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遵远+张应松

2016年的一个春日，“金寨媳妇”——女特工王凤岐的骨灰运抵安徽金寨，与早期安葬在金寨县革命烈士陵园的丈夫、金寨籍老红军、“红色特工”王文合墓。金寨各界以及两位老人的亲属数百人一起见证了这一庄严时刻……

有学者研究表明，早前热播的电视剧《潜伏》及老电影《地下尖兵》中的许多剧情，皆取材于王文和王凤岐夫妇在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真实经历。王文和王凤岐，这对“刀尖上的伉俪”用荣辱不惊的怒放生命，为祖国和人民大写忠诚，最后化作中华大地上一道绚烂耀眼的彩虹，辉耀后世……

少小离家投身军旅的有为少年

1917年3月，王文出生在金寨县桃岭乡胡店村的一个贫寒农家，因家中困难不得温饱，他根本没有上学的机会。1929年5月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金寨县境内先后爆发了立夏节、六霍两大武装起义，建立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相继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33师和红25军等多支队伍，后这些武装发展为红四方面军。王文跟随两个哥哥，参加了儿童团，每天手执红缨枪站岗放哨。

1931年4月，14岁的王文瞒着父母，与两名小伙伴一起偷偷离开家，步行40多公里找到了红军队伍。他们找到部队中的首长，强烈要求参加红军。红军首长见王文三个少年的参军意志坚定，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随后王文被分到红4军第11师第31团政治处当了一名勤务员。在部队里，王文学会了识字。此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四次反“围剿”斗争中，王文作战勇敢、表现突出，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四川通江地区后，王文由普通一兵被提升为连长兼指导员，并转正为中共党员。

1935年5月，王文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三过雪山草地，历尽千难万险，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36年10月，甘肃会宁会师后，王文参加了西路军，与国民党马步芳、马步青部在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展开激战，在甘肃永昌战斗中左臂负伤。伤愈后，王文所在的部队在军政委李先念的率领下，突围后到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38年初，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建议并经党中央同意，从红军队伍中选派文化水平相对好一些的基层指挥员共20多人，秘密送至前苏联莫斯科，学习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技术。王文是其中之一。

其实，当年王文的文化程度有限，要学习和理解无线电通讯、电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发展史等当时较为先进的知识，难度非常之大。但是，经过血与火、生与死双重考验过的红军战士，其坚强意志和刻苦精神是非凡的，这种强大的意志力超越了一些看似不可能的“鸿沟”。经过一年多的勤学苦练，王文熟练地掌握了无线电通讯和情报专业的相关知识技术，这为他今后的特工生涯打下了基础。

死里逃生的女游击队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敌后战场，涌现出许多“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王凤岐就是其中的代表。1916年，王凤岐出生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小渔村大张庄。抗战爆发后，她参加了当地的“青妇会”，积极参与志愿抗战的工作。由于能力出众、表现突出，王凤岐不久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百团大战后，党组织发现王凤岐胆子大、枪法准，于是将她调入区妇联任武装游击队长，随地方武装一起转战河北地区开展游击战斗。

战争是残酷的，流血和死亡随时都会出现。但是王凤岐，这个当时只有20多岁的农村姑娘，却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带领游击队和雁翎队一起在白洋淀神出鬼没地突袭侵略者，他们放倒路边电线杆破坏鬼子的通信，配合主力部队把大路损毁，让敌人机械化装备无法顺畅通过……由于游击队的打法灵活多变，日军明明知道王凤岐的这支游击队存在，但是拿他们毫无办法。只有一次，王凤岐差点被日军杀害。

这天，日军毫无征兆地突然包围了游击队所在的小渔村，把王凤岐和老百姓都围到了一块。在汉奸的指认下，日军发现了人群中的女游击队长王凤岐。日军十分高兴，把王凤岐五花大绑押回县城准备严加审问。押解路上，王凤岐一声不吭，心里不停地盘算着：（我）必须跑，必须活着，（我）要继续打鬼子！她一边“老实”地走着，一边四处看沿途的地形。当押解队伍走到白洋淀边上的时候，王凤岐知道机会来了！那时的白洋淀还是“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两个鬼子兵看见水里的鱼儿，兴奋得叽哩哇啦地叫着……王凤岐看准时机，用尽全身力气，左右开弓，硬是把夹着她的两个鬼子兵给顶掉水里去了。随后，王凤岐像风一样狂奔而去。两个小鬼子从水里爬出来狂追不舍，边跑边开枪，枪声又引来了其他的鬼子，他们叫着一起追，子弹打得庄稼杆扑簌簌地折断。王凤岐左躲右闪，绕过了子弹的射击，一口气跑了50多里。敌人累得筋疲力尽，放慢了追击的脚步。王凤岐却不敢停下来，又跑了很远才才停下。她浑身像散了架似地一头撞开一户老乡的屋门，随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后来，王凤岐回忆起这段绝命逃亡的经历说：“我把自己的肺都跑炸了！”就这样，女游击队长逃过了日军的魔掌，脱离了险境。

狼穴中的“恩爱夫妻”

1942年，王凤岐被调到易县华北社会部学习。学习内容是掌握敌占区北平、天津的城市生活和民俗风情，背诵并牢记地名和街道名称，为前往敌占区工作做好准备。王凤岐的记忆力惊人，两个月后的考核成绩十分优秀。随后，华北社会部副部长钟子云给王凤岐引见了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人，让他们在一起多交流，并说“如果谈得来，今后会在一起工作。”这个青年军人就是王文。1938年，党中央派遣王文秘密前往苏联学习通讯、情报工作。1940年，王文学携带一部电台学成回国，并在北平妙峰山一带活動，主要负责平西情报站的转发工作，由华北社会部领导。此次，党组织命令王文遴选一位女同志，和自己假扮夫妻，秘密潜入北平腹地，组建新的情报站。20天后，华北社会部部长许建国分别征求王文和王凤岐的意见：如果谈得来，组织上批准你们结婚；如果谈不来，为了革命工作，也要以夫妻的名义去北平从事秘密工作。二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几天后，王文和王凤岐秘密地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二人和一个陈姓的老太太（对外称是王文的母亲）组成一个临时家庭。

1942年冬，王家三口离开易县，进入北平，住进鼓楼南大街烟袋斜街小石碑胡同11号。在朋友“七哥”叶绍青的帮助下，王文每天到书店照顾生意，婆媳俩则在家中操持家务，表面上日子过得还算平稳。11号院子里还住着两户人家，因为院小人多，十分吵闹，王文一家后来又搬到旧鼓楼大街西边、紧邻北城墙的大石桥胡同7号居住。7号院是个独门独院，南、北两个院6间房宽敞气派，屋内一水儿老式红木家具，古香典雅。更可贵的是房东是日本宪兵队翻译官，对门儿是伪警察所的警长。在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四九城，有这么二位在，谁还会来找麻烦呢？

最初，平西情报站规定王文和王凤岐二人在到达北平后三个月内不准活动，主要工作是熟悉环境、结交人脉。三个月后，“七哥”叶绍青把王文在北平妙峰山游击区使用过的电池发报机，托法国朋友秘密运进北平。可是，当时北平城里交流电线多、干扰大，天线又不能架得太高，电台输出功率太小，造成和平西情报站的电台一直通联不上。经请示平西情报站党组织同意，王文决定自己组装一部发报机。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城重新组装一部电台，其困难和危险是可想而知的。王文决定化整为零，分头购买电台零件。隆福寺、护国寺、白塔寺庙会时，马路便道上就有摆旧无线电地摊的，卖些旧零件。王文就趁赶庙会时，有合适的就买一件。经过两个多月的游击采购，王文运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知识，计算、设计、画图后开始组装电台。终于，一台有3个6L6真空管、输出功率为30瓦的发报机终于组装成功了。此外，王文还搞到了一部美国海军用的长短波两用收音机，并将其改为收报机。架设天线的问题也被王文解决了，他弄了个粗铁丝，白天晾衣服，晚上搭上电台的线，就成了天线。为了增加天线的长度和高度，王文将30多米长的天线拉出，拴在两根竹竿上，放在南房上。为避开日伪侦测台监听时段，王文总是在后半夜2点到5点，抓住空隙与华北社会部电台联系。除了打时间差避开日伪侦测台，他还大胆地模仿日伪电台报务员的手法，这样即便是日伪电台报务员听到呼叫，还以为是自己人的电台在工作。就这样，鼓楼街7号院发出的红色电波，频频飞越古城传到平西。

为了掩护丈夫王文的工作，妻子王凤岐每天打扮入时出入在外，看似风光的职员太太；可实际上当时党的地下活动经费很紧张，王家三口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为此，贫苦出身的王凤岐想了很多办法维持生计：天黑以后，她便换上旧衣服，悄悄地到菜市场拣别人掰剩下的菜帮子、烂萝卜，回家洗一洗放点盐煮着吃。精于持家的王凤岐还养起了鸡，养鸡的好处是既可以有鸡蛋给王文补身子，又可以借机和翻译官太太、警长太太拉闲聊关系，观察院子内外胡同里的情况。

1943年8月7日，“七哥”叶绍青急匆匆赶来通知王文、王凤岐：藏好电台，立即撤离。夜里9点多，王凤岐用红布裹好改装的收报机，送到东四十一条胡同西口交接点，交给了地下交通员黄云。王文随即撤到河北阜平史家寨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房子退了，户口也销了，但王凤岐并没有出城，而是在北平继续潜伏。1944年4月，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部长许建国派王文前往上海，到李振远情报组，和郑凯一起做秘密工作。

三进北平屡建奇功

1946年10月15日，王文第三次潜入北平城建立秘密电台，掩护身份是阜成门内巡捕厅胡同（今民康胡同）影悟无线电商行技术员。“影悟无线电商行”是中共秘密党员苏省悟为掩护身份向北平有关部门申请开办的，对外挂牌营业以修理收音机为主，苏省悟为经理，王文为技术员。1947年4月，苏省悟在国民党新一军当战车队队长的同学程震来到北平，住进了苏省悟家。没想到他一住就是3个月，这给王文发送情报带来了极大困难。更糟糕的是程震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喜欢喝酒、唱戏、凑热闹。他不睡觉，王文收到的情报就没有机会译成电报，夜间发不出去。王文对此心急如焚。他找到苏省悟商量应对办法：之后只要来了情报，苏省悟便主动拿着胡琴到程震的房间找他一起唱京戏。王文在琴声的掩护下发报。为迷惑敌人，王文在修理收音机的屋子里摆上相关书籍和线路图，装作刻苦学习修理知识的样子，以此掩护译电工作。因为程震和其他人的干扰，有时一份电报需要分四五次才能译好发出。由于王文是在危险情况下发报，所以根据地的电台报务员常常是几个人从凌晨2点守候到早晨5点，一有电报几个人同时抄写尽量避免重复，以便王文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将电报发完。这样既能减少被程震发现的危险，又能降低被敌人侦测到的可能。

1947年蒋介石从南京飞抵北平，召集傅作义、孙连仲等高级将领开会，筹划驻石家庄的精锐部队新3军第7师和军直特务营共8000余人于10月15日开始北移保定。打入敌司令部的共产党员刘光国及时将这个情报传递出来。王文收到情报后迅速译报，在夜间分几份电报发了出去。晋察冀军区接到这份情报后，司令员聂荣臻立即调动部队，从徐水地区奔袭100多公里，赶往定县城北清风店地区迎敌。10月20日至23日，在朱德、聂荣臻、罗瑞卿的指挥下，我军在清风店地区全歼敌新3军军部、第7师全部和军直特务营8000多人，活捉了敌中将军长罗厉戎、中将副军长杨光钰等。清风店大捷后，王文收到了晋察冀军区的嘉奖电。聂荣臻称赞道：“我们的情报组织抵得上十万兵马！”随后，王文等人又得到了石家庄兵力空虛、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增援迟缓等情报，建议赶快攻打石家庄。晋察冀军区接到情报后立即周密部署，于1947年11月12日解放了石家庄，取得了全歼守敌24000多人的伟大胜利。

频繁的电报联络让敌人对我秘密电台的搜索越来越严密。一天晚上，王文养的3条狗叫得很凶，王文便悄悄地起床贴着墙根查看。他突然发现，一个人在房顶上正将一根天线挂在自己的天线杆上。王文知道这是敌人在侦察，便迅速将情况向上级作了报告。上级指示他将电台交给苏省悟隐藏，然后迅速撤退回到华北局社会部。1948年6月底，王文安全回到根据地，在华北公安部任政治保卫处电讯科副科长。

以敌掩护再立新功

1948年11月19日，党组织派王文第四次进入北平，目的是加强华北局与北平的电讯联络。王文又回到了苏省悟的“影悟无线电商行”。这时的北平已经被解放大军包围，傅作义指挥的军队都缩在北平附近，城里很多民房都住进了傅作义的军队，苏省悟家也住了一个炮兵排。王文见原来架设电台的房间已经被排长和两个班长占住，自己只好收拾北院盛煤的小屋作为工作室。他将地下方砖起开挖了个洞，把小型收发报机隐藏在里面。工作室解决了，可这里与原天线距离远无法使用，新架设天线又是个大难题。王文经过反复观察和思考，终于想出了办法。他以这排士兵乱放毛巾、手套、杂物为借口，在他们屋里拉了一条铜线，一头在原天线附近，一头钉在北门头上，可连接小煤屋，这样将发报机的输出端用小夹子夹住天线就可发报了。铜钱接好后，王文假装关心地对这些当兵的说：“我给你们拉一根铜线，诸位老总可在上面挂毛巾、手套等物件，这样屋里就可以整齐一些。”士兵们对无线电是外行，没有看出真实意图，还连声称谢。昼夜无事，国民党军官们就玩牌、赌钱、喝酒。王文利用他们赌钱、喝酒的机会，在凌晨2点用手电筒照明发报。在如此万分艰险环境中，王文用自己的睿智确保了情报传递渠道的畅通。由于战事吃紧，守城敌军强迫北平市民出城挖战壕，令苏省悟家也出2个人。如果去2人挖战壕，联络就无法进行。王文和苏省悟商量，决定利用驻在家里的军人做挡箭牌。他们经常买点酒菜，请排长和班长吃喝，并流露出家中又要照料炮兵排的骡马，现在又要外出挖战壕人手不够之意。吃人嘴短，敌排长拍着胸脯表示：有我们在，你们不要理他！这天，警察所和有关人员又来通知，要苏省悟家出2人到警察所集中挖战壕。敌排长瞪着双眼对来人吼道：“房东天天给我们喂骡马，整天累得够呛，我没找你要人，你反到这里要人！”说着就要动手打人，来人见惹不起赶紧溜了。从此再也没人来要人了，电讯联络自然也没有耽误。

1948年11月，我人民解放军解放沈阳、锦州后迅速入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带上7个主力师经天津、塘沽坐船到青岛。北平情报组得到这个情报后，命令王文立即发出。我军根据情报很快控制了平津铁路、公路，并解放了杨村、廊坊、安次、河西等地。傅作义见天津去不成了，又下令在北平城内从东单到南跑马场一带砍树平地，修一条飞机降落的临时跑道，供每天由南京、上海飞来的多架运输机起降运粮，并企图将7个主力师空运到青岛，自己也可乘飞机南逃。北平情报组得到情报后再次及时发出，我围城部队迅速调集高炮布阵，一旦发现敌机飞来就用高炮射击，使敌人的飞机不敢在东单降落，空投的粮食也都落在安定门外的我军阵地上。

傅作义见出逃之路皆被堵死，再加上中共秘密组织做工作，最后终于接受了和平改编。我解放大军于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了北平。至此，王文结束了“潜伏”生涯。1949年1月30日，就在大家欢庆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即将举行入城仪式之际，王文奉命离开北平，随社会部部长许建国赶赴天津，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警察局。在组织的安排下，王文终与长期分离的妻子王凤岐在天津团聚，这对“特工夫妻”成为了真正的夫妻。新中国成立后，王文历任天津市公安局科长、处长、副局长等职，1992年7月因病逝世。王凤岐历任天津市公安局边防检查股股长、侦察股股长、行政处副科长等职，于2016年辞世。王文和王凤岐夫妇是新中国第一批人民警察，也是革命年代存活下来为数不多的我党秘密工作者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继续为党战斗，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