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博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辽朝末年，局势动荡，各种势力趁机反抗辽朝的统治。公元1114年秋，女真开始反抗辽朝。在整个辽金战争中，作为第三方的北宋政权也被牵扯进来，并在灭辽战争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为宋徽宗，他的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辽金战争中，宋徽宗站到了金朝的的一方，虽取得了对辽战争的胜利，但付出的牺牲是巨大的。因此，研究宋徽宗决策上的失误便显得很有必要。

一、收复失地的理想

公元923年，沙陀人李存勖建立后唐王朝。在后唐末期，末帝李从珂登基执政，并对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产生疑心，多次进行试探活动，石敬瑭为求自保，举兵反叛。但由于实力的悬殊，石敬瑭求助于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并割让幽云十六州。据《契丹国志》记载,“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藩、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1]46可见，燕云十六州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王朝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中原王朝保护自身农耕经济的必须之地。辽朝在得到燕云地区之后，利用此地区充分接触中原文明，并得到了固定的物资来源，为进一步攻占中原奠定了基础。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为抵御幽云地区辽朝的进攻，在北京建立大名府与辽朝对峙。同时，宋太祖还专门设立“封桩库”，目的便是积攒钱财，以此来赎出幽云地区。宋太宗赵光义曾两次指挥对辽作战。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秋，宋辽爆发“高梁河”战役。据《辽史》记载：“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2]102可见，在公元979年的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一战中，宋太宗赵光义以惨败而告终。此后，宋辽之间又爆发战争(986)，即“雍熙北伐”。但经此一役，“岐沟之蹶，终宋不振。”[3]35北宋遭到了战争的重创，对辽朝的政策由进攻性转为防御性。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后，两国进入和平时期，但对于幽云十六州的争夺一直在延续。宋仁宗以及宋神宗时期，在幽云之地分别发生了宋辽“关南之争”和“河东划界”冲突，使得北宋政府一直记恨辽朝的野蛮行径。通过收复幽云十六州，可以使宋徽宗成就一番前人未尽的事业而彪炳史册。因此，正是存在这样的心理，宋徽宗才做出收复失地的决定。但是，北宋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具备收复失地的能力，最终将自己拖入战争的深渊。

二、邻国重要性意识的模糊

宋太宗于公元979年统一全国。至此，北宋北部疆域与辽朝直接接壤，中间再无缓冲地带。宋辽两国经常爆发冲突，直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在此之后，两国虽有摩擦，但总体局势趋于稳定。宋辽两国势均力敌，呈现出鼎立的局面。同时，在整个宋辽时期，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互相影响、相互促进。

在政治上，宋辽两国每有新君登基或君主亡故均互相通告对方，双方以此采取纪念活动。除此之外，宋辽两国皇帝、太后生辰之日还互相进献礼物，以此表达庆贺之意。据《辽史》以及《契丹国志》等记载，双方互相进献酒器、御马、御衣、腊肉、绢匹、水果以及茶叶等物，体现出宋辽两国对互相君主的敬畏之情。因此，宋仁宗的去世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仁皇帝崩，遣使讣于契丹，燕境之人无远近皆聚哭[4]33。可见，在宋仁宗去世后，契丹民众以及辽道宗耶律洪基无不感伤，如若没有深厚的感情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同时也能够分析出，宋辽两国长时间处于和平友好时期。

在经济上，宋辽两国之间通过设立榷场来进行贸易上的往来。榷场贸易在宋太祖时期便已经开始，据载：“是月，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5]402可见，在北宋初期，便已经开始注重对辽的经济交往。“澶渊之盟”后，仅通过榷场进行贸易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速度，走私贸易便应运而生。据王昆《宋与辽夏金之间的走私贸易》一文研究，北宋向辽走私的主要有钱币、人口、书籍、粮食等；辽向北宋走私的物品主要有食盐、马匹、粮食等[6]8-9。通过分析可知，宋辽两国向对方出售的都是对方稀缺的物品，各取所需，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宋辽两国经济上的往来，使得辽朝逐渐摆脱了草原民族的原始经济；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北宋经济领先于世界的局面。

在文化上，辽朝充分接触到北宋先进的中原文明，使其文化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耶律倍便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曾亲自绘出千鹿图。在其被迫逃离契丹国境之时，也留下颇具文采的诗句：“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除此之外，辽兴宗也曾绘出《千角鹿图》，并赠献于北宋统治者。这些都体现出了辽朝在接受北宋文化的同时，直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修养。“澶渊之盟”后，北宋政府还多次派遣使臣出访辽朝，诸如王曾、路振、苏颂、欧阳修、沈括等人。这些使臣在出访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有关契丹境内风土人情以及自然风光的记载，增进了两国的互相了解。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整个宋辽时期，宋辽两国虽有纷争，但互惠互利是发展的主线。在女真兴起之际，辽王朝正处于衰落之时。北宋当权者宋徽宗只看到了辽朝的衰落，没有看出金朝将成为继辽朝后又一个更为强大对手。宋徽宗在面对辽朝地紧急求助之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而是背信弃义地选择了金朝，并与其联合进攻辽朝。宋徽宗作为一国之统帅，缺乏必要的战略眼光，不顾宋辽两国百年友好，其失败是必然的。

三、高估了北宋的军事实力

宋太祖于公元960年接受“黄袍加身”，建立北宋。因此，宋太祖十分在意武将擅权问题。公元961年，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军权”的方式，很好地解决了武将位高权重的问题。同时，在中央设立枢密院，使得统兵权与调兵权相互分离，导致兵将互不相识，很难达成同盟，伺机造反。同时，身为宰辅的赵普也向宋太祖建议：“节镇太重，唯稍夺其权，则天下自安矣。”[7]7因此，宋太祖接受建议，在地方上规定由文官担任地方最高长官，且地方官吏三年一换，防止在地方上形成自己的势力。同时，在地方上设立通判，以此来牵制地方最高长官。

除此之外，北宋的士兵素质十分低下。北宋的中央军主要是由禁军组成，宋代禁军的兵源主要是来自招募，并不是专业的士兵。北宋初期禁军的招募有一系列详细的规定，但后期由于应付西夏以及辽的防御工作，导致大量招募士兵，其选拔规定变得名存实亡，大量不符合要求的人员充斥在禁军之中。地方上军队士兵的构成主要有乡兵、厢兵等，其主要任务并不是作战，而是供官府差役的杂务兵，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除此之外，在遇到灾年的时候，北宋政府还在民间大量招募士兵，以防止灾民趁机造反。同时，由于北宋生存的环境限制，北宋境内并不盛产马匹，这就导致了北宋军队很难建立起骑兵部队，军队作战能力被大大减弱。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北宋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将军权牢牢把持在手中，改变了自唐末以来武人专政的局面，保障了政局的稳定，促进了国民经济的进步。但是，由于对军权高度的集中，导致北宋时期的军事将领没有任何的作战权力，在瞬息万变的前线作战中，只能听命于后方枢密使以及皇帝的指挥，从而使得北宋纵有百万军队，却在对辽以及西夏的作战中败多胜少。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北宋与金朝达成协议，签订“海上之盟”。辽保大二年(1122)，辽天祚帝逃入夹山，宋徽宗趁辽朝政局不稳之际，派遣童贯进军辽朝，试图夺取燕京旧地。宋徽宗依仗自己掌握的百万军队以及辽朝穷途末路之际，对辽朝显得不屑一顾。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已遣领枢密院事童贯、董兵百万，收复幽燕故地，与大金国计议画定封疆……如燕人悦而从之，因复旧疆，策之上也；耶律淳能纳款称藩，策之中也；燕人未即悦服，按兵巡边，全师而还，策之下也。”[8]36这是在童贯出兵燕京之地前夕，宋徽宗给燕京旧地民众下达的诏书。从宋徽宗下达的这份诏书中不难看出，傲慢、霸气的口吻跃然于纸上。同时，还在后方就给即将前往战场上的童贯下达作战计划，这显然就已经违背了军事斗争的基本规律。在这份诏书中可以看出，面对即将与辽朝的战争，宋徽宗已然觉得胜利在望。但是，在接下来的军事战斗中，北宋被辽朝所击败，不得已求助于金朝协助攻取燕京地区。正是通过这场战争，使得金朝统治者看到了北宋军事实力的不堪一击，并决心一举吞并北宋，完成对中原地区的统治。

四、重用奸佞之臣

宋徽宗时期，由于其本人荒淫无道，因此重用了一大批的奸佞之臣，在联金反辽中，蔡京、童贯和王黼起到了不可消除的消极作用。

蔡京，作为宋徽宗时期“六贼”之首，其为人奸诈、刻薄、打击异己。在联金对辽作战的决策中，蔡京力主对辽作战，并积极推荐童贯前往作战。正是由于蔡京的存在，宋徽宗时期吏治腐败、国运渐衰。除蔡京外，童贯作为宋徽宗时期又一个奸佞之臣。在对辽作战失败中，童贯对于北宋的失败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进攻燕京之地时，童贯竟然下令军队不可妄杀一人，因为这些地区的百姓均是北宋之臣民。这就导致了北宋军队不敢私自作战，不敢勇于对敌作战，导致错失良机，最终大败。同时，王黼在联金抗辽的决策中，对于金朝即将产生的威胁预计严重不足，对于北宋的灭亡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中国与辽，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间，彼之所以开边慢我者多矣。”[7]542可见，作为一名大臣，其战略眼光如此短浅，这更加使得宋徽宗下定决心进行对辽战争。

综上所述，在辽金战争中，由于宋徽宗的这些失误，加速了辽朝的覆灭，同时使得北宋迅速灭亡。因此，统治者的失误对于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至关重要，宋徽宗便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1]叶隆礼.契丹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2]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王夫之.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丁傅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王昆.宋与辽夏金之间的走私贸易[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6.

[7]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