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虹

(山西传媒学院 公共外语部，山西 榆次 030619)

女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西蒙娜·德·波伏娃是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女性主义理论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女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是一个受压迫，受歧视的等级，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认知、观念、伦理等各个领域中都处于与男性不平等的地位，即使在家庭生活中也处于较低的地位。波伏娃认为女性特质不是天生的，是后天教育和环境迫使她们隐藏其超越性，而凸显其内在性，使她们成为绝对的“他者”。

女性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主张女性政治权利，争取选举权；第二阶段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张忽略男女差异，呼吁男女同工同酬；第三阶段是鼓励女性走出蒙昧和压抑的状态，提倡女性自尊、自醒、自爱、自觉、自理和自治。哈代小说中几位女性形象塑造反映出女性主义运动的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通过对小说女主人公进行研究，为男权社会中备受欺凌的女性寻找生存之路。

一、作为“传统女性” 的苏珊与艾拉贝拉

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是“家庭天使”，那时的女性没有选举权、财产权和起诉权，社会鼓励她们远离学术，远离政治，已婚女子几乎失去了自由，完全依附于丈夫，存在感十分微弱。

《卡斯特桥市长》中的苏珊，一生都在寻找一个可以为自己和孩子提供富足生活的归宿，在她身上表现出极大的内在性和依附性。我们初见苏珊是在故事的开篇，她和失业的丈夫一前一后走在乡间尘土飞扬的小路上，她的丈夫并不愿理睬她，她对他那种不理不睬的沉默，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似乎认为那是当然的事情。尽管如此，苏珊还是尽量靠近自己的丈夫，以此来获得安全感。在丈夫醉酒当众指责是她拖了后腿，给他带来了厄运，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未作任何反驳，似乎她是一个没有思考能力的傀儡，没有独立人格的存在。甚至在丈夫收受五基尼出售妻儿时，她还认为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后真的没有违背丈夫的意愿，跟着她的新买主(那个水手)走了，说明她认同自己是丈夫的附属品，是可以被随意买卖的商品。跟随水手以后的生活里，没有所谓的爱情，但是苏珊仍然尽力做一个好妻子该做的一切(照顾丈夫和孩子的饮食起居)，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完全是一个完美的“家庭天使”。后来听说水手遇难，她立马想到前夫韩恰德，她想要找到他，如果境况允许，她要回到他的身边，寻找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窝，也为她的孩子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与韩恰德见面之后，有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场景：他赠与她五个基尼(当年卖掉她们正是换来五基尼)，让她先安个家。但是苏珊却安然接受了，她已经忘却了自己和孩子被当作商品卖掉这回事。这一点表现出苏珊极大的内在性，她认为丈夫在自己的生命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她从属于丈夫，也离不开丈夫，无论她的丈夫对她做过什么，她都一味的忍受，因为她要依靠丈夫过活。

《无名的裘德》中艾拉贝拉也是一个传统女性，她从来不认为女人应有自己的思想，靠自己过活，她这一生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让自己过上富足的生活。从她与三个男人的关系中，艾拉贝拉的传统女性形象可见一斑。第一个男人是裘德。裘德当时是远近闻名的读书人，艾拉贝拉认为找到这样的丈夫一定会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当裘德在河边读书的时候，艾拉贝拉大胆向他扔猪鞭，试图勾引他，情窦初开的裘德最终与艾拉贝拉结合。艾拉贝拉原本希望依赖丈夫过上好日子，但婚后发现丈夫只是个书呆子，根本没有能力让自己过上那种光鲜的生活，于是她留下一封信不辞而别，希望能够找到她想要的幸福。第二个男人是她有钱的澳大利亚老公，她把自己和裘德的孩子寄养在父母家中，对澳大利亚老公隐瞒自己的婚史，以维持目前“和谐”“幸福”的生活。她的澳大利亚老公经常在醉酒后对她实施家暴，她依然委身于他，因为她不愿离开自己的衣食来源。后来澳大利亚老公死后留给她一笔数额可观的财产，人老珠黄的她回来找裘德，在裘德醉酒的情况下欺骗裘德与之复婚，因为她想找到一个可依附的人。伴随着孩子们的死和淑的离开，裘德的身体每况日下，当他奄奄一息之际，艾拉贝拉却离开他，去龙舟节勾引一个家境还算过得去的乡村兽医，她认为裘德已经不能给她带来任何帮助了，她现在的目标是让机会敞开，找到另一个男人来负责她后半生的生活，这就是艾拉贝拉的第三个男人。

无论是苏珊还是艾拉贝拉，她们都是“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因其“软弱性”和“依附性”而在父权社会备受欺凌，无论是被当作商品卖掉还是反复被施以家暴，都不曾想到离开。她们只是作为男性“附属品”而存在，没有独立的意义，自然也无法摆脱被压迫和奴役的厄运[1]。

二、在 “传统女性” 和“新女性”之间徘徊的柳塞塔与淑

19世纪，一些女性开始脱离传统，走上新的道路，她们具有革命性，独立性，勇于追求自由平等。我们从《卡斯特桥市长》中的柳赛塔与《无名的裘德》中的淑身上，可以发现一些“新女性”的特质。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她们又不完全是“新女性”，她们缺乏坚定性而时时受到“传统女性” 依附性和软弱性的制约，集超越性和内在性于一身，最终无法逃脱被命运捉弄的厄运。

我们首见柳塞塔是在韩恰德在对范弗瑞讲述自己以往的一段情事时，当时柳塞塔是韩恰德的情人。从韩恰德的描述中，我们得知柳塞塔是一位受过教育，很有思想的女性。由于双亲离世，她倍感孤独，这时遇到了失意的韩恰德，又逢韩疾病缠身，她主动去照顾韩恰德。这种做法在当时很不寻常，完全不是一个传统女性所为。在相处过程中，他们心生爱意，却惹来众人非议，韩恰德为躲避谣言而离开，柳塞塔勇敢追逐自己的爱情，写信给韩恰德，表达自己愿与其结为连理的心声。韩恰德却在回信中声称自己要与前妻复合，这时柳塞塔在痛苦之余写信给韩恰德，要求彻底终止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断绝一切往来。柳塞塔这时像一个男人一样，充分发挥了其自主性，结束了这段痛苦关系，这与哭哭啼啼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传统女性有很大不同。在父权社会中，都是男人发号施令，决定一切，而女人只能听从安排，接受一切。而柳塞塔却实施了父权社会中男性的权利。随后，柳塞塔听说韩恰德妻子去世，她带着姑妈的遗产独自一人去了卡斯特桥，主动邀请韩恰德的继女与她生活在一起，积极创造与韩恰德接触的机会。就在等待韩恰德来探望自己的日子里，满怀热情的范弗瑞进入柳塞塔的生活，两人可谓一见钟情，柳塞塔精心打扮自己，以赢得范弗瑞对自己的青睐。有情人终成眷属，最终柳塞塔嫁给了她深爱的范弗瑞。

柳塞塔敢于冲破父权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重重锁链，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一切大概源于她不同于其他女性的成长经历: 母亲早逝，她由父亲带大(父亲曾是军事高官，由于渎职而被没收财产)，因此她身上女性依附性的特质较少。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没有过多的来自家庭方面的干涉，而且她从姑妈那里继承的财产让她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更加具有话语权和自主性。这一切都为她成为“新女性”创造了条件[2]199。

她嫁给范弗瑞，一心想成为一个细心周到，又绝对顺从的完美夫人，她的唯一理想是照顾好丈夫，为他打理一个温暖的家。就在所有的事情都归于平静时，她与韩恰德的昔日的情书被韩恰德一个仆人公布于众，乡人为了戏弄高官夫人(那时范弗瑞已是卡斯特桥市长)，以柳塞塔和韩恰德为原型，做了两个纸人在街上游行(等于把柳塞塔和韩恰德以往有染的丑闻公开)。柳塞塔目睹这一切之后，她的世界顿时坍塌崩溃，因为她在爱情里已经完全没有了自我，丧失了自主性，成为绝对的他者，因此伴随着爱情理想的破灭，她的生命也走向了尽头。

我们初见淑是在裘德老姑的一张照片上，从裘德和老姑的对话中，我们得知淑(裘德的表妹)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对事物有着独特的见解。她对于爱情的追求与柳塞塔有异曲同工之处——大胆挑战世俗的眼光，按着自己的方式去生活。

维多利亚时期，人们认为女性是“自然”和“肉体”，而男性是“人类” 和 “思想”，女性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男性身体和心理的需求，没有独立的意义。淑偏偏通过克制男性的性欲，掌握 “性”主导权去反对男权社会。淑一生与三个男人有过较为亲密的关系。第一个是大学士，她和对方在一起生活了十五个月，未与对方发生肉体关系，那个人直至临终都对淑念念不忘，还把自己的财产全部赠予淑，但淑从不承认大学士深爱着她，也否认他的死与自己有关。第二个是她的丈夫费劳孙，他们结婚以后，淑宁愿呆在满是蜘蛛网的壁橱里，也不愿睡在丈夫的床上，有一天丈夫夜读有点累了，不小心走进淑的房间，淑以为丈夫要侵犯她，遂从窗户纵身而下，差一点就丢了性命。第三个是她的灵魂伴侣裘德，他们生活到一起之后，没有同室而居，他们之间偶尔有亲昵关系。她通过掌握 “性”主动来对男权社会进行猛烈抨击。在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淑有自己的见解，她完全不同于维多利亚时期的传统女性，不靠扮演婚姻生活里的弱者角色去维持生计。她认为婚姻关系以及随时随地的亲密关系只会早早把爱情送进坟墓，因此拒绝婚姻，极大地表现出“新女性”的革命性和主导性。

但是生活却给了淑与裘德重重一击，因为没有结婚，处处遭人非议，受人排挤，生活颠沛流离，“小时光老人”(裘德前妻的儿子)在跟着他们处处碰壁之后，在绝望中杀死了弟弟妹妹(裘德与淑的孩子)。淑无法承受如此打击，她开始相信“小时光老人”是上帝派来惩罚她的，她甘愿向命运投降，回到丈夫费劳孙的身边，在无爱的生活里，成为丈夫的泄欲工具，并且最终皈依基督，认为唯有天主可以挽救她十恶不赦的灵魂。

柳塞塔和淑一开始都努力追求自由和平等，拒绝接受男性的控制，并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去掌握自己的爱情和命运，但由于其身上的“革命性”似乎永远掺杂着“软弱性”，还是无法摆脱骨子里对男性的依附，在遭遇逆境时，最终变成绝对的“他者”而向父权社会投降[3]。

三、独立“新女性”伊丽莎白·珍

波伏娃指出女性的“软弱性”和“依附性”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后天形成的。女孩三四岁以前和男孩的教育方式并无差别，但是在他们长大一些就会出现差异。女孩可以比男孩得到更多的吻和拥抱，这并不意味着女孩的地位较高，而是社会希望她们依附于人，同时希望男孩可以独立自强。

伊丽莎白·珍小时候就随父母亲到过很多地方，先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年，随后又举家迁至英国。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的父亲是个水手，会为她讲述外面的世界，使她大开眼界，她们这种游移生活使她了解很多地方的文化，大海的博大胸怀也给了她很大的启示，她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不依附于别人的独立存在。

后来随母亲与市长生活在一起，经济条件大加改善，伊丽莎白·珍没有像别的女孩一样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打扮上，她只是让自己装束得体，而把大部分的钱花在买书上，让自己成为精神上的强者。

母亲去世以后，韩恰德知道了伊丽莎白·珍不是自己亲生女儿，开始万般刁难她，她没有自暴自弃，反而买了很多语法书、字典和名人传记，整天沉浸在阅读里，她要用知识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当她得知柳塞塔和范弗瑞相爱之后，虽感悲伤，也没有怨天尤人，她用读书去驱赶悲伤，在书中她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在面对困难时，变得更加睿智。她没有把自己的一生寄托于某个男人的身上，坚持独立，因此当困境来临，她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击垮。在韩恰得开始对自己残忍时，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他，去追寻自由，又在韩落魄后，不计前嫌回来照顾他，都表现出伊丽莎白·珍不同于其他女性的魄力。

伊丽莎白·珍的坚强和优秀使她魅力大增，也让范弗瑞更钟情于她，最终她收获了自己的幸福。作为一个经济独立、思想独立的女性，她充分地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重要性，能够正确认识自我，表现出非凡的超越性，受到了社会的尊重和认可。

苏珊与艾拉贝拉是女性运动前期的代表，她们没有权利，没有独自生存能力，过着备受男性奴役的困苦生活；柳塞塔与淑是女性运动中期的代表，她们受过教育，但社会要求她们返回家庭，扮演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们脱离社会、失去自我，渐渐感到精神空虚、思想苦闷，再次变成男性奴役的对象；伊丽莎白·珍是女性运动后期的代表，她摆脱了妇女从属地位和性工具的传统观念，不让自己被排除在核心成员之外，实现了思想和经济的独立，找到了自我救赎之路。通过以上三组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哈代对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命运的深刻关注。作为“传统女性”的苏珊和艾拉贝拉，由于其软弱性和依附性，在男权社会遭到了蹂躏，生活的很悲惨；徘徊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之间的柳塞塔和淑，在与男权社会斗争的过程中，其内在性战胜了超越性，成为战败者；最终只有坚强独立的伊丽莎白·珍收获了自己的幸福。哈代对前面两种女性的命运都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对独立新女性给予了高度的赞美。他认为要在男权社会里获得平等和自由，女性一定要有坚定性，实现经济和思想的独立才能完成自我救赎[4]。

[1]腾爱云.哈代创作悲剧意识的现代特质[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3).

[2]Butler Lance.Thomas Hardy[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3]刘爽.试论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的生命悲剧意识[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2000(1).

[4]聂珍钊.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