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琰，张晓刚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 100037；2.大连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卢沟桥军事事变与察哈尔—平西战役

王 琰1，张晓刚2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 100037；2.大连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学界关于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全面抗战起点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主流观点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为起点，另一种观点是以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南苑为全面战争起点。日本方面称卢沟桥事件为“军事事变”，称察哈尔—平西战役、华北会战为“华北事变”，战争扩大到中国南方后改称支那事变， 其意在否认侵略，推卸战争责任。正确界定事变与战争的概念，把握二者间的联系和区别，明确全面抗战的起始时间不仅有着厘清史实发展脉络的学术价值，更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由卢沟桥事变而引发的察哈尔—平西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中具有阶段性标志地位，经此一役，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阶段。

抗日战争； 卢沟桥军事事变；冀察政务委员会；察哈尔作战 ； 平西作战

关于中国全面抗战起点问题，主流观点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动为起点:“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1]学界的另一种观点是以1937年7月28日日军进攻北平南苑为全面战争起点：“平津战役是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个战役，它标志着七七事变这一局部冲突，终于演变成了中日全面战争。”[2]我们认为要正确回答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问题，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深入研究卢沟桥军事事变，努力恢复被岁月磨灭得已经模糊不清的察哈尔、平西1937年夏秋这一段抗日战争历史，搞清楚“军事事变”“战争”两个概念的联系和区别，把握住从“卢沟桥军事事变”到“察哈尔—平西战役”的历史发展进程。

一、卢沟桥军事事变

1937年5月到6月，通过1936年制造的丰台事件侵占了北平西南要地丰台的日本中国驻屯军驻屯旅团第一联队等部队，频繁地在宛平丰台地域举行军事演习。5月下旬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宛平城东大枣园山阅兵。6月至7月初，日军步兵学校又连续组织驻屯旅团各部队在宛平城北近郭地域举行演习，期间驻屯旅团的将佐们还悄悄来到宛平、卢沟桥手拿着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实地踏勘对比，并对第二十九军防地进行窥探。7月6日，丰台日军无理要求穿过宛平城过卢沟桥到长辛店举行军事演习，遭到守军拒绝，双方相持10多个小时，日军撤回丰台。7 日下午3点，驻丰台日军驻屯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开到宛平城北永定河东岸回龙庙一带演习。晚10点30分，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诬称听到从铁路桥附近大堤和宛平城墙方向发射的枪声，收队时又发现一名士兵失踪，清水准备大做文章。但“失踪”士兵旋即归队，清水竟然向宛平守军要求武装入城连夜调查在宛平城外“失踪”而且很快已经归队的这名士兵“究竟是怎么失踪的”，遭到中方拒绝。双方议决派员入城调查后，8日凌晨4时调查人员从北平乘车来宛平时，接到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电话通知的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又诬称遭到中国军队射击，日军遂称事态严重，来不及等待调查谈判，要求守军立即从西门撤出，让一木的第三大队从东门入城，再商议解决办法。中方严词拒绝日军入城。日军遂炮击宛平，两军展开争夺铁路桥和城池的激烈战斗。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复与日军中国驻屯军谈判，为了乞求和平，最后竟至不惜屈辱地答应日方几乎全部的无理要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亲自出面道歉、惩处肇事负责人、排除妨害中日关系之人物、保证彻底取缔引发事变的反日社会组织团体、中国军队退出永定河左岸地区、退出宛平和卢沟桥，先后签订了《秦德纯—松井协议》《秦德纯—松井协定》《解决华北冲突细目协定》。然而每次协定签订后墨迹尚未干便已被日军的炮火轰得粉碎，于是在更大的军事压力下，日军又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更无理更蛮横的要求。如此周而复始，日本中国驻屯军利用自己一手制造的卢沟桥军事事变争取到了充裕时间，完成了国内数十万军队的动员、输送过海和战略展开，逐步改变了自己在平津不利的战略地位。

7月28日上午南苑之战后，日军在北、东、南三面扫清了北平外围各要点，但此时平津一带日军只有4·5万人，国内动员的5个师团尚未到达，要完成军部定下的扫荡平津地域的第二十九军十万之众，也实在是力不从心。可悲的是第二十九军高层战前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拨给的50万元国防工事修筑费全部挪用了，根本未建一处永备工事，连北平城内临时赶筑的沙袋街垒在7月24日宋哲元到北平后为了讨好日军也下令一律拆除了，事实上第二十九军全军除了吉星文指挥的驻守宛平卢沟桥长辛店地域的第三十七师第一一零旅二一九团修筑了一些野战土木防御工事外，其余各部队都处于毫无防御状态。战前第二十九军拟定的作战计划是以察哈尔北部边界、东部边界和永定河从门头沟沿河城至天津段右岸地域为第一防御地带，平、津两市皆处于第一防御地带以外，名为阵前左右翼两据点，实则准备一旦有事即放弃，只想保存实力，根本不想固守。所以7月27日日军在北平北郊、东郊发起进攻后，宋哲元口头上说固守北平，还成立了城防司令部，不过是虚应蒋介石给他下达的固守北平3日待援毋退的命令而已；28日上午毫无防御工事不堪一击的南苑军营刚一弃守，下午两点第二十九军高层就开会决定按原定的作战计划主力立即撤出北平、天津，退至永定河以西以南，遂不战拱手让出故都、海口，连夜带第二十九军北平守军主力逃往保定。29日凌晨日军被第二十九军天津守军自发反击和通县伪军主动杀敌缠住，无力追击宋哲元。天津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撤走后，实力有限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对南口、良乡和静海、唐官屯的中国军队只能保持戒备，力求稳住平津地区，等待国内动员的5个师团到达后再发动战略性进攻。

7月29日凌晨宋哲元、秦德纯和第二十九军主力虽然撤离了北平和宛平、卢沟桥，但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尚在北平，留下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并兼北平市长，还留下第二十九军独立第三十九旅、独立第二十七旅和冀北保安部队两个旅。日军不得不继续与这个谋求和平的地方合法政权打交道，甚至一度非常想建立一个以张自忠为首的与日本合作的华北自治政权与南京抗衡。张自忠一再婉拒日本中国驻屯军的要求，总以时机不成熟推脱，不肯宣布反蒋自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中国国民政府在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地区的地方行政机关、中国主权的象征，张自忠继续以委员长名义四处谋求和平，使日军勉强扶植建立的毫无威望的北平地方维持会伪组织根本无法合法存在、展开活动。中国驻屯军首脑始终扶植不起一个够格的可与日本合作能够抗衡南京国民政府的汉奸傀儡政权，已无法完成领受的间接割裂侵占华北五省的任务，于是只能“通过皇军之手”直接把一场地方性的冲突事件赤裸裸地转变为国家间的全面侵华战争。于是先派兵分别包围北平北郊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在北平城内维持治安的独立第二十七旅，然后以“张自忠不配合”为名将这两个旅强行缴械，使张自忠和冀察政务委员会失去基本武力，继而逼迫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张自忠则要求先解散伪北平地方维持会。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即悍然下令逮捕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张自忠被迫隐匿，并在8月7日晨报上声明辞去一切代理职务。张自忠辞职离开后，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停止了国民政府地方行政机关的一切职能活动，不久即自动解散。7月30日就已卖身投敌的江朝宗等一批北平地方维持会的汉奸们随着8月7日张自忠的被迫辞职才具有了明确的身分和权力。日本中国驻屯军侵犯中国主权、治权，割裂侵占华北的企图至此已经成为赤裸裸的事实，历时一个月的卢沟桥军事事变终于结束。

二、察哈尔—平西战役①关于“察哈尔—平西战役”，作者已在《寻绎全面抗战初起的平西作战》一文中有专门论述。

察哈尔—平西战役又被称为“华北会战序战”。包括察哈尔作战（即平绥路东段作战）和平西作战。

“九一八”之后日本军部每年年初都要秘密编制对华作战计划，但1937年年初制订的对华作战计划的《用兵纲领》规定：进攻中国的兵力要用8个师团在华北作战，5个师团用于上海、南京、杭州，1个师团用于华南，兵力共14个师团，大大多过历年计划，达到了日本南北两线对苏对华同时作战设想中能够用于对华作战兵力的极限。侵华兵力虽然拟定分散在中国东部三地使用，但强调华北战场是对华作战的决定性战场，华东华南战场只是战争波及地域的辅助战场，这一点在历年制订的侵华战争计划和1937年实际展开的侵华战争历程中都始终未变。

1937年8月初，随着日军第五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师团等部队陆续在大沽登陆，8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作出修正后的华北会战计划：

一、部队集中后即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时间定为9月下旬或10月上旬，决战正面为保定沧州一线，主要战场在平汉线保定一带。

二、第五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首先沿平绥线发起进攻作战，占领察哈尔。作战中与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密切配合。

三、保定沧州决战后，向石家庄德州一线追击作战。

四、准备在华北会战后，配合山东和长江下游日军作战。

日本政府和军部企图通过华北会战使中国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争的机会。[3]

业已得到加强的中国驻屯军根据华北会战计划立即向昌平、南口集结兵力、兵器，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8 日、9日向南口连续两天发动试探性武力攻击。8月9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批准了《中国驻屯军华北会战修正计划》，命令中国驻屯军立即进行平绥路东段作战，以有力兵团消灭张家口以东的中国军队，然后作为华北会战日军右翼第一军的保障兵团，通过察南前出到易县保定，与沿津浦铁路南下迂回至保定南部的日军左翼第二军主力，共同配合沿平汉路南下的第一军会攻云集在保定地域的中国第一战区主力部队。同日命令关东军组建察哈尔派遣兵团，会同伪蒙军从热河、内蒙进入察哈尔北境，再会同察北伪军南下切断平绥铁路，攻占省会张家口，配合沿平绥路西进的中国驻屯军作战。1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即全线大举进犯南口，开始执行军部1937年年初制定的武力肢解华北五省、通过华北会战一举歼灭云集河北平原的中央军主力、逼迫国民政府屈膝的侵华战争计划。[4]奉中央军委会之命8月5日刚刚赶到南口居庸关一线抢防的中国陆军第七集团军第十三军将士立即奋起抵抗，在“中国铁门”（居庸关）上空隆隆不绝的炮声中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争的沉重战幕徐徐拉开。

（一）察哈尔作战

察哈尔作战又称平绥路东段作战，我们分南口之战和张垣之战叙述讨论。

1.中日两国军队的临战态势

日本方面，中国驻屯军先后投入平绥路东段作战正面南口战场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驻屯步兵旅团一部、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步兵旅团、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先遣支队（三十八联队）、第五师团以及加强的野战炮兵联队、重炮兵中队、化学兵部队、战车部队、骑兵部队、工兵部队，此外还有热察守备队、伪冀东保安队，共8万人；投入平绥路东段作战侧翼张垣战场的兵力有关东军摩托化混成第十二旅团、摩托化混成第十五旅团、1个机械化旅团、1个汽车牵引105毫米口径野战榴弹炮联队、9个伪蒙骑兵师和伪蒙靖安军，共约6万人；进攻察哈尔的日军伪军总兵力达14万，拥有各种口径火炮约450门，坦克约120辆，两路日军随时都可得到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14个中队约300架作战飞机的空中火力支援。平绥路东段作战正面战场日军指挥官是第五师团师团长坂垣征四郎中将，侧翼战场日军指挥官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

我们要在这里先作一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日军陆军的编制问题。关于日军“军”，普通军辖2～3个师团，兵力相当于二次大战苏军的大型诸兵种合成集团军， 8万人左右；大型军下辖4～10个师团，相当于二次大战中美、英、德军队的集团军，兵力12～25万人，如日军武汉第十一军1942年兵力达到10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飞行联队。关于日军 “师团”，野战师团兵员编制25000～40000人，分为下辖2个步兵旅团1个炮兵联队、3个步兵旅团2个炮兵联队、4个步兵旅团2个炮兵联队3种师团，实力相当于西方各国军队和中国军队编制的军。关于日军“旅团”，无论步兵旅团、炮兵旅团、战车旅团兵员编制都是7800人，实力相当于西方国家、中国军队丙等师；“独立混成旅团”兵员编制12000～15000人，有1个炮兵联队，实力相当于西方国家、中国军队甲等师。日军“联队”、“大队”的实力也远超过中国军队的团和营，日军步兵、炮兵、战车联队兵力都是近4000人，西方国家军队一个团近3000人，中国军队甲级师一个团2000人，普通师一个团1200～1500人。日军步兵、炮兵、战车一个大队兵力都是1089人，中国军队甲级师一个营600人，普通师一个营仅400～500人。日军中队兵力为194～250人，小队60人左右，是中国军队连、排兵力的约两倍。今天军事科学院在军事历史研究中把当年日军的军、师团、旅团、独立混成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建制名称一律规定改称军、师、旅、团、营、连、排，愚意以为不妥，既有违当年日军各级建制名称和兵力编制的历史实际，也必然误导、困惑军事历史研究人员和关注第二次中日战争历史研究的广大读者。

中国方面，8月5日中国陆军第七集团军第十三军全部经铁路输送到平绥路东段南口前线，比原计划拖延了2天，距日军8日开始侦察性进犯南口只有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展开、布防。全军28000人及装备要开赴、进入到正面战役地幅达240里的宽大地带布防，各师、旅、团分划防御地区，建立指挥所、通信网，查看地形，构筑野战工事，人员、重武器进入阵地，建立后勤体系，配置野战医院和救护站，选择预备队控制地域，其时间之紧迫可想而知。造成接防延误局面的，固然是因为日本陆军航空队关东军第二飞行集团握有绝对的制空权，一批批日机的轰炸扫射削弱了平绥路的军事输送能力，另外，察哈尔当局不愿军列入境过境层加限制阻拦亦是重要原因。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缺1个团，留在丰镇原防地）师长王仲廉甫到怀来立即率部开赴南口居庸关前线紧急布防，督促官兵日夜赶筑工事。王仲廉以第二六五旅五二九团、五三零团（缺1营，留驻青龙桥八达岭要地）沿苏林口——南口——关子岭——虎峪——德胜口——燕子口——康陵监——上下口（灰岭口、贤庄口）二道关—线布防，以师工兵营（缺第三连）守御居庸关；以第二六七旅（缺五三三团）守御延庆——永宁城；以配置在永宁以东的师骑兵连巡逻警戒二道关以北漫岭、南山、天门关、营盘口、靖安堡、宁疆堡各点，并联络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八十九师一线防御阵地正面绵延140里，对平北、热河方向之敌构成防御。此外，派出师工兵营第三连警戒南口右翼苏林口到龙门口100里山地要地和里长城各隘口；以第二六七旅五三三团和第十三军临时加强给第八十九师的第七集团军直属炮兵二十七团1个山炮营作师预备队，控制于八达岭外康庄地域；以师炮兵营9门山炮配置在南口（5门）、得胜口（2门）和永宁——延庆（2门）3个要冲防御阵地。师部初设怀来，后前移至榆林堡，开战后在居庸关上关建立了师前进指挥所。②现有的书籍论文都改作“居庸关关上”或“八达岭关城”，皆系不知居庸关上关、八达岭关城而误改。这里的“居庸关上关”指的是居庸关旧关，在关沟明代居庸关北4000米处；八达岭关城是居庸关外关。

根据刘汝明向军委会的建议，新组建的第十七军转隶汤恩伯指挥，其先头部队第八十四师于8月6日、7日全部到达平绥路东段北部宁疆堡——赤城——龙关——关底一线，立即布防，师指挥部设在雕鹗堡，第八十四师阵地对多伦、热河方向构成防御。关底以西常峪口——神威台——蠢恳台——洗马林一线则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察哈尔省主席兼第一四三师师长刘汝明率第一四三师和察哈尔保安第一旅、骑兵旅、游击旅、独立第二十七旅驻守，赤城以北长城独石口由察哈尔保安第二旅（该旅被刘汝明主动交给第十七军军长兼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指挥）、察哈尔独立骑兵团警戒。

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汤恩伯把司令部设在怀来，把第十三军第四师（缺1个团，留在集宁原防地）和军补充团作总预备队，控制于下花园、怀来地域。第二战区加强汤恩伯部队的第七集团军直属炮兵第二十七团抵达怀来后，根据汤恩伯命令一个75毫米山炮营开到雕鹗堡加强第八十四师防御，一个山炮营开赴康庄加强第八十九师预备队，一个山炮营留在怀来加强城防。

刘汝明向军委会建议把原定由他指挥的第九十四师也划拨汤恩伯指挥，按计划该师应于8月10日到延庆、永宁，第九十四师先头部队五五九团、五六一团8月14日晚间才到达延庆、永宁接防，后到的五六四团则配置在怀来作为机动兵力。

第十七军第二十一师6个团（每团仅1200人）是15日至18日陆续到达怀来的，因战况危急，被迫以团为单位随到随投入战斗。第十九军第七十二师、第六十一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分别于19日、20日到达怀来，第七十二师20日进入居庸关右翼长城线横岭城、镇边城地域，21日投入大战；独立步兵第七旅最后调至怀来担任城防守御。

以上汤恩伯指挥的作战部队共约6万人，加上张垣之战第七集团军第三十五军、第六十一军（缺独立步兵第七旅）、第二战区骑兵第一军（骑一师、骑二师）共19个团，刘汝明所部20个团共约60000人，总计察哈尔战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12万人，没有坦克、飞机、重炮，装备的75毫米口径火炮也数量寥寥。第13军是中央军主力，号称装备精良，但是其第八十九师仅有一个炮兵营，装备射程仅有四五千米日本大正十三年式75毫米山炮9门；其第四师惟一炮兵营装备射程7000多米德国卜福斯75毫米口径山炮12门。南口前线中国军队炮兵火力的中坚是临时加强给汤恩伯的第七集团军直属炮兵二十七团3个炮兵营。至于其他地方师、旅部队则只能装备些小口径火炮。各部队装备的迫击炮多为南京制造的82毫米炮，进口的大口径迫击炮仅原为第二十九军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装备了一个连。察哈尔作战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是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上将。南口战场守军兵力之所以单薄，错在军委会把本来就只编有两个师的第十三军的两个大团留在后方原驻地一直投闲置散，仅有8个团上前线。傅作义训练出来的第七十二师虽仅7000人，却颇有战斗力，但也有1个团被阎锡山硬是扣留在山西。在南口最危急的时刻，阎锡山把派到南口作战却一枪不放的晋军1个旅也撤回了山西。

中国军委会为了保卫察哈尔， 8月3日急电刘汝明、汤恩伯：

现在最急要者，为先用强大兵力一举收复张北，铲除其根据地后，我军即筑强固工事守御之，此为惟一要着，务希兄等即下决心，星夜实施，切勿稍延，以误大局。

军委会估计，关东军10天后当自热河进攻张家口。一面派汤恩伯领军抢防南口，一面电商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领军与刘汝明军于8月12日东西两路出击商都、张北、崇礼和多伦，以为拒阻关东军进攻张垣和尔后作为国军反攻热河的基地。

军委会鉴于察哈尔战场敌军实力强大， 8月11日电令卫立煌将军立即在保定以北集结第十四军，限10日内进入察哈尔境内直接协同汤恩伯部作战。后由于卫部驰援察哈尔不力导致汤恩伯部溃入察南，日军一部遂跟踪三面包围压迫退守平西的卫纵队第十四军和朱怀冰第九十四师，引发了持续23天的平西作战，故我们称卢沟桥军事事变后中日两军展开的华北会战序战为察哈尔—平西战役。

2.南口之战

经过8月7日阵前接触，8日、9日连续试探性进攻后，南口前线日军指挥部大致摸清了守军防御的虚实，遂于8月10日遵照参谋本部9日下达的作战命令对察绥门户南口、居庸关中国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南口居庸关方面，8月10日上午日军炮火准备持续了4小时，中午稍有间歇，午后1时恢复炮击，然后在小批次轰炸机不间断轰炸扫射掩护下，出动数千步兵、骑兵，十几辆坦克对十道岭、吊末湖、南口、德胜口一线中国陆军第十三军阵地连续发起猛攻，攻占了十道岭、吊末湖南岸、龙虎台、火车站、机车车辆厂和南口镇。全线战斗此起彼伏，以南口隘口堡城——关子岭一线战斗最为激烈，守军罗芳珪团长指挥五二九团官兵与日军厮杀3个多小时终于恢复了南口阵地。

自8月10日起南口前线日军每日出动3000～7000人，在40多门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包括铁甲列车承载的铁道炮两门）、三四十辆坦克、数十架飞机轮番轰击轰炸扫射支援下，反复向南口全线发起进攻，其中南口居庸关阵地平均一天落下炮弹五六千发，工事随修随毁。集结在昌平城西的独立混成第一旅团从8月12日也开始投入战场。中国军队在没有树木、没有工事的石头山上不顾伤亡惨重拼死固守，并适时组织发起短促的反突击、夜袭和逆袭，截至12日夜，南口主阵地已经7次易手。

8月14日南口居庸关防线正面日军进攻更加猛烈，坦克增加到60 多辆，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达到100余门，飞机每批次增加到20多架甚至30多架。持续七八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彻底摧毁了下关（即南口堡城，称居庸关下关）守军阵地，口内隘道每平方米都被密集落下的炮弹深犁了一遍，然后日军坦克、装甲车、步兵才敢发起进攻。

坚守南口的五二九团官兵经连日激战人员锐减。团长罗芳珪见敌人坦克纵队欺我反坦克炮少，又没有穿甲弹，以日军所谓的中型坦克打头阵，排成楔形纵队接连冲破隘口、臭泥坑两道阵地，冲向居庸关，遂被迫袭用肉弹战术，组织官兵再以血肉之躯拼死冲上去，先炸履带，后登坦克消灭乘员。尽管这次官兵们同样视死如归，炸坏中型坦克5辆，却并不能阻止大队日军坦克步兵突破阵地楔入防御纵深。战斗中罗团长也负了伤，他不肯下战场，命令官兵退据两侧大山，以火力阻止坦克后面伴随步兵跟进。此举迫使闯到居庸关关南防御阵地前的日军坦克纵队处于没有步兵掩护没有回旋余地的不利战场态势下，不得不狼狈折返南口隘口。当天午夜罗芳珪指挥已经连续血战了7昼夜（包括两天侦察战）的五二九团官兵在师预备队五三三团二营、三营支援下对隘口内的日军发起夜袭，再炸坏坦克5辆，消灭日军官兵4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32挺，若非日军1个联队生力军及时赶到，隘口内日军必遭全歼。

14日黄昏，南口前线日军第一次增兵，生力军是中国驻屯军驻屯旅团的部分兵力。南口居庸关战线、南口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的日军均得到了加强。

15日两军再度激战，战至下午6时，扼守南口右翼双岭口山峰的五三三团三营官兵全部牺牲于日军3000发炮弹火力覆盖下，阵地丧失，日军从此才得由南口右翼逐渐接近居庸关。南口左翼马鞍山、关子岭和隘道两侧高山仍然在五二九团二营、五三三团一营和二营勇士的手中，日军始终无法由左翼迫近居庸关。至此五二九团仅剩下400人，遂于午夜前奉命撤出战斗。

关于南口居庸关大战，当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

8月16日后居庸关战斗转趋缓和，南口前线日军进攻居庸关主要兵力兵器逐渐由居庸关战场转移到了右翼长城线战场。

李仙洲的第二十一师到达（15日至18日陆续到达，笔者注）以后，（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建议居庸关由李部接防，而以熟悉地形的第八十九师收复南口车站。正当问题未作决定的时候，敌人对居庸关的攻势突然停止，将主力转移到白羊城，向我右翼攻取镇边城、横岭城，企图由十八家越过长城（原文如此，应为越过怀来，十八家在里长城外——笔者注），进犯张家口，截断我军后路。居庸关战斗暂告缓和。

我们认真考诸史实，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进攻南口日军经过9天血战刚刚在南口右翼得手，好不容易兵锋逐渐接近居庸关，应该是攻关大战随即爆发，怎么可能居庸关战线反而会突然停止攻势战况转趋缓和呢？怎么可能集结起来进攻居庸关的主要兵力兵器会机动转移到右翼长城战场了呢？难道南口前线日军兵力捉襟见肘必须拆东墙补西墙吗？让我们看看当年一直死守南口居庸关战线的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将军的回忆：

当敌作战轴线转移，向我右翼延伸迂回之际，我南口正面，敌亦同时猛攻，尤以居庸关前之鏖战，最为激烈。

本师从8月7日抢防南口，血战序幕揭开，到居庸关之固守，鏖战迄今（8月26日），与敌血拼20天，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往返冲杀，演成了高度拉锯战状态，遗留下我们6000多官兵断臂折股和牺牲将士之头颅与残骸，遍布南口居庸关各山谷。

南口之战的历史事实完全可以印证王仲廉这一段话的客观性。

17日至26日居庸关争夺战一直处于白热化状态，日军数十次攻击中有几次集团冲锋已经拼死杀到居庸关南门之下，又都被五三三团、五三四团、一二三团守军最后以白刃格斗驱离了关门。8月16日南口前线日军第二次增兵，生力军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10000人全部被加强到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场。我们据有关居庸关战场记载判断，居庸关战场的日军16日也得到了一支生力军的加强。17日白天日军大举进犯居庸关未得逞，夜间则另有一股日军五六千人在夜暗和大雾掩蔽下攻入南口右翼苏林口，由峡谷间道前出至居庸关西北袭占了羊圈子，并分兵2000人占领了河西高地，直接威胁着青龙桥、八达岭，居庸关后路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占领羊圈子的日军加强有坦克、火炮，还有飞机不断临空火力支援。居庸关守军立即反击，经过18日凌晨至19日中午连续大规模血战，这两处日军被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七旅五三四团和第二十一师一二一团、一二二团、一二四团连续重创，在河西高地、羊圈子共丢下了880多具尸体狼狈败退，受伤者尚未计入日军损失统计。当时从日军战死军官身上证件查明这股进袭日军中有“三十八联队”的部队。我们注意到此战之前南口战场日军没有出现过此番号，这显然是一支新锐部队，经笔者核查三十八联队隶属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当时第十六师团尚在日本国内，而且尚未进入动员，我们判断三十八联队应是该师团平时保持的能够立即出动作战的齐装满员的成建制战斗部队，此次奉命临时编为师团先遣支队来华作战。三十八联队主力8月19日还参加了居庸关南门正面进攻战斗，并且使用了化学武器毒剂，这是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争爆发以来纪录到的首次化学武器战。[5]282可能是因为三十八联队这支先遣支队兵力毕竟有限，所以鲜见战史著录。此战后居庸关右翼、侧后、左翼、正面继续爆发了一系列激烈战斗，如19日居庸关右翼狮子岭争夺战、20号日军再度进袭羊圈子、22日居庸关下关东南山峦阵地敢死队白刃夜袭战，居庸关关城也于8月22日被日军铁道炮兵巨炮和重炮兵联队的炮火轰毁。而后又是居庸关关前拉锯血战、居庸关三面围攻战……事实是南口下关东南附近山地、居庸关接近地域8月16日之后仍然是两军反复血战争夺的主战场，仅8月23日午前因天降大雨停战了半日（明治建军以后日军装备中根本没有雨具这一项，因为皇军的历来训诫是帝国武士何惧风雨。笔者注），午后又继续厮杀。

23日下午得到第五师团兵力兵器加强的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日军重创了孤立无援的守军第七十二师四一六团，攻陷镇边城，由此越过里长城前出至水头，24日黎明到达十八家，直接威胁怀来、榆林堡、康庄。25日十八家日军兵分三路，第一路与怀来守军独立步兵第七旅展开竟日激战；第二路反复攻夺居庸关守军第二十一师师部、第八十九师师部和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守军各师师部、电话总机的驻地榆林堡；第三路则占领了康庄车站、岔道，切断了居庸关守军与各师师部、怀来总部的联系。从22号开始得到第五师团兵力兵器加强的攻关日军再次迂回到居庸关西北，重占了羊圈子，并攻击青龙桥。随着关前关后关左关右第五师团官兵蜂拥而至，日军从关南正面隘道、德胜口和青龙桥3个方向连日猛攻居庸关阵地，炮弹密如雨下，重炮弹轰毁了关城，坦克一度冲入关城南门，守军进行白刃格斗十多次，阵地始终屹立不动，直到27日凌晨2时居庸关守军奉命突围北走，死伤累累的日军才得以越过这道“中国铁门”进入察哈尔。

进攻南口、居庸关的日军是正兵，16日后从没有发生过削弱攻关日军兵力兵器，转移到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的事情，相反日军是一而再、再而三向居庸关前线派出了大批生力军和重武器，如8月24日下午两点王仲廉将军站在居庸关上关山顶关帝庙用望远镜观察到日军指挥部又通过铁路一次输送第五师团一个联队步兵和20多辆坦克到达南口车站。[5]284随着平绥路东段作战战况日益激烈，日军指挥部逐渐加强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攻击力量固然是事实，但每次加强的兵力都是新到达南口前线的新锐兵团，而且每次生力军投入都是同时加强整个南口前线。日军指挥部是不可能指望依靠拆东墙补西墙机动战场原有兵力兵器集中使用去实现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突破和居庸关中央战线突破的。日军指挥部在平绥路东段作战开始以前即意识到华北北部这一道天险单靠正面进攻是难以逾越的，因此战前日军的作战计划就包括南口居庸关正面攻坚和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作战两个部分。两个战场是平绥路东段作战发动第一天同时建立的，此后日军指挥部通过不断增强正兵持续猛烈进攻南口、居庸关以牢牢吸住守军主力，使守军非但不能分兵驰援右翼延翼迂回战线长城各口守军，甚至还迫使汤恩伯不得不一再分出较大比例的新锐援兵支撑屡陷危机的居庸关防御；日军指挥部又通过不断增强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部队实力多次突破守军防线，最终成功楔入守军防御纵深，拊击长城线守军侧背，破坏了守军指挥体系和后勤体系，动摇了平绥路东段战场中国军队整体防御的稳定性。居庸关守军被迫弃守北撤后，日军指挥部按照华北会战作战计划，又以云集在居庸关的第五师团主力为奇兵，立即实施深远战略迂回打击作战，直插怀来，夺取涿鹿、蔚县，兵锋指向涞源、保定，保障即将展开的华北会战日军正兵华北兵团第二军主力、第一军侧翼，共同发起华北会战，三路会攻云集在保定以北地域的中央军主力，击溃在华北的中央军精华，把战线推进到石家庄——德州一线，完成华北会战决战作战目标。

日军指挥部绝非直到8月16日南口攻坚碰得头破血流才觉悟到必须实施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作战。庚子之役德军出奇兵迂回居庸关右翼，攻陷镇边城，前出十八家，夺取怀来和居庸关的战例，当事国之一的日本岂能忘怀？日军指挥部此次平绥路东段作战计划几乎是当年联军统帅攻击居庸关作战计划的翻版。日军指挥部当然也不是靠降低居庸关战场作战强度甚至“停止攻势一周”，“把进攻南口居庸关的主要兵力兵器逐渐机动到居庸关右翼长城一线实施迂回突破”才取得战役成功的。靠削弱正兵加强奇兵，正兵必然无力吸引住当面的敌军主力和预备队与之合战，所出奇兵也就不可能冲阙捣虚而奏捷了；更不可能因敌主力分兵或撤退临机以正兵为奇兵大举进攻施行战略性深远突破打击而奏功，甚至还会因正兵太弱被敌军主力一举击破压倒。奇正战术是孙武的主要军事思想，自然也是素来尊孙武为东方兵家鼻祖的日军的基本战术，日军指挥部如果没有在战前集结起足够的兵力兵器，到战时捉襟见肘，要靠拆东墙补西墙，就不会有“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可言。日军指挥部并非不知兵不懂史！

在居庸关右翼及延翼方面，日军自8月8日（加上侦察战）以来连续主攻苏林口、南口、关子岭、虎峪、德胜口一线的同时，对南口守军左翼德胜口以北燕子口、康陵监、灰岭口、贤庄口第八十九师阵地仅作牵制性攻击；对赤城龙门所第八十四师阵地和第八十四师接防过来的察军独石口阵地，则以日军热察守备队、伪热河教导队、冀东伪保安部队不断进行骚扰性攻击；而对南口、居庸关右翼山地各要地、长城诸隘口则进行大规模延翼迂回作战。所谓延翼迂回作战即首先进攻距苏林口最近处的要地隘口，攻不下来,就向西延展战线，选择下一个要地隘口,再攻不下来，再向西延展战线，选择第三个要地隘口……不断增兵的延翼迂回作战持续了14天，直到日军攻陷了镇边城，越过了里长城防线，突进到能够据之直接威胁、攻击怀来、榆林堡、康庄的十八家为止。

8月9日南口前线日军第二次试探性进攻时，日军指挥部即派出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坂田支队（大队规模）向南口右翼山地迂回，首先占据了居庸关东南里长城山地军事要地明代修筑的白羊千户所所城。10日拂晓约400名日军携火炮数门从白羊城出发西进侦察可供迂回居庸关袭击怀来的出塞道路的设防情况，并相机夺据要点。对白羊城警戒的第八十九师工兵营3连的情报传来，第八十九师参谋长吴绍周奉师长王仲廉命令立即率领驻守居庸关的师工兵营（欠第3连）经居庸关西部东西大岭、吊末湖、十道岭向白羊城前进，迎击西犯之敌。双方在十道岭遭遇，展开激战。白羊城日军部队不断开到加入战团，工兵营无炮，只有两连兵力，实力悬殊被迫退守吊末湖。日军绕湖进攻失利，两军遂隔湖南北对峙。[5]278汤恩伯接报意识到未设防的居庸关右翼山地长城线各口随时有被日军迂回穿过的危险，从黄楼院后面隘口越过里长城则怀来在望，而西南20多里即是横岭城，由横岭越过里长城奔袭怀来、榆林堡、康庄、岔道也是即日可到，日军此举令平绥路东段全局震动。汤恩伯立即令总预备队第四师第十旅马励武部紧急向横岭城出动。第四师副师长陈大庆率领第十旅十九团、二十团分左右两路以最快速度开赴50多里外的横岭，两团防御地带在横岭城东南850高地衔接：左翼二十团在850高地、骡子圈、黄楼院一线抢修工事扼守；右翼十九团火速布防于850高地、黄土洼、老峪沟、禾子涧一线，其禾子涧阵地隔日军占领的黄土岭、吊末湖南岸与国军黄楼院、吊末湖北岸至居庸关防线相望。陈大庆的第四师临时师部设在横岭城。

10日下午4时，日军由吊末湖南岸分兵向西北窜扰黄楼院。被吴绍周指挥新到第四师第十旅二十团三营一个连兵力由西大岭侧击，打退窜犯之敌。于是二十团三营和第八十九师工兵营合编为一个支队接受呉绍周指挥防守黄楼院、吊末湖一线。

11日呉绍周命令三营攻击十道岭，白羊城日军大举增援，不利退回。

13日日军多次猛攻吊末湖、黄楼院，血战多时均被击退。又派出2000人继续向西南进行深远迂回，首先占领了高崖口，窥伺横岭城。13日晚，第八十九师工兵营调回居庸关彻底破坏铁路，吊末湖阵地由第四师第十旅二十团派兵防御。

15日吴绍周奉召星夜返回康庄，带领由第二十一师一二二团、第九十四师五六四团组建的怀南支队回到居庸关以西的榛子岭布防。

15日晨6时起日军千余人攻击老峪沟、禾子涧、850高地，被第十旅十九团击退，日侦察机一架被击落。16日日军再攻击黄楼院，被第十旅二十团和怀南支队东西夹击，败退。

虽经14日南口前线第一次增兵，实力仍然有限的右翼延翼迂回日军连日进攻黄楼院、横岭城、850高地不下。16日南口前线日军第二次增兵，将新锐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10000兵力全部投入到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

为弥补东西大岭以东至羊圈子之间30里巨大空隙，根据汤恩伯命令，16日吴绍周怀南支队迅即布防于东起岔道西南，西亘上下陈家堡一线，与东西大岭上的第十旅二十团防线衔接。

17日拂晓实力大增的日军大举进攻黄楼院、850高地、禾子涧、吊末湖阵地，企图一举突破居庸关右翼战线中国军队第一道防线，切断依傍里长城的第二道防线，然后乘势夺取横岭城和出塞道路，形成一条从白羊城通往横岭长城隘口的保障进兵、补给的通道，以利主力突进康庄、怀来。血战竟日后日军果然得手，不仅突破了禾子涧阵地、吊末湖防线，占据了黄楼院长城隘口一座空心敌台，前出到黄楼院长城以北和骡子圈之间，还攻下850高地东麓两座碉楼。当日汤恩伯急令总预备队第四师第十二旅石觉部两个团驰援横岭，第十二旅当日赶到前线。

18日上午石觉旅长带领二十四团占领了黄楼院溃口北面制高点，会同第十旅二十团、怀南支队一二二团一举消灭了黄楼院、骡子圈之间的日军，但竟日攻击黄楼院溃口和土木窑、崔窑之敌未克。

19日8时第十二旅二十四团向东攻击黄楼院长城溃口，怀南支队一二二团向西攻击溃口，第十旅二十团死守溃口两侧高地，血战3个多小时终于封闭了溃口。然后转向850高地北端710高地与日军展开争夺战，血战逾3时，敌渐不支。恰在此时，日军得到来自吊末湖的第十二联队两个大队的及时支援，于是又经过10多次阵前往复肉搏厮杀，方把850高地、黄楼院、禾子涧一带的日军击溃，至此完全封闭了黄楼院长城溃口。但守军随后收复850高地东麓两座碉楼时屡屡受挫，日军又在黄楼院两岔口大举反攻，持续炮击轰炸外又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毒剂，这是8月10日中日进入全面战争后一天内第二次纪录到的化学武器战。[5]374守军第二十一师一二二团刘芳贵团长在这次血战中壮烈殉国。在付出高昂代价后，守军于是日傍晚收复了850高地东麓两座碉楼。

19日蒋委员长电告汤恩伯：“卫（立煌）纵队李默庵军（第十师），18日由涿州来援，约于21日可到黄楼院附近。”

19日傅作义将军派出的援军第七十二师（四个团欠一个团，被阎锡山硬留在山西）和独立步兵第七旅的先头部队一个团已抵达怀来。

20日大雨浓雾，第七十二师和独七旅共6个团陆续到达居庸关右翼前线。傅作义将军在怀来主持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以第七十二师和独立步兵第七旅为出击主力的作战计划，时间定在21日21时，作战目标是歼灭十道岭之敌，确保占领十道岭。各守备部队相机恢复原有之阵地。20日夜间居庸关右翼出击部队已经分别运动到攻击发起阵地，可惜，此时南口前线日军正在第3次大举增兵，第五师团25000人附火炮迫击炮200门自20日起5天内陆续投入到十道岭、黄楼院、横岭、镇边城、大村和居庸关、德胜口各战场。

21日拂晓，日军以近万人向黄土洼发起进攻，以3000人向850高地进犯。中国军队的出击计划遂成了一张废纸。

21日再接蒋委员长来电，汤恩伯方知卫立煌所部3个师18日并没有出动，19日中午才由涿州陆续出动，又山地路少，分进不易，只能尽可能先到1个轻装团，时间也要晚于21日。这就是说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危急时刻已经无望于卫立煌援军。

自21日起，南口前线中日两军全线进入持续恶战之中。张垣方面进军察北的刘汝明部在关东军察哈尔兵团进迫下节节败退，22日越过养马林的日军机械化部队一部逼近张家口，攻占了省会西侧的郭磊庄火车站，一举切断了平绥铁路。24日怀来向后方发出的伤员后送军列中途被迫折回，从此数万作战军队后勤运输所能依赖的便只有察南山区的一条崎岖山路和牲畜驮运了。汤恩伯全军已经陷入几无后方依托作战的险境之中。

8月22日，汤恩伯两次电促卫立煌部火速来援，均未见回电。

8月23日，由于连日全线激战，每日损伤官兵约2000，汤恩伯已经再也没有预备队兵力可用，只得放弃面线防御，守点苦撑待援，遂下令划居庸关为第一固守点，由第二十一师、第八十九师守御；横岭城为第二固守点，由第七十二师、第四师守御；延庆为第三固守点，由第九十四师固守；怀来为第四固守点，由独立步兵第七旅、炮兵第二十七团守备。第八十四师因当面敌人较弱，处在屡次出击获胜的主动地位，仍在原防地守线守面。

23日下午日军攻陷镇边城，越过里长城至水头。24日窜至十八家，25日分兵进攻康庄、榆林堡、怀来，怀来遂与各方面交通断绝，成了孤岛。汤恩伯再次电促卫立煌军火速进攻大村，收复镇边城，卫军仍无回应。

8月25日，张垣传言失守，而宣化已经出现敌踪。下午各固守点指挥官告急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汤恩伯面前，将军们纷纷恳请他早定大计。

26日1时30分，汤恩伯电令各固守点守军自行布署突围。当日蒋委员长电命汤恩伯坚守勿退以待卫纵队到来，有“切勿再退……固守以待卫军联络，即是生路”語。其时汤恩伯突围电令已下达多时了。

各军接到汤恩伯宥日丑时突围电令后，无不与周边日军混战一两天方才能够摆脱围攻，官兵们敝衣烂履在秋雨中辗转行军，徒涉洋河、桑干河后，一直跋涉于察南连绵不尽的山地和水寒浸骨的大小溪流中，连续八天断粮，以树皮草根青柿南瓜玉米为食，仍奋力追随队伍，按汤恩伯电令给各师指定的路线、地点、时间向察南转移集结。9月2日，到达里长城龙门口的第四师、到达马水口的第八十九师接到汤恩伯电令乘汽车赴顺德（今邢台）整补。第二战区命令第七十二师撤到雁北应县集结待命，独立步兵第七旅、炮兵二十七团撤到阳原归还晋绥军建制。汤恩伯命令第八十四师和第二十一师开平型关团城口布防、整补，第九十四师开涞源布防整补。

8月27日汤恩伯接到李默庵26日电报：“本军于24晚攻占大村，当面之敌，有步兵6000以上，炮20余门，并有飞机助战。”[5]246从电文看李默庵军似乎只经过一场小规模的驱逐战斗收复了大村，此后两日战况只字未提。

3.张垣之战

在蒋委员长的8月11日电报指画下，8月13日晋绥军和察哈尔军收复察北的作战开始了。傅作义将军晋绥军骑兵军14日收复了商都，随后收复了南壕堑、化德，17日收复了尚义；刘汝明被盘踞在张北的伪政权头目李信的反正表示所欺骗，察军迟缓了两天，18日收复崇礼，20日才攻占张北外围要点玻璃彩。晋绥军、察军都忘记了蒋委员长首先收复张北的战略指导和关东军10日后将至的警告,正好10天后，8月21日清晨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如期而至，包括两个摩托化混成旅团、一个机械化旅团、一个汽车牵引榴弹炮联队。在关东军小批次不断临空作战飞机和仅有的这支机械化装甲部队、摩托化野战炮兵部队、摩托化步兵部队的立体火力打击和快速装甲突击下，察军保安第一旅顿时崩溃。察军不肯出动主力第一四三师首先收复张北据险阻敌是大大失策，只派些杂色部队先攻击崇礼，后攻击张北，攻克崇礼后又挥军向北深远追击伪军，以致首先遭遇关东军，实属投羊饲虎；李信在察北中心张北进行防御建设已经三四年，不是杂色部队能够打下来的，攻击遂被阻于外围。自然到21日刘汝明既无法把张北建成进取热河的基地，也无法建成拒阻关东军南下省垣的要塞。无依托作战的察军遂在关东军飞行部队和机械化快速部队、伪蒙骑兵部队、察北伪军联合打击压迫下步步后退，当夜退守长城神威台。22日关东军一部占领了郭磊庄车站，平绥铁路遂被切断，察哈尔全局震动。23日24时神威台失守，24日下午万全县失守，关东军沿公路直趋张家口西南高地，张家口西郊孔家庄车站随之失守。

傅作义将军17日夺取尚义后即意识到未先攻取张北是战略错误，不取张北无以确保张垣和平绥铁路安全，也就不能固守南口。于是急召幕僚反复商议决定：“先以全力歼灭张北之敌，并将骑兵推进至多伦，确保张垣安全，然后再转移兵力，增援南口。”计划一再电呈阎锡山，阎顽固坚持“先解南口之危。”傅作义只好将一师三旅精锐运往南口，决定21日晚九时出击，带动居庸关右翼延翼迂回战线全线反攻，恢复失去阵地,准备得手后全军立即乘火车返回张北前线。孰料20日起日军第五师团陆续投入战场，21日拂晓日军抢先大举进攻黄土洼和850高地，反攻遂告吹，第七十二师和独立步兵第七旅也被日军进攻吸住了。

21日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杀到张北，张垣告急，傅作义只能率领刚刚开到怀来的第二一一旅、第二零零旅登上列车返回张垣。察军不能实心拼死抵抗，实力削弱了的傅军亦独力难撑，省垣27日下午遂告沦陷。刘汝明部和省府一撤再撤至蔚县……9月10日第五师团第五骑兵联队尚未到蔚县，察军又一次望风弃守。

至此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出兵目的之一配合中国驻屯军清除华北方面军右翼侧背威胁已经实现，目的之二保障“满洲国”南部安全则要求派遣兵团继续西进作战，遂一举夺取绥东、大同和绥远、包头。至是,一直不肯实心全力支援察哈尔作战的阎锡山发现，晋北大门已向日军完全敞开了。

(二)平西作战

8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电令豫鄂皖边区督办兼徐海分区绥靖主任卫立煌上将率领他的第十四军10日内火速北上涿县，经平西山路增援察哈尔战场，同时命集结在保定地域的第二集团军出动有力一部向北平西南长辛店作“柔性攻击”，牵制平西日军。正在安徽六安豫鄂皖边区督办任上的卫立煌接电后一面电令属下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八十五师迅速召集官兵，整装经铁路前往涿县集结，一面乘汽车赶到徐州，与他留在徐海分区绥靖公署负责国防工程建设的将领们会合北上。全军重武器和辎重留在涿县。第十师开到涞水县张坊待命，军部和第八十三师、第八十五师前进到房山县琉璃河、周口店待命。

1.战前两军态势

8月19日起，新任命的第二集团军前敌总司令兼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率领第十四军开始陆续由张坊、周口店分路北进，各师、旅皆按既定进军路线前进。以李默庵中将的第十师作为全军第一队出动，由张坊经涞水县紫石口进入野三坡，过九龙、奴才岭到宛平县张家庄、齐家庄，在小龙门附近循里长城内侧西奚古道越梨园岭至燕家台、柏峪、天津关、龙门口，然后从沿河城渡过永定河，再继续沿里长城内侧西奚古道向大村和察哈尔的镇边城前进。刘戡将军的第八十三师师部、第二四九旅为第二队出动，从周口店谷口进西山，经磁家务、河北、班各庄、佛子庄、红煤厂到大安山，然后越大安山、西山大岭进入斋堂川。按计划陈武将军第二四九旅从大安山接近地脱离第二队预定行军路线，循玉河古道西段经瞧煤涧转向大寒岭南麓王老庙，再东赴千军台、庄户，阻截从门城镇圈门循玉河古道经王平口西进大寒岭关隘和经门斋铁路到落坡岭站下车再经王平口西进大寒岭关隘的日军，以可靠掩护军主力右侧翼安全和后续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旅跟进，并寻机渡过永定河插向高崕口，与军主力夹击正在攻击镇边城、横岭、黄楼院的日军。第十四军军部和军直属部队为全军第三队出动，循第二队第八十三师路线前进，翻越大安山后循玉河古道北段翻越西山大岭的大贝梁，下岭后走通州峪赴斋堂川西胡林。陈铁将军率第八十五师全师和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旅为第四队，到大安山后亦分道跟进：陈铁将军率第八十五师师部、第二五五旅转道走玉河古道西段经瞧煤涧、王老庙赴千军台；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旅和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旅继续循军部路线走玉河古道北段，翻越大贝梁，走通州峪赴西胡林。

8月24日，陈牧农将军率第十师第二十八旅到达永定河右岸沿河城，本欲渡河继续沿里长城内侧古道赴镇边城，因连日秋雨水涨流湍不能徒涉，遂折向下游河面比较开阔的青白口渡口，探寻徒涉场并渡过永定河。第二十八旅赶走了沿岸侦巡的日军第五师团第五骑兵联队的一支骑兵队，攻占了下马岭、芹峪口，然后循“四十五岭”古道北上，于当夜攻占大村。

陈武将军的第二四九旅未与全军第二队预定行军路线脱离转道之前，该旅一个团即奉命在班各庄先与旅主力脱离，走间道经陈家坟北上，越过东西壁立的水峪东大尖大岭上的险隘峪儿鞍，进入宛平县境，于24日14时后出南港沟北口抵达千军台，恰与日军同日分别从东北、西南方向进入大台谷地。该团所行山路崎岖狭窄，多段甚至无路，岭南岭北皆坡陡弯急，先后有十多匹重负骡马下行连续急转弯时力竭控制不住速度和重心，外翻跌入山涧。该团此次分道涉险行军意义特别重大，若再延迟一日，不但清水尖、髫髻山、桃玉山诸制高点，千军台、大寒岭关隘诸要地尽被日军抢占，整个斋堂川和永定河谷地恐怕也非复我所有了。

8月 25日，第十师第二十八旅分兵北上入昌平界收复了马刨泉村，并对镇边城警戒。当日，李默庵中将率第十师师部和谷乐军将军的第三十旅到达沿河城、青白口一线，罔顾察哈尔居庸关危在旦夕却不渡河。[6]165

是日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九旅两个连在庄户以东伏击西进日军。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编组的牛岛支队（联队级）的尖兵于行进中猝遭中国军队火力狙击，弃尸数十具狼狈退至王平口。西进受阻的日军立即布防控扼这一平西古道总路口，并分兵抢占了玉河古道北侧西山大岭海拔1528米的制高点清水尖，企图从狭窄的岭脊上西进夺取大寒岭关隘，与从王平口循玉河古道西进的日军前后夹击第二四九旅。陈武将军也急忙分兵抢占大岭上位于清水尖以南的海拔1300米左右的桃玉山和海拔1525米的髫髻山，全旅以这两个制高点作为防御重心，西联青白口，东接庄户、千军台，全线星夜赶筑工事布防。

原本在第四队的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旅进入谷口不久奉命越过军部和第八十三师师部，翻越大安山和西山大岭大贝梁，下岭后走通州峪入斋堂川，8月25日到青白口后越过第十师主力渡河进入大村。

8月26日清晨，第二四七旅向第十师第二十八旅主力跟进靠拢。中午，第二十八旅收复马刨泉村和镇边城之间一带高地，日军向西北山地败退。遗憾的是第十四军前锋没有乘胜追击进攻镇边城，第十师主力也一直顿兵河南，不肯渡河以为两旅后继。汤恩伯的兵团苦战19天，日夜望卫立煌援兵不至，又音讯断绝，一军陷入强敌围攻，早已死伤过半，弹尽粮绝，战线瓦解，至26日凌晨连最后的四个固守点也支撑不下去了，不得不下令弃守各自向察南突围。

8月27日陈鸿达将军率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旅与军直属部队一同护卫军部翻越大安山和大贝梁，走通州峪开赴西胡林，午后抵达西胡林。陈铁将军则率第八十五师师部和第二五五旅从大安山接近地转道走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九旅路线开赴千军台，途中陈铁把师部设于大寒岭南麓一座村落里。是日中午郝家骏将军率第二五五旅开到千军台，下午开到庄户、桃玉山、髫髻山一线接防，替换下来的第二四九旅奉命归还第八十三师建制。卫立煌将军把军部设在东胡林、西胡林地域，把陈鸿达将军的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旅配置在东斋堂、西斋堂地域作为军预备队。卫立煌从汤恩伯23日后的几封求援电报判断察哈尔作战已近尾声，没有下令编组第二梯队渡河；已抵近察哈尔东南疆埸的第一梯队两个旅不久即奉命撤回永定河河南各归建制。第十四军驰援察哈尔的重大军事行动看上去更富于象征性意义。

第十四军在永定河南岸就地转入防御，布防区西起沿河城、东至青白口为第十师阵地，青白口至傅家台河南山地为第八十三师阵地，髫髻山、桃玉山、庄户、千军台为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旅阵地，全军对察哈尔、北平方向构成防御。

卫立煌军匆忙建立起的这条平西防线西端遥接察南刘汝明的察军和晋东北、绥东傅作义的晋绥军防线，东端遥接良乡房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孙连仲部防线，从而使察哈尔作战失利后岌岌可危的华北东西战线再度首尾衔接，呼应一气，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第十四军防线核心阵地是海拔1525米的髫髻山，比日军控制的清水尖高程仅低3米，两峰高耸入云，东南西北对峙，纵列于一道又高又长的连绵起伏的大岭岭脊上。

日军指挥部在平绥路东段作战血战方殷之时命令第五师团第九步兵旅团第十一联队、第五骑兵联队和第五辎重联队、伪蒙骑兵部队各一部，南下会同循玉河古道西进的牛岛支队阻截中国陆军第十四军。中日两军平绥路东段作战尚未结束，又在长城大河之间迎头相撞。

2.血沃髫髻山

8月26日拂晓前，庄户当面之敌步炮部队约2000人猛攻第二四九旅阵地，激战迄午，敌我伤亡均重。而门城镇之敌又一再通过门斋铁路增兵增炮，连续与守军激战。

日军连续增兵猛攻庄户南北阵地的战报呈送到行军途中的卫立煌将军手中，考虑到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旅27日下午才能抵达千军台、庄户接防，深恐第二四九旅旅长陈武难以独立支撑战线一翼，乃派第十四军参谋处长军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符昭骞将军翌日上午到第二四九旅协助陈武阻击西犯之敌。

8月27日第十四军战线全线展开激战，因没有重武器和制空权，卫军伤亡较重，营长死1伤7，营长以下官兵伤亡约1200人；日军尽管有重武器，仍有3个中队几遭全歼。

符昭骞拟在郝家骏将军第二五五旅接防之后，采取一次出击行动，希图予敌以重创。在向陈武、郝家骏两位旅长和盘托出迂回奇袭计划后，三人共同拟就了作战方案：当夜第二四九旅交防后由旅部上校参谋主任魏巍率梅展翼团主力（两个营）乘夜暗从千军台迤南绕出敌后，在群山中潜行至王平口敌军背后隐蔽起来，28日22时见信号弹升空立刻从东向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王平口、板桥一带日军发起攻击；接防的第二五五旅见信号弹即从桃玉山阵地向当面之敌出击，以收两面夹击之效。

8月28日傍晚，第八十五师师长陈铁从大寒岭南麓师部到达千君台。21时4位将军一同登上千军台以南一制高点遥望东北板桥、王平口一带黑黢黢的山峦，借月光观战。22时信号弹腾空升起，杀声爆炸声震天动地，敌军突然受到猛烈夹击，无所措手足，顿时溃不成军，王平口之敌辟易四五千米，溃退到桃园始能立住阵脚。8月29日魏巍出击部队全师而归。

本次出击系符昭骞机断专行，事先并未报告请示卫立煌。不料8月27日午夜部队出发后，卫立煌突来电话查问各部队位置，至是符昭骞不得不据实报告，卫立煌不悦，责备说：“我们抗战是长期的，应该留着本钱慢慢做生意，我怕陈武妄动，乃派你至前方，以防疏虞，未料你也如此胡搞……”及至魏巍却敌全师振旅而归，且有些俘斩缴获，卫立煌又大乐，亲自验看战利品。

8月30日西板桥之敌迅速增至一个旅团规模，遂大举向桃玉山、庄户进攻，数度迫近阵地，均被守军奋勇击退，敌在阵前遗尸百具。日军在髫髻山右翼阵地连遭挫败，是夜五六百日军乘夜暗潜出至傅家台永定河以南山地，企图袭取守军髫髻山左翼阵地，不期陷入高度戒备的法成沟口、魏家岭东南一带高地守军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旅和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旅四九三团火力夹击之中，遗弃尸体七八十具，拂晓前狼狈逃窜。

第十四军参谋处处长符昭骞将军在对平西作战敌我态势作过一番研究后，对敌人的企图作出判断并立即书呈军参谋长郭寄峤中将：

平汉路以西永定河以北之敌②这里符将军手稿原文为“平汉路以北永定河以西之敌”，笔者近年发现、参与整理符将军50年前遗留的《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会战纪要》未完成手稿时发现了这一失误，已经予以订正。，自夺取怀来、宣化后，其力求进出平绥路，期侧出大同，以不战而获绥远。截断中苏联络之企图，已完成大半，所差者唯有向前进展而已，情况判断，敌之企图如左：

敌自占领怀来、宣化后，将以一部取正面千君台(即千军台，位于髫髻山东南麓，笔者）牵制我军，并不时以小部队迂回攻击，使我不敢出动。

1、以主力乘战胜之余威跟踪进迫蔚县、涞源以隔断我军与晋绥军之联络，而完成其各个击破之诡谋；

2、以一部佯攻，牵制我军之移动，以主力沿良乡、房山、平坨迅速进占周口店、张坊镇之隘路口，直趋易县，截断我之后方联络线，使我坐困于易县、房山以北之山地，饥寒交迫，不得已而行战略上之撤退。

右谨呈参谋长郭

职符昭骞谨呈于东西胡林军部参谋处[6]168

髫髻山作战战况的发展证实《敌情判断》是正确的，卫立煌军面临的危险正与日俱增。

9月1日李默庵部据守里长城马黄峪口的李营长报称：日军千余人，8月30日由怀来桑园、九营附近渡过桑干河，有向马黄峪南进模样；日军正在怀来附近积极构筑机场。9月2日第十四军来路房山佛子庄东南数里之上下英水，被敌一部占领。大小营30日晚到敌千余。9月5日庄户当面之敌以火炮10余门10时起轰击髫髻山守军阵地，并以观测飞机随时修正弹着点，炮击至16时仍未停止。另以轰炸机9架凌空反复轰炸，同时敌步兵亦向髫髻山左右翼阵地进攻，激战至昏黑，均被击退。9月6日庄户当面之敌8时起以飞机二三十架、火炮20余门竟日轰炸炮击髫髻山及以北暨东坡道一带阵地，掩护其步兵一个联队猛攻我左右翼阵地。右翼李团因伤亡过重，稍有后退，增兵后阵地恢复。第八十三师派兵一部，从西边侧击进攻髫髻山之敌。9月9日怀来桑园之敌步兵千余，拖炮数门南下向石门子、樊山堡推进。是日守髫髻山之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五旅五零五团第二营官兵几乎全部殉国，其第一营官兵也伤亡大半。根据军部命令该山主阵地交由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九旅四九八团（曾宪邦部）接防。由察哈尔战场转进下来经过匆促整补的朱怀冰第九十四师本晚北上到达里长城马黄峪、旧庄户一带布防，主力集结龙门村附近构筑工事。

髫髻山作战中日军曾经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毒剂，爆炸的化学炮弹释放的毒性致使许多正在工事里看书、休息的中国军人中毒身亡。[7]这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日军第四次使用国际公约禁用的化学武器毒剂作战的罪恶纪录。

9月13日千军台当面新增日军第三十六步兵旅团主力，向髫髻山阵地发射炮弹2000发以上，该山表面尽成焦土。第二四九旅四九八团浴血抗击，双方反复争夺，团长曾宪邦殉国，军官伤亡殆尽，剩存官兵仅能编为一连，虽由第十师、第八十三师抽队增援，髫髻山主阵地是日午后1时终于失守。残余守军一再发动拼死攻击企图夺回核心阵地，激烈的战斗持续到深夜22时仍未止息。9月14日髫髻山主阵地失陷后，符昭骞奉卫立煌将军之命紧急筹划守御对策，企图固守以大寒岭1390 高地、山神庙、秦岭子等制高点为支撑点的新的核心阵地，阻止日军夺取大寒岭关隘突入斋堂川；预作准备防备日军向大安山、将军坨迂回。

然而就在符昭骞筹划守御对策这一天，平西战线周边的军事形势突生巨变：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军从长辛店、静海一线南下发起保定——沧州作战，其中5个师团兵锋指向保定，第一军则以一部首先攻击房山、涿县；而坂垣第五师团第五骑兵联队9月11日先已占领察南蔚县和河北涞源以北的伊家堡、同沟，第二十一旅团二十一联队9月14日进占山西东北部的广灵，掩护第五师团主力南下攻取涞源，插向保定，坂垣则亲率第二十一旅团四十二联队作预备队，屯扎在察南。卫立煌军已处于日军战略合围之中。

此时卫立煌军困惫已甚，不堪再战。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既没有派出有力部队牵制住由玉河古道源源不断西进的日军，也没有为卫立煌军建立最低限度的后勤保障。山区9月气温下降很快，全军官兵仍着单衣，一次夜间降大雨，夹杂冰雹，官兵敝衣枵腹坚守在海拔1300米以上高山上已经近20天，以致这一夜冻死冻伤者甚众。

就在9月14日全军陷入危境之时，蒋委员长来电：敌军逐渐增加有西进晋绥及沿平汉路南犯企图，该军应即避免决战，着即撤往石家庄附近地区，集结整理。

第十四军和第九十四师于9月15日午后10时分4路撤离阵地，目的地是石家庄和获鹿。军部和第八十五师为东路军，昼夜疾行，16日黄昏军部刚刚走出周口店山口，日军快速部队已经迫近山口白塔山，枪炮声响成一片，仅抢先一步跳出日军合围。[6]172

3.平西作战若干问题论辨

关于收复大村、马刨泉后顿兵不进问题。晚年的李默庵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1937年8月26日拍发的向汤恩伯通报8月24日晚收复大村的军情电报，在回忆录中声称：“当我军（24日上午）赶至京西门头沟的斋堂时,南口已经失陷,增援平绥作战计划落空。”竟然一字未涉及1937年8月24日晚他指挥第十四军第十师一部象征性地渡过永定河收复大村,翌日收复马刨泉，对察哈尔东南疆埸之外的镇边城警戒一事，甚至也完全未提第十四军、第九十四师在平西与日军相持作战23天的“平西作战”。南口失陷是26日各固守点守军奉命弃守突围转移的结果，说 24日已经传出南口失陷消息，这是没有的事。李默庵说的“南口已经失陷”显然指的是23日下午镇边城失陷。镇边城只是整个察哈尔战场的一角，一角失利完全可以扳回来，不能据此宣称“南口已经失陷，增援平绥路作战计划落空”，认为增援行动已经失败。李默庵当年在镇边城前止兵不进，晚年在《回忆录》中竟说兵到斋堂时南口已经陷落，其意是掩盖第十四军无意驰援察哈尔作战的历史事实。

关于髫髻山战场地理位置的看法。由察哈尔—平西战役的亲历者撰写平西作战经过的著述目前能够见到的仅有我们发现的符昭骞著《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会战纪要》一文的未完成手稿（已经整理发表）。符昭骞时任卫立煌第十四军参谋处少将处长，对于“平西作战”有全面的了解。兹将符昭骞抄录的1937年9月13日第十四军军部电呈何应钦阎锡山“髫髻山”战况和曾宪邦团长殉国的战报摘录于下：

九月十三日 呈部长及阎元亥电：

千军台当面新增之敌，为牛岛旅团及大炮二十余门，昨申迄今晚，向我李师及刘师曾团步炮联合猛向我髫髻山阵地集中发射在二千发以上，该山全成焦土，我曾团浴血猛抗，争夺激烈，现该团长曾宪邦殉国，官长伤亡殆尽，剩存约一连，由李、刘师抽队增援，刻仍激战中。[6]171

战报清楚记述战场髫髻山位于平西门头沟千军台、庄户一带，记述的髫髻山激战与曾宪邦殉国内容、日期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卫立煌致蒋介石等密电”之“删午电”的内容和时间是完全符合的。

所部部分官兵参加了髫髻山战斗的第十四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晚年口述了一部《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在这部书中亦有中日两军激烈争夺“髫髻山”和曾宪邦殉国情形叙述，兹摘录该节文字于下：

根据我13日晚下达的命令，第八十三师派第二四九旅第四九八团、第二四七旅第四九四团附炮兵营于盟腾村（应为“朦腾村”）东侧南北高地之线展开，遂向卫村之敌攻击前进。敌以炽盛火力还击，战斗十分激烈，尤以第四九八团髫髻山阵地为最。15日拂晓，敌以轰炸机20余架向该团阵地往复轰炸，投弹数百枚。其后，敌复以轻重炮数十门掩护步兵团一联队向四九八团发起攻击。发炮2000余发，该团阵地工事全成灰土。敌数次攻入阵地，均被该团官兵肉搏击退。团附曾宪邦两次饮弹，殉国。营长三员，相继负伤，连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至午后一时许，阵地陷落敌手。然而，该团与阵地同存亡之精神及损伤之奇重则前所未有。[8]

李默庵这一段回忆中有多处错误，首先，作者把髫髻山战斗误为“忻口战役”的一次战斗。卫立煌给蒋委员长“删午电”电文开始说“敌于文未刻起，以重轰炸机二十余架，向我四九八团髫髻山阵地往复轰炸数小时，投弹数百枚”。电文明确说这场恶战是从9月12日下午两点左右在平西千军台附近髫髻山进行的，敌攻我守；而“忻口战役”是同年10月13日清晨在山西忻县忻口全线展开的。“忻口战役”第一天（10月13日）日军对中国军队进攻的重点是左翼兵团第十四军第十师阵地阎庄和中央兵团第五十四师阵地南怀化，并且于15日下午突破了南怀化第五十四师阵地防御，而不是攻占了什么第十四军第八十三师四九八团的阵地髫髻山。15日晚则是中国军队大举反击夺占南怀化阵地的日军，我攻敌守。显然，“忻口战役”的作战规模、时间、地点、攻方守方变换关系与髫髻山作战完全不同。第二个错误是李默庵命令第八十三师攻打的卫村和该师守御的朦腾村、大白水位于忻口战线左翼，那里地形是台地，根本不存在什么髫髻山。9月15日“平西作战”即结束，卫立煌叙述髫髻山战斗的“删午电”（15日从平西撤退前发出的电报）是此役呈给何应钦的最后一个战况报告；而“忻口战役”从10月15日之后又持续了19天，在整个战役22天期间并无一封电报提到过髫髻山战斗，这就不难得出结论：“忻口战役”期间根本不存在髫髻山战斗。

李默庵的回忆录出版于1995年，在该书成书过程中有可能是作者本人，或是其助手在查阅参考资料时，参看了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太原保卫战》“忻口战役”一节，接受书中“髫髻山作战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观点的影响，又查阅到编于这一节书中的卫立煌《删午电》，遂加以利用。却和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一样忽略了《删午电》是在追述第十四军各师发来的《文电》《元亥》各电所描述的髫髻山激战和曾宪邦殉国战况的基础上形成的军情报告，都误把1937年9月15日发报的“删”日误认为是1937年10月15日，误认为是髫髻山失陷的日期，从而都把髫髻山作战误为忻口战役的一部分，都理所当然地把海拔1525米的髫髻山从平西千军台“搬迁”到了山西忻口台地。从《李默庵回忆录》记述髫髻山战斗行文来看，前一半是自己编造，后一半抄袭《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收入的《删午电》的痕迹一目了然。

连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平西作战主要当事人之一李默庵先生都把平西作战髫髻山之战叙述为“忻口战役”一次局部阵地争夺战，连平西作战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将军都把平西作战遗忘得干干净净，这就难怪这次作战会被岁月磨灭去一切痕迹

（三）察哈尔—平西战役根本败因及评价

已有的察哈尔作战失利原因分析，诸如国军指挥权分散，傅作义、刘汝明、汤恩伯各指挥战线一个方面，全军不能作为一个整体作战，傅作义还要受阎锡山节制指挥；地方当局惟求自保，拦阻军列通过，不仅延迟了主力军队到达南口布防两三天，还在南口战斗最激烈兵力最缺乏之际把一个千里自动来援的新锐师高双成师阻拦在柴沟堡，迫使其返回陕北；南口侧后守御薄弱，不堪一击，平绥铁路切断，腹背受敌……我认为这些固然都是作战失败的原因，但又都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卫立煌第十四军驰援不力和世人皆知的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长期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作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

笔者注意到近年发现的符昭骞将军的《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会战纪要》记述卫立煌1937年9月14日接到蒋介石电令带领第十四军和第九十四师南撤，于15日22时分4路同时撤退，军部和第八十五师走东道，昼夜疾行，9月16日黄昏走出周口店山谷谷口，仅仅用了20小时，到17日拂晓已经行至涞水县东门外了。足见第十四军往援时一路拖沓多么严重。如果当时卫立煌将军8月21日率领4万多精锐如期出现在镇边城、横岭、黄楼院，配合傅作义部和汤恩伯部反攻，挽回南口居庸关战场颓势并不是不可能的。日军一旦华北会战序战失利，华北方面军侧背随时有被中国军队拊击危险，南下日军势必南瞻北顾分神散力，华北会战结局则未必都如其所愿。

卫立煌第十四军是留下重武器辎重走崎岖山路驰援察哈尔的，不能指望后勤充分供给给养弹药被服，只有迅速前进如期合战才能赢得察哈尔作战胜利和获得第十四军的生路，却计不出此，一路拖延观望，失去救援察哈尔战场的战机，导致察哈尔作战失败，而甘心顿兵平西高山大河之间，近五万将士（包括第九十四师）陷入饥寒交迫孤军苦战之中，随时面临着被日军合围的危险，以致被迫退出平西，黯然结束了察哈尔——平西战役。

然而察哈尔——平西战役开始之日1937年8月10日，正是日本军部、政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这次战役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的第一个战役，是中日两国两军首次战略决战“华北会战”的序战，前后持续了38天，中国军队死伤4万人左右，日军死伤近两万人，是抗战中惟一以寡敌众，以落后轻武器抵抗有大量飞机、坦克、重炮 、野炮、化学武器装备的受过长期严格训练的精锐日军连续进攻的战役，也是全面抗战八年双方战斗人员战损比率最低（2:1）的一次战役。无论是南口、居庸关、黄楼院、八五零高地惨烈的拉锯式大血战，还是平西髫髻山残酷的高山攻防战，中国军队官兵无不奋不顾身，力战至死不退，成连成营成团地战死在阵地上，冻死在阵地上，始终无一人临危反顾，无一人弃械就俘,③根据苟吉堂《南口之战》的记录，日军仅被第十三军第四师俘虏押解到怀来小学收容所的就有546人。拼杀到只剩一人，也必做到拼死守住阵地。是役打出了国格，打出了民族尊严，力挫日军骄横凶焰，极大地振奋了人心，鼓舞了士气，中国军队虽败尤荣。此役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发表评论：“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察哈尔——平西战役鼓舞着中国军民不畏强暴，藐视日寇，不怕流血牺牲，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抵御日本整部侵略战争机器野蛮攻击长达四年半之久，为世界人民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中国由此摆脱了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屈辱地位，回复到世界大国的行列，因此我们认为察哈尔——平西战役堪称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

三、从军事事变转为全面战争——图穷匕首见

卢沟桥军事事变结束到9月14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发起保定沧州决战这一个多月期间，日军和中国军队在华北展开的主要军事行动一直没有清晰完整的著录记述，甚至缺失颠倒错乱。直到近年昌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下了很大气力搜集有关察哈尔作战的资料，研究方才开始，却不免众说纷纭，互相抵牾，尚有待深入；由于一直没有卫立煌第十四军驰援察哈尔战场作战的第一手资料,甚至第二手资料也为数寥寥，语焉不详，察哈尔——平西作战研究终究属于不完整作战研究。

2009年笔者在符兹治先生家中偶然见到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参谋处处长符昭骞将军晚年未完成的《抗日战争中门头沟庄户会战纪要》一文手稿，深知它的历史价值，遂和符将军次子符兹治一起进行整理订补工作，并于2010年踏勘门头沟平西作战战场，于是从整体上研究卢沟桥军事事变后中日华北会战序战方有了现实可能性。

关于中国全面抗战的起点问题，我们认为以卢沟桥事变发动为起点或以日军进攻南苑为起点的观点恐怕都难以成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卢沟桥军事事变发动作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抗战的起点，其误在于把卢沟桥军事事变视同战争了，对二者竟不知道应该加以区别，反映了“事变”和“战争”两个概念的内涵在人们的头脑中尚不够清楚明晰，以致在观察、思考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时不能总是正确地分辨“军事事变”和“战争”。“事变”是指社会突发的重大政治事件或军事事件。“军事事变”则指社会或两国之间突发的重大军事政治事件。“战争”是解决人类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最高斗争形式，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军事事变的应对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战争的应对则是以军事手段为主，政治手段为辅。主要依靠政治手段能够应对解决一场军事政治危机时，这是军事事变；当主要依靠政治手段已经不足以应对解决一场军事政治危机时，就要转换为主要依靠另一种手段即暴力来应对解决，这就是战争。1962年10月 “加勒比海危机”爆发时美苏剑拔弩张，核大战一触即发，这是一场严重的军事危机，终究赫鲁晓夫、肯尼迪各退让一步，通过美苏首脑谈判化解了军事危机，这是军事事变；美苏首脑如果都坚持军事手段升级，各不相让，两部最大战争机器开动起来稍有失控迎头相撞，军事事变就必然要转变为世界核大战。我们回头看看卢沟桥军事事变，日军每次施行有限的军事打击都是为了进一步政治讹诈冀察当局，以攫取更大的利益，其威逼冀察当局首脑出面道歉、惩办肇事者，承担军事事变的全部责任，事先就作好了推卸日本政府、军部把地方冲突转变为全面战争的责任的准备。如此尽可能延长的卢沟桥事变，就为日本完成国内战争动员争取了时间。所以卢沟桥事变终究是军事事变，还没有转化为战争。

日军进攻南苑仍是卢沟桥事变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面战争的起点，中国驻屯军不过是在施加更大的压力，挤走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企图在北平扶植起一个与南京国民政府南北对立的华北自治政府，通过这个与日本合作的政府把华北五省和平地从中国肢解出去，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卢沟桥军事事变若能够不战达到这一政治目的，对日本固然最佳，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寻找一个够格的有声望有影响力的大汉奸出任自治政府首脑。但令香月清司司令官失望的是日本人只找到一些二三流的汉奸。7月28日宋哲元等虽然撤离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和部分军队尚在北平、天津，代理委员长张自忠并没有停止谋求和平的活动和努力，中日谈判仍在继续。日本中国驻屯军很快看上了张自忠，8月初一再威逼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劝说张自忠宣布反蒋独立，都被拒绝。恼羞成怒的香月清司司令官于是只能赤裸裸地终止谈判，结束由他们一手精心策划导演的卢沟桥军事事变，下令通缉逮捕中国地方政权合法代表张自忠，推翻冀察两省中国主权的象征冀察政务委员会，武力消灭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基本武力，向进入冀察的国民政府军队大举进攻，赤裸裸地以武力肢解、吞并华北五省，“由皇军之手”把卢沟桥军事事变转变成为中日全面战争。所以所谓的“平津战役”绝不是中日战争的开端战役，7月28日日军进攻南苑并不是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起点。

8月10日日本中国驻屯军遵照陆军参谋总长头天下达的命令大举进攻南口居庸关，察哈尔——平西战役的发动，标志着策划已久准备先华北决战进而波及山东、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于日本的中日全面战争终于爆发。从此以后日军军事打击行动日益加剧，两国政治谈判完全中断，一度以秘密接触方式试图恢复谈判的努力也因战争迅速扩大提前波及长江中下游流域而放弃了。

但日本政府、军部对卢沟桥军事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两个概念始终故意不加区别，把借卢沟桥军事事变引发的察哈尔—平西战役、华北会战亦称为事变，称“华北事变”，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南方后又改称“中国事变”，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被迫承认“挑动卢沟桥事变”的中国政府顺理成章地继续承担挑起“华北事变”“中国事变”的战争责任，以此伎俩推卸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责任。今天的日本右翼势力也是极力抓住、利用卢沟桥军事事变过程中日军胁迫宋哲元等签订的一系列协定和战争开始后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把侵略中国的全面战争称为事变来否认侵略、推卸战争责任。所以第二次中日战争的起点确定为卢沟桥军事事变，正中日本人下怀。

四、结语

拙文“卢沟桥军事事变”部分论述的事变经过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罪恶和责任只是到了卢沟桥事变末期日本军方“以皇军之手”将事变转变为全面战争的一系列战争行径相继浮出水面才充分显示出来。如同当年荆轲刺秦王时亲手把燕国督亢地区地图展开给秦王看，至图穷匕首乃见（现），卢沟桥军事事变正是那逐渐展开的暗藏匕首的燕国督亢地图，地图不完全展开，匕首无从显现。所以迄今中国上下皆以七七卢沟桥军事事变发动或进攻南苑作为中日全面战争的起点，这既失去历史真实又遗患无穷。

我们认为，学界主流观点派的事变即战争的认识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值得商榷的问题：（1）等同于承认中国挑起了第二次中日战争；（2）有利于日本法西斯和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罪行，推卸日本战争责任；（3）把战争起点定在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事变后大举侵华就变成了正当自卫。我们不该忘记日本法西斯和今天的右翼分子始终说日本军队是被迫“进入中国”解决“中国事变”的，是惩罚事变的制造者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正义行动”。所以，正确认定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抗战起点问题干系重大，不可继续糊涂下去，应该实事求是地根据历史事实重新予以认定。

今天恢复卢沟桥军事事变和察哈尔——平西战役的历史本来面貌，恢复全面抗战首次战役在中国近代史发展的阶段性标志的地位，实事求是地确定此役的开端1937年8月10日为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的起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只有做到正确界定、区分事变和战争两个概念，正确厘清、认定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抗战的起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罪行、推卸日本战争责任的任何企图才会注定是徒劳的。

[1]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2.

[2]胡德坤.中日战争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32.

[3]马仲廉.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142.

[4]袁旭,等.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110-111.

[5]王振华.南口战役[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6]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抗战史料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

[7]政协北京市门头沟区学习与文史委员会编﹒京西军事遗址[M].北京：中国博雅出版社，2009:159﹒

[8]李默庵.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65.

Lu Gou Bridge Incident and Chahar-Pingxi Battle

WANG Yan1, ZHANG Xiao-gang2

(1.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100037, China; 2.Northeast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Dalian University, Dalian 116622, China)

There are constant disputes over the starting points of Anti-Japanese Battle in the academic cycle, where the mainstream view holds that the Lu Gou Bridge Incident which took place on July 7, 1937 is the starting time, another kind of view states that Japanese soldiers attacked the South Garden in Beiping is the starting time. Japanese named LU Gou Bridge Incident as “Military Incident”, and Chahar-Pingxi Battle and North China Battle as “North China Incident” with the intention to deny their invasion to China and to shoulder off their war crimes. Therefore, Positively defining incident and war, grasp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and clarify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all round anti-Japanese war have not only the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for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facts but also the profound practical sense. The Chahar-Pingxi Battle started by Lu Gou Bridge Incid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since then China entered a new stage of all round battle.

anti-Japanese War; Lu Gou Bridge Incident; Jinchaji Defense Commission; Chahar Battle; Pingxi Battle

K2

A

1008-2395(2017)02-0035-18

2016-09-02

王琰（1948-），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资深编审，中国编辑学会编辑规范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哲学、明清史、军事史研究；张晓刚（1962-），男，大连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东北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