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遠

中產階級是社會最為穩定的一群人，在過去的認知中往往認為這群人擁有著較高的收入，穩定的工作與生活水準，以“經濟動物”的思維來定義舊中產。而新中產概念的普及，更多的是一種現代理論的象征，此時，中產代表著高收入、高教育水平與職業形態上的專業人士，與舊有中產的單純“經濟”標準來看，新中產的“專業”特質深入人心。

今日台灣，明日香港

其實新中產亦或者中產很難用一套簡單的標準來定義，在主要的發達經濟體，通常從客觀指標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來認定中產加之主觀的自我階級認同感，然而近年來無論是客觀標準下收入水平的降低還是主觀認同上的認知落差，新中產階級似乎有一種向下流動的趨勢，這樣的情形在發達地區更加顯著，比如港台、日本，社會逐漸呈現M型形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要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資產階級必然會出現剝削勞動階級的狀況，而新馬克思主義則提出資本主義社會應該有意識地去提升新中產階級從而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因此資本家就不應是單純地剝削為其服務的人群，特別是相關的專業經理人，但資本主義的經濟、金融危機一再爆發，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下，傳統生活無憂的醫生、律師、教師等中產階級都會有被剝奪感存在，從歐美到亞洲發達經濟體無一例外，向下流動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

以港臺社會為例，作為非常成熟的經濟體，在歷經經濟發展高峰期後無法持續增長，加之連年的通貨膨脹、貨幣超發等因素，舊有中產“下流化”，新一批的專業人士很大程度上已經逐漸開始不將自己視為中產階級，而是平民百姓，對於無屋者而言，更可能走向“底層貧苦階層”，當社會無法給予中產保證，無法讓新的專業人士看到未來希望之時，社會的變革也許很快就會發生，會對社會原有的秩序產生很大的衝擊。

所以在一系列觀察過後，“今日台灣，就是明日香港；今日香港，就是明日澳門”似乎成為一種發展趨勢。香港在97回歸前，經濟就已經開始轉型，向下回落，經濟一度蕭條，在回歸後的17年中開始慢慢回升，但對於一批具有專業特性的新中產而言，過去十年的社會變化一再弱化了“專業性”，使得他們在港英政府時代接受的法制、民主、自由等的概念受到衝擊，例如水客、自由行等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在原有的舊制度中已經無法輕易解決，當整個社會強調量：銷售數量與人次，不再關注服務的質素時，這一批新中產不僅容易產生失落感，社會也開始了部分的撕裂與衝撞，而如今香港的路徑似乎有些台灣的發展影子，二者經歷的背景也多有相似：同樣在經濟失落的年代，新的社會發展模式扭曲了過去的制度思路，從而矛盾開始激化，社會對立發生。

今日澳門，明日在何方

如今的澳門在走著香港70、80年代的發展路徑，在2004年開放賭權至今，博彩收入大幅增長，經濟發展迅猛，但由此帶來的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分配不均等現象加之房價、通脹等因素的同時發力，社會也開始出現不穩定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就是經濟的發展帶不動體制的創新進步，當官商間的聯繫越發密切到不合理的程度之時，廉政與公平公正的訴求就無法輕易滿足市民的需求，自然社會中開始出現異議之聲。

澳門的中產同樣會面臨到港台中產階級的兩難處境，是接受經濟增長帶來的正反結果放棄專業還是固守原有的方式與價值，在物質行動與心理上存在著對立的矛盾，自我的衝突，階級間的衝突，與社會的衝突同樣開始顯性化，那麼又該如何化解？

理論上，新中產是非常溫和，不會輕易衝突、激動的一個群體，但是在政治、經濟形勢劇烈變化的環境中，如果個體與群體都開始面臨到“向下流動”的趨勢時，如果“識人好過識字”的情況一再發生，制度與規則、法制的概念被破壞，中產被迫放棄操守，那麼在自我的主觀認同上就不可避免的出現“下流危機”。一旦他們出現“被排斥感”之時，他們是否對社會出現“排斥”行為就值得觀察，特別是對於在高昂的樓價面前充滿無力感的年輕一代，因為沒有了供樓的負擔，反而更容易衝撞體制，同樣值得思考。新加坡多年推行的“組屋”政策吸納專業人士、年輕人士進入穩定的社會結構，通過穩定的“生活負擔”、“供樓負擔”從而最大程度上穩固中產階級及其儲備軍，這種做法確實為新加坡帶來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雙重奇跡。

香港出現的政治經濟上“分配利益不均”導致激烈的社會的抗爭情形、階級的對抗與內部的撕裂狀況暫時還未在澳門出現，因為在澳門已存有中產，但難以輕言出現了一個穩健強大的中產階級。目前政府公務員隊伍龐大，原有的律師、工程師、教師等專業人士的向上流動仍有機會，加上博彩業發展帶來的一批新興中產人士，使得澳門整體的中產隊伍其實是在穩步增加的，但在回歸後澳門經濟嚴重依賴內地經濟發展，內地的軟著陸與硬著陸，無論哪一種情形出現都對澳門產生不小的影響，因此澳門中產能否持續壯大，很大程度上由內地經濟發展決定，因為現有澳門的大量財富不是由本地人或者專業人士一手創造的，通過內地資金輸入的方式積累的財富增長的不確定性也為未來帶來了不確定性，因此如果始終將視野安放在澳門或者自己身上，就逐漸形成了一種“熊貓心態”，溫室之中，熊貓能否有強大的生存能力，大概很容易明了。

雖然在這樣一種社會心態之下，為了消弭社會的反彈聲浪，從07年政府開始“現金分享”以此來平衡社會對分配不均的不滿，但是政府有沒有想過未來還可以持續多少年，如果有一天財政不再有能力負荷，又如何說服已經習慣“派錢”的民眾接受無錢的現狀？一旦“水口”被關，恐怕全民受害的日子就會來臨。因此在一個中產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發展的澳門社會裡，我們應該更多地思考如何利用澳門在經濟快速起飛階段的優勢，通過打好扎實的根基來維護原有的生活品質與吸引新一代的年輕人、大學生加入專業人士行列，有效地推動社會的活化進步。一個追求“法治”、“善治”的政府確實應該更多地從實際居民的需求與社會長遠的發展方向來科學施政，只有不斷壯大中產，才能使其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階級來維繫原有制度的生機，期待適度創新後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