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

国内“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文献评述

张馨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是科技服务业的升级版，是一种中高端的新型科技服务业态，更是创新绩效最优的新生产性服务业。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概念、特点及其配套软环境、发展模式，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国内外比较和实证分析等方面。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概念；软环境；发展模式；实证分析

技术服务业在我国的实践发展历程尚短，伴随2011年科技部试点推行实施“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它才真正走进社会公众的视界。以“技术先进型服务业”、“高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等关键词搜索中国知网的历年文献，得到直接相关的论文数很少，其余均围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展开不同侧重点的论述，“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学术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可见未来研究空间很大。

研究成果井喷的情况实际上暗合了国家领导集体在新时期改革过程中布局新兴领域的战略规划。2014年8月和10月国务院会议及《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分别强调了新型科技服务业态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科技服务业）成为促进科技经济结合的关键环节和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引擎。”

李克强在2015年7月27日出席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时提出，我国要在世界科技革命中抢占制高点，关键是要做强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十八届第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稿强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正是科技服务业的升级版，是一种中高端的新型科技服务业态，更是创新绩效最优的新生产性服务业。这些国家大政方针和公共政策的新导向均凸显出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在未来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引领地位，学界和实务界应该对此开展针对性强的实证研究。

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是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互渗透和融合产生的交叉新业态。目前中国处于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阶段，发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将对提升相关高技术制造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挥重要作用。从细致的行业分类来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或科技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基本上一致。而且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比起科技服务业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科技含量相对更高，时代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所以本文将后两者纳入前者的范围来统一概括。

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概念

国内学术界对于“科技服务业”的名称没有统一，“公共科技服务体系”、“公共科技服务”、“高新技术服务业”、“科技创新引领的现代服务业”、“科技第三产业”或者“现代科技服务业”等都先后被用来指代“科技服务业”。对于科技服务业，《意见》给出的定义是：它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人才智力密集、科技含量高、产业附加值大、辐射带动作用强等特点。而“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是科技服务业态中知识和技术含量最高、创新效能最佳、驱动产业发展最快的服务行业。

谢莉娇认为公共科技服务体系是“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以政府提供科技服务为主导的且满足民众科技需求的公共体系”[1]。吕维霞和赵亮的界定着眼于服务的高科技含量特点，认为高新技术服务业是“兼具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优势的一种高端服务行业或服务业态”[2]。程梅青和杨冬梅等在分析科技服务业的创新性和营利性的特点基础上，提出科技服务业与科技第三产业基本是同义的[3]。

（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四类定义

对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内涵，国内研究主要分为四类观点。

1.“要素论”。科技服务体系包括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主要有从事服务的专业知识人才、科技活动和服务及其所需的设施和机构等。葛育祥和忻国能[4]认为科技服务业的内容要素是知识和专业技能，对象要素是科技创新过程。蒋永康、梅强等人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科技服务业定义为，“是指一个区域内，为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为科学技术的产生、传播和应用提供智力服务并独立核算的所有组织或机构的总和”[5]。这个定义涵盖了地理范畴、服务目的、服务方法、服务内容、服务对象等要素，是“要素论”中的代表性观点。

2.“目的论”。这种观点认为科技服务业的目的在于为促进科技进步和提升科技管理水平提供各种服务，即“服务”是“科技”的目的。李丽娜[6]认为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技术手段和方法，为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的所有组织机构及其活动的集合。陈岩峰，余剑璋等[7]认为科技服务业的目的一是获得科学发现、技术发明、或技术创新的新的技术成果；二是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本身提供服务活动。马新平提出科技服务业是专门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商业化运作提供各种服务的行业[8]。

3.“产业论”。这类观点强调科技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中的分支，属第三产业范畴，它由承担各种功能的科技服务机构组成，是按照特定的政策和市场规则进行交易的产业形态。丁其涛和彭利民等在总结国内外实践基础上，将科技服务体系界定为，“实现了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了科技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加速了科技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利用，成为一项战略性的、新兴的产业”[9]。郑霞[10]强调科技服务业是处于研究开发链和科技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服务性机构和活动及其产业的总和。孔令超[11]、王晶、于建宇等[12]则从手段、对象和产业属性三方面强调科技服务业是运用现代科学知识、现代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服务的新兴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4.“服务论”。这类观点认为科技服务业是沟通科技及其成果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之间的机构和活动，属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即“科技”是“服务”的手段和特点。2011年8月科技部颁发了《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实施方案（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科技服务体系以技术和知识向社会提供研发设计、科研条件、创业孵化、技术交易、知识产权、投融资等专业化服务。

在许可和肖德云看来，科技服务业的核心内容在于提供帮助客户创新性决策的服务，并创造新知识[13]。蔡齐祥、陈岩峰等将科技服务业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科技服务业。前者包括科学技术研究到扩散到全部环节和过程，后者则不包括非独立机构的科技服务活动[14]。李中民从人才、成果、资金、市场等创新资源角度强调科技服务业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并提供专业科技服务[15]。

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科技服务体系”的共识是：它属于第三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结合科技力量发展而来的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包括提供科技型服务的各类机构和平台及其专业人员，能够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并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水平。但是国内对于哪些产业属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范畴意见不一。

（二）“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外延

依据科技部2011年《实施方案》的概念规定，我国科技服务行业应包括研发设计服务、科研条件服务、创业孵化服务、技术交易服务、知识产权服务和投融资服务等，涉及研发、孵化、推广和金融四个方面的组织或者机构。有些学者认为科技服务业非常广泛，除了以上提到的四类以外，还有文化创意、市场推广及相关配套服务等，涵盖产、学、研、商、中介等环节[16]。

国内有的学者将科技服务业划分为三大类。如石忆邵、刘玉钢[17]、江永真、侯卫国[18]、蒋永康、梅强等人[19]都将科技服务业分为研发服务、专业技术服务、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三大类。李建标和汪敏达认为科技服务业的三大类具体界定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总体[20]。

一些学者科技服务业分为四大类。如孔令超根据国家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将科技服务业分为四大类：研究与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科技交流与推广服务；地质勘查业[21]。朱卫东和谭清美[22]则从组成机构的角度，提出科技服务业主要包括：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在内的公共研究机构，主要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为促进技术转移和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技术支持的中介服务机构等四类。李岱松和黎朝晖提出“科技创新引领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领域主要体现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信息服务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创业投资和孵化器服务领域”[23]。

另外一些学者将科技服务业分为五大类。如陆洋和韩顺平[24]认为科技服务业主要可包括以下几类：企业孵化器类；技术研发类；信息咨询类；交易市场类；科技支持类。宁凌和李家道[25]根据创办主体性质的不同，提出科技服务业主要包括五类：一是国家资助设立的科技服务机构；二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创办的科技服务机构；三是各种协会设立的科技中介机构；四是民间独立的科技中介机构；五是商业化的科技中介机构。王晶和于建宇等人按照服务内容的差异性将科技服务业系统划分为科技信息、科技设施、科技贸易、科技金融和企业孵化器5个子系统，每一子系统以自身服务内容特征构成相对独立的服务平台，即科技信息服务平台、科技设施服务平台、科技贸易服务平台、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和企业孵化器服务平台[26]。不论科技服务业涉及三大类、四大类或者五大类，基本上都不脱离科技研发、科技推广、科技中介以及专业技术等核心内容。

（三）“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特点、功能与作用

科技服务业特点从两个关键词“科技”和“服务”中可以体现一二。科技服务业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知识智力密集性；效益外溢性、快速交互性、服务专业性、服务对象专业化以及高增加值性。

龙云凤、李栋亮[27]、石忆邵，刘玉钢[28]均认为科技服务业具有下列主要特征：知识密集性和创新性并存；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并存；高风险性和高外部性并存；机构专业化和组织网络化并存。许可和肖德云将科技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相比，提出前者在资源要素禀赋、内在服务模式和外在服务功能上呈现以下特征：蕴含密集的知识资产；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向客户提供知识服务；高交互性；高度创新性；强渗透和高辐射性[29]。而高辐射性意味着高科技服务企业对于所在区域的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明显的知识和技术扩散能力，这使得创新资源在各个主体间得到传播和共享，由此体现出高科技服务的“网络化”[30]特征。

由于科技服务业通过体系内外的知识转化、交流和扩散等服务把科技与经济紧密联结在一起，因此其具有明显的中介功能。陆洋和韩顺平[31]认为，科技服务业中的各种机构主要发挥着中介功能和创新活动等核心职能，换言之科技服务体系内部主要承担技术要素扩散功能，体系外部到功能主要是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王晶和谭清美[32]等人同样从科技服务企业的角度出发归纳科技服务业的功能，具体划分为科技信息、科技设施、科技贸易、科技金融和孵化器五个子系统，子系统之间既独立运行又相互关联协作，共同为科技成果产业化全过程提供系统化服务。

孟庆敏和梅强从知识产生和扩散的系统特性出发，强调科技服务业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知识技术传播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发挥是通过促进新技术开发、促进知识流动、改变创新方式和增强创新组合等途径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创新绩效产生影响”[33]。徐淑琴和徐鹏[34]则从科技与经济、科技成果转移和商品化、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三个互动关系以及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总结科技服务业的功能。

国内学术界对于科技服务业作用的共识是它能够提高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转化速度和社会效益、降低创新成本并提高创新效率、转化政府职能、整合创新资源并带动区域相关领域的行业成长。宁凌和郭龙龙从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宏观角度来总结科技服务业的作用，“科技服务业是区域创新推动器和产业升级加速器，是现代服务业的新增长点，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35]。陶幸光、季春[36]从行业角度提出科技服务业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高新技术产业竞争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途径。吴应良、王小利[37]和方齐[38]等也持类似观点，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不仅是提升创新系统创新能力的需要，也是科技界面向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需要；更是科技服务业自身创新发展并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需要。换言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都是资金、资源和人才在行业升级竞争过程中出现的必然后果，对于“双创”政策的全面落地有很重要的支持作用。

二、“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实证研究

如何在实践活动中平稳高效地发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业，落实国家和地区的创新战略，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部署，是学界需要关注并研究的问题。高劼祎[39]强调，科技服务业围绕科技型企业这一核心，协同互动，以网络化相联系，实现全系统内功能的成倍增长。刁伍钧等人[40]认为，科技服务业的评价对象应该紧紧围绕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市场化转化这两个方面。此外企业所在地的自然环境和发展环境也会直接影响着科技服务业发展战略的定位和实施。沈蕾和靳礼伟[41]则以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融合为例，结合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出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技术融合处于中等程度，二者的技术融合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较大促进作用。这些研究成果均着重考察技术先进型服务业提升科技型制造业的产能和知识含量，实现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配套软环境

软环境是相对于地理条件、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物质条件等“硬环境”而言的概念，它是包含诸如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人文环境、经济环境和行政环境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

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壮大，单方面依赖自身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率的提高是不充分的，还需要政府制定有针对性和引导性的发展政策或财税政策。针对影响科技服务业的激励政策效率的政策环境、激励措施、目标群体等问题，贾宝林和宁凌等[42]提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将目标限定在规划、引导和激励等三个主要方面，把建立科技服务市场自发秩序作为根本目标，同时着力于发挥公共领域科技服务机构在基础性和非营利性服务方面的作用。

宁凌、李家道则对美、日、英三国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发现三国分别以市场、政府和多元主体参与、制定、实施激励政策[43]。陈岩峰和吕一尘提出构建促进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必须分析政策执行的客体，政策主体层级，并辅之以空间因素和时序变化因素分析，形成四维度框架的政策支持体系[44]。

从宏观层面来看，科技服务业只是组成市场经济的若干产业之一，不可能孤立于其他产业而独立发展成熟，因此科技服务业与其他产业如制造业、信息产业联系紧密相辅相成。有学者认为科技服务业和制造业两者互为补充，“只有他们有机结合、分工协作，形成凝聚力，才能既大幅提高制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极大地拓展科技服务业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空间和能力”[45]。而且制造业本身能够制造需求，即制造产业链的发展和延长，反过来会增加对科技服务业的需求。孟庆敏、梅强从知识链的循环与共生角度来分析两个产业的关系和作用，他们认为两者间的知识流动能够同步提高各自的知识势能，同时还可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46]。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完善同样对于科技服务业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有积极作用，因此葛育祥、忻国能提出要针对科技服务体系的实际情况加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信息活动能力，同时深化业务信息化程度，增强信息绩效可持续性[47]。

（二）“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发展模式

由于科技服务体系在国家创新系统和宏观经济发展层面具有重要驱动作用，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企业及服务机构都非常注重归纳总结其发展模式。有些学者根据国内某一地区的科技服务实践来总结发展模式。如李丽娜在总结科技服务业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站式”科技服务模式，即用户通过造访共享平台，就可以根据需要“一站式”完成信息咨询、科技项目、专业技术、科技投融资等四项中的某一项或者全部的科技服务项目[48[49]。在此基础上，艾晓玉[50]构建了一个向社会提供研发设计、科研条件、创业孵化、技术交易、知识产权、投融资等专业化服务的各类机构和平台及其人员构成的新型科技服务协同体系。

不同创新资源平台的协同合作，引发高科技服务企业集群的跨级发展，进一步影响所在区域的技术扩散速度和效果，从而导致王吉发等学者所述的“第二次创新”[51]。郑祥龙和梅姝娥基于上述服务平台模式及价值网结构，提出科技服务平台商业模式构成要素：价值主张、价值创造、价值传递、价值获取、价值分享[52]。

张清正和李国平则从创新理论和集聚效应角度提出，基于高效的组织形式、较低的交易费用及较强的知识溢出效应等优势的集聚发展模式，可促使科技服务业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53]。龙云凤、李栋亮则直接总结发达国家政府对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扶持模式，主要包括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注重营造环境的间接支持模式；二是以日本为代表的直接支持模式；三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市场驱动型联盟发展模式[54]。这些模式都承认政府在科技服务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都强调服务业内部创新带动发展的意义。

上文论述反映出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研究在国内局部地区已经有较大的差异，东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均开始重视该产业的研究。尤其浙江、广东两省在借鉴国外服务业扶持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了本地扶持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针对性较强的对策。

三、“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理论探索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科技服务体系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科技服务机构的低效方面，如李丽娜提出，“科技服务机构分散而又各自独立地运营，这对于需要集成科技服务的广大用户群来说，无形中设置了障碍，降低了工作效率，影响了科技创新活动的开展”[55]。此外，王树文和杨龙塾[56]从企业微观层面总结问题，认为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缺乏系统公正的准入标准及认证制度、中介机构发展滞后是科技服务业的主要问题。

葛丽敏[57]总结我国当前科技服务体系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投融资困难、资源共享落后、产学研互动较少、市场机制缺位等。杨集政从政府管理和机构建设的角度来梳理科技服务业的现状，他提出机构服务功能单一、组织结构不完善以及缺乏培植和增加科技服务需求的措施是主要问题[58]。贾桂华提出，技术转移服务领域具有政府主导的典型特征，科技转移的市场化程度不足成为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短板[59]。考察科技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高科技服务企业的人力资源开发还不够全面，王林雪等人[60]提出，科技服务业企业可以把握员工个人与工作岗位的契合程度，同时注重心理授权在契合过程中的作用，以此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简言之，我国科技服务业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技术转化机制不完善、发展历程短、市场机制不成熟、人力资源规划不科学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有明显关系。正如张劲松和王悦总结的那样，“我国科技服务业仍然没有形成明确的格局版图，许多区域没有明显的地域发展特色与地域优势”[61]。

（一）“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内外经验比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攻坚期，传统产业必须尽快摸索换代路径，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园的发展壮大成为经济攻坚的“主攻方向”。科技服务体系作为服务于高科技术产业和高科技园的产业，前者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后者发展的好与坏。因此正确认识科技服务体系的现状及与国内外不同地区的差距，针对差距找出有效的对策，才能充分发挥科技服务在我国经济体系中的促进作用。

国内学术界主要是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横向比较一个或是几个特定区域内的科技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刘玉钢[62]、江永真[63]均将研究地域限定在江苏省，通过科技投入、城市实力、科技服务绩效等方面比较省内不同地区或城市的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他们得出的结论类似，均认为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联系紧密，苏南、苏北的科技服务发展不均衡。段利民、马鸣萧等人的研究[64]从产业发展潜力的角度将全国30个省份的大范围内的科技服务业水平进行了比较，进一步证实了区域经济水平与科技服务业的水平正相关的观点。陈岩峰，严军华等人基于科技服务业市场化的视角，以政府行为、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要素资源市场化程度和外部环境等指标分析认为，国内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广东省的科技服务业市场化水平在全国31个省市范围内综合排名第一[65]。

张术茂[66]选择沈阳市为区域坐标样本，采用科技服务业规模、投入、产出三个维度建立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比较沈阳市科技服务业在副省级城市中的发展水平。他的研究显示沈阳市科技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在副省级城市中排名第10，仅高于哈尔滨市。孔令超[67]则选择华东地区经济发展较快的六座城市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宁波为对比样本，比较这六大城市的科技服务业辐射能力，结论显示具有科技服务业辐射能力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沪宁、沪杭沿线的中心城市，这也是长三角最为发达的城市。

郑霞的比较研究重点落到了国内发展科技服务业的成功经验方面，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的内容：制定优惠政策；产业集聚化发展；多主体实施参与的项目科技服务发展模式；融合式科技服务业发展；外包产业化发展；第三方服务模式创新[68]。马晓群、屈贤明[69]则从国内外中小企业的微观层面比较科技服务体系，他们认为国内外的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体系的功能与业务相同，但是政府对于不同类型的科技服务机构的支持方式和管理方式不同。杜赛花、吕一尘从政府的驱动力角度比较国内外科技服务业的政府影响因素。他们认为科技服务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的共同点在于提供政策和法律环境、有效管理以支持创新[70]。

（二）地方“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建设实况

到2015年中国各省市先后建立了130家国家级高新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这期间科技服务就一直为高新区的发展“助推”。考虑到这个现实，国内很多学者将“高新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实践”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

有些学者将研究焦点集中在总结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经验方面，以便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减少盲目性，加快发展步伐。程梅青等人[71]概括天津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经验，提出天津科技服务业坚持了“小实体、大网络”的发展思路，成为科技与经济紧密有效结合的载体。刘文献等人总结浙江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在于：省内科技实力的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提速，推动了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出台的多项政策引导和扶持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等[72]。王晶等人通过调查分析，认为管理体制不科学和市场运行机制不畅通阻碍了南京科技服务业的发展[73]。施玉麒[74]通过统计分析和绩效评估的方法结合上海市科技服务业的实际情况，提出协同优化科技服务业的行业结构与用地结构并提升用地产出效益的建议。李建标等人[75]基于产业协同和制度谐振的视角分析北京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认为其盈利水平难以和地产业相比，因此在获得的固定资产投资方面，远逊于地产、金融等第三产业。

张成华从2007—2013年间的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来看[76]，江苏第一，上海第二，浙江第三，各省市在时间序列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区域间差异比较明显。而内陆欠发达省份如湖北省的产业发展速度和规模均不及发达地区。贺志姣[77]、刁伍钧等人[78]、许晓伟等[79]通过数据分析，认为湖北省、陕西省、青岛市的科技服务业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旺盛需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科技服务资源缺乏有效共享、市场化程度不高、运行模式不清晰、战略性服务品牌缺乏、高端人力资源匮乏等。

为推动未来地区科技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双重提升，一些学者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例如彭程提出[80]，地方政府应有意识地通过购买科技服务，提升急需突破的科技创新重点领域服务能力水平。结合全球化背景和北京市的战略经济地位，赖晓南和吴珺[81]建议地方政府探索建立高技术服务产业集群国际协作机制。此外吴标兵等学者[82]站在大数据时代的角度，提倡重组科技服务业，使其产生新的赢利模式、经营方式，增强风险控制。而钱福良等人[83]和张寒旭[84]分别从本土视角看江苏省和广东省发展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政策建议，提出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快引进和培养高端专业人才，或吸收现代成熟商业模式进行模式创新而形成的科技服务超市，应成为两个地方政府加快推动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战略举措。

综上所述，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现阶段的研究视角偏向理论层面更多，实践的跟踪研究较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可以从区域或全国范围内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现状梳理入手总结实践着手，探讨技术先进型服务业的投入产出及评价体系。

[1]谢莉娇.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下的政府公共科技服务——以香港

“科学为民”服务为个案[J].湖北社会科学，2009（5）.

[2]吕维霞，赵亮.我国高科技现代服务业集群创新优势的制约因素及提升策略[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

[3][71]程梅青，杨冬梅，李春成.天津市科技服务业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3（5）.

[4][47]葛育祥，忻国能.面向科技服务型企业的信息能力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1）.

[5][19]蒋永康，梅强，李文远.关于科技服务业内涵和外延的界定[J].商业时代，2010（6）.

[6][48][55]李丽娜.关于建设“一站式”科技服务模式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12（11）.

[7]陈岩峰，余剑璋，周虹.香港科技服务业发展特征及对广东的启示[J].科研管理研究，2010（15）.

[8]马新平.科技服务业产业联盟的发展和对策[J].经济导刊，2010（7）.

[9]丁其涛，彭利民，张萌.加强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促进产字研紧密结合[J].科学与管理，2002（1）.

[10][68]郑霞.若干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评述[J].科技管理研究，2009（5）.

[11][21][67]孔令超.长三角城市科技服务业辐射力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13（1）.

[12][26][72]王晶，于建宇，刘会宁，等.南京科技服务业发展问题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6（3）.

[13][29]许可，肖德云.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与湖北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3（8）.

[14]蔡齐祥，陈岩峰，陈夏.广东省科技服务业发展及重大科技问题的若干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2（18）.

[15]李中民.广东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探求，2010（2）.

[16][32]王晶，谭清美，黄西川.科技服务业系统功能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6）.

[17][62]石忆邵，刘玉钢.科技服务业发展与城市成长力之关系研究——以江苏省地级市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2012（11）.

[18][63]江永真，侯卫国.我国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研究[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2（5）.

[20]李建标，汪敏达.天津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产业协同和制度谐振的视角[J].城市观察，2012（6）.

[22]朱卫东，谭清美.基于系统构成要素功能的科技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2）.

[23]李岱松，黎朝晖.科技创新引领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J].科技智囊，2008（10）.

[24][31]陆洋，韩顺平.科技服务业系统功能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2009（2）.

[25][43]宁凌，李家道.美日英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的比较分析及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1（10）.

[27][54]龙云凤，李栋亮.国外科技服务业政府管理模式及对广东的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1（19）.

[28]石忆邵，刘玉钢.上海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的特点、问题与对策[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0]廖颖宁.科技服务业结构优化模式与广东的实践[J].科技管理研究，2015（11）.

[33]孟庆敏，梅强.科技服务业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与运行机理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0（8）.

[34]徐淑琴，徐鹏.现代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研发服务业[J].广东科技，2009（12）.

[35]宁凌，郭龙龙.需求主导型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的构建[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12）.

[36]陶幸光，季春.加快我国科技服务业发展的对策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09（2）：20-23.

[37]吴应良，王小利，陈德美.一种基于价值网的科技服务体系协同发展模式[J].科技管理研究，2012（16）.

[38]方齐.科技服务业服务创新过程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9）.

[39]高劼祎.科技服务业集成化发展模式研究[J].产业经济，2015（5）.

[40][78]刁伍钧，扈文秀，张建锋.科技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陕西省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5（4）.

[41]沈蕾，靳礼伟.我国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技术融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4）.

[42]贾宝林，宁凌，刘亮.科技服务业激励政策体系中的政府作用[J].科技管理研究，2011（13）.

[44]陈岩峰，吕一尘.促进广东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45]孟庆敏，梅强.开放式创新环境下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企业的知识转移过程研究——以某校技术转移中心为例[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2）.

[46]孟庆敏，梅强.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企业互动创新的机理研究及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1（5）.

[49][57]葛丽敏.公共科技服务平台的功能定位与组织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为例[D].杭州：浙江工业大学，2008.

[50]艾晓玉.科技服务协同供给模型及其在协同创新中的定位[J].科学管理研究，2014（12）.

[51]王吉发，敖海燕，陈航.基于创新链的科技服务业链式结构及价值实现机理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5（8）.

[52]郑祥龙，梅姝娥.基于价值网的科技服务平台商业模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5）.

[53]张清正，李国平.中国科技服务业集聚发展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7）.

[56]王树文，杨龙塾.我国现代科技服务业发展问题及政府政策创新[J].中国集体经济，2009（11下）.

[58]杨集政.我国科技服务产业发展对策思考[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4）.

[59]贾桂华.中国科技服务业短板何在—市场参与技术转移决策[J].高科技与产业化月刊，2015（1）.

[60]王林雪，李昆鹏，邵芳.科技服务业个人——工作动态契合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6）.

[61]张劲松，王悦.区域一体化科技服务业生态系统发展模式研究[J].北方经贸，2014（10）.

[64]段利民，马鸣萧，张霞.基于PCA的区域科技服务业发展潜力评价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

[65]陈岩峰，严军华，李骅等.广东省科技服务业市场化发展水平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13）.

[66]张术茂.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沈阳市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1（14）.

[69]马晓群，屈贤明，方杰.国内外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体系比较[J].安徽科技，2000（12）.

[70]杜赛花，吕一尘.部分国家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及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1（12）.

[73]刘文献，宁建荣，陈文强，等.浙江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十二五”发展思路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7）.

[74]施玉麒.上海科技服务业用地特点与绩效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2（11）.

[75]李建标，汪敏达，任广乾.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协同和制度谐振的视角[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1（4）.

[76]张成华.长三角地区科技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研究[J].产业经济，2014（10）.

[77]贺志姣.产业生态理论视角下湖北省科技服务业发展政策支持体系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10）.

[79]许晓伟，陶冶，丁香乾，等.青岛市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模式[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4）.

[80]彭程.地方政府购买科技服务的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研究[J].中国科技产业，2015（2）.

[81]赖晓南，吴珺.首都科技服务业的三个问题和五个建议[J].高科技与产业化，2015（7）.

[82]吴标兵，许为民，许和隆，张宇.大数据背景下科技服务业发展策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10）.

[83]钱福良，刘蔚然，张斌.江苏科技服务业发展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5（3）.

[84]张寒旭.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广东省科技服务超市运营战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11）.

Domes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High-technology Services

ZHANG Xin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of Hu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Hubei 430068）

High-technology services is an updated version of technology services，also a new type of the high-level services，especially with its optim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field of producer services.Domestic scholars’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gh-tech services，and its supporting soft environment，development pattern in the view of comparis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high-tech services；conception；the soft environment；development pattern；empirical analysis

G31

A

1671－9743（2017）02－0041－06

2016-12-12

中宣部2015年重大实践经验总结课题“湖北省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

张馨，1980年生，女，湖北武汉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