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波

红军抵达陕北后不久，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者对国土的吞并，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开赴陕北与杨虎城的西北军联手对红军进行“围剿”。而张、扬部队面对的对手是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

陕北不是东北，他乡怎比家乡

起初，武器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向陕北红军阵地进攻时异常凶猛，而一向敢打敢拼的彭德怀却似乎没了“气势”，他领导的红军显得很“怯战”，几乎是不战而退。东北军一下子就占领了陕北好大的地域。东北军和西北军起初的胜利让张、扬觉得红军的战斗力弱，在陕北立足并不难。可是，他们不知道这是彭德怀深谋远虑，使出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战术。就在西北联军获胜不久，尚未站稳脚跟时，红军如“神兵天降”，杀了一个回马枪，打得西北联军措手不及，本就水土未服的东北军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中。

陕北的黄沙漫天飞舞。东北军主力部队被突如其来杀回的红军团团包围，大部被俘，两名师长被当场击毙。做了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被押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消息传回东北军军部，张学良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刚刚得来的胜利，竟然会这样快地失去，而且还陷入了危险中。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最重要的是当红军要将被俘的官兵遣送回来时，那些东北军官兵居然纷纷要求留在红军队伍里，参加抗战。经过整编，被俘的东北军三个师被改编成红军。而最让张学良牵挂的是，被俘的军官中有一位叫“高福源”的团长，是他最为重视的亲信。

高福源是张学良的得意爱将。他曾经到北京求学，自小立志救国，后来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是德学兼备的高材生，后来被张学良亲自挑选送往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学成回来深得重用，担任张学良的贴身卫队长。东北军入陕与红军作战，张学良将高福源交给67军军长王以哲，让他到第一线去摔打历练，很快，高福源由营职军官擢升为团长。

与东北军团长吃住在一起

1935年9月，王以哲领导的67军全线压进，高福源率领的攻击团突击前攻。彭德怀指挥的红军实施“敌进我退”战略，没怎么交手就在阵地前消失了，中共机关和红军司令部也迅即撤出延安。由此，东北军控制了延安、甘泉、帼县、洛川一线。高福源此战得到王以哲的器重，担任洛川至甘泉公路一线的驻防任务。10月，红军趁东北军布防线拉长，平均用兵防范不力之机，重新折回。红军15军团在甘泉一带收紧合围。还没等其它驻防地的东北军反应过来，红军又调转头来，奔袭高福源防守的榆林桥。高福源毫无防备，被红军围得喘气都难，别说抵抗了。尽管张学良命令67军派部队增援，还派了四架飞机狂轰红军阵地，但红军还是拿下了榆林桥。高福源还没来得及舉枪杀身成仁，就被红军缴械活捉。

高福源与其他被俘东北军官兵被送往瓦窑堡。高福源是东北军被消灭的三个师中被俘的级别最高的军官，毛泽东对高福源十分重视，指示红军医护部门派出医术高明的医生为他治疗，在生活上对他照顾，并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说，我把他送到你们那里，你们要好好优待，住一定时候，他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么。彭德怀清楚得很，这是毛主席要他做统战工作了，彭德怀自己有心得——“做统战工作是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的任务。”高福源来到彭德怀部队后，彭德怀直接把他请进了自己的窑洞，与他住在一起，这大大出乎高福源的意料：一个被俘之囚，却与彭德怀司令员吃住在一起。彭德怀告诉他，东北军只要抗日就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亲兄弟。彭德怀还安排政治部的程子华做他的思想工作。

后来，高福源被送去参加专门为东北军被俘官兵开办的“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都曾先后到这个班去讲课，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宣传抗日统一战线道理。高福源听课后，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十分认同，对中共领袖的平易近人由衷敬佩。更令人激动的是，1936年元旦，红军举行阅兵式。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张闻天、徐海东等中共领袖站立在主席台上检阅，排列整齐的红军队伍依次走过检阅台。队伍的最后一列是东北军方队，领队的就是高福源。他向主席台敬礼，高声说，“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奉命参加阅兵式，请接受检阅”！他们是在抗日的旗帜下接受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的检阅。

在与红军一起生活的日子里，高福源更深切地感受到红军是仁义之师。在政治学习班学习，他感受到中共对被逼与自己作战的东北军兄弟没有报复，而是坚决执行政策，不打、不骂；在生活中，对受伤的被俘官兵，给予及时的治疗，还专门腾出条件较好的砖窑洞让他们居住。红军本身粮食相当紧张，但对他们的供应都保障到位，特别是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衣，却给他们送来了棉衣。高福源决定做共产党和东北军的沟通者，用自己的行动推进中华民族团结抗日之伟业。

甘泉和谈促成红军与东北军就地停火

东北军受重挫后，与红军作战已无优势可言。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接连失利。但他们却占据着甘泉镇，由于地势上易守难攻，双方攻守战经常打得难解难分。彭德怀考虑首先从甘泉下手，实现红军与东北军的停火合作，继而瓦解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以东北军与红军实现“不打自己人”的事实，推动全国的团结一致抗日局面的实现。

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中央的支持。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出面给东北军守甘泉的军官写信劝降，说高福源四个营在榆林被歼，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前景堪忧，更重要的是东北军不能替蒋介石去当炮灰打内战了，红军与东北军应该合作抗日才对。得知甘泉的状况，高福源决定现身说法，去甘泉一趟，劝东北军停止与红军作战。高福源临行前，彭德怀在司令部听取了他的具体行动汇报。彭德怀表示，高福源到甘泉，红军司令部将给予积极的配合，使他此行成功。彭德怀说，现在甘泉城内的守军可以说处在了弹尽粮绝的窘境，为了表示出红军与东北停战谈判合作抗日的诚意，我已派战士采购了三十垛猪肉以及牛羊肉和柴米油盐，由高福源带着转送甘泉东北军守军。

三天之后，高福源来到甘泉，红军战士随行运送物品，物品上写着“打回老家去”的标语。高福源一行在城外将所带东西由东北军接走。东北军守城营长从城里出来，与高福源见面。高福源说，红军确实是优待我的。东北军营长不信，见边上的红军战士说，你这是“寄人篱下”，不能不说红军好，若你能进甘泉城，再说这话我才会信。高福源笑笑说，没问题，我可以进城的。双方约定第二天高福源只身进入甘泉城。第二天下午四点，高福源果然只身前来，没有红军战士随行。高福源右手高举白毛巾，被守城营士兵用绳吊进甘泉城去，高福源戴着红军的八角帽，穿的是黑色对襟长棉袄，完全是红军打扮。营长见他的样子，打趣说你变成红军了，不是国军了。高福源回答说，是呀，我的思想已经变“红”了。高福源到营部住下，东北人么，见面先喝酒，他与东北军营长边喝边谈，一共呆了三天。东北军营长劝高福源别走了，留下来指挥大家继续抵抗。高福源认为甘泉根本就守不住，他不想第二当次俘虏。高福源说，红军真正是为了革命，他们确实是一支抗日的队伍，东北军只要放下武器，就是红军的朋友。东北军今后应该与红军合作，只有红军是真心抗日的，也只有与红军合作，才可能收复东北失地。现在没有红军监视我，我说的是我真心的想法，蒋介石“攘外”是假的，“安内”才是真的，共产党是真心革命的政党。高福源临走前，再次劝说，东北军的出路只有与红军合作，否则会越来越困难，不要听蒋介石的欺骗了，我们为什么要与红军为敌？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去找红军，或者派代表去也行。

高福源回到瓦窯堡后，在彭德怀的指示下，给甘泉守城营长写信，表示红军愿意与甘泉东北军和平商谈。营长在征求过师部意见后，派出了副营长郭绍宗到红军驻地，就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部内，商谈双方停火的事宜。甘泉和谈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和平共处，双方就地停火。自此，在东北军和红军之间以甘泉为缓冲区，双方不再有军事作战，而且在双方协商之下，在甘泉城北门外约二里，设立市场，守甘泉的东北军部队可以在那儿采购粮草，解决粮食危机；红军也通过这个市场得到蒋区的钞票，银货两讫，双方有利。这是彭德怀严格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果，高福源从中穿针引线，积极奔波，功不可没。

张学良亲自驾机秘密飞赴洛川

有了甘泉的成功合作，高福源在红军中得到了信任，彭德怀想的下一步计划就是派他回东北军，使红军直接与张学良打交道，这是一步妙棋，只有实现红军与“剿共”的东北军之间的全面停战合作，才能彻底摧毁蒋介石的“剿共”政策。

正在这时，高福源也主动提出去东北军军部洛川联系王以哲，进而面见张学良。彭德怀立即表示可以这么办。彭德怀为此要李克农专程向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汇报，毛、周都表示同意高福源回去做工作，建立红军与张学良的沟通渠道。毛主席还特别指示，要把准备工作做充分了。在高福源动身去洛川前，彭德怀又一次在司令部召见了他。彭德怀对高福源说，“福源同志，你此去洛川，任务不轻啊”！高福源心中充满了联合共产党抗击日寇的信心，他对彭德怀说，“抗日救国要依靠共产党和红军，共产党和红军是爱国爱民的，能为红军与东北军的谈判奔走、效力，是光荣的，请彭总放心”。彭总说，“对，你讲得好，只要是抗日，不管是什么政治力量，我们都欢迎，都联合，红军愿意与东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高福源还对彭德怀说，“据我的了解，东北军人中不仅是下层官兵，就是张学良、王以哲等上层将领也是有抵抗日寇、不做亡国奴，打回老家去，尽中国军人天职的正义感的。他们与红军作战是被逼的，是无奈的，如果张学良、王以哲了解了红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日，他们是会同意的”。高福源说，“如果你们相信我，我愿意到洛川去，到东北军那儿去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彭德怀说，“我们当然相信你，而且我们真诚地希望能与张学良将军、王以哲将军合作”。高福源担心地问彭总，“你们真的相信我，敢放我回去”？彭德怀哈哈一笑，拍拍高福源的肩膀说，“高福源同志，你在红军呆的时间也不短了，对我们还不了解？军中无戏言，我们一言为定”！高福源动情地说，“我这次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一定不虚此行”。在一旁的李克农说，“福源同志，见到张学良、王以哲将军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冷静，要时刻想到自己的使命”。彭德怀又叮嘱道，“在洛川有什么消息，回来后如果我不在，你可以直接向我的政治秘书周恒汇报”。高福源临上路之前，政治秘书周恒奉彭德怀的命令，交给高福源200元路费。

高福源前往洛川的几天前，张学良正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的办公室里坐立不安，他烦躁地走到军事作战图前，看着东北军在陕北一带的作战态势，浓厚的阴云笼罩在心头。背着“不抵抗”的骂名被蒋介石派到陕北“剿共”，不到3个月，自己的3个精锐师就被共产党灭掉了，110师还在劳山被消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107师在甘泉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109师在直罗镇被消灭。更令张学良痛心的是，蒋介石对他的损兵折将不当回事。南京方面还要取消他两个师的番号，对整个东北军缩编减军晌。正当张学良面临进退窘境时，他突然想到1935年11月，毛泽东和彭德怀共同署名发表《告围攻陕甘宁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东北军不打红军和陕甘宁苏区，红军便愿意和他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张学良当时留有一手，并没有对中共的通电表示拒绝。在丢了3个师后，他命令在洛川指挥作战的军长王以哲设法寻找机会与红军沟通联系。就在此时，张学良的机要副官走进办公室，送来军长王以哲的密电：“619团团长高福源即日回到洛川，据云有重要事情要面陈少帅。”

高福源被红军送回来，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立即把他接进洛川。王以哲没有追究高福源打败仗的责任，因为他自己也陷入了极为苦闷的境地。如果接受红军的条件，实现合作，倒是一条出路，甘泉就是生动的例子。可是，要整个东北军与红军实现停火合作，这么大的事，决定权不在自己手中，甚至也不在张学良手中，怎么可能自作主张自行其事？现在高福源来了，算是与红军搭上了线，这步棋交给张学良去走，他相信张学良是会要走“和棋”的。果然，张学良决定亲自来洛川“审问”高福源。张学良之所以不要高福源来西安，是考虑到西安国民党特务太多，是蒋介石专门用来监视他和杨虎城的，高福源到西安的话，联共的想法可能会泄露出去。所以，张学良自己驾驶座机从西安秘密飞往洛川。

张学良到达洛川后，王以哲简要介绍了高福源被俘后出入甘泉，甘泉阵地已经与红军实现停火的情况。高福源走进67军司令部，毕恭毕敬地向张学良行军礼，从口袋中掏出李克农给张学良的信，双手呈递给张学良。张学良并不接，突然神色一变，用右掌一拍桌子，怒吼一声，“你这个败家子，暗中通共，破坏国军的布署，破坏蒋委员长交给我们东北军的剿共战略，临阵变节，是军人的大耻辱！你还好意思做起中共的信使，来劝降我们？来人，拉出去，给我毙了他”！高福源并不慌张，反而将信往张学良桌前一掷，高声铿锵而言，“张司令，你要毙了我，并没有什么，为民族团结、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死，我是死也值了，你说我通中共，又能是什么罪过？中共向来不打我们东北军，东北军开到这儿来打中共，红军作出反击，目的还是为了与我们讲和合作抗日，并没有要消灭我们的意思，都是同胞骨肉么。张司令，王军长，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高福源说到这里脑子里全是东北父老乡亲在日寇铁蹄之下备受欺凌的惨景，他单腿下跪，用拳砸击地面，热泪盈眶，对张学良说，“我们在这儿枪口对准抗日的共产党，与红军打仗，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我们不能这么干下去了”！张学良为之动容，但还是镇定地对高福源说，“我们是试试你的决心，看你是真是假，来，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張学良、王以哲和高福源三人一谈就谈了一个通宵，高福源把在红军那儿的所见所闻全部向张学良详加描述，并转达了中共中央对张学良的愿望。张学良听得很认真，最后挥挥手，下了决心，站起来握着高福源的手说，“你谈得很好，王军长安排你好好休息两天，你赶紧就回红军那儿去，请他们派一位正式的代表来，我们与他们正式商谈一下。你可以放心地去做这个工作，你不必顾虑，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的教育，由我和王军长负责，我们全力支持你，希望你把事情办好”。

彭德怀否定中央最初确定的谈判人选

很快，高福源被张学良用飞机送回甘泉，然后从甘泉回到瓦窑堡。他先向彭德怀的政治秘书周恒汇报，彭德怀知道情况后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高福源终于不辱使命，达成了最初的设想；忧的是此时李克农有要事不在身边，一时间没有合适的谈判代表人选。而红军中能堪当此任前往洛川与张学良谈判的，非李克农莫属。彭德怀召见高福源，详细了解高福源在洛川与张学良会见的全过程。彭德怀一方面将高福源回来的情况电告党中央，请求中央确定谈判人选；另一方面派人去通知李克农，让他火速赶回。党中央很快作出了决定，出乎彭德怀意料的是，人选与彭德怀想的距离太远。中央要彭德怀在周恒和伍修权两人中选一人，由高福源带路去洛川与张学良正式谈判。彭德怀接到电文，心里一沉，显然这个谈判代表的规格低了。

彭德怀在指挥部踱着步，思考着中央的这个人选方案。在彭德怀看来，周恒或者伍修权去打前站是可以的，但张学良会满意么？他会不会怀疑红军的诚意？李克农也没有想到高福源这么快就回来了，接到彭德怀找他回去的电话，他立即策马回返。彭德怀见到李克农，直言不讳地说，“中央的决定，我觉得不妥，我认为不应再打前站了，就应该直接派出谈判的全权代表”。李克农同意彭德怀的分析，认为自己就是做这工作的，周恒、伍修权不必去了，可以由高福源陪同，由他直入东北军洛川防地与张学良谈判。于是，彭德怀立即向中央发电，将他的人选想法向中央提出来。正当彭德怀准备向中央发请示电时，中共中央的又一封密电来了。电文说，上电拟派周恒、伍修权去洛川与张学良会晤，不妥，均非最佳人选，望能在前线寻找合适人选前往。接到电文，彭德怀与李克农会心地笑了。彭德怀挥挥电文，对李克农说，“看看，我们与中央的想法是一致的嘛”！彭德怀立即电告中央，拟派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秘密赴洛川，与张学良接洽，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与张学良的进一步会谈作准备。中共中央迅即回电：完全同意。克农是最佳人选，但要绝对保证安全；关于谈判原则，经中央讨论后立即电告。

临行前，高福源在李克农的带领之下，去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对他的贡献表示褒奖，并告诉高福源，我们决定派李克农去见张学良，请你作向导。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给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发电报，请他转交张学良，通知他中共全权代表李克农已经出发，希望能够携手抗日。

李克农抵达洛川后，即与彭德怀用密电联系。讲了自己的初步谈判意见，由彭德怀转向中央，并作进一步的请示。20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联名打电报给彭德怀，给李克农提出了三条原则性意见，具体是：一、联合东北军抗日反蒋；二、抗日反蒋是基础，也是东北军的出路；三、在此基础上，红军帮助东北军回平津和东北。彭德怀将电文立即转给李克农，同时又陷入了沉思。他觉得东北军接受“抗日”是肯定的，但要东北军做得更彻底，就等于公开了抗日主张。虽然这样做很好，但情况是复杂的，恐怕不会这么容易实现。我们要的首先是与东北军的合作，使红军在陕北不被国民党军队迫压，有养精蓄锐抗击日寇的力量，事情得一步步来。这时，李克农也拍来回电，表示了相同的疑虑，特别是涉及到具体的抗日联军的组建问题，必须让张学良放心，红军没有吞吃东北军的意思，也必须为团结国民党一起抗日留下更大的合作空间。为此，彭德怀立即向毛泽东发电报，作进一步的请示，提出了四条补充意见。彭德怀的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彭德怀立即将自己补充的四条意见作为谈判的策略电告李克农，这四条意见是：一、凡对抗日有诚意、积极参加者，不问党派、军队、团体以及个人过去的行为如何，均表示欢迎；二、中国共产党目前在政治上领导中国民族革命，求得民族独立，领土完整，不是政权机关的专政；三、我们推选张学良任抗日联军总司令，并设法接济军饷械弹；四、凡属友军抗日行动者，红军须以实力援助。李克农在随后的谈判中充分显示了自己宣传才能，东北军将领疑团消弥，心服口服。经过先与王以哲、后与张学良的谈判，红军与东北军达成了停火的意向。谈判结束时，张学良握着李克农的手，激动地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心中有底了，请转告毛主席、彭德怀司令、周恩来副主席，我张学良愿意为合作抗日尽力。”

东北军与红军实现全面停战合作。为了显示合作抗战的诚意，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将大批物资运往红军驻地，子弹、汽油、布匹、纸张等根据地急需的军民两用物资被源源不断地运往陕甘宁边区。彭德怀军事和统战工作两手抓的策略，为之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很好的铺垫。“横刀立马为民谋”，这就是彭大将军智谋的一面。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周恩来副主席曾与张学良在肤施会面长谈，中共与东北军增加了了解，增进了共识，实现了全面合作。

蒋介石对东北军“剿共”不力，大为恼火，于是亲自飞到西安督战。蒋介石一下飞机，就要张学良出动军队用武力镇压上街游行要求抗日的大学生。面对如此局面，早已厌倦打内战的张学良只得联合西北军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张学良在华清池捉住蒋介石，并扣留了南京国民政府来西安的全部要员。事变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邀请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西安政治解决“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