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鸣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江浙沪地域的文化，自然温润，我时常以“艺术观察者”的身份，解读各类绘画作品，观察各类艺术现象，冷静思索反观其变，这些已成为我艺术创作构思过程的重要部分。就在“江南文化圈”概念提出的那一刻，回望民国，因时局、经济等因素导致文化重心转向北京（时称北平）和上海。譬如，我的老师刘伯年，四川省崇庆县人，1925年先生获悉成都四川美专有从上海聘来的教师，遂变卖家产赴成都考入四川美术专门学校。二十五岁为了投身吴昌硕门下，又经重庆等地历时半年出川赴滬。此等事例并非个案，据统计投身来沪“吃文化饭”的知识分子占到全国半数以上。其中不泛像李瑞清、康有为等文化精英。抗战时期，大家纷纷自谋出路，在全国各地又各自开花。抗战胜利后重返沪地，不同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艺术活动圈和绘画语言较原先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因为各自来沪前的地域及风学的不同，所持观点迥异，当时的海上画坛呈现出了海纳百川百花争艳的状况，这类文化现象是非常有意思的。

两年前，原执行院长乐震文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中侧重提出一个“江南文化圈”的概念。虽是短短几句描述，但对于长期在部队从事主题创作且经常往返于南北的我来说，“江南文化圈”的论述我是极为敏感的。

反观现在的南北文化状态，尽管交通、通信条件大大改观，但我们似乎不像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南北联系得那般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