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怠政与晚明文牍之风
2017-03-12颜丙震
兰台世界 2017年3期
颜丙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 安顺 5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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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怠政与晚明文牍之风
颜丙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安顺学院人文学院 安顺 561000)
晚明文牍之风盛行,在中央各衙门突出表现为奏疏体公文数量繁多、篇幅冗长、内容空洞和字句险僻等。明神宗长达二十多年的怠政之举对这一风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明神宗对奏疏频频“留中”,反而使奏疏数量大增;激烈的党争与矿监税使横行则导致弹劾类奏疏泛滥;随着国势日益危殆,言官们为尽臣道亦不厌其烦地上疏规谏君失。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晚明文牍之风。
晚明 文牍之风 万历怠政 奏疏
明代文牍之风盛行,学界对此关注颇多。近人许同莘在其《公牍学史》中论及明代的繁文之弊时指出:“盖历代文章公牍之弊,及国家受士大夫之害,无过于明人者。”[1]174实际上,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便已经注意到此问题,他在《日知录》中言道:“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2]1038顾氏之言既指出明代文牍之风盛行这一事实,又道明万历、天启年间为此风最猖獗的时期。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明神宗长达二十多年的怠政之举对这一风气着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章拟从此角度以奏疏体公文资料为基础对万历怠政与晚明文牍之风盛行之间的关系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所言有当与否,尚望学界前辈及同仁不吝指正。
一、晚明文牍之风盛行的表现
明初,受元末繁文之弊影响,文牍之风盛极一时,虽经明太祖严厉整顿而得以“由纵而敛,由杂而纯”[1]147,但此后不久即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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