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珂玮

(大连大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论新时期以来“寻根”主题文学中萨满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积极影响

李珂玮

(大连大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萨满教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萨满文化中很多原始、朴素思想对中华民族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万物有灵”观念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理念异曲同工，共同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其中“祖先崇拜”衍生的“英雄崇拜”令萨满教影响下的民族充满战斗力量和开拓精神，这也丰富了中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新时期以来“寻根”主题文学对萨满文化的重叙，张扬了“平等”、“和谐”、“雄健”的中华之美。

寻根；萨满文化；中华民族；积极影响

“寻根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思潮，而以文化“寻根”为主题的文学则延续至今，有学者将其称为“后寻根文学”，本论将“寻根文学”与“后寻根文学”统称为“寻根”主题文学。在“寻根”主题文学中，我们不但寻到了中华主流文化之“根”，同时也追溯到了亚文化之“源”，其中萨满文化便是“寻根”主题文学对中华亚文化的重现发掘。“萨满文化”是萨满教长期作用于人而形成的一种宗教文化。萨满教是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母系氏族时代的原始宗教形态，主要分布于北亚，包括满族萨满、蒙古族萨满、中亚萨满、西伯利亚萨满，北欧、北美也有分布。“萨满”一词为满—通古斯语，释为“极度兴奋而狂舞的人”。萨满教正是通过这个癫狂而又无所不知的人实现了人神之间的沟通。在中国，萨满教主要分布于北方，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四省。甚至到1950年代达斡尔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蒙古族等仍然保留该教的信仰与仪式。萨满教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和图腾崇拜再到祖先崇拜的历史阶段，它诞生形成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阶段，繁荣和发展于‘灵魂不死’的祖先崇拜阶段。”[1]。萨满教并非只是单纯的通过“跳大神”来祭祀、祈福、治病……做为一种原始宗教，它是人类的童年，印证了人类发展的足迹。尽管萨满教已经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其中很多原始、朴素思想对北方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文明都产生积极作用，一些延续至今。如萨满文化中的“万物有灵”观念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萨满文化中“祖先崇拜”衍生的“英雄崇拜”令萨满教影响下的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具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战斗力量和奋斗精神。在“寻根”主题文学中，80年代东北作家乌热尔图、郑万隆均描写了萨满文化影响下的北方民族。固然其中有批判“萨满”文化落后、愚昧的一面，但是更张扬了萨满文化的“平等”、“和谐”、“雄健”与“壮美”。20世纪之后的“寻根”作品更是对即将消逝的萨满文化吟诵了一曲挽歌，姜戎的《狼图腾》、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鸿篇巨制叙写了萨满文化的昨天与今日。

一、“万物有灵”观念渗透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识

萨满教在中国北方衍生与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始时期人类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北方地处边缘，地冻天寒、丛林密布、野兽频繁出入。在神秘而强大的自然面前，北方人类对自然产生一种敬畏和恐惧，于是诞生了自然崇拜、动物崇拜、图腾崇拜，如太阳崇拜、火崇拜、山神崇拜、狼图腾崇拜、熊图腾崇拜等。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根源于“万物有灵”思想。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认为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动物植物都是有灵性的，他们与人一样都具有丰富的情感，他们都是人类的亲人与朋友，万物有灵的思想渗入了萨满子民的头脑、言行之中。“寻根”作家郑万隆、乌热尔图、迟子建等长期生活在浓郁的萨满文化圈中，自幼灵魂深处便浸染着萨满文化；姜戎虽然不是生长在萨满文化圈中，但是做为知青他在辽阔的草原上对萨满影响的蒙古文化耳濡目染，他们笔下的萨满世界神秘而又充满性灵色彩。

萨满教中“万物有灵”思想渗透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二者均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我国古代思想中，“天”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为自然之天；其二为人格之天，即具有性灵、人格、意志的神性之天。“天人合一”思想从古至今也在不断发展中：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持有崇拜、敬畏、顺从，甚至是盲从的态度，认为在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没有任何能动性。在萨满诸神中，猎人们尤其看重山神，认为山上的一切是山神豢养的，出猎前或者祭祀日都要将最丰盛的祭品供奉给山神，祈求他们出猎成功，有个好收获。郑万隆在小说《峡谷》中，鄂伦春人将山神“白那恰”用尖刀刻在樟子松齐眉高的树干上，尖尖的鼻子因受到信徒的膜拜已变得乌亮。“白那恰”不光在萨满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而且深藏于萨满人的心中：在鄂温克民族中孩子受到惊吓，“母亲轻轻地揉着他蓬乱的头发，虔诚地向山神祷告着。”[2]萨满教中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便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初形态。“寻根”作家迟子建自童年便受萨满文化的熏陶，她说：“我生长在大兴安岭，受鄂伦春人‘万物有灵’论的影响，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做是生命的伙伴。”[3]在鄂温克“史诗”《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家真实记录了鄂温克人的思想意识，鄂温克人认为自然中的山川、河流、森林都是有灵魂的，也都有它们的守护神，人们爱护自然，自然和神灵就会赋予人们一切。其中“火崇拜”是萨满子民的重要意识，书中最后一个萨满叙说道：从她记事起，营地上的火种就没熄灭过。搬迁的时候，走在第二位的便是驯鹿驮载的火种。鄂温克人把火种放在埋着厚灰的桦皮桶里，不管路途多么艰难，光明和温暖始终伴随着他们。如今，东北人仍然保留着“火崇拜”的习惯，哈尔滨的冰灯便是萨满文化的遗存。蒙古族的原始宗教也是萨满教，虽然自16世纪开始藏传佛教逐渐取代萨满教，但是萨满教的原始形态、原初观念在蒙古民间仍然根深蒂固。蒙古萨满教中将天称为“腾格里”，也叫“长生天”，它是蒙古萨满教中产生时间最早的神。蒙古族《多桑蒙古史》云：“鞑靼民族之信仰与迷信……皆承认有一主宰，与天合名之曰腾格里。”[4]“腾格里”在蒙古人眼里是掌控一切的神，他庇护着草原民族。在姜戎的《狼图腾》中，蒙古人依旧保留着“天”崇拜思想，腾格里成为草原人的灵魂向往与精神支柱，蒙古人认为：离狼群近，离腾格里就近，灵魂便于升天。刚到草原的知青听牧民说，草原狼会飞，是因为狼是腾格里派下来的。当“飞狼”吃掉十几只、咬死二百多只羊时，牧民们以为“腾格里”发怒了，要给草原带来灾难，纷纷跪下来朝腾格里磕头。这种“天”崇拜令蒙古民族敬畏天，敬畏自然，敬畏草原生态。尽管这个阶段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人的“自我”意识尚不强烈，有其愚昧性，是人类文明未开化，科技不发达的表现，但是在这些朴素的观念下，人们对自然顶礼膜拜，更不敢妄意破坏，一切原生态的环境受到了极大的保护。

原始的“天”、“人”关系中，人处于被动地位，是不平等的。自春秋战国时期，“天人合一”思想中“人”的意识明显增强，人开始意识到自我的力量。在天人共存的过程中，人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而是人与天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至宋时期，“天人合一”思想达到纯熟，人与自然实现了平等、和谐共生。《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表达的便是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可以说，在该思想发展过程中，人与天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从人对自然的盲从、恐惧，发展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季羡林先生对“天人合一”做出的综合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相互理解，结成友谊。同样，“万物有灵”信仰的最高境界不是将自然看作是神，而是把自然当作热爱的对象，将自己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郑万隆中篇小说《我的光》中猎人库巴图是萨满教的忠实信徒，他守护着山林，甚至相信山里的一切都有灵性。一个带着利益之心的纪教授深入丛林本为了开发自然资源，不料却被库巴图的宗教情结感染，也开始相信万物用灵。因此当纪教授拍照不慎跌入山谷时，身上竟然一点伤都没有，表情既不痛苦也不惊恐，反而是平静安详，眼睛里还伴着喜悦。大山保护了纪教授身体的完整；纪教授也将死亡看作回归自然。乌热尔图的《老人与鹿》描写了八十一岁的鄂温克老人大半辈子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里，晚年他“被现代化”进了现代村庄。但是每年他都要到山林中住上三天寻找他的“老朋友”。“这里的河、树、鸟儿、鹿，都是我的朋友。它们帮助过我，帮我活到现在。”[5]晚上老人侧耳倾听着小河的歌唱，期待着第二天能够见到他的“恋人”——那头七叉犄角的老鹿。当那头鹿被山下的现代人套死后，老人的精神支柱被无情地连根拔起，他栽倒在地上，双臂搂抱着大地。这位老人以“殉鹿”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地生灵的伤痛深深刺痛了鄂温克老人的内心，他宁愿随之而去，将自己的生命留在大山里。在姜戎的《狼图腾》中草原蒙古族将天鹅尊为神鸟，因为他们圣洁、典雅、高贵、祥和，给美丽的塞外草原带来荣耀与欢腾。受萨满文化影响的迟子建在谈创作体验时提到：“童年围绕着我的，除了那些可爱的植物，还有亲人和动物。请原谅我把他们并列放在一起来谈。 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的朋友。”[6]在迟子建的眼里动物、植物、人都是平等的，因此她的作品均是以平等的视角对待自然万物，而不是居高临下的审视。《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写道：“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7]迟子建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以平等的视角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她笔下的鄂温克人更是与自然和谐共生：他们寄生于自然之中，对自然的消耗是珍惜而节制的。生火只用枯死的树枝，器物只用可以再生的桦树皮制作，搭建“稀楞柱”（鄂温克民族的房子）只是反复使用几根柱子，狩猎也只是为了迫不得已的生存。他们并不因为拥有整个森林而暴敛天物，而是小心呵护着自然赐予的万物。

“‘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消解人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人和谐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8]萨满教中的“万物有灵”发展至天人平等也有效地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确保了生态的平衡与持久发展。在“寻根”主题文学中，作家为我们呈现了萨满文化影响下人与自然平等共存、和谐繁荣的自由、祥和景象。但是随着现代文明的侵袭，曾经原生态的和谐被逐渐打破了。“寻根”作家感伤地为萨满文化的消逝、为人与自然美好的昨天吟唱一首挽歌。郑万隆、乌热尔图、迟子建、姜戎均在作品中描写了汉族人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对原生态自然的圈定与践踏。莽林深处，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被迁居到山下的现代定居点，驯鹿从野生变成了圈养，一棵棵生命力旺盛的大树在机器声中轰然倒塌。草原上，狼群、天鹅、獭子……被成群杀掉，草原日趋沙化。面对日益恶劣的生态关系，人们开始眷恋原始自然的辽阔、浓密、深广、壮丽。萨满文化中原始、朴素的“万物有灵”观念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生态意识令人们深刻反思，“寻根”主题文学无疑带着一种怀旧情绪，一种生态信仰为我们建构了独特的原始生态空间。

二、“英雄崇拜”情结铸就了“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

萨满教的另一种信仰为“英雄崇拜”，它赋予了北方民族彪悍之风，也丰富了整个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学会了务农、豢养等生产形式，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变化，人对自然不再是渺小得只能绝对服从、绝对依赖，而是开始以人的意志、方式去生产、生活，人们开始逐渐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甚至控制自然。氏族出现以后，在与自然进行对抗的过程中，那些曾经为部族开拓生存、发展空间的人逐渐受到部族群体的祭奠、供奉，从而发展成为祖先崇拜。氏族的萨满被称为“神授萨满”，即为祖先选定的神，以通达天地与人世。随着观念的发展，祖先崇拜已经不止于血缘观念，各类英雄都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进而发展成为“英雄崇拜”。英雄崇拜使萨满教不仅仅局限于对亡灵的敬仰，也有对现实英雄的崇拜与效仿，并且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愈强，其英雄崇拜情感就愈浓烈。萨满教主要覆盖的北方更是滋生“英雄崇拜”的土壤，那里较之中原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寒冷的气候、凶猛的野兽、险峻的地势等均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威胁和挑战，那些在自然面前不畏生死，勇于挑战的英雄成为民间顶礼膜拜的现实“神”。“对英雄的崇拜不仅体现在他们的尚武精神，也体现在崇尚智谋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训言：‘力猛乃一世英雄，智勇乃万世英雄’。”[9]受萨满文化影响，英雄情结、英雄文化是草原蒙古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蒙古民族正是凭借这种英雄精神，以成吉思汗为代表先是统一蒙古各部，随后攻入中原，主宰华夏，至元朝中国版图达到史上最大。除了蒙古族，信仰萨满教的鄂伦春、鄂温克、女真等少数民族也都具有“英雄崇拜”情结。儒家经典《易经》的第一句话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即自然的运动是刚强劲健，周而复始、永不停息的，君子则如自然一般坚毅刚强、发愤图强。萨满教中的“英雄崇拜”令北方人民具有了坚韧不屈的生命力量，也使得北方民族具有了无限的开拓精神，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原初形态。

在“寻根”主题文学中，没有塑造载入史册、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而是以民间视角描摹了萨满文化圈中普通民众的群像。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英雄的举止、英雄的气度、英雄的精神。他们不曾有过豪言壮语，不曾做过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是他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与自然抗争、与野兽搏斗，为救助他人、为保护弱小不顾个人生死。他们是北方英雄，也是中华硬汉。在“萨满教”中，萨满是通天之神。 更是萨满子民眼中的英雄。在今人看来，“萨满”跳大神治病、祈福、驱灾等仪式是巫术，但是在萨满教兴盛时期，萨满的很多行为却是一个个壮举。遵照神的旨意，萨满每次施行招魂术救人时必须失去一个自己的孩子，尽管如此，萨满仍然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使命。如《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描写的萨满妮浩为了给他人招魂医病，每次都要失去一个孩子，她的三个孩子均因为她做为萨满实施招魂术医救他人的孩子而丧生。做为一个母亲，她是悲伤的，但是为了萨满使命，更是为了人间大爱，她宁可割舍个人情感和骨肉。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超越了生死界限，令萨满身上闪烁着英雄的光辉。迟子建塑造的两位萨满：尼都和妮浩均命运坎坷、悲壮，做为宗教使者他们身负着守护种族、维持其生息延续的重任，为此他们耗尽全身的精力、甚至自己的骨肉。他们是赋有神性的英雄侠士，是萨满子民的精神领袖。此外，萨满教中的“英雄崇拜”也令鄂温克民族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中具有了勇猛的气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鄂温克人个个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量，他们强烈的生存意识和不屈的战斗意志令和平时期的人们萌生敬意。林克、伊万、拉吉达等是鄂温克民族英雄的代表，面对凶恶的野兽、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不但没有退缩，而是凭借着智慧与骁勇直面对抗。为了保存鄂温克人赖以生存的驯鹿，当瘟疫肆虐之时，林克带着精心挑选的三十几头驯鹿与族群、与病鹿群隔绝，独自到荒凉区域生存，最终林克奇迹般地将这些驯鹿保存下来，使得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有了“种”的延续，林克自然成为鄂温克人心中的英雄。受萨满文化影响的鄂温克女人也各个都是劳动与捕猎的能手：当营地上的男人们离开时，女人们便如男人一般承担起所有的劳动，甚至是勇猛地围猎。正是在这片饱含原始和荒蛮色彩的黑土地上，萨满信仰的雄健和野性的生命意识得以盛行。80年代郑万隆、乌热尔图笔下的陈三脚、张发海、申肯、尼库等也都是一个个民间英雄。

草原民族的勇莽精神与力量更显“狼性”民族的本色，《狼图腾》中蒙古妇女嘎斯迈豪放、质朴、勇敢，她能只身毫无畏惧地与凶恶的狼进行搏斗。她的丈夫巴图智勇双全，他在群狼攻击马群之时凭借自己的智慧、经验，以及“狼”的无畏精神将马群保护下来。他们的儿子巴雅儿更是继承了父母的英雄气概，幼年便能与狼搏斗。巴图一家仅仅是蒙古萨满同胞的一个缩影，在他们背后是无数个受萨满文化影响的英雄。当然《狼图腾》歌颂的真正英雄不是人类，而是狼群，它们是蒙古人的图腾、战神、保护神，更是草原上勇敢、威猛、智慧的现实英雄。关于狼，姜戎写了几个宏大场面：群狼围堵黄羊；狼群在白毛风之夜猎杀军马；“飞狼”夜袭羊圈……在这些场面中，狼以群体形式出现，他们团结互助：在夜袭羊圈过程中：一头最大的狼斜站在墙外，后爪蹬地，前爪撑墙，用身体给狼群当跳板。其他的狼在几十米以外的地方冲上来，跳上大狼的后背，再蹬上大狼的肩膀，一使劲就跳进了羊圈里。狼群有勇有谋：在猎杀军马之战中，它们充分利用天时与地利，在白毛风之夜，将马群赶集到刚结了一层薄冰的大水泡子里，利用一切计谋进行绞杀。整个作战计划的缜密，仿佛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坐阵指挥，而诸位将士各个骁勇善战。狼群又是坚韧不屈的：当包顺贵带着队伍追杀掉队的两条老狼时，老狼如壮士一般选择了壮烈自杀，而绝不抱头鼠窜，或者坐以待毙，更没有求饶告败。那头公狼选择在四面峭壁中跳入碎石之中，任滚滚砂石将其掩埋；而母狼选择扒塌洞穴，将自己活埋。这种自杀式的毁灭令人肃然起敬，在这群狼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节。狼是蒙古民族的图腾，其灵魂深处的英雄崇拜是狼图腾的核心精神。无论草原狼还是草原蒙古人，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他们身上不屈不挠的斗志正是华夏自强不息精神的源头与体现。《狼图腾》虽然没有正面提及萨满教对草原的影响，但是萨满教做为草原最原始的宗教，其影响始终存在，它赋予这个游牧民族的英雄气概与野性力量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原始的生命力。农耕民族文化的内敛与游牧民族文化的张扬彼此交融，令华夏民族生生不息，当然这种英雄精神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遗产。

萨满文化中的“英雄崇拜”孕育了北方人的铮铮铁骨，在中国历史上蒙古族、满族、鄂温克、鄂伦春等萨满少数民族均用他们独立、倔强的性格谱写了光辉的民族史歌。蒙古族、满族更是以浩然霸气改写了中国历史，现代东北抗日联军在民族危难之时奋勇杀敌，舍生取义。他们是北方民族的骄傲，也是华夏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写照。萨满文化崇尚的力量、强悍、坚韧、勇敢铸就了民族的脊梁，凝成了中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而谱写了五千年的华夏历史。

三、结语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萨满教做为一种原始宗教已经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萨满教长期作用于人类所形成的萨满文化成为萨满子民的集体无意识。“寻根”主题文学重新唤醒了北方民族灵魂深处的共同记忆，增强了其民族共同意识，同时萨满文化中“万物有灵”思想、“英雄崇拜”观念为中华文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其“万物有灵”的观念包含的“天人合一”思想从生态学角度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现代工业文明侵袭全球的今天，面对日趋恶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感慨人类昨天的质朴，怀念自然昔日的繁茂，呼唤人与自然明日的平衡共荣。萨满文化中的“英雄崇拜”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异曲同工，她为中华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劲的生命力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不但需要有“羊性”的祥和与平等，也要有“狼性”的雄健与壮美。“寻根”主题文学对萨满文化的回溯实现了北方民族的一次精神原乡，也是对中华多元文化之“根”的一次发掘，令我们在亚文化渐趋衰落消亡的今天，看到了曾见繁盛而多元的华夏文化。

[1] 朱立春.北方民族萨满文化的演变[J].东北史地，2014(11):51-56．

[2] 乌热尔图.棕色的熊——童年故事[J].民族文学，1982（11）：31-38．

[3] 桑克，迟子建．作家迟子建访谈：在厚厚的泥巴后面[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98．

[4] 多桑.多桑蒙古史(上册)[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62:30．

[5] 乌热尔图.老人与鹿[J].上海文学，1981（8）：65-73．

[6] 迟子建.寒冷的高纬度——我的梦开始的地方[J].小说评论，2002（2）：35-37．

[7]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

[8] 徐春根.“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3):26-31．

[9] 宋茹.从《蒙古秘史》看草原民族的狼图腾与英雄崇拜[J].山西师大学报，2014（S4）：66-68．

O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haman Culture in “Root-tracing” Literature on China Since the New Era

LI Ke-wei

(College of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Shamanism has withdrawn from the history, but the original thought in shamanistic culture has positive impact on China that “animistic concept” is similar to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at has jointly built up a harmoniou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exist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that “hero worship” derived from “ancestor worship” by filling people with shamanism of fighting strength and pioneering spirit and by enriching Chinese national spirit-“As Heaven’s movement is ever more vigorous, so should a gentleman ceaselessly strive along”. In the new era “roots” literature has been constantly repeated in Shamanistic culture by stressing on the Chinese virtues of “equality”, “harmony” and “vigor” .

root-tracing; Shamanistic culture; Chinese nation; positive impact

I021

A

1008-2395(2017)02-0078-06

2017-02-17

省社科联2016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6lslktziwx-06）；2016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6BZW004）；2016年大连大学人文社科培育项目。

李珂玮（1979-），女，博士，讲师，大连大学教育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