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史记·游侠列传》与司马迁的游侠思想

黄晓星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100089）

《史记·游侠列传》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为游侠所作的传记。文中的游侠具有高尚的秉性、光明磊落的人格，靠血肉之躯践行诺言、行侠仗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司马迁对此深感痛惜。司马迁借《游侠列传》不仅表达了对游侠精神的认识和赞许，而且寄寓了个人品格和道德理想，以及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反抗精神。

《史记》；司马迁；游侠

游侠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游侠曾对社会产生过不同的作用。西汉时期，游侠之风兴盛，司马迁的《史记》载有《游侠列传》，用以记载游侠的事迹，是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专为游侠而作的传记。由于种种原因，自《史记》《汉书》之后，正史不再为游侠作传。这篇可以称得上空前绝后的《游侠列传》不仅叙述了汉代游侠的事迹，反映了司马迁对游侠精神的认识和赞许，而且体现了司马迁的个人品格和理想追求。

一、《史记》中游侠的品格

《史记》不仅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多年的历史，还熔入了司马迁对历史的思考、对社会与人生的认识。在《史记》各篇中，《游侠列传》一向被认为是司马迁的别有寄托之作。

除了创作《游侠列传》之外，司马迁还专门为《游侠列传》作了一篇序——《游侠列传序》。在这篇序中，司马迁吐露了真实的心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1]844。司马迁为何选择《游侠列传》表达自己的“恨”？为何司马迁隐藏于《游侠列传》的思想感情异于其他人物的列传？其原因在于游侠身上的独特品格为司马迁所推重，即“侠客之义”。司马迁这样形容“侠客之义”的重要性：

诚使乡曲之侠，予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1]843

司马迁认为“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相比虽“不可同日而论”，但“侠客之义，曷可少哉”！司马迁将“侠客之义”总结为：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1]843

在侠客品格中，司马迁特别强调“信”对侠客的重要意义，可以说，他笔下的游侠是以“信”为主要行为特征、人格特征的一类人。司马迁笔下入传的游侠都是“布衣之侠”，无特权可以凭借，其为人处世全凭自身的天然秉性、光明磊落的人格和血肉之躯。侠客的人格魅力不在于为他人提供武力、钱财等方面的援助，而在于他们信守承诺，能给他人带来精神的慰藉和道义的拯救。在缺乏信任和安全感的社会中，这些能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和力量。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成为了后世衡量信义的重要标准，司马迁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是对内心的忠实，能给人以温暖和感动，而这正是司马迁所渴求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写作《游侠列传》的意旨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1]885“仁”“义”是当时社会主流的、核心的道德观念，司马迁没有选择儒士作为“仁”“义”“信”的代言人，却选择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游侠作为仁义的代表，显然是别有深意的。司马迁认为，儒者、学士可以见称于世，侠者却多隐没不见记载，世人因为普遍没有认识到“游侠之义”，而将游侠与“侵凌孤弱”的“豪暴之徒”混为一谈，这让司马迁深感痛惜。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已经有了游侠。在不同历史时期，游侠的社会地位、角色功能有很大差异，所以司马迁对列传中的侠客范围作了限定。

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1]844

司马迁将“游侠”活动的时间范围限定在“汉兴”之后，《游侠列传》中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五位侠士，生活在汉初到汉景帝、汉武帝时期。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身上具有很多相似的道德品质与人格特点。虽然他们也会触碰当时的王法，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但是他们廉洁谦让的德行值得称颂。司马迁非常看重游侠的品行与人格，并没有以世俗的眼光与标准看待、评价游侠这个群体。游侠是一个经常触犯王法的、为统治者所不容的群体，司马迁却将其写进史传，反映了司马迁不是单纯的历史事件的记录者，而是一个敢于为普通人发声的“叛逆者”和先驱。在游侠身上，司马迁寄寓了自己的是非观念和人格理想。《史记》历来被视为“半官史、半私史”，笔者认为，《史记》被称为“公私并举”，但绝非公与私“二分天下”，从游侠身上寄托的司马迁个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看，《游侠列传》属于“私”的成分更多一些。

《游侠列传》中主人公的身份、地位不尽相同，我们很难依据社会阶级或职业给“游侠”下一个定义。司马迁主要根据传主的行为、品格、性格等对“游侠”作出界定，他所说的“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谓之游侠”[1]844强调的是游侠的行为特点，与他们所属的阶级或阶层无关。《游侠列传》中的游侠不是不事生产的寄生者，也不是社会最底层的手工业者、无产者。他们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需要依赖权贵的施恩而生存。以汉代以前的侠客或刺客除了武力或生命外一无所有，浮游无食，而汉代游侠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固定的住所，不再寄身于他人门下[2]145。独立的经济地位使游侠的行侠仗义远离了政治斗争，远离了当政权贵，保证了他们的行为完全出于个人意愿。他们心甘情愿地救助、收留落难之人，如朱家就“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1]845。

因此，在《游侠列传》中，游侠不是一种职业，而是道德的楷模。司马迁笔下的侠客都注重品格与德行的修为。例如，朱家“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1]845。朱家的高尚品行体现在在对方身处困境时伸以援手，而在对方富贵时不愿沾光，不再提起救助对方之事。施恩不图报，这是比有恩必报更高的道德标准。再如，郭解面对他人的轻慢无礼，首先检讨自己“德之不修”，然后以德报怨，免去对方的差役。游侠在救人困厄之时常常冒着生命的危险，这种不畏牺牲的精神，已接近“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道德境界。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3]111可以说，游侠身上具有的品质与社会中某些人的虚伪、凉薄、势利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游侠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没有荆轲刺秦王般的惊世骇俗之举，但读者仍然能从司马迁热情洋溢的文字中感受到游侠舍己救人、信守承诺的人格魅力。

二、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

《游侠列传》不仅记载了游侠的行状，而且表达了司马迁对游侠的评价。司马迁将游侠与当时深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儒生相比较。例如：将游侠或与古代贤者季次、原宪“比权量力”；将侠客救人于困境的品德与昔日虞舜、伊尹、傅说、吕尚、管仲、百里奚、孔子等身处困境的遭遇相对比。这种写法不仅提高了游侠的地位，而且借机为游侠鸣不平：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1]843

延陵季子、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这些“王者亲属，有土卿相”，因为他们身为君王的亲属，可以依仗卿相的高位、封国的雄厚财力招揽天下的贤才而声名显赫。司马迁承认他们“不可谓不贤”，但用意不在于称颂他们，而是用他们衬托无财无势的“布衣之侠”。司马迁认为“布衣之侠”舍己救人的行为比这些“诸侯卿相”向人施舍恩惠更难能可贵。游侠的重要价值不在于有惊天动地的功业，而在于舍身取义的行为；不在于施予他人多少，而在于他们能舍弃多少。然而，游侠屡遭历代统治者的打压、迫害而在历史中湮灭无闻，甚至受到世俗民众的耻笑。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精神的可贵之处，也看到了社会对游侠的压抑与不公，在《游侠列传》中屡次言称“余甚恨之”。也许司马迁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故而在《游侠列传》中表达了郁愤不平的悲慨。

有研究者将《史记》与《汉书》对游侠的态度、立场作了对比，认为班固能正面批评游侠的不轨——“罪己而不容于诛”，而司马迁对游侠多赞美之词，对游侠的不轨行为则故意回避或视而不见。这种看法是片面的。班固称《史记》“不虚美，不隐恶”，作为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并没有隐匿游侠的不轨行为。《游侠列传》称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1]847。可见，司马迁既叙述了郭解不惜豁出自身性命救人与行善施舍的正义之举，也如实记录了郭解年少时杀人之事以及他内心的阴暗面，提示了游侠人格既崇高、伟大又掺杂悍顽、乖张的多面性。司马迁要刻画的不是“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而是能诉诸感情、流传千载、激起共鸣的真实的历史人物。

三、司马迁的游侠思想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思来者……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4]93

这段文字揭示了人生困境对司马迁的创作和个人成就的重要影响，而《游侠列传》正是司马迁“发愤著书”的重要体现——“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发所寄也，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5]587。历代读者透过《史记》能够读出司马迁对个人不幸遭遇的感慨。“迁之遭李陵祸也，家贫无财贿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以陷腐刑。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乃一切寓之于书。”[5]587

有人认为《史记》作为史书并非司马迁个人私物，他不应该用历史著作抒发一己私愤，抱怨个人的不平。但是司马迁抒发的仅仅是个人私愤吗？经历了“李陵之祸”的沉重打击，因为家贫难以出钱减免刑罚，而亲近的人无一人伸以援手，这一切使司马迁对人情冷暖有了更深切的体会。经历过痛苦，方知他人的痛苦，类似的惨痛的经历也发生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等人身上。司马迁超越了个人的悲愤，看到了时代的丑陋和世态炎凉，更深远地看到了历史悲剧人物的普遍的遭遇和相似的命运。《游侠列传序》记叙了孔子、周公、季次、原宪的困厄处境，表达了对他们在缺乏正义的社会中艰难生存的感慨。“缓急，人所时有也”，遭遇困难是常有的，谁不渴望遭遇困境时能够得到他人奋不顾身的舍己相救！如果游侠公平、信义不再是个别人物的行为准则，而成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道德准则，那么弱者将不再孤立无助，忠厚诚实的人也不会成为牺牲品。

所以说，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精神的合理性，以及他们得到平民百姓支持的根源所在。司马迁对游侠的思考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他的心中，游侠代表思想独立、不趋炎附势、极富同情心、敢于自我牺牲、施恩不图报的道德楷模[6]。正是因为险恶、势利、凉薄的世界里有了救贫扶弱的游侠，孤弱的人们才多了一份生存的希望，多了一丝黑暗中的光明。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寄托的，正是对这些慷慨无畏的布衣英雄的呼唤和渴求。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反复强调，胜者未必正义，有德者未必成功。他认为庄子所言“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1]844。历史以成败论英雄，一切是非由结果、身份、地位决定，获胜者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败者则落下恶名或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司马迁对此深感沉痛，认为这一价值标准不公平、不合理。他说：“是非无定，成则为是，仁暴无常，贵则称仁。”[7]592司马迁在游侠这些悲剧英雄的身上看到了可贵的精神品质，借助肯定他们的品格、价值和名誉，对世俗的观念和评价标准提出反驳。可以说，《游侠列传》不仅是游侠的传记，而且是司马迁宣扬人格理想、维护社会正义的宣言书。

[1]司马迁.史记：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

[2]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腾浩.民国文化名家经典书馆：鲁迅经典[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6.

[4]吴楚材.古文观止[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

[5]张大可，丁德科.史记论著集成：第七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6]张光全.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J].史学月刊，2003（6）：95-100.

[7]张大可，丁德科.史记论著集成：第六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8]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三联书店，1984.

Historical Records The Gallant Citizens and SIMA Qian’s Attitudes towards the Gallant Citizens

HUANG Xiaox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The Gallant Citizens is the first biography of the gallant citizens in China’s positive history.The gallant citizens in the text of noble character and dignified personality practice the promise and have a strong sense of justice and are ready to help the weak by human bodies.But they haven’t been properly evaluated so that SIMA Qian deeply regrets it.The Gallant Citizens not only expresses SIMA Qian's understanding,summary and approval of the Gallant Citizens spirit,but also embodies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moral ideal and resistance to the dark social realities.

Historical Records；SIMA Qian；The Gallant Citizens

I206.2

A

1009-7740（2017）03-0097-04

2017-08-10

黄晓星（1990－），女，广西桂林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