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梦 瑶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1920年代乡土文学再认识
——以蹇先艾为个案的研究

张 梦 瑶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在以往文学史叙事中，1920年代乡土文学流派被呈现为一个自觉自明进行乡土文学创作的作家群落。返回1920年代的历史现场，人们发现这一过程并非自明自觉，有偶然性的充斥、也有作家和时代的必然性选择。分析蹇先艾的创作成长历程、心灵探求，能够比较直观地呈现1920年代乡土文学从发轫之初到成熟的发展脉络。

乡土文学；1920年代；蹇先艾

一、乡土文学的提出与乡土文学的发生

在已有文学史的叙述中，“乡土文学”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中的第一个流派①严家炎认为，“二十年代中期在鲁迅影响下出现的以文学研究会一些成员为主的‘乡土小说’派”，“由鲁迅首先创作，到一九二四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参见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8页。；鲁迅影响下的乡土文学流派的形成是1920年代文学发展、思潮演变过程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而“乡土文学”(亦或“乡土小说”)之说，最早出现在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所写的导言中：“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眩耀他的眼界”[2]85-86。

鲁迅在这段文字中对20年代乡土文学的总结与建构，使以后现代文学研究基本沿用了这种思路，并在谈及1920年代乡土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时都会强调鲁迅的示范、影响作用。鲁迅在《导言》中提到的这几位作家——蹇先艾、许钦文、台静农、王鲁彦、彭家煌等，也成为了以后文学史叙述以及文学研究者所共识的乡土文学作家。

乡土文学能够产生，最早应追溯到社会结构调整为其提供的契机。民国初年，传统的社会结构不再能满足人的需要，它被改造、被抛弃，一种关于“现代中国”的构想正在进行。社会结构变迁，因而导致了社会人员的流动。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北京，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在“现代中国”的构建中充当了比以往更为重要的角色。1920年代初期，高校的存在，新文学大家的云集，使北京成为了文学青年们向往的精神圣地。所以，这一时期的北京，吸引了大批青年从全国各地奔涌而来，求学求职、求生存求发展，说到根上还是因为一种梦幻与希望、理想与未来的引诱。文学之梦，是其中最为迷人的一个；文学青年的到来，亦使北京文坛颇为热闹。都市现代文化所带来的冲撞体验，使他们有机会在异乡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回顾自己的家乡，酝酿出复杂的情绪，或怀恋审视或批判揭露或惆怅哀婉，此种经历经验创作成小说，便出现了乡土文学。这是一个由于社会历史变动、都市文化的内在吸引力所造成的青年群体流动，以及他们自觉性转化内在经验而生发出的文学流派。

有别于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团体，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流派既没有严格的社团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创作宣言；几位作家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松散，不像“京派”的核心人员之间有定期的沙龙，有共同倾力编辑的文学刊物。1920年代的乡土作家群似乎仅仅存在于新文学大系之后的文学史述说中。事实也并非如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乡土文学的出现在这一时期至少呈现出了一定的相似面貌——也就是被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几位作家的几部作品所具有的“乡愁”、“地方习俗”的展现。只是1920年代乡土文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鲁迅最初在乡土文学上的开拓只是一人之力，并未形成一种趋势。大多数研究者认为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在1923年左右出现，在1925年蔚然成风并进入高潮期，之后开始落潮。比如严家炎先生在八十年代学科重建时谈到乡土文学，强调了这个流派形成的文学内部衍化性，它的出现是《新青年》与文学研究会倡导的“为人生而文学”的主张和写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实践结果；“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流派，产生在“问题小说”普遍创作的大背景下，“从问题小说到乡土小说，这可以说是文学研究会小说创作的一般趋势”，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严家炎虽然在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视角下，对乡土文学的出现作以独道阐释；但他和其他研究者一样，只是进行了宏观论述，具体到历史细节上较少进行详细深入的辨析，“乡土文学”被呈现为一个自明自觉的文学流派整体。但回顾1920年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蹇先艾的创作历程人们发现，“乡土”进入其小说创作并成为他的主要描写对象经历了一个缓慢过程，新文学第二个十年的蹇先艾才可视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

二、1920年代蹇先艾的创作历程

蹇先艾在1920年代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初入文坛(1922-1923)；多重探索期(1924-1927)；乡土回归期(1928年后)。前两个阶段的创作虽被晚年的蹇先艾所否定，创作难免带有初入文坛写作者的幼稚，但正是这两个阶段的尝试探索与积累使蹇先艾确定了后来坚持一生的乡土文学事业。

(一)初入文坛

乡土文学作家们大都有一个由乡土转入都市的生活经历，蹇先艾也不例外。1919年12月，13岁的蹇先艾由父亲护送从贵州进入北京读书，寄居在异母长兄蹇方叔家。这本应是个美好的开始，可不幸却随之而至。父亲在回乡途中病故，母亲亦于来年1月在遵义逝世。蹇先艾由此开始了在北京孤苦寂寞的求学生活。1921年蹇先艾进入北京师大附中读书，当时学校的主任是新派人物林励儒，他在教学与编选教材上，都安置了大量新派教员和新文学作品，蹇先艾的新文学教育亦由此开始。附中丰富的生活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蹇先艾的孤单寂寞，他不光爱好文学，还对戏剧感兴趣；除了读书，还积极参加社会运动，立志为国家改造贡献更多力量。这一时期的蹇先艾，经常去宣武门大街的通俗图书馆读书，在那里接触到了《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创造》、《晨报副刊》等新文学报刊；受报刊影响，他继而转向外国文学名著和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如林纾的翻译作品、耿济之译的《复活》《父与子》、胡适的《短篇小说第一集》、英文版的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以及鲁迅的小说杂文等；并由此开始模仿一些短篇小说的模式开始自己的创作。

1922年8月5日，国文教师梅仲符出作文题《人力车夫》，蹇先艾写了一篇八百字的微型小说，不但被老师夸奖，寄到北京《益世报》副刊《益世俱乐部》后不到一周就刊载出来，还寄给了蹇先艾八角稿费。这是蹇先艾发表的处女作，也开启了他的文学之路。

1922年开始写作的蹇先艾，除了那部命题的习作《人力车夫》外，他首先选择进入的文体是诗歌。中国文化中本来就有“诗”的传统，兴观群怨，尤其是起兴抒情，尤为写作者钟爱。1920年代文学发展虽已进入新文学阶段，但是诗歌传统并没有消失，加上诗歌的抒情性与暗示性、形式短小易上手，显然更能贴切的表达蹇先艾这一时期的孤苦寂寞。加上周围同学朋友中有一群诗歌爱好者(最要好的朱大枬、程鹤西均为诗人)，积极组织社团办报刊*1922年11月，活跃的蹇先艾受到鲁迅提出的“要提倡新文艺运动，办杂志”的启示，与师大好友李健吾、朱大枬发起成立了文学社团“曦社”，蹇先艾还写了《曦社宣言》、《社务报告》和《本社章程》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茅盾在后来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还提到了它，以及他们的不定期社刊《爝火》。，为与梁实秋笔战而恶补文学理论，与诗人徐志摩结识，种种主客观原因，使蹇先艾在诗歌素养方面接受到了更多的教育。诗人，应该是蹇先艾进入文坛的第一个身份。仅1923年就相继发表了诗歌13首在《新民意报·朝霞》《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爝火》上；而这一年的小说写作仅有《月夜》《乡间的回忆》《秋瑟》《晚泊》四篇，《月夜》《乡间的回忆》发表在7月1日的《爝火》第二期，《秋瑟》发表在7月2、3日的《新民意报·朝霞》，《晚泊》发表在9月14、17日的《新民意报·朝霞》。这4篇虽为小说，但文体模糊，可当散文看，又有诗歌的意境，情景之中弥漫的是作者甜美哀婉的感伤回忆。

(二)文学实践的多重探索尝试

1924年开始，蹇先艾开始着意小说创作，发表诗歌4篇，小说6篇。这6篇小说分别发表在《妇女杂志》、《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晨报副刊》，蹇先艾开始在《晨报副刊》崭露头角。这一年，徐志摩回国，居松坡图书馆，蹇先艾常去拜访，徐志摩介绍拜伦、雪莱、济慈等人的诗给他。鲁迅于这一年1月17日应师大附中校友会邀请讲演《未有天才之前》，结束后围着鲁迅热情求教文学上的问题。蹇先艾亦代表曦社请徐志摩去师大附中演讲过两次，题目分别为《谈诗》、《海滩上种花》。后又请时任《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主编的王统照讲演《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并于讲演后一起探讨小说创作技巧。如果说进入北京的前两年，蹇先艾还是个刚刚丧失了双亲的十几岁的少年(亦或是孩童)；那么此时的蹇先艾，通过在师大附中的学习，与师友们的切磋交流、与新文学大家们学习求教，组织社团编辑刊物、参加社会活动等等，让他开始走进了北京文坛，慢慢向着新文学的腹地爬行。

《家庭访问》《到家的晚上》等小说相较于《乡间的回忆》的哀婉、飘渺和偏于情绪的营造，多了一些具体实在的描写，偏于社会问题的揭示，尤其是《家庭访问》，有一些文学研究会早期问题小说的影子，也是蹇先艾早期创作生涯具有转折性的一篇小说。

1924年蹇先艾有机会在师大附中设的平民学校教授国语课程，这种走出校园的经历，让蹇先艾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现实。蹇先艾的视野也开始由关注自身转向了关注他人与社会，《家庭访问》就是蹇先艾教学经历的一个结晶。“我”与同事C君进行家庭访问，到了学生昌祖家里。昌祖学习成绩优异，只是在同学间有点自闭。“我”本以为对他的家庭有所了解，没想到现实中更加贫困残破，昌祖的父亲被派到四川打仗，一年多没音信，大概已经战死；昌祖和姐姐、年迈的祖母一起生活，家徒四壁，一家人贫病交加。面对这样艰难的家庭，“我”只能在语言上进行着无聊的安慰，家庭访问结束，留给“我”和C君的是难过与感伤。如果说在北京求学之初蹇先艾就抱有改造社会的雄心；那么此时，他对前几年那种概念式的强国梦想似乎有了更为真实、迫切的认识。

这一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除了时常与徐志摩进行学习砌磨并在徐志摩指导下进行译诗，他还接触到了鲁迅、王统照。结识王统照，时常在他负责的《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相互拜访，并由王统照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是新文学之初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团体之一，成立于1920年，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是最早的纯文艺社团；虽未明确提出创作口号，但会员创作的基本态度则是“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王统照是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中十二个署名人之一，也是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1924年王统照的短篇小说集《春雨之夜》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蹇先艾马上于5月21日，发表书评《<春雨之夜>所激动的》予以呼应，并指出他的小说“有一种情致缠绵委婉时时拍动我们心灵的魔力：我们往往为之哀侧，与狂呼与神往与凄然”。可见，同为诗人又都进行小说创作的两人在文学观念与美学伦理上有着共通的取向，两人的交往也是互相增益，惺惺相惜。关于人生一般问题的探讨，也成为了蹇先艾小说创作的核心。“爱”与“美”，“现实”与“问题”，关于这些的思考与纠缠分别出现在蹇先艾的诗歌与小说创作中。比如同样选入《新文学大系》的《到家的晚上》(1924)，讲述“我”几经辗转终于归乡的经历。本以为会有欣喜，没想到面对的却是一个破败、零落的家，时事变迁、人世飘零，那些记忆中的家庭温暖再也不会出现；乡村、大家庭的破败，使还乡人内心深处的怀恋化作一缕青烟远远的消散。小说的主题是“乡愁”，主人公所见之景、内心之情，都是羁旅愁思的兴托。不过，相较于《乡间回忆》(1923)、《秋天》(1923)这样充满幻想的温馨的怀乡之作，《到家的晚上》明显反映出了蹇先艾创作心境的变化，乡村破败的现实打破了作者一直存有的温暖记忆，他不得不面对衰败，所以失落、感伤之情充斥在文本中，不过这也使“乡土”开始成为蹇先艾的一个关注对象，成为了一个蹇先艾必须面对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这种刚刚显现出来的模糊意识，并未成为蹇先艾创作的重心。

1925年，蹇先艾发表了14首诗在《小说月报》、《晨报副刊》、《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京报副刊·文学周刊》；小说5篇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京报副刊·文学周刊》、《现代评论》，创作手法和内容与前一年的小说相似，还是以回忆为主，多情绪暗示与暗示；当然也有反应社会现实的一两篇，创作方法与写实技巧还比较幼稚。这一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蹇先艾与附中师生一起游行、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9月，考入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预科。10月1日，徐志摩任《晨报副刊》编辑，约蹇先艾为长期撰稿人，同时还介绍了蹇先艾、沈从文与陈茜滢认识。当时陈茜滢正编《现代评论》文艺栏，后两人相互通信，据蹇先艾回忆：“他指导我不少关于写作的方法，他是我的诤友和严师。”[2]276随后蹇先艾的短篇小说《一帧小照》，就发表在了10月24日《现代评论》2卷46期。年底，诗人刘梦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赞美蹇先艾的诗，两人皆是并互相通信，经刘梦苇介绍，蹇先艾又先后认识了闻一多、朱湘、饶孟侃等诗人。可见，有了师友的帮助，蹇先艾在北京的文学生涯颇为顺利。1922至1925年的创作中，小说涉及思乡、讽刺、社会写实，题材较为丰富，关注的问题也种类繁杂。

1926年，蹇先艾发表诗歌13首，小说6篇，其中有日后成为蹇先艾代表作的《水葬》，发表于《现代评论》3卷第59期。《水葬》被鲁迅先生选入1935年所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导言中说：“《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的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心境是一样的。”[1]85鲁迅对蹇先艾的认可、评价，几乎影响了蹇先艾一生的创作与生活，也影响了历来文学史对蹇先艾的评价以及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过这是后话，1926年3月蹇先艾与朱大枬给鲁迅写信要求见面求教，鲁迅答应3月17日下午两点在他家见面，但因朱大枬有事耽搁，三人见面并未成行。三月另外一件事的发生似乎可以弥补未能当面与鲁迅求教的遗憾。由于此时徐志摩担任主编的《晨报副刊》经常发表闻一多、刘梦苇、朱湘、蹇先艾、朱大枬、饶孟侃、于赓虞等人的诗，由刘梦苇提议创办一诗刊，并托蹇先艾与徐志摩联系，办起了《晨报诗镌》，徐志摩任主编。梁实秋在《诗镌》创刊号上说：“这是第一次一群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地试验作新诗。”可见《诗镌》创刊对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贡献极大。《诗镌》创办到停刊，历时3个月，共十一期，蹇先艾在其上发表了6首诗歌，期中最著名的《春晓》和《雨晨游龙潭》两首于1935年被朱自清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不过后来的研究者过于专注于蹇先艾的乡土小说研究，显然忽视了他在诗歌方面的造诣与贡献。

1926年蹇先艾的小说创作，除了《水葬》，还有一篇《初秋之夜》值得关注，它发表于《东方杂志》23卷22号，后收入1929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中短篇小说集》。《初秋之夜》是一篇讽刺小说，描写的是五卅之后，在一次县乡士绅的小聚会中，县长、女子中学的吴校长等众人的种种丑陋行径。他们吸食鸦片，打着兴办女学的旗号却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红教育，反对女子恋爱自由、接受白话文教育，甚至一旁三年前从北京留学归来的青年也频频附和，教育界、政府、商界相互勾结，守旧势力盘踞一方。蹇先艾用轻巧的笔触将这些人的行动、语言、形态勾画出来，丑态毕露，也把五卅之后混乱的社会现实一并展露。这一年的小说除《水葬》乡土气息浓郁之外，题材多偏重于社会问题的揭露，对种种可笑可鄙的现象进行批判、讽刺，比如《狂喜之后》、《诗翁》。

1927年，蹇先艾继续进行诗歌与小说的创作，时局的动荡，也使他的创作相对减少，本年发表诗歌3首，小说2篇，但译著颇多，小说、诗歌、散文诗，都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这一年，《晨报副刊》转由陈博生主编，蹇先艾被约为长期撰稿人，并通过于赓虞认识了胡也频、丁玲。3月间组织“海涛社”，会员二三十人，蹇先艾起草了宣言和工作大纲，并筹办《海涛》杂志，因张作霖当局未通过注册，社团也就风流云散。

颇有成绩的是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朝雾》在北新书局出版，选入作品十一篇，在小说自序中，蹇先艾称：“那时我的父母刚去世不久，一个人孤独地流落在北京，生活里充满了寂寞，思想便陷到悲观的泥淖中去了。每当烦闷的时候，我就梦想到故乡，憧憬着苗岭，而一方面心头常常总幻起几幅美妙的海市蜃楼，于是信笔涂鸦出来了几篇诗意的散文和小说，因为觉得人生与往事皆仿佛一抹朝雾，驻目的时间短促万分，太阳一出来就雾散天开，没有什么意味，所以才取了这样一个名字[2]281”。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蹇先艾以一部满是乡愁与青春苦闷的小说集收尾。

(三)从“乡愁”到“乡土”：诗人向乡土小说家的转化

1928年，蹇先艾回贵州老家结婚。这一年蹇先艾也结束了诗歌创作，随着长诗《童年之别》的发表，蹇先艾的“创作幼年”结束了。第二次的返乡，乡土变迁、家乡人民的生存状态给了他冲击与灵感，也使他写作的关注点逐步移到了乡土，对贵州的风土人情、贵州人的生死离别倾注了更多的热情。现实生活的变动与经验的增长，造就了蹇先艾创作生涯的转向与提升。

如果说1926年的《水葬》是蹇先艾关注乡土世界的开始，那么1929年的《在贵州道上》可称作蹇先艾乡土文学创作的代表。“我”讲述了自己在回乡之路上的见闻，有旅途的艰险，也有通过轿夫们对话得知的故事。如果把它与1924年同是写回乡经历的《到家的晚上》相较，就可发现作者在创作视角上的变化。《到家的晚上》虽然也是描写回乡过程以及到家后所见的家庭变故，但主体情绪是“我”的心理变化，主人公的感伤、失落是主线条，作品境界不够宏大，无处不在的是作者难以摆脱的哀悼情绪。与之相较，《在贵州道上》则体现了作者的成长。故事的主体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线索人物、一个领路人。在“我”的见闻中，贵州乡土间的那些小人物成了主角，抬长途的轿夫、老赵、“加班匠”、胡小山等大山子民以及他们动荡、艰辛的底层生活被展现出来，挣扎、可怜无助却又深情重义。由此开始，蹇先艾不仅在写作对象上专注于乡土世界的挖掘，在作品思想与境界上更体现出一个成熟的作家对于乡土的理解与关怀，以及大到国家关注和责任。

《在贵州道上》之后，蹇先艾放弃了诗歌创作，专心于乡土小说，在乡土小说创作方面也颇有实绩。之后创作的《到镇溪去》(1931)、《春酌》与《在贵州道上》一并被选入了1937-1949年的《新文学大系》。

停止新诗创作，按照蹇先艾自己的说法是：“一九三○年以后因为生活的转变，家庭的重担挑到肩头上，过着非常单调机械的日子，烟士披里纯早已逃走无踪；写诗不成，只好以全力来学写小说了。[3]325”晚年再谈这个问题，他认为一是自己没有写诗的才能，在创作中也一直没有摸索出新诗体裁等问题的创作路径；二是自己的师友逐渐凋谢殆尽，自己也就没有了写诗的心境[4]344。转入乡土文学的队伍，是“因为感觉着以都市的生活来作材料的创作是太普遍了(虽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换一个新的方面来写，——这新的方面则是一些边远省分乡镇中的人物和风景。并且自己又最爱读Bret Harte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说。所以我的短篇，有好些便喜选取故乡(贵州)的题材”[3]326。

蹇先艾虽然描述的很轻巧，但事实上“乡土”早就融为成他人生经验的一部分，成了他生命与创作的骨与血。早期的怀恋、追忆文章，浓厚的哀愁，掺杂的是青春期的迷惘与惶惑，而更多的是作家自身借以依靠和安慰的情感载体。日本作家山口守有一篇谈早期乡土文学的文章谈到：“至于描写乡愁的作家们的悲哀根源，鲁迅就有切身体会，同时希望只能描写乡愁的作家们，从作为自我安慰的文学创作中摆脱出来。[2]51”这种摆脱与醒悟，当然不是批评家能够决定的。作家创作的反思、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而又必须自明自觉的过程。时代背景、社会变迁因素、他人的指点批评等等客观因素只能提供契机，而真正主观上的自觉、明晰，是要作家自身做出选择的。以上蹇先艾关于自己乡土文学写作缘由的解释，写于30年代中期，是一部分主观原因。在客观上，也有他未提到的，乡土中国走向现代强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亟需改造的是广大的乡土世界。“乡土”成为对象，是一个作家担负“为人生而艺术”的责任。虽然20年代后，纯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志业，但出于知识分子的情怀与担当，乡土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关怀的贫弱世界。

三、蹇先艾与乡土文学

1920年代乡土文学出现，不光是新文学发展重要的一步，也是这批乡土小说家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由尝试到不断自我确认的过程；从幼稚到成熟，不光是时间流逝，时代转换，风格与气质变迁，更是作家创作心境的蜕变，对乡土认识逐渐独到深入的过程。

蹇先艾在晚年对于自己20年代的写作多持否定态度。不仅引用庄子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来比喻自己的早期创作，还自责地检讨道：“我是‘五四’中期在北京进中学的时候开始写作的，当时年幼无知，不仅缺乏生活积累，而且没有好好地读几年书，也没有扎扎实实地练过基本功，便迫不及待地向报纸副刊投稿。”*蹇先艾还反省道：“我早年的习作，可以说有两‘平’：题材大多数平谈无奇，没有什么典型意义，一平也；故事平铺直叙，二干也。第一平，就是鲁迅先生指出的：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几个平常人，一些琐屑事。实际就是选材不严；第二平就是我不大重视小说的结构，把'短篇'往往写得如叙事的散文。到了30年代，我才对上述的缺点有所纠正，因为我读了一些中外名著，接触的生活面广阔了一点。”参见蹇人毅的《乡土飘诗魂——蹇先艾纪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7页。1984年他在《文艺报》第1期上发表文章，更是谈到20年代没有乡土文学理论，因此也就没有乡土小说流派[5]47。蹇先艾的检讨的确是对自己早期创作的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但对20年代乡土文学的否定却有失偏颇。

关于乡土文学创作，早在1920年代初期周作人就提出过理论设想。1921年8月，他在自己翻译作品《希腊岛小说集》的序文中提到，中国文艺的发展应取自己的民俗研究，在自己的独特的土壤与空气中生出属于本国的文学；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一文又提出，各国文学各有特色是因为地域不同而风格各异，所以在中国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更应该出现表现自己的个性文学，将“国民性”“地方性”“个性”融合起来以形成作品的生命，亦即作品的特性[6]11-13。周作人还强调，“地方性”并不是“以籍贯为原则”，“只是说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周作人提倡“乡土文学”，是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谈中国的地方文学，他的立意在于发展具有中国个性、中国特色的文艺作品，使中国得以纳入进世界文学的版图。所以在周作人这里，“乡土”的内涵是个性、生命力、活泼的民俗，或是具有现代技巧、内涵的民间文学创作，而不是农民、农村的同义词。

鲁迅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明确的乡土文学理论的提出，但他拿出了两部认为是开乡土文学先河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其中《故乡》、《阿Q正传》、《祝福》、《风波》等将乡土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表现得深切，江浙一带的民风习俗、方言口语也都全面的展示了出来。鲁迅面对乡土、面对鲁镇，是一个现代面对传统的视角，传统乡土代表着落后、愚昧，所以乡土文学的批判性是第一位，启蒙、改造是鲁迅的目标。

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兴起，文学被赋予了阶级性，农民阶级、社会底层、无产者成为了革命文学的关注对象。郁达夫在1927年9月就发表过《农民文艺的提倡》、《农民文艺的实质》等文章，呼吁作家多关注、多描写受压迫的农民阶级的苦难生活。在革命文学中，有“农民文艺”，阶级文学，乡土是一个若隐若现的背影。

如果说20年代有乡土文学理论，那么能提供给写作者指导的就是以上这些。周作人民俗视角的地方文学的倡导，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影响；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偏执于政治意图而有失文学性；只有鲁迅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文学青年开始创作都会模仿鲁迅的题材与手法，加之鲁迅在1920年代与众多文学青年、文学社团都有密切交往，在北大授课等等，言传身教，所以使很多人写作都有鲁迅的影子，这也包括蹇先艾、许钦文等人。

那么到了1930年代，鲁迅正式提出“乡土文学”之名时，他面对的不止是1920年代的文学状况，还要考虑怎样面对30年代的文学发展。回顾鲁迅提出“乡土文学”的那段文字，在对照鲁迅1920年代的小说创作看，鲁迅对“乡土文学”应该是怎样的有着自己的想法：“乡土文学”可以包含乡愁但不能止于乡愁，应该有异域风情或是地方色彩的描写，情感真挚，应该有人类共同情感、人性的表现，同时也要反映乡土现实，有启发性，引起民众觉醒改造自己的生存状态。相较于周作人倡导的富有个性、生命力、活泼的民间文学来看，鲁迅的“乡土文学”则承载了更多的社会改造、启蒙民众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蹇先艾晚年否定1920年代的乡土文学，更多的是否定自己的早期创作以及20年代同期其他作家的那种较为简单、自我的乡愁书写。与鲁迅先生深刻、凝练、厚重的乡土文学相比，青年作家初入文坛的那种尝试、寻找注定带着内倾与幼稚印记。人总会生活在记忆中，而对于乡土作家们来说，乡土传统就是他们记忆的一部分。面对传统逝去与现代召唤，乡土作家们作为过渡人在一种动荡与不平衡中进行文学的探索与自我的确认。靠着乡土与记忆，他们了解自己、认同自己，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由最初的诗人，到寄托乡愁的小说创作，到开始积极地关注社会问题、最终成长为以家乡为载体，表达对近及家乡大到国家的关注和责任的乡土作家。人生际遇的感慨，时代动荡风云转换，造就了一个创作经历丰富的作家。

一个走入新城市新文化氛围的文学青年，由最早的乡愁书写成为了为人生社会肩负责任的精神探索者。这长长的精神跋涉既成就了一个真正的乡土作家，也对现代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点来看，蹇先艾无需否定自己20年代的创作。1920 年代的这批乡土作家，虽以写实著名，骨子里也不缺少浪漫气质。在文学创作与文坛活动中，他们热心并具有勇气，只是由于理论与知识的匮乏，使他们并没有写出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当然，伟大的并不一定就是完美的、与时代相得相生的。他们的创作在一个变迁的时代，使文学得以丰富与发展。

[1] 鲁迅.《小说二集》导言[C]//刘运峰.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2] 蹇人毅.乡土飘诗魂--蹇先艾纪传[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3] 蹇先艾.我与文学[M]//蹇先艾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4] 蹇先艾.我与新诗[M]//蹇先艾文集：第3卷(散文·诗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5]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6]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M]//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30.

(责任编辑：孙泰然)

Review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1920s：A study of Jian Xian'ai

ZHANG Mengy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China)

In the narrative of literary history, local literature in the 1920 s is regarded as one with high literary creation consciousness. Its development is not only self-evident, but also full of chances and the inevitability of choice.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Jian Xian'ai, a representative writer, especially on his writing career, spiritual quest, we try to reveal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the 1920s from beginning to maturing in order as to make up for the inadequacy of literary history narrative.

Local literature; 1920s; Jian Xian′ai

2017-03-14

张梦瑶，女，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在读博士。

I209

A

1006-4702(2017)02-011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