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捷, 袁 欣

（大连财经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及中国战略选择

李丹捷, 袁 欣

（大连财经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随之在2008年演变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场爆发在资本主义中心世界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刻反思和怀疑。本文主要从货币体系构成要素角度分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并据此提出了我国可以从储备资产和国际货币事务的协调两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中去，维护和实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战略选择

一、引言

虽然有观点将2008年金融危机的因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不健全、或对金融市场监督力度不足所造成，但究其根本，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充分显露了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缺陷, 同时也促进世界各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应该把握时机积极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以获取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一方面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要促进国内经济稳步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加入SDR货币篮子后，更要遵循审慎性原则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现有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并继续积极创新货币制度建设，形成现行体系的有益补充。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从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要素角度考察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以下特点：

（一）多元化的汇率制度

汇率制度一直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内容：最初是以黄金和英镑为储备固定汇率制度；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了黄金-美元的双挂钩，以此形成了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各国根据各自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诉求，自主形成了多种汇率制度，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选择汇率浮动。1976年达成的《牙买加协议》承认了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汇率制度，即全球没有统一的国际汇兑安排、但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格局。

（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资产

金本位制下，黄金和英镑行使国际储备货币职能；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储备货币主要为黄金、美元；而自牙买加体系开始的浮动汇率时期，国际储备货币则是各国货币当局发行的主权国家货币，主要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等，很多学者将此情况称其为“储备资产的多元化”。但是如果从世界主要的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和在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几个角度进行衡量，目前的国际储备资产还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单极货币[1]（高海红，2015）。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一方面依然无法解决“特里芬难题”；另一方面脱离了黄金锚的约束，美国无节制的向世界提供流动性，而美元的中心地位又使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外溢性增强。

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依据大卫·休谟的“物价-现金流动机制”自动进行调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则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助成员国人为调整国际收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对浮动汇率的认可使汇率成为国际收支的主要调节手段，但是显然浮动汇率机制对于国际收支的调节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成为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之一[2]（阙澄宇，2013）。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正式提出了“全球经济失衡”，并指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庞大，而相应的中国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日本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国际货币事务的协调与管理作用日益弱化，改革呼声渐高

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产物，是对国际货币事务进行协调管理的主要国际金融机构，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对国际收支逆差国融通资金，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的是“双挂钩”的汇率制度，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恰恰就是该制度的实际监督者和维护者，此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有其存在的实际意义。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以及浮动汇率的合法化，IMF也就失去了明确的监管目标；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避免收支危机、维持国际金融稳定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也是形同虚设。如前文提到全球经济失衡成为新常态，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IMF的应对表现乏善可陈。旧有的份额分配已经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相背离，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严重不足，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呼声日渐提高。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元的国际货币政策[3]（李巍，苏晗，2015），并以此一方面推行出口导向型政策扩大对外贸易；另一方面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繁荣背后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是不断高企的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潜在风险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频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身处外围的国家不寒而栗。中国作为迅速壮大的新兴经济体开始质疑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无论是内部经济还是外部经济，中国都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当中去，谋求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国际货币地位。

2008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饱受诟病，对其组织机构IMF的改革也终于是由“呼声”落实到了“行动”，主要表现在：增加发行特别提款权（SDR），提高IMF的援助资金规模；重新分配份额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提高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是这些改革很明显都仅仅是“维稳”的权宜之计，没有实质性突破，那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大国代表该如何积极参与到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当中呢？根据上文梳理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可以考虑从储备资产和国际货币事务的协调两方面入手。

（一）稳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专家学者注意到了“美元中心”的不稳定性，并提出了对现行储备资产进行改革的需求。改革的方案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强化现有的SDR，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另一个则是储备货币多元化。两个方案中毫无疑问前者是一劳永逸的，可以解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但仅仅是一个愿景而没对超主权国家货币的币值基础、交易结算等实际问题提出可行性方案，操作难度大。相比较而言储备货币多元化应该是基于现实条件的最优方案，而这也是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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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促进国内经济稳步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经济实力决定货币的国际地位，多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必然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结构。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将有望构建成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力的多元化货币体系。

人民币国际化的信用基础在于我国的经济实力，在于国际收支尤其是经常账户的顺差和由此积累的外汇储备，因此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4]。现阶段我国经济对内增长放缓，面临着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外部经济一方面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冲击，另一方面若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影响也是未知数。这都要求我们进一步促进贸易结构的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将自身做大做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保障。

2.加入SDR货币篮子后要遵循审慎性原则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是第一个按可自由使用标准新增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SDR篮子货币。这极大的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制度性的制约，表现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压力日渐增强，主要压力体现在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市场开放两方面。

在推动人民币加入SDR进程中，我国曾一度加快推进资本项目开放进度及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而过快开放资本账户会引发资本外逃等风险[5]。我国外汇储备2014年6月最高达到39932.13亿美元，截至2016年末跌至30105.17亿美元，尤其是在过去5个月更是持续下跌。外汇储备的减少有贸易顺差收窄、“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但美国加息导致资本外流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而“8.11汇改”后人民币也呈现贬值态势；CNH、CNY汇率差扩大，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最低跌至6.97。迫于以上压力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限制资本外流的严厉措施，这跟我们加入SDR要承担的义务可能会发生冲突。

面对上述状况我们必须明确，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并不是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必要条件，我们要本着审慎的态度逐步适时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了应对可能的冲击，应该积极推进我国金融制度和监管体制度改革，更加谨慎地开放资本账户，审慎监管短期资本流动。

（二） 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

2010年，IMF将中国作为系统性重要国家，意即其经济状况和政策调整具有全球溢出性影响。而作为来自新兴发展中经济体的系统性重要国家，维护和实现自身以及新兴国家的利益，多维度的积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中去，这是其发展的内在诉求。

1.积极推动现有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如何提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和投票权一直是基金组织改革的重点，也是我们在既有框架下能做的调整。在我国政府不懈努力下， 2010年IMF做出份额权改革的决议，尽管美国国会一直拖延表决，但这项改革最终在2016年1月得到落实，根据方案约6%的份额将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而中国凭此成为IMF第三大股东。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到IMF的人事权改革，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又获提名任IMF副总裁。

在储备资产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努力的重点。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公开提议，“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国家货币实际操作难度较大，但是我们可以以SDR为蓝本，积极推动SDR的分配，扩大SDR在公共和私人市场上储值、交易、定价的作用范围。积极提高SDR的作用，分散全球储备资产对美元的依赖。

2.继续积极开展多边和区域货币制度建设，形成国际货币事务协调管理的补充

IMF作为国际货币事务协调管理的主要国际机构无论在资金来源、监管和危机处理等几方面都越来越显露其局限性，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还占据“一票否决”的特权，现有体系改革困难重重。在此情况下，绕道通过多边和区域货币合作，创新制度是我们重建国际货币体系诉求的一个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主导的多边和区域货币制度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近期金砖国家加强内部合作，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依靠东盟“10+3”平台，领导出资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成为区域性危机救援机制。在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补充。更大的突破是发起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并于2016年投入运营，这是我国尝试进行国际金融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6]。

未来我们要依托现有平台继续深入多边和区域货币制度建设[7]。作为亚投行的发起国，中国应当牵头组织成员国共同细化亚投行的制度设计、商榷亚投行业务范畴。其次保证亚投行的独立、透明与平等，这是代表维护新兴经济体利益，有别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面。另外在技术层面，应该促使亚投行系统能够与各国中央银行、部分商业银行系统顺畅对接。

[1]高海红.布雷顿森林遗产与国际金融体系重建[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03):4-29.

[2]阙澄宇,李丹捷.全球经济失衡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财经问题研究,2014(02): 37-45.

[3]李巍,苏晗.从体系依赖者到体系改革者——中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色演变[J].国际展望,2015(3):44-63.

[4]李稻葵.国际货币体系新架构：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0(02):31-43.

[5]肖立晟.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影响及我国的未来行动策略[J].经济纵横,2016(02):35-40.

[6]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J].当代亚太,2014 (06):4-30.

[7]王金波.亚投行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J].国外理论动态，2015(12):22-32.

China’s Strategy to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st-Financial Monetary System Crisis

LI Dan-jie, YUAN Xin

( Dal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00, China)

The Subprime cri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7 deteriorat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broke out in major capitalistic world draw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IM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first analyses the existing circumstances of IMS from the respect of the essential elements, and points that China should take a positive part in the reform of IMS to keep and realize the interest of the emerging economies.

latter financial crisis;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trategic choice

F0

A

1008-2395(2017)02-0120-04

2016-12-25

李丹捷（1977-），女，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在读，大连财经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