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焕伟

[摘 要]报纸作为公共交往空间在建构民族国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当俄国强占东三省、中国面临瓜分亡国的危机时，晚清知识分子一方面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痛言俄国的侵略行为，同时还对人们种种抵制俄国的行动进行报道，其目的则是要激起民气，塑造国民爱国心。经由报纸这个新型传播媒介，个体的阅报行为与集体的爱国行为产生关联，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也得以加强。

[关键词]清末；报章；俄国；民族国家

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描绘了印刷技术的兴起在建构民族主义想象空间方面的作用，并特别分析了报纸的魔力。报纸传播着办报者的种种观念，也传播着外界的种种讯息。更为重要的是，报纸的流通可以将民众紧密联结起来。身处天南海北的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新兴的传播媒介进行交流，报纸由此成为一种新型的公共交往空间。人们经由纸上的交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归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观念也逐渐滋生。

报纸作为新型公共交往空间或曰公共言论空间的强大功能在晚清知识分子宣传俄国企图实施的瓜分行为时得到了鲜明的展现。1901年，俄国强占东三省。意识到俄国的行为很有可能引起其他国家共同瓜分中国的危机，晚清爱国知识分子除了自身行动起来以外，还借助于报纸来扩大影响。他们一方面在报纸上撰文，痛言俄国的种种侵略行为，同时还对人们种种抵制俄国的行动进行报道，其目的则在警醒国人，激起民众爱国心。

一

俄国的侵略行为首先是宣传的重点，也是藉以激起民气的关键。晚清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俄国长久以来对中国所怀有的野心。俄似强秦的时局观及拒俄与联俄策略的热切讨论便反映了时人对俄国的认识。在晚清风行一时的彼得大帝遗训十四条，更是加深了人们的担忧。1900年5月第10期《中国旬报》上的一篇文章在描述俄人强占别国土地的行为时，就有“俄国谋人国土，其蓄机甚深，其手段极猛”[1]323的评论。时至1901年，俄国试图独占东三省的消息更是印证了人们的看法。追溯俄国以往的历史以加深危机感成为宣传策略之一。“夫俄罗斯奉彼得之遗言，蓄吞并之志，外假仁义，阴怀谲诈，以亡波兰之狡计施于我中国。呜呼！非一朝一夕矣。”[2]26专意宣传俄祸的《俄事警闻》在第3号、第4号“追记”一栏还刊登有白话文做的“俄国彼得大帝遗训”，告诉读者俄国“现夺我们东三省地方，也是照遗训的主义做的”[3]22。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佐证无疑更具说服力，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

当然，令晚清知识分子反应如此强烈的不仅是俄国素有的野心，而是在中国积弱的情形下，俄国的行为将引发各国瓜分中国的浪潮。国破家亡近在眼前。1901年3月15日首次张园集会的传单就是以此来号召民众。“中俄密约一节，经俄人辗转要求，倘此事果成，深恐各国争端一启，兵祸又见于东南，以后之事，不堪设想。”[2]3该传单随当期《中外日报》附送，显然影响很大。《中外日报》接着跟踪报道张园的多次集会并刊发了众人的演说稿。在这些演说稿中，人们首先提及的，就是俄国此种行为会招致的祸端。“诸君！诸君！试思俄人如此迫胁，我议和王大臣或不幸而从其请；环球诸强，眈眈虎视，其甘心于我乎？诸君试思胶州湾一割，而威海、旅顺、大连湾、广州湾相继分割矣。”[2]6后来由陈独秀起草的《安徽爱国会知启》，也明确指出了国家可能会面临的危机：“呜呼！事迫矣！势亟矣！若我国人心稍懦，俄约一经许允，则东西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说，并起而图，德索山东，法占两粤，日据闽浙，英取长江，我最可敬爱、最可有为的大中国，岂不胥沦于异域，而尚有尺寸干净土哉！”[2]163晚清知识分子判断，在其他国家同样对中国垂涎三尺的情况下，如若不阻止俄国的行为，中国将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正是人们群起抵制俄约的直接原因。

除了追溯俄国的历史并指出其首倡祸端的罪行外，俄国对东三省民众的残暴压制是报章宣传的重中之重。东三省人民的遭遇通过报纸报道直接传达给国人，失地之后备受欺凌的惨状更容易引起普通民众的愤怒，从而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契机。创刊于江苏的《觉民》，就陆续刊载了《瓜分骇闻》、《俄军虐待华人》、《预防俄衅》等文章，传达时事信息。创刊于安徽的《安徽俗话报》，从创刊之日起直至停刊，每一期都刊载与俄国有关的报道，如《俄人侵犯中国独立》、《中国人受苦》、《可怜在辽阳的中国人》、《俄人捉人为奴》等，以期唤醒较为闭塞的安徽内地民众。而在众多报纸对俄患的宣传中，特别需要提及的就是创刊于上海的《俄事警闻》。自创刊以来，《俄事警闻》先后刊载了《满洲交涉之历史》（1903年12月21、23日）、《说庚子年俄国夺占东三省的情形》（1903年12月23日）、《讲俄国强夺满洲的来历》（1903年12月31日）等关于俄国侵华历史的“追记”类文章，突显俄国贪婪、残暴的一面。此外，为了增强宣传效果，编者还采取漫画加配图解说的方式报道俄患及与俄国有重大关联的事件。图画多安排于报纸头版的醒目位置。漫画者的笔法并不高超，但是图画的直观形象显然更容易打动人心，也符合报纸的创办目的。该报刊于第2号（1903年12月16日）和第3号（1903年12月17日）的《张廷标死的情形》，以图画展现居住在齐齐哈尔的山东商人张廷标一家被俄兵逼死的惨状；第7号（1903年12月21日）和第8号（1903年12月22日）的《俄兵欺负中国妇女图》；第9号（1903年12月23日）《俄兵屠杀中国居民》；第12号—第17号的《俄兵虐待东三省居民》等图画，加上白话解说文，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宁波白话报》还专门出了一个临时大增刊“俄罗斯虐待华民图说”，图文均选自《俄事警闻》。其目的，则是“想把这俄国占东三省的事体，一一刊印起来，送把你们大家看看，看了这报便晓得现在中国十分危险得很，现在东三省的百姓，这样受苦，这样可怜，将来瓜分时候，我们全国的百姓，都要做东三省的人民呢”[4]390-391。可见以图画的形式更能增强宣传效果。

二

正如《俄事警闻》的发刊广告所称，“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3]2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俄患的种种宣传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唤起国民爱国心。《俄事警闻》从第1号开始，就在头版的位置刊登以“告XXX”为名的文章，如“告政府”、“告会党”、“告全国女子”等，灌输的立场是为了催促各阶层的民众觉醒以救国。这种立场也体现在该报的其他栏目上。在刊登完《俄兵虐待东三省居民》的系列漫画之后，编者在痛陈俄兵可恶的同时也劝民众反省自身的缺陷。“俄兵待中国人，比犬马都不如，俄兵实在可恶，但还是中国人没有爱国心的缘故，要是中国人有爱国的心，中国强起来，那里怕俄国，这句话请我们许多中国人想想。”[3]131呼吁国民爱国、救国也是这一时期许多爱国团体成立的宗旨。由上海绅商志士发起成立的中国四民总会，认为在外辱紧迫的情况下，保国责任在我国民。发起人号召国民“发爱国之血诚，视国事如家事，爱国土如家产，勿任他人妄割取一寸之土，妄侵窃我一毫之权。”[2]66陈独秀成立安徽爱国会，号召大家阻止俄约，其设立要办的三件事情之一就是要启蒙人们的爱国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2]167其他如军国民教育会、抗俄铁血会、海军公所等，其设立目标也都是以抵制强俄来激起民气，希冀通过国民的苏醒换来中国重新振兴的转机。

晚清知识分子在寄希望于国民觉醒之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国民的现状。他们一方面以国民一员自任，为了抵制俄约，以全国人民的名义向外务部及各国外务部发电，声明觉醒后的中国国民的态度，同时又承担起开通下层民众的使命。宣传俄事以警醒民心与对国民漠然的批评同时进行。蒋智由认为国民人人都负有对国家应尽的责任，如团结起来抵御外侮，那么不仅不用惧怕俄国，其它国家也会震惊于我国的民志和民气。“然而起视我民，顽冥蠢蠢，不知竞存，不谙外交”[2]9，这样民气索然的国家与灭亡并无两样。在1903年俄国对东三省采取具体行动而国内反应平淡的情况下，对国民冷漠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故以四月之虚约而扰攘及于全国，而以今番之实行，致惹动各国之野心尽起效尤，以冀割一脔，而通国转异常沉寂。呜呼，国之将亡其现象乃如是！”[5]616国民的冷漠是亡国的征兆。晚清知识分子将国民视为国家强弱的关键。自1901年东三省事起直至日俄战争期间，国民的反应如何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他们宣传俄祸的意图所在。

那么，清末报章对俄事的宣传到底有何效果呢？从当时一些报纸所刊登的来函中可见一斑。《中外日报》载“浙江象山林君来函”中，该人这样描述报纸的功用，“某僻处海隅，见闻浅隘，幸光绪初报纸创行，藉阅各报，得知时事一切。今春以事至甬，阅上海各报，知各志士有集议电阻俄约并诸演说，欣幸之至！”[2]39借助报纸这种新型传播媒介，信息的流通加快，阅报也逐渐成为一些知识分子的习惯。报纸对爱国人士行动的跟踪报道也很具有鼓舞人心的作用。在另外一则“苏州许君来函”中，这位许姓读者同样表达了自己的阅报感受，“前见日报，知沪上诸志士为俄约逼迫，轸念大局，发愤力争，义声传播，遐迩钦佩。”[2]43报章报道的即时性和真实性的确能够带给读者一定的冲击。不过，此时的报章报道多为文言，且阅报的前提要求是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其所唤醒的民众相对于广大不识字的下层群众来说所占的比例还是极小的，因此，《俄事警闻》的读者提出建议，“吾国民智未开，识字者寡，唤醒国民，舌强于笔。”[3]249这也正是报章宣传的局限所在。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2]杨天石、王学庄.拒俄运动：1901-1905[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3]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俄事警闻[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

[4]桑兵.辛亥革命稀见文献汇编·7[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11.

[5]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国民日日报汇编·3[M].台北：中央文物供应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