不匹配，缺乏个性化选择

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只有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两种。在国外，很多养老服务由家庭所在的社区提供，并且有多种专业的、非专业的服务可供选择。调查发现，在被调查的老年人中，绝大多数在诸如吃饭、穿衣、上厕所等方面具备自理能力，上述活动需要帮助的仅占10%左右。对于这些自理能力较强的老年人，他们入住养老院的原因主要是家里无法提供医疗服务、家里无人陪伴、家里居住空间不足等。事实上，大多数没有入住养老院的能够自理或半自理的老年人，通常会在家里雇保姆看护。唯一不足的是，保姆不能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遇到需要打针、输液或专业医疗护理的时候，只能去医院。因此，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亟待加强。

调查还发现，社区养老所提供的服务与老年人群的养老需求缺乏匹配性，而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忽略了老年人个体的差异性，缺乏个性化的选择。如助餐服务方面，社区没有为用餐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配菜、定价服务，这无法适应老年人不同的消费能力和需求。保洁服务方面，社区也需要根据服务享受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个性化保洁服务。医疗护理方面，身体健康的老年人希望完善定期体检和健康讲座等服务项目，而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年人则需要康复、护理等多样化的服务。

3.社区养老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程度不高

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不仅要在传统养老方式的基础上为老年人营造良好的尊老、爱老环境，而且要在政策、体制上为 “老有善养”提供安全、完善的服务保障。杭州市顺应新形势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提出构建生活照料、医疗健康、养老保障、权益维护、文体娱乐和志愿服务 “6张网络”的目标，并对服务人员和服务规范提出了明确的专业化要求。但更多地依赖中年就业困难人员的公益性服务，使得居家养老服务的规范化与专业化程度不高。同时，护理服务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远远低于杭州市民政局制定的6～7名健康老年人配1名护理人员、2～3名病患老年人配1名护理人员的目标。此外，多数敬老院没有配置专业的医务人员，无法满足在院老年人对医疗的特殊需求。目前，已建成运行的居家养老服务站点，在服务对象的评估准入、服务要求的规范程序、服务人员的培训上岗、站点运行的管理考核等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三 对策与建议

根据以上对杭州市社区养老服务质量存在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要提高杭州市社区养老服务质量，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引导和促进居民树立提前养老的意识

政府部门应在积极完善各类配套及服务的基础上，引导群众树立提前养老的意识，推动他们对自己的后半生做好充分的规划。可尝试通过社区联合专业规划咨询机构、保险公司、银行等，为居民提供相应的规划咨询或相应的服务及产品，自下而上地缓解社区养老需求方面的压力。可考虑将此作为一项任务，制定量化的工作指标，布置到各社区居委会，并考核宣传普及和提供服务的效果，以督促落实。

杭州市社区养老服务的成绩，是与杭州市与时俱进、不断调整政策措施密切相关的。事实上，社区养老服务的管理体制，是在常年进行探索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是政府管理、社区公共服务、居民自治共同管理的结果。自1998年开始实行的 “四项民主权利”“五项基本关系”“六项建设目标”“十项管理制度”等政策，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提炼。应在引导和促进居民树立提前养老意识的同时，制定更为精确的政策，并加以落实。

（二）加强对社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参与方面的服务

街道政府协调管理社区养老服务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健全 “政府主导、社区主办、家庭主体”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格局。政府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协调管理各利益主体，形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合力，不断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要充分发挥各辖区文化体育部门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努力丰富社区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组织和安排一些老有余力、热心服务和参与社会的老年人，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满足社区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参与方面的需求。

各社区应详细了解本社区老年人的具体情况，按照年龄段或者不同需求，进行分类服务。应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将社区养老服务的形式逐步扩展到居家一帮一服务、情感慰藉上门服务、娱乐学习专业服务等，包括社区上门服务 （定时、定人、定服务内容）、社区设施服务 （如娱乐中心、老年大学、老年互助中心、日间照料和护理中心）、社区支援网络服务 （如网络结对关心、网络健康咨询）等，以方便老年人。应根据不同需求和个人爱好，利用不同的服务项目和服务形式，满足社区老年人个性化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参与的需求。

（三）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养老服务的个性化选择

要打破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障制度分离的状况，在社区建立长期的、全方位的社区居家日常护理和医疗保健综合服务体系，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完善便捷的居家养老服务。对于老年人来说，日常护理和医疗需求经常是分不开的，没有清晰的界限。对于很多选择入住养老院的老年人来说，除了日常护理之外，对慢性病和老年常见病的治疗等专业服务也是其选择的重要原因。因此，打破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之间的界限，构建全方位的社区居家日常护理和医疗保健的综合服务体系，显得尤为急迫和重要。

同时，可让日益发达的科技为完善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助力。如 “居家紧急呼叫系统”，无论是雨天关窗这样的小事还是突发疾病需要救助，在家的老年人只要按下呼叫器，15分钟内就会有护理人员上门服务。如果借助相关科技成果，让这种呼叫服务系统和其他科技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无疑能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上一个新台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同时，应注意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如在助餐服务方面，可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配菜、定价服务；在日常医疗护理方面，可为身体状况欠佳的老年人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为身体健康的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和健康讲座等服务；在保洁服务方面，可根据服务享受者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个性化服务；等等。

（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产业化，落实监督机制

1.打造专业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由三部分组成：一是专职的社区养老管理人员，即管理社工；二是专业的社区养老护理人员，即专职护工；三是制度化的社区养老志愿人员，即服务义工。这就是由 “社工、护工、义工”组成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要积极推进服务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专业工作人员和志愿工作人员的素质，建立一支道德水准高、服务意识强、专业水平一流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

要加强对社区居家养老管理与服务人员的培养，建设专业化的社区为老服务队伍。居家养老服务人员应具备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等专业知识，釆取灵活的服务方式。可以是长期服务 （一年以上）或短期服务 （一周以内），也可以是定期服务 （钟点工作）或临时服务 （随喊随到）。服务要能满足居家老年人多方面的需求，包括生活照料、日常护理、情感慰藉以及陪读、陪聊、陪游、陪购物、陪散步、陪看病等。

要通过专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队伍，引导老年人及其家属感受到社区细致、到位的养老服务，缩小老年人期望的与其感知到的养老服务质量之间的差距，从而提高老年人及其家属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的满意度。

2.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职能的社会化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互相支持，尤其是要突破部门视野，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在社区建设的大盘子内统筹考虑、科学安排，有效整合社区资源。政府应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各种社区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出指导和规划，为非政府的社区组织参与居家养老事业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并提供政策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要以社区服务为载体，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促进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密切结合，使养老服务社会化。

（1）服务过程社会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庞大的社会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也是养老服务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服务要立足社区，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养老服务，为居家老年人建立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家政服务、心理咨询、文化学习、体育健身、娱乐休闲等综合性的社区服务网络。

（2）服务对象个性化。针对不同类型和特征的老年人群，提供不同层次和不同内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即个性化服务。如对80岁及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人，以提供上门照料服务为主；对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以及空巢家庭的老年人，要支持他们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依托社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教育活动；对独居、病残老年人等，可通过街道政府购买服务来完成。

3.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职能的产业化

以目前杭州市的经济实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尚无法完全由政府以福利的形式向市民无偿提供，因此养老服务产业化势在必行。

（1）健全产业化管理规范。养老服务是一项社会福利事业，如果推向市场只能是微利产业。因此，建立健全行规是社区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应从政策及管理上对养老服务产业化经营进行规范，确保服务至上，而不是盈利至上。

（2）建立产业化管理机构。随着市场经济力量的不断注入和传统服务体制的改革，社区养老服务一方面要注重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应尽可能发挥社会效益，并形成自我积累和发展机制。同时，要加强与完善社区服务实体的内部管理。

（3）引入产业化竞争机制。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实现服务最优和利益适度的统一。大力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中介组织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和管理的，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市场机制的导入将为社区居家养老制度注入一股活力，为老年人带来福音，使他们收获高品质的服务。

4.完善监督评估机制，保障老年人的养老权益落到实处

（1）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统一服务标准和管理制度，制定量化细则和质量要求。对社区居家养老的对象、标准、机构、管理、工作人员等，做出制度化界定，做到权责明确、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可考虑引入非政府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2）建立养老服务的监督评估机制。对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服务、等级等进行评估。通过质量评估的养老机构，可以作为获取政府或其他来源资金的基本条件。将事前要求和事后监督相结合。加强服务工作的质量监控，包括相关资质的认证审理和服务运行期间的质量控制。这是养老服务资金来源的主要凭证，也是保证服务质量的主要措施。

（3）建立测量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有了可供测量服务水平的指标，社区照顾工作的开展才有对照的标准，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社区照顾的水平。要对养老服务的工作人员进行绩效考核，进行资格审查、信息反馈和服务评估，激励他们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

（4）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体系。要实现规范服务和规范管理，对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内容、服务人员和服务质量等方面，都应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

注 释

［1］《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国家统计局网站，2011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10428＿402722238.htm。

［2］曾曙静：《中美养老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曾智：《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的比较研究》，武汉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4］马冬菊：《中美城镇老年人养老对比研究》，华北电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5］田青：《老人社区照料服务：基于福利多元主义的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