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微

(集美大学诚毅学院 人文科学系，福建 厦门 361021)

小说《伤逝》写于1925年，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唯一一篇从内在情感角度严肃探讨爱情婚姻主题的小说。优秀的作品总能为读者提供丰富的阐释空间，鲁迅这篇小说已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反复解读，其内涵和美学价值也随着时代思想的变迁，不断被开掘出新意。《伤逝》的艺术生命力和解读历程印证了接受美学的文本召唤结构理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读者与作品之间动态的互动，是一个变动不居的过程。”[1]107“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2]294，召唤读者不断用自己的经验去填补作品的空白，使有限的文本有了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召唤性广泛存在于文本的各个层面，本文试图立足接受美学理论，从文体、叙事结构和否定性三个角度，对《伤逝》的文本召唤结构作出一定探索，以此视角重新审视小说的内涵。

一、文体生成的期待与召唤

召唤结构是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伊瑟尔提出的理论概念，他认为一部作品总是布满了未定点和空白，作品的实现需要读者通过阅读中的想象性加工来填补。所谓“空白”就是文本为读者提供的“图示化”框架中的未言部分。“空白”广泛存在于文本“图示化”框架的各个层面。伊瑟尔认为这种“空白”本身就是文本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伊瑟尔还指出，“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域。如此唤起读者填补空白、连接空缺、更新视域的文本结构，即所谓‘文本的召唤结构’。在此，对阅读的召唤性不是外在于文本的东西，而就是文本自身的结构性特征。”[1]295

召唤性存在于文本的各个层面，《伤逝》的文体颇具实验色彩，产生一定的陌生化效果。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特点，《伤逝》刻意加了一个副题“涓生的手记”。“手记”是一种介于日记与随笔之间的文体，具有写实性。从叙事技巧来说，以人物“手记”的方式来叙事提升了真实性，增强了代入感。这篇小说采用手记体叙事还有一个增值功能，就是将读者引向文本预定的关注点。这种引导对读者阅读期待构成暗示，或者说是一种“召唤”。作为手记，阅读的关注点一是涓生叙事的真实性，二是涓生情感表达的真挚性，读者的阅读也就具有了审判性，阅读的过程将成为针对上述关注点的判断过程。无论判断的结论如何，都将带出另一个重要的疑问——涓生是谁？或者说，涓生与作者是什么关系？作者怎样看待涓生的叙述？这就意味着在直接叙述者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的存在，他实际掌控着涓生的叙述和读者的认知范围。“就编码而言，‘隐含作者’就是处于某种创作状态、以某种方式写作的作者(即作者的‘第二自我’)。”[3]137对于手记的“作者”涓生来说，他当然期待着阅读者能接受他的叙述内容，能按他的设定去还原事件，去形成对涓生、对子君的认识，去理解他的感情，去接受他的忏悔。这个涓生期待中的理想读者就是手记的隐含读者。“‘隐含读者’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作者本人设定的能够把文本加以具体化的预想读者。”[4]329但是，隐含作者的存在使得实际读者不会与隐含读者完全重合的，甚至会大相径庭。例如，在手记中涓生竭力地为自己开脱，在自己剪辑的生活片段中或明或暗透露着子君的庸俗，她与邻居太太为油鸡怄气令“我”鄙视；她整日醉心于料理三餐影响“我”的写作被“我”呵斥；她不厌其烦地反复逼“我”回忆求爱的情景使“我”难堪。总之，子君是越来越无聊，越来越怯懦，越来越令涓生厌倦。但是读者却在隐含作者的暗示下，透过叙事表象看到了涓生极力遮掩着的自私、无能和冷漠。比起涓生为逃避子君的冷脸天天躲在图书馆围炉烤火的落寞，读者更同情的是独守在寒气逼人的家中挨过漫漫严冬的子君。这种多声部的叙事模式被巴赫金称为“复调小说”。《伤逝》把小说与手记文体套置生成文本召唤性，使叙述活动与阅读活动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大大拓展了小说意义空间的广度和思想意蕴的深度。

二、叙事结构生成的召唤

《伤逝》的叙事结构属于典型的倒叙模式。手记先从眼前的会馆写起，然后按时空顺序记叙一年前在吉兆胡同的生活，涓生与子君经历了恋爱、同居、分手的基本过程。最后再回到现在的会馆。这种回环结构在鲁迅小说中反复出现，已成为其小说的典型模式——回到原点的“蝇子”模式。模式本身就蕴含着集体无意识。鲁迅小说里的“蝇子”模式，是对人类生存状态荒诞性的一种暗示。韦勒克认为作品的意义是融合在艺术品的结构中显示出来的，也就是说，艺术品的结构是为了表达作品的意义而存在的。涓生与子君经历了一年多的悲欢离合，最终回到会馆，这里却一切如旧，仿佛时间凝滞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人生就是周而复始的轮回，涓生与子君的故事以前有，以后也免不了还会重演，我们该如何去理解和面对，这是作品向读者敞开的召唤结构，也正是这篇作品恒久不衰，一直能引发不同时代读者共鸣的一个强大引力所在。

涓生的手记从叙述分手后涓生独自回到会馆生活的忏悔式抒情写起，为整篇小说奠定了凄婉悲凉的基调。故事的悲剧性结局直接揭晓，此时涓生的深情独白将成为阅读的起点和归宿。这悲剧的结局和沉痛的忏悔引发读者对于这场家庭悲剧过程和成因的揣测、想象和探知的愿望，并最终回到思考。这是因倒叙模式而产生的期待与召唤。不同的读者会调动自身的生活经验和阅读积累的底蕴，以及每个人不同的素质能力去填补这些空白。接下来的叙事转向一年前的会馆，悲凉、绝望的氛围陡然化为明快，作品的情绪节奏抑扬顿挫错落有致。在吉兆胡同的生活画面是经涓生剪辑过的片段式的叙述，在一个个场景之间充满了各种空白与空缺，读者要调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填充、连缀，每个读者的阅读补充都打上个人化印记，每个人重构出的涓生和子君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都不完全一样，形成无数的“第二文本”。这是文本召唤结构所包含的多重潜在意义系统决定的。例如，对油鸡和阿随的态度，涓生先是暗自嘲笑子君是受了房东太太的传染，后又抱怨自己在家中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最终困窘的生活迫使“油鸡们也逐渐成为肴馔”，阿随也被扔掉了。油鸡和阿随在子君的生活里意味着什么？因极度困顿最后不得不把油鸡和阿随杀掉或扔掉，子君是如何越来越陷入绝望，涓生没有提过，可能也没有想过，读者却在这些生活碎片的空隙中发现了他们的生活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轨迹。读者被涓生的忏悔带入回忆，阅读了整个故事后，再回到涓生的忏悔，必将这段忏悔重新评判。这就是优秀的作品的素质，它所提供的召唤结构总能引起读者反复阅读推敲的需求。

三、否定中的召唤

伊瑟尔认为文本的“否定性“也是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性机制。“文学文本不断唤起读者基于既有视域的阅读期待，但唤起它是为了打破它，使读者获得新的视域。”[2] 295《伤逝》也存在着这样的“否定性”召唤结构机制。涓生的手记要实现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解释与子君分手的原因；二是表达对子君的“爱”和“忏悔”。读者对于涓生的解释和忏悔的解读过程就是一个否定性接受过程。

(一)涓生为抛弃子君辩解

涓生与子君从恋爱到离散，终至阴阳两隔的过程，也是两个青年人从希望走向幻灭的精神历程。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小说向读者敞开的一个巨大的空场，也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无数读者一直在苦苦思索和争论的焦点。

在涓生极力的辩白中，他们走向解体的原因是由于子君的蜕变，从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返回到世俗的家庭妇女，重复着旧的生活模式，与其他女子并无二至，失去了追求新思想和进取精神的子君，也随之失去了涓生的爱情。涓生叙述的生活日常的确令人失望于子君的庸俗，但是当读者仔细回味、思考这些细节时，又难以认同涓生对子君的抱怨，从字里行间发现了不一样的子君和涓生。这种否定在每个人每一次的阅读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触。当涓生说“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个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起来却是隔膜，即所谓真的隔膜了。”[5]这隔膜显然不是子君之过，而是激情消退后的心理落差。他们爱好不同，例如涓生爱花，子君爱动物；他们生活观念不同，涓生喜欢精神交流，子君醉心于家务。涓生和子君之间一个巨大的隔阂是对于求爱往事的态度，涓生非常不愿去回首面对，而子君却视之为最大的幸福和安慰。这些差异背后潜隐的正是婚姻悲剧的暗流。召唤结构理论认为，文本说出的部分是为未言部分而存在的，说出的是有限的，是为了那无限的未言部分做提示。由手记的生活叙述可见，涓生其实根本没有准备好去组建一个小家庭，没有目标、没有计划，更没有考虑过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困难。而子君则把个性解放的终极目标仅仅定位在与自由恋爱的人组成家庭，然后过着柴米油盐的小日子。这是人间世世代代重复着的生活模式，本无可厚非，但是选择重复别人的生活，就意味着可能也会重复别人的命运，最终子君没能摆脱被弃的结局，而一旦被弃，她就再也找不到自己立足的生存空间了，因为她已经在婚姻中完全放弃了自己。子君们要真正改变命运，就要改变生活模式寻求新的出路。

(二)涓生对子君的爱与忏悔

小说第一句“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5]怎样理解涓生的“悔恨”与“悲哀”是寻找小说主题和人物真相的阿里阿德捏线团。涓生不断祈求子君的宽恕，为子君的死而悔恨。但在叙述中，这些被涓生剪辑过的生活碎片，充满的是涓生苍白的辩解，对子君的埋怨，忏悔成了变相的责任推卸。涓生愿意为子君的死承担的责任就是“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5]，“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她了”[5]，而她是软弱的，没有能力面对真实。“真实”，这实在是一个不成其为罪的罪责，涓生的忏悔也因罪的不存在而被悬置，忏悔者则无形中脱身而出，卸去了这副重压心头的负担。在涓生的辩解中，读者发现了子君的无助，她只能被动地存在于涓生的叙述中，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和机会。假如子君可以开口，她将如何叙述这段生活？她将怎样述说自己的痛苦？就此，小说又向读者敞开了一个女性视角的批评空间。

涓生悲哀于子君的不进取而导致两人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是文中涓生一遍遍提及的“新的生路”究竟通往何处？他所谓不忘“翅子的扇动”所追求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涓生自始至终也没有说清楚，一再重复着“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5]的那句誓言也就显得虚浮。“我爱子君”，这与其说是涓生的宣言倒不如说是一句对自己的安慰。从涓生的叙述看，他似乎一直就不清楚为什么与子君走到一起，也不知道具体要过怎样的生活。当初涓生鼓励子君抛开家庭跟随自己时，他讲《诺拉》，讲雪莱，讲个性解放，俨然一副侃侃而谈的启蒙者姿态。当他困境中视子君为累赘时，他依然用诺拉的果决来鼓动她出走。“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一如我们将要同居时那样。”[5]这看似无辜的辩解显然经不起一点点认真的推敲。子君当初的勇敢是因为她清楚自己的目标和归宿所在，如今的子君已众叛亲离，社会也没有一个女子独立生存的机会，子君能走向哪里？所以“我想到她的死……”这一句倒是涓生更为真实的内心。无可奈何的读者最终只能从手记的表层叙事背后，不无沮丧地扒出一个“始乱终弃”的古老原型。实际读者没有按涓生设定的视角接受叙事，而是在否定的基础上实现了自己的阅读。

子君与涓生恋爱时发出过“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都没有干涉我的权利！”[5]这句震耳发聩的告白，被视为五四个性解放的最强音。然而子君敢于发出这样的呐喊的底气，只不过来自于涓生的爱情，她的“自我”本质上不过是由对父权的依赖转而依赖丈夫。所以，当失去了涓生的爱时，她的个性解放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轰然崩塌了，她恋爱时的果敢与婚后的怯懦恐惧正是缘自于此。这里构成了一个悖论，涓生因子君的“无畏”而爱她，子君却依赖于涓生的“爱”才会勇敢。爱与“无畏”的根基都是虚幻的，这就注定他们婚姻生活的结局必然以幻灭收场。所以他们遭遇的那些鄙视、失业、贫困等等困难，其实都不是他们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是因为无爱才感觉到困难，而不是困难消磨了爱。

总之，立足于文本召唤结构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些潜藏在涓生叙事话语之外的意义空间，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理解小说思想内涵的途径，对小说人物形象意义也可以重新作出解读和阐释。优秀作品总是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吸引着阅读者去不断阐释，这魅力和阐释的巨大空间都是来自于作品自身的召唤结构。《伤逝》是一篇蕴意深远的小说，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历史变迁，仍然能够引起读者的精神共鸣。对《伤逝》的解读也一直随着社会思潮的演变而不断被发掘出新意，其艺术生命力必将伴随人类意识的发展而焕发出历久弥新的光彩。

[1]周丽艳，高桂莲.生活的多重可能性——浅析《黑王子》的召唤结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申丹.何为“隐含作者”[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4]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5]鲁迅.伤逝[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