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金勇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媒介与大众传播研究

从“不朽”到“速朽”：报刊媒介影响下晚清士人书写观念的转型

褚金勇

(郑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报刊出现之前的书籍媒介时代，儒林社会更侧重文章在纵向时间上的传播，士人在媒介使用中形成了“立言不朽”的书写观念。相较于书籍媒介，报刊媒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周期出版”，该形式催生了速度化的书写模式。这种写作模式告别了传统字斟句酌而走向时宜性、粗糙化；同时报刊书写处于持续不断的生产、更新之中，书写价值有效性减短，成为一种“速朽”文本。面对书写的转型，晚清士人由“立言”转向“立功”，重视文章的公共性以及干预社会、批判社会、引领社会的功能。

晚清；士人；立言不朽；报刊媒介；周期出版；书写观念

1902年，何擎一将梁启超散落在各个报刊的文字编辑成书——即《饮冰室文集》，并邀梁启超本人作序。时处从书籍向报刊转型的媒介时代，梁氏在这篇序言中对当时的文章书写观念大发感慨：“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也，应于时势，发其胸中所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况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转巨石于危崖，变迁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变，率视前此一世纪犹或过之。故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1](P.193)梁启超，这位因担任《时务报》主笔而名闻天下的青年士子，他对书写的认识与传统士人相比已有了新的变化：其言论中“藏之名山”“俟诸百世之后”道出了内蕴在传统士人心中的书写观念，“时势逝而不留”“转瞬之间，悉为刍狗”又说出了报刊时代的书写现实，而“今之为文，只能以被之报章，供一岁数月之遒铎而已，过其时，则以覆瓿焉可也”既阐明了未来书写的必然走向，又提出了报刊时代书写观念转型的必要性。晚清报刊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书写方式的稳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传播方式，迅速崛起的报章写作给晚清士人带来了不同的书写体验。报刊媒介传播的不仅仅是内容，它还改变了过去的书籍使用习惯，从传输速度、反应速度到习惯印象等都发生了变化，进而延伸影响到士人的书写方式，使他们的知识生产传播的观念发生转变。本文结合媒介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视角，选择投身报刊的晚清新型士人的书写活动来展开考察，以期管窥报刊媒介影响下整个士人群体的“立言不朽”书写观念的转型。

一、传统媒介与古代士人的“立言不朽”观念

“书写”行为对于中国士人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在中国古代，唯有士人才有资格接受人文教育，尤其是书写方面的知识，而其社会地位也正是基于这种书写的知识获得的。作为一种实践行为，书写绝非单纯的形式或传达信息的手段，它还折射出士人独特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渗透着士人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观念。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书籍系统的独占时期”，在历史悠久的书写传承中，士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与书写标准，它通常以某种观念的形式沉淀在其意识深处，即如“立言不朽”观念。

(一)“立言不朽”与中国士人的书写价值观

作为知识的传播者，中国古代的士人很早就重视“立言”，并且将立言与立德、立功并列为人生三大不朽之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这是对“立言不朽”的最早表述。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解释道：“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记传称史逸有言，《论语》称周任有言，及此臧文仲既没，其言存立于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故服、杜皆以史佚、周任、臧文仲当之，言如此之类，乃是立言也。”“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所谓“立言”，指的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身既没，其言存立于世，乃是立言也”。[2](P.1978)这里的立言更多指的是“书写”，书写传播是相较“口承”传播模式而言，一般指“文章”“著述”之类偏向文字书写的言论。三国魏曹丕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3](P.48)

直到进入报刊时代，谭嗣同还在借用曹丕的话为报章摇旗呐喊：“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文之渊薮，词林之苑圃，典章之穹海，著作之广庭，名实之舟楫，象数之修途。总群书，奏《七略》，谢其淹洽；甄七流，综百家，慙其懿铄。自生民以来，书契所纪，文献所征，参之于史既如彼，伍之于选又如此。其文则选，其事则史，亦史亦选，史全选全。文武之道，未坠于地；知知觉觉，亦何常师？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备哉灿烂者也。”[4]源于对“立言不朽”的追求，传统士人对于书写的看重，是精打细磨、斟词酌句的：“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5](P.229)“盖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6](P.391)这份对文章写作的慎重心理在报刊时代被冲淡了。伴随着报刊等出版工业的兴起，投身报刊的士人开始一种速度化、粗率化的写作。而报刊新闻也总是充斥着家长里短的唠叨和闲言碎语，大众信息都是廉价的和缺乏精心的书写。

(二)传统媒介与士人的“不朽”观念

在报刊出现之前，中国士人沉浸于对书籍媒介所塑成的文化之中，并不关注现在或将来。报刊的周期出版逐渐影响了人们的认知、记忆与行动，造成了文化纵深感的消逝，开始关注当下发生的事情。伊尼斯就曾经指出：“书籍是长期思考的成果，具有稳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却被期刊和报纸的增长破坏了。早在1831年拉马丁就说过：‘书来得太晚，今后可能到的书，只有一本，这就是报纸。’”[7](P.64)“书来得太晚”这个词寓示着报刊的出现破坏了传统媒介书籍所建构的时间观念。套用伊尼斯的话，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媒介使用的不同而不同。*伊尼斯原话：“社会时间可以随一个群体的信仰和习惯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不连续的，可以随实际上的年代而暂时停止。”参见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其实，每一种媒介都内蕴着某种书写模式，也内蕴着某种时间观念，折射着书写者的价值立场。从书籍到报刊，再到广播、电视，最后到现在如火中天的网络新媒体，人类书写的时间观念、价值立场与晚清士人相较已历经多重变化。

久远时代的媒介形式与书写观念之关系，我们只能尽可能通过古人点滴的叙述，探寻其蛛丝马迹。如清代阮元曾在其《文言》中道出古人的媒介书写观念：“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久远。”[8](P.19)金石是中国早期的书写媒介，只有“铸金刻石”，才能传播久远。可见，媒介形式与时间观念是相连的，一种媒介形式在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就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后来“金石”被喻指为“不朽”“永世”的意思。例如汉代陆贾《新语·至德》中有言：“欲建金石之功，终传不绝之世，岂不难哉！”[9](P.19)再如魏曹植也曾在《与杨德祖书》言曰：“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10](P.1140) 其实，古代的媒介其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保存与流传，因此书写观念遂形成时间上流传久远的取向。正如《墨子·兼爱》中所总结的：“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11](P.120)金石、盘盂、竹帛是中国早期使用的主要媒介形式。时至纸张出现，以竹帛、金石为核心的书写媒介形式遭到了挑战。但需要说明的是，纸张制成的书籍虽然加强了书写文本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但传统的书写观念仍然渗透其中，依然没有改变中国士人对时间纵向传播——“立言不朽”的推崇。

二、报刊媒介与速朽化的写作方式

相较于书籍媒介，报刊媒介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周期出版”。报刊这种周期、连续出版的形式改变了传统自由写作的模式，催生了书写的速度化问题，由此也告别了传统字斟句酌而走向时宜性、粗糙化。同时报刊书写处于持续不断的生产、更新之中，折旧很高，书写价值有效性减短，对传统的 “立言不朽”的书写观念形成了直接的冲击。

(一)周期出版与报人的速度化写作

1833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载了一篇《新闻纸略论》，介绍了现代报刊体例与形式，说：“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新闻纸有每日出一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12]《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被称为在中土出现的第一个中文报刊，并且最早将固定出版间隔的期刊形式引进到中国本土。固定时间间隔，短则每日发行的日报，如《循环日报》《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等，长则隔日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年刊等。尽管有些报刊出版时间很短，便因种种原因休刊、停刊，但对固定出版间隔在创刊时便有固定的设计。由此不难推见，报刊写作因为发刊周期缩短，已不能再像古代文章写作那样可以斟词酌句。《申报》在创刊初期，就明确说明报章文字与其他文字之区别所在：“作新闻日报者，每日敷衍数千言，安能求其句雕字琢，词美意善，可与经史子集同列，亦不过惟陈言之务去，欲新事之多列，不至蹈龙图公案、今古奇观诸小说之窠臼，已能为其尽其职矣。即阅报者，亦不过日费十余文购阅一张，求其娱目快心，以博一笑，并非欲藏之名传之其人也。果能如是，则作者、售者、阅者之职均已尽，其他则非所知也。”[13]

报章写作有时需要的是倚马可待的写作效率。王韬在报章写作中养成了快速书写的能力。他在《弢园文录外编》自序中说：“鄙人作文窃秉斯旨，往往下笔不能自休，若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知，敢谢不敏。”[14](P.1)在《弢园老民自传》中如是说：“老民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生平未尝属稿，恒挥毫对客，滂沛千言，忌者或訾其出之太易。”[14](P.273)报章书写必须摆脱传统士人斟词酌句的慢写作，周期出版的报刊仿佛嗷嗷待哺的婴儿在催着文章。我们可以从梁启超担任《时务报》主笔时的忙碌情形窥见一二：“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还；东西文各牌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六月酷暑，洋蜡皆变流质，独居一小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15](PP.45-46)

由上可见，周期出版的报刊形式催生了高速度的写作。从月刊、旬刊到日刊，报章写作的节奏越来越快，其写作方式也变得模式化、快餐化、粗糙化。阅读梁启超的文字，是典型的速度型的报章文字。这些文章很有气势，但是语句往复，逻辑上没有多大的推进，这其实便是快速写作造成的结果。报人已经没有宽裕的时间从容地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缜密的思考、谨慎的总结陈词更是不可能了。报刊文本，明显是为了现时读者需要而作，不再追求文辞的严谨；为了讲求时效，看到时事新闻之后随即动笔，文章自然就显得粗糙、肤浅。

(二) 新闻性媒介与报刊书写的有效时间

报刊书写与时间观念息息相关，新闻性媒介与传统的书籍媒介相比，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时效性的问题。“今天的新闻，即明天的历史”，这样的概念对我们已经影响至深，也更加凸显了报刊书写与时间的密切程度。根据报刊出版周期的不同，其时效性要具体到月、旬、周、日。报刊这种固定周期出版的特点，催生了新闻性媒介，可以提供随时而变的信息或意见。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述说开办报刊的好处，有一条便是“或每日一出，或间日一出，或旬日一出，所载皆新政之事”。[16](P.322)戈公振将其称为“时宜性”“现实性”。他说：“若将现实性及时宜性除去，则报纸尚有何物存在乎？故现实性之与报纸，犹维持生命之血，舍此更无他物也。”“报纸之搜集材料，对于一分一秒之迅速，努力竞争”。[17](PP.12-13)没有时效性的信息意见便渐渐不受报刊青睐。这种时效性需要与当时邮传、交通、电报等技术进步相关联。有了现代化的邮寄技术、交通运输工具，报刊才能够在制作完成之后，迅速传递到全国各地。而电报这种形式，在采编新闻消息的时效性上贡献甚大，知识信息的更新速度也更加快捷。

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松本君平在《新闻学》中说：“是新闻事业云者，乃莞集新现象之事实，着为新过去新未来评论而付之印刷，以通知公众之事业也。”[18]谭嗣同在谈及报刊之作时，以《礼》《易》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为新闻作理论阐释：“夫书，已往之陈迹，古人之糟粕也。千世之变异，非古人所得逆而知也；当时之情事，亦非今人所得虚以揣也。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虽温故知新，存乎其人，而新究在人不在书也。书而新，势必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而后可也。然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其构意也有日，谋篇也有日，成卷也有日，刊行也又有日，比书之遇吾目，则去其初著书之时，不知凡若干日。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而书亦非新书矣。往者江君建霞，督学吾湘，有鉴于此。日日使新人、阐新理、纪新事，而作为新书。不俟其书之成也，而十日一出之，名之曰《湘学新报》，其助人日新之意至切也。然而则既已十日矣，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然而则既巳十日矣，谓之新可也，谓之日新不可也。于是同志诸友，复创为《湘报》。”[19](PP.39-40)报刊时代的写作，要求密切关注时事，紧贴时代脉搏，紧跟时事节奏，对发生的事情能够快速作出反应，形诸文字。中国早期新闻学学者徐宝璜也曾指出：“凡事均有其最近之一时期，如为新闻也，则此时价值最高，新闻纸应即登布之。设过此未登，逾时稍久，则其价值不失亦损。”[20](PP.12-13)报刊文章，乃是应时而生，抓住有利的时机，方会产生最强的时效性。报刊将很多实时的想法公之于世，而知识人也在这种传播模式中构筑自我的文章，传播自己的意见思想。这样的传播模式使得思想更趋向于讨论当代性的问题，文章写作也更加关联现实问题。因为实时性的思想书写可以得到记录、传播，由此使得思想更新速度加快，思潮更替变化多端。

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谈到文献学的一条重要定律：“文献生产越多，保存下来的越少。”[21](P.203)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由于材料的性质，写得少保存的多，写得多保存的少。可能有人对此会有质疑，其实不难理解，因为生产越多，大家的选择阅读面越广，阅读量也越大，因此在每份文献上花费的时间也更加短暂。从事报刊出版的人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选择廉价的纸张予以印刷。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提升了书写文本生产、传播的数量和速度。报刊处于持续不断的生产与更新之中。报刊的发行是实时性的，一期接着一期、一日挨着一日地出，折旧很高，很多时候阅完即弃。松本君平认为：“泰西之新闻集常有言曰，新闻者非如读书，惟瞥见而已。”“夫忙促之读者，端居无闲日月，一日读新闻纸之时间，不过二三十分。”[18]报刊是一种短期传播媒介，报刊书写的价值有效期限一般都在出版周期之内，仅供一时数月之用，过了有效期，也只能作为糊窗之物，不足为存。

三、媒介更替与晚清士人的书写观念转型

面对报刊媒介，面对报章写作，中国士人如何应对书写方式转型带来的阵痛，如何在书写观念转型之下安顿自己的内心？媒介场域规则与书写价值标准已然变动，晚清的士人群体秉持着对报章书写的不同认知也逐渐走向分化：有的投身报刊并逐渐适应了报刊书写方式；有的直接拒绝报刊书写，坚守着传统的书写规范；有的开始投身报刊书写后来回归传统书写。凡此种种，以文章书写为职志的文化精英，在报刊媒介的影响下，其所秉持的书写观念发生了种种位移、调整与变动。

(一)从书籍到报刊：“立言不朽”观念的存续

中国士人接受儒家经典知识，其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已经深深扎根于其心灵之中，成为一种影响强大的“文化惯习”。这些书写的规则、程序和规范，包含着为士人书写行动提供的意义框架的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尽管西方新知、报刊传媒都传到了中国，但传统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遭到挑战，由儒家经典生发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对于中国士人仍发生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直到二十世纪初，社会各界还将报刊书写视为“斯文败类”：“政府视报纸为败类，不齿新闻记者于士林；官场对报纸的意见恐有发其履，深恶而痛忌之；学界平时视报纸供消遣，作谈资而已，专留心考试时的试题及榜案；工商界对报纸的论说视若无睹，稍能读报者，不过喜看盗案、奸淫案之类新闻；农民则不知道有所谓报纸。”[22]姚公鹤曾经这样描述社会对报刊的书写认知：“盖社会普遍心理，认报纸为朝报之变相，发行报纸为卖朝报之一类(卖朝报为塘驿杂役之业，就邸抄另印，以出售于人。售时必以锣随行，其举动颇猥鄙，而所传消息亦不尽可信，故社会轻之，今乡僻尚有此等人)，故每一报社之主笔、访员，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23] 传播小道消息，是士林所不齿的行径。当时士人重视的科举时文书写，讲求代圣人立言，尊重圣贤学说，呼应孔孟之道。而报刊上的新闻在时人眼中不过是传播消息、搬弄是非的写作，有违孔孟之道。报刊媒介悄然改变了传统的书写方式，但晚清之季的诸多士人依然固守着可以“立言不朽”的性理学术，“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诚如宋恕在《自强报·序》中所描述的：“海道大开，阅年五十，交易诸区，报馆渐立。然主馆莫非他族，执笔盖鲜通儒。体例陋俗，访录芜杂，谈中说外，寡切多浮。”[24](PP.257-258)

社会风气如此，投身报刊的士人更难以轻松转型，例如最早投身报刊事业的王韬，即使他已经接受了西方新知，对于报刊传媒也有了先进的认知，但传统书写的观念依然深埋其心灵深处。他说：“人岂必以儿孙传哉！余盖得以空文垂世，使五百年后，姓名犹挂人齿颊，则胜一盂麦饭多多矣！”[25]在致友人的信函之中，他也说过：“豹死留皮，孔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名之不可已矣如是夫！弟穷而在下，不过以著述求名耳。”[26](P.191)这里王韬所谓的著述并不将报刊书写包括在内，他更重视的是著书这种传统文人的知识生产传播方式。现在我们看到的《弢园文选》是经过他细心修改整理后的书籍风貌，其实他们在报刊写作时是另一种状态。报刊与书籍不同，是以刊载新闻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即使广受报业史称赞的《循环日报》也是商业报刊，其第一、三、四版皆为广告、启事或者航运信息等非新闻类内容。第二版登新闻，分为三栏：第一栏是“京报选录”，第二栏是“羊城新闻”，第三栏是“中外新闻”。报刊新闻最开始是选录邸报、辕门抄以及告示，其次是翻译外国新闻、社会新闻，一般都是关于官吏起居、斗殴、拆稍、回禄之事，琐碎至极。也正因为如此，王韬早早地脱离报业，从事他自己的著述整理工作。相对报刊而言，书籍依然重视的是时间的恒久价值，而这也应和了张之洞关于著书不朽的观点：“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欲求不朽者，莫若刊布古书之一法。……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27](P.4)

如果投身报刊，作品虽然不断地被发表，但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忘记，同时还必须每天都要再去发现新的新闻、写新的文章，去填充报刊版面。以报章书写追求“立言不朽”，可谓南辕北辙：“文学上之成功，以新闻事业为阶梯，不若他业之为尽善。盖报馆文字，率于匆促间成之，间无藻饰，以简洁为名贵，此种文字，于新闻事业固极适宜；于文学事业，则惟有扦格不入耳。至夫执访事之职者，终日匆匆，更无余晷可以为文，则尤文学事业之梗沮矣，故访事之业与文学事业犹冰炭之不相合也。”[28](P.295) 想要求文学(文章)上的永垂青史，需要另求他路，报章之路不通，关于这一点宋恕就有深刻的认识。他在《致梁卓如书》中曾言及：“平生所学，不落焚余。上乘之言，深藏石室，出以公世，尚非其时；下乘之言，不必入选；中乘之言，则可稍登，当录数卷，寄上先闻。”[24](P.537)可以明确的是，由于宋恕从心底里还难以放弃那份骄傲，即便为报馆撰文，也只是勉强为之：“生平未曾学作报纸文字，恐所作不入格，然以贵报宗旨大异俗报，两公志趣大异俗士之故，乐于从命。虽然，未敢遽自居于主笔也，姑权乎！”[24](P.570)可见，很多投身报刊的士人都自知报刊文字的低劣，其心中不免有对传统“立言不朽”观念的依恋。

(二) 从“立言”到“立功”：书写方式转型背后的价值调适

中国士人受传统“立言不朽”观念影响，自然对报刊写作有些轻视。但报刊写作并非没有价值。如何评判报刊书写的价值，不能仅靠时间流传的久远来判断，而要透过对时代与政治环境的现实影响来考虑。古人讲“立德”“立功”“立言”，书籍立言偏向于时间流传久远，因此追求严谨慎重，以文章安身立命。对于在报章所发表的文字，梁启超也曾经自感遗憾：“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但是，当他认识到书籍书写与报刊书写有着不同的书写追求时，也就自我宽谅：“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29](P.108)既然书籍与报刊有着不同的价值尺度，看待报刊文章的价值，就不能以传统书写等而视之。可见，在王韬依旧心恋传统的“立言不朽”之时，有些报人的书写观念已经轻松转型。

与“立言”传世的传统书写观念相较，报刊书写空间化的迅速传播更侧重“立功”，侧重文章的公共性以及干预社会、批判社会、引领社会的功能。晚清之季，外忧日迫，内患日深，知识人倘若不思文章经世立功，依旧纠缠于斟词酌句之中，做那些“空虚之义理”“琐碎之考据”“浮靡之辞章”，已经不合时宜。清末陈澹然所说“文非经世，不足言文。言而无文，终难永世”[30](P.6807)的话，可以辩证对待。樊增祥也曾提及阅读报刊的时效性，“讲求新法，开通民智”之举——“人欲知古事，莫如读书，欲知今事，莫如读报”。[31](《秦中官报序》，PP.168-169)并且他对报刊与书籍传播的效果进行了比较：“读书之效迟，读报之效速，何也？书之义精而报之情显，书之理繁而报之旨约，读书难终而读报易竟，读书一事苦而读报味甘，故报章者开通耳目之丹方，而震动愚迷之鼓吹也。今天下报馆多矣，读报之人众矣。其甘于无知者，固终于愚，即自命有知者，亦不可谓智。”[31](《序二》，P.172)谭嗣同探讨书籍与报刊两种媒介时，明显对报刊书写的速效性给予了赞誉，而对书籍写作如是说：“其构意也有日，谋篇也有日，成卷也有日，刊行也有日，比书之寓吾目，则去其初著书之时，不知凡若干日。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所谓新理新事，必更有新于此者，而书亦非新书矣。”[19](P.40)这也是他投身报刊写作，为报章文体张目的缘由。其实，通过“立功”来追求报刊书写的价值，是诸多报刊、报人的追求。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其主编英敛之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考虑：“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32]相应的，力主报纸要多刊登“有益于国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学术”的文字。其对报纸功能的表达如是：“五百年中，东西大事，几若借报纸为转移者。”并推崇英国《泰晤士报》说：“观该报之所以刊报章登报纸者，皆备弥求备，精益求精。议院之言论纪焉，国用之会计纪焉。……文甫脱稿，电已飞驰，一日而籀读者三十万。西人所以智识日开，学问日进，阅历愈广，技艺益精，报之功也”。[33]

正是基于报刊书写“立功”“觉世”功能的认知，许多投身报刊的新型士人认为文章写作重在发挥其社会启蒙价值，而不再将“不朽”看作最高价值标准。梁启超最早摆脱“立言不朽”观念的束缚，他在《三十自述》中提到其为文在于“尽国民责任”，其办报纸、作报章文“冀以为中国国民遒铎之一助”[34](P.543)， 由是也无须在报刊文章中斟词酌句，务求渊雅：“学者以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传世之文，或务渊懿古茂，或务沉博绝丽，或务瑰奇奥诡，无之不可；觉世之文，则辞达而已矣，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不必求工也。温公曰：‘一自命为文人，无足观矣。’苟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35](P.109)由传统士人书写追求“立言不朽”到梁启超“学无心得而欲以文传，亦足羞也”的论断，我们能够看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士人已经逐渐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书写中探索新的价值认同，从而以安顿书写转型中无所依着的内心。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报刊媒介的诞生打破了中国社会传承两千年来的书写秩序，不但书写方式发生了改变，“立言不朽”书写观念也遭遇了时代重构。面对报刊媒介影响下的书写转型，士人不得不重新调适自己的价值认同以安顿自我身心，不管是在报刊时代仍然维系传统观念，还是在报刊书写中观念悄然转型，从中也可以窥见“立言不朽”观念转型背后中国士人群体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各种心态。当然，晚清士人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群体，本文主要依据王韬、梁启超、谭嗣同等报章文人的言行涉笔写成，难免有挂一漏万的问题，尤其是固守传统书写的士人之心理变动尚未纳入研究视野，这也为继续深入开掘报刊影响下书写转型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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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Immortality”to“FastDecay”:TheTransformationofScholars’WritingConceptsintheLateQingDynastyundertheInfluenceofPressMedia

CHU Jin-y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press,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 book media societ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pread of articl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ngitudinal time. As a result,they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expounding their imperishable ideas in writing”in the process of using media. Compared to the book media,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the newspaper media is “periodical publishing”, and the form of periodical publishing expedited the speed of writing. This kind of writing abandoned the traditional writing mode, focusing on details, and became more instant and roughened. Meanwhile, the newspaper writing fell in the state of constant production and updating, decreased the validity of writing value, and turned into a “sketch” text. In the fac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writing, the scholar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anged their writing concept from“writing articles” to “making contribution”,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and social intervention, criticizing society and guiding the social function.

Late Qing Dynasiy; scholars; “expounding imperishable ideas in writing”; press media; periodical publishing; writing concept

2016-12-28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争议性新闻事件中的专家参与研究”(15CXW006)的研究成果。

褚金勇，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报刊思想史研究。

K252；G219.29

A

1674-2338(2017)05-0114-07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5.014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