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平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文学研究

经坊与宗教文献的流刊
——兼论玛瑙经房、慧空经房

刘正平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经坊以刻印和流通宗教文献为主业，出现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在明清时期的南京、苏州和杭州地区，经坊成为宗教文献刊印的主要渠道。其中，杭州玛瑙经房、慧空经房和苏州玛瑙经房等刊印流通了大量佛教、民间宗教文献，流通范围遍及全国，对推动宗教发展和文献传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印刷史和文献传播史角度考察，经坊足以自成体系，其出现和消亡的时间跨度，超出了书坊的延续时间，故可作为专题予以深入研究。

经坊；宗教文献；玛瑙经房；慧空经房

经坊，也作经房、经铺，在印刷史上属于书坊的一种，专门从事宗教文献及其相关典籍的写刻、印行、流通。经坊源始于唐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在现代印刷技术兴起后，依然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在存世宗教文献的牌记里，有大量关于“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杭州玛瑙寺明台经房”“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姑苏陈子衡经坊”等名目。在中国宗教文献史上，经坊对佛道文献、民间宝卷的收集、写刻、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值得关注与研究。

从雕版印刷史角度考察，书坊出于盈利目的而形成，需要具备雕版印刷技术相当成熟且普遍应用的先决条件，但经坊的产生则是在雕版印刷技术发明之前。研究表明，经坊出现在唐代，有明确史料记载和实物留存的是在吐蕃统治敦煌后期该地区出现的抄经坊。唐代的经房一般是官办机构，主要以抄经为主业，由书手、装潢手、校对、详阅、主管、监造等数十人组成，专业抄写佛经，这些人被通称为“经生”。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对唐代佛经的传播尚未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写经和刻印佛经的情况并存，我们既能看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刊本《金刚经》，甚至唐玄宗时期刻经，也能看到大量的敦煌佛经写卷，还有关于那著名的吴彩鸾写经和抄写韵书的种种记载。唐代民间，以写经谋生的“经生”普遍存在，开铺写经的经铺也较普遍。唐玄宗曾颁布《禁坊市铸佛写经诏》，其中提到“经铺”：

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口食酒肉，手漫膻腥，尊敬之道既亏，慢狎之心斯起。……自今已后，禁坊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须瞻仰尊容者，任就寺拜礼。须经典读诵者，勒于寺取读。如经本少，僧为写供。诸州寺观并准此。[1](P.300)

这则诏令颁布于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可见唐代长安城坊巷之内，的确存在着依托经铺写经的谋生者。诏令禁止统治区域内的民间“铸佛写经”，将其限定在寺院，并指定由僧人负责写经。这一禁令抑制了民间经坊的发展，表明唐代尚不具备民办经坊问世的政策环境，这也是直至北宋时期书坊、经坊发展规模较小的直接原因。但这则诏令将写经，特别是佛经提供者限定在寺院，则对后世经坊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指导意义，其规范效应比较明显，大大提高了佛教经典传播的权威性。

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敕令雕造大藏经，即中国出版史和大藏经史上著名的《开宝藏》。《开宝藏》的经版雕刻于益州，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敕令将汴京的译经院改为传法院，又在传法院西偏建造了印经院，入藏《开宝藏》经版，开始印经活动。*《佛祖统纪》卷43《法运通塞志》“太平兴国八年”条，《大正藏》第49册。“传法院”和“印经院”的机构设置变革，以及《开宝藏》的雕印，表明中国佛教文献由输入传播模式转变为印造输出传播模式，自此开始，大藏经陆续输出传播到日、韩等国。神宗熙宁四年(1071)，印经院藏《开宝藏》经版赐予显圣寺圣寿禅院印造，开始由寺院管理。管理模式的转变，开创了寺院组织刊版大藏经的局面，如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由福州东禅院雕印的《崇宁藏》，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私版大藏经[2](PP.161-164)。《崇宁藏》的监雕组织机构被称为“东禅经院”，其性质不同于印造《开宝藏》的官方机构印经院，实质上是由寺院组织的有官方背景的经坊。其后，徽宗政和二年(1112)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由福州开元寺雕造了《毗卢藏》，设立了“开元经局”这样的经坊组织机构。南宋雕造的《思溪藏》《碛砂藏》，也分别由湖州圆觉禅院(后升格为资福寺)和平江府陈湖(苏州)碛砂延圣院主持并组织。此外，北宋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7)雕造的《政和万寿道藏》，则由福州闽县报恩光孝观予以镂版。自《开宝藏》以后，大型佛藏、道藏的雕印转为寺、观董理其事，雕印组织机构由官方转为寺院。同时，寺院也担负起了零本佛经的刊印功能，如北宋太宗淳化、真宗咸平年间(990-1003)杭州龙兴寺刻《华严经》、仁宗景祐年间(1034-1038)大中祥符寺刻《大般涅槃经》、徽宗政和六年(1116)法昌院刻《佛说观世音经》等。[3](PP.49-50)

明代经坊最发达的地区是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张秀民《中国印刷史》论述了明代南京的印经铺，如宣德年间(1426-1435)的聚宝门姜家来宾楼、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不法印经铺等，这是典型的经坊。杭州一地，有分布在市井里巷的著名经坊如众安桥杨家经坊。除了零星的佛经刊行，杨家经坊还接受寺院或者政府的委托，进行佛经的刻印，现存《碛砂藏》中，就有杨家经坊本。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说：

凡武林书肆，多在镇海楼之外及涌金门之内，及弼教坊、清河坊，皆四达衢也。省试则间徙于贡院前，花朝后数日则徙于天竺，大士诞辰也。上巳后月余则徙于岳坟，游人渐众也。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自余委巷之中，奇书秘简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4](P.42)

这段材料描述了明代杭州书肆遍布的盛况。这里的书肆实际上就是图书销售的书市，并非固定场所，经常随着热点事件和时间搬迁转移，并非我们所说的“书坊”或者“经坊”。胡应麟说“梵书多鬻于昭庆寺，书贾皆僧也”，但昭庆寺一地不是简单的佛教经籍鬻售市场，昭庆寺所属的慧空经房的存在才使这里成为一个书市。慧空经房是兼具图书刻印和销售的真正经坊。寺院设置印书铺，在明代是一常见现象，如金陵大报恩寺在《永乐南藏》版成之后，就通过接受“版头钱”的方式出售佛经，并向外地来南京请经的僧人提供住宿。此外，北京的隆福寺、西城太平仓护国寺等，均设有经铺。[3](PP.248-255)明朝杭州一些著名佛教寺院，如昭庆寺、玛瑙寺、报先寺等，都开办了专门印经的经坊，玛瑙经房和昭庆寺经房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两个经坊刻印了大量佛教文献、民间宝卷和世俗文献。“书贾皆僧也”，说明慧空经房的经营者和管理者都是相关寺院的僧人。在存世文献中，比较常见“杭州玛瑙寺明台经房”“苏州玛瑙经房”“杭州昭庆寺慧空经房”“姑苏陈子衡经坊”等名目。其中，玛瑙经房是一个横跨地域、历时悠久、刊布宗教文献较广的经坊，现有古籍中出自玛瑙经房者并不少见。慧空经房与之并驾齐驱，难分轩轾。玛瑙经房及慧空经房与江浙地区宗教文献的刊印、流通关系密切，它们占据了半壁江山。

清代是中国民间宗教风起云涌的时代，教派纷呈，在江南地区有多种教门组织，特别是江南无为教、黄天教、长生教等，于是经坊便成为非常重要的民间宗教宝卷的刻印流通机构。清初史家戴名世云：“天下各种书版，皆刊刻于江宁、苏州，次则杭州。四方书贾，皆集于江宁，往时书坊甚多，书贾亦有饶裕者。”[5](P.122)现在所知道的由玛瑙经房刊印的宝卷有《众善宝卷》《明宗孝义达本宝卷》《天缘结经注解》《大圣弥勒化度宝卷》《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等；由昭庆寺慧空经坊刊印的宝卷有《纯阳祖师说三世因果宝卷》《结经分句略解》《如如老祖化度众生指往西方宝卷》等。这是从现存宝卷中检出的由寺院经坊刊行的部分民间宗教宝卷，其实际情形当更加丰富。

由佛教寺院刊行民间宗教宝卷，是明清以降宝卷流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中的运作机制值得思考。为什么佛教寺院经营的经坊会允许民间宗教宝卷的刊行？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今日已难觅踪迹，重建后的玛瑙寺、昭庆寺面目全非。留存下来的文献如《昭庆寺志》对此没有相关记载，玛瑙寺志则久已无存，所以史料相当匮乏，要真正考察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颇为困难。民间宗教处理宝卷文献的通常手段是秘密传播和伪造形制与内容。前者易于为人理解，特别是在宗教管制严苛的时期，但后者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无为教徒试图将己教经典《五部六册》混入佛教大藏经，结果案发被查禁。*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南京礼部颁布《毁无为教告示》：“南京礼部为毁邪教，以正风俗事。照得无为教惑世诬民，原系大明律所禁，屡经部科奏准严杜。岂有邪术安高、董净源、王庸安等妄称道人，私骗民财，刊刻《五部六册》等版九百六十六块，夤缘混入大藏。其言皆俚俗不经，能诱无知良民，听从煽惑，因而潜结为非，败俗伤化，莫此为甚。先该祠祭司说堂封榜，此风稍息。近复有窥伺，希图刷印广行者甚矣，人心之难化也。除将各版度令掌印僧官当堂查毁外，合行出示晓谕。”(明)沈榷：《南宫署牍》卷四，国家图书馆藏。早在元朝时，白云宗的信徒们就组织刊刻《普宁藏》，这也是一次动机可疑的大藏经雕凿活动，因为出资刊印大藏经可以得到朝野上下、道俗两界的广泛支持，雕造过程中，对篇目进行一定的增减，趁机混入教门经典很难被察觉。此外，为了消除紧张情绪和降低关注度，宝卷常在卷首刻印“护道榜文”的形式，歌颂吹捧当世皇帝，赢得支持，甚至直接伪装成佛教经典，在宗教政策宽松时期，这对民间宗教宝卷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一般民众很难判别从寺院经坊流布出来的宝卷之性质，如果经坊以营利为目的的话，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了。

经坊刊印流通经籍的方式，主要有雕印流通和代印寄售两种。雕印流通系由经房出资佣工直接刊印，并负责经籍的销售流通，兼具出版与销售两种功能角色，这是最为常见的方式。经房代印寄售，则不负责经籍的雕版，只负责印刷销售，或者由对方直接雕印完成，寄放在经房，代为销售。如清同治辛未年(1871)刻本释普明撰《牧牛图颂》《净修指要》合刊，牌记右上印“同治辛未孟春重刊”，左上印“浙省孝和堂藏板”，左下印“杭省玛瑙寺明台经房印造流通，现在大街弼教坊”。[6](P.60，附录)再如民国八年(1919)刻本释墨庵撰《楞严经易知录》十卷，卷首牌记云“乙丑二月，函由宁波又新街三宝经房购得”，卷末刻“民国八年，岁在己未，仲冬之吉，七塔寺释僧晙敬募，板存七塔寺”[7](PP.409，681)，均是代印的典型例子。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温大天君收瘟降福宝忏》一卷，卷末刻“版存海宁长安镇敬一坛，寄售杭城玛瑙经房”，则是寄售的典型例子。笔者收藏有一部江南无为教的《问答宝卷》，卷末署“丽水启明代印”。“丽水启明”应该是浙江“丽水启明印刷所”，民国十五年(1926)该印刷所还铅印了一部《丽水县志》。这是现代印刷技术兴起后，民间宗教文献印刷流通的一个典型事例。

那么，本文所提到的玛瑙经房到底在何处？其刊印佛道二教文献的时间跨度很长，从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如明万历二年(1574)，杭州玛瑙寺释通晓就刻有《五大部直音集韵》。[3](P.258)玛瑙寺的名称在各种文献里的记载也不一致，没有统一的定名，一般全称是“玛瑙寺明台经房”，又称“杭州玛瑙寺大字经房”，也简称作“杭城玛瑙经房”等。玛瑙经房由玛瑙寺创设，这是没有疑问的。根据现今流传下来的佛教和民间宗教文献中的牌记等，玛瑙经房最早诞生于浙江杭州玛瑙寺。玛瑙寺原名玛瑙宝胜院，由五代吴越国第三代国王钱弘佐创建于后晋开运三年(946)，原址在西湖孤山的玛瑙坡，因故得名。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改名为玛瑙宝胜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迁至今天北山路上的葛岭路，后来经过多次天灾人祸，屡毁屡建，直到演变成今天的玛瑙寺。所以，玛瑙经房创设之处在今北山路，即玛瑙寺所在地。在现存佛教和宝卷文献中，常有“玛瑙寺前经房”的牌记文字，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辑《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中，有清代释仪润著《百丈丛林清规证义记》九卷，乃“西湖玛瑙寺前经房刊本”。[8](P.119)这就表明，玛瑙经房设立在寺院外，并不在寺院之内。玛瑙经房后来迁址到弼教坊。宋李昌龄著、清黄正元注、清毛金兰补《太上感应篇图说》八册，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印，题“浙省西湖玛瑙经房印造流通现住杭城弼教坊东首”，由此可见，在同治十二年(1873)时，玛瑙经房已经迁到了弼教坊。清光绪十三年(1887)刊《慈悲至德十大深恩宝忏》，题“版存杭州大街弼教坊石库门内玛瑙经房印造”，进一步明确玛瑙经房在弼教坊石库门内。弼教坊现为区片名，在杭州市平海路东端与中山中路交接处南侧一带，宋代属于睦亲坊，明代是按察使署所在，署前广阔，设两块牌坊，一曰“明刑”，一曰“弼教”，弼教坊之名由此而来。玛瑙经房的另一个名称是“玛瑙寺明台经房”，其取名当与此地为明代按察使署旧址有关。清光绪二年(1876)，杭州玛瑙明台经房刊本《雪山宝卷》，题“往大街弼教坊便是”，即是明证。而目前见到的署名“明台经房”的佛教和民间宗教文献，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为释普明撰《牧牛图颂》《净修指要》合刊，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左下印“杭省玛瑙寺明台经房印造流通，现在大街弼教坊”。这表明，清同治十年(1871)，玛瑙经房已经迁往弼教坊。至于迁至弼教坊的原因，应该与玛瑙寺的位置地势有关。玛瑙寺位于北山路，前临西湖，地势促狭，而清代经坊雕版印刷发展快速，面对迅速发展扩张的业务，仅凭玛瑙寺前的区域，是无法容纳玛瑙经房这样的著名经坊的。

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清末民国，江苏苏州也出现了一个“玛瑙经房”，而且同样刊印了数量不菲的佛教文献和民间宝卷。苏州的这个玛瑙经房，又称“苏城玛瑙经房”“苏城护龙街玛瑙经房”“苏城元妙观前玛瑙经房”，专营佛经、善书及私塾蒙训课本。如清光绪十五年(1889)，苏州玛瑙经房刊行钱谦益述《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60卷。[9](P.596)再如清宣统元年(1909)刊印的《目连宝卷》，与杭州玛瑙经房经营内容一致。这个经坊的经营性质跟杭州玛瑙经房高度相似，名称也近似，致使笔者产生了兴趣，猜测两者之间有关联，苏州玛瑙经房或许是杭州玛瑙经房的分支，至少也是受到杭州玛瑙经房影响的产物。经坊在异地开业设立分部的情况，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如建阳书商叶贵在南京三山街设立“金陵建阳叶氏近山书舍”，又称“金陵三山街建阳近山叶贵”。[3](P.270)可惜资料非常匮乏，我们很难找到两者之间有直接关联的证据。但是，杭州和苏州同时出现两个玛瑙经房的情况并非个例，杭州还有一处“广记书局”，与上海的广记书局同名，两者经营的业务也相同，所以存在关联是有可能的。[10](PP.11，18)据研究，苏州玛瑙经坊店主为吴钧伯，光绪年间(1875-1908)，其父于姑苏观前街口开办此坊，后迁至景德路雍熙寺弄对面，20世纪60年代初停业。[11](P.414)[12](P.217)苏州玛瑙经房在民国元年(1912)，有一张开具给史学家孙乐君的发票，发票信息显示，这家经房位于“圆妙观西察院巷口”，圆妙观就是著名的玄妙观，位于“道前街三十七号”，护龙街与观前街或道前街相连。由此可以确定，苏州玛瑙经房的准确位置是在护龙街和观前街交汇处，观西为察院场。新中国建立后，苏州玛瑙经房的经版散置在苏州药草庵，保存状况不佳，1955年被运往南京金陵刻经处保管，共计版片3760块。“文革”爆发后的1966年9月，金陵刻经处经版几遭焚毁。[13](PP.235，238)

慧空经房属于昭庆寺，有关慧空经房的直接材料非常匮乏，致使我们很难勾勒出经房的盛况。成书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大昭庆律寺志》，卷首有《昭庆律寺图》一幅，豁然有“经房”一处建筑，显然就是著名的昭庆寺经房。从寺图上看，经房位于昭庆寺东南首，昭庆寺山门和万善桥左首，前临西湖，水路交通便利。昭庆经房并没有建在寺院内，而是在寺院外。这是因为，经房是对外经营的，而且慧空经房自明代以来一直是重要的集市，四方香客及商贾通过水路和陆路，云集于此进行交易。明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描写了这一盛况：“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伢儿嬉具之类，无不集。”[14](P.61)自然而然，如同前文胡应麟所言，昭庆寺也成了贩卖佛书的中心。之所以如此，除了昭庆寺是香客往来的枢纽，也与慧空经房的存在直接相关。

以玛瑙经房和慧空经房为代表的杭州经坊业的发达，得益于一个关键因素：杭州造纸业的发达和土纸商品交易的繁荣。据杭州工商史料记载，辛亥革命以前，杭州的土纸行业已具规模，特别是运河穿城而过的今拱墅区，不仅成为土纸运销的集散地，而且纸张交易形式灵活，有专业纸行“代售”，货款年结或半年结，纸行借此收取佣金。[15](PP.191-195)这和前文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里提到的“武林书肆”发展的盛况相互映照，共同构成了一幅杭州历史上图书、纸张发售流通的繁荣图景，这是经坊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出现的这些经坊，是当时宗教文献刊印和流通的主要渠道，对促进民间社会宗教的传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清末民国时期，传统出版业受到现代印刷技术的冲击，但以玛瑙经房和昭庆寺经房为代表的传统经房依然采取版刻的方式刊印经籍，对民间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1]董诰等：《全唐文》卷2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3]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4]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5]王树民等编校：《戴名世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6]彭漾：《明清以降江浙经坊研究》，杭州：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7]方广锠：《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藏外佛经》第13册，黄山：黄山书社，2005年。

[8]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室：《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40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9]《江苏省志·出版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0]李世瑜：《宝卷综录》，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11]岳俊杰：《苏州文化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12]徐平轩：《金陵刻经处》，《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罗琤：《金陵刻经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

[14]张岱：《陶庵梦忆》卷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5]倪昌龄、魏轩民等：《杭州历史上的土纸行业》，《杭州文史资料》第九辑《杭州工商史料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OnJingfangandSpreadingofReligiousDocuments——AConcurrentDiscussiononManaoJingfangandHuikongJingfang

LIU Zheng-p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Jingfang is a type of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which appeared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flourish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ring this period, Jingfang is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publication of religious documents in Nanjing, Suzhou and Hangzhou.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are Manao Jingfang and Huikong Jingfang, which have printed a great deal of religious documents, especially Buddhist and folk religious ones. Therefore, Jingfang has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igion and spreading of documents. From perspectives of printing history and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history, Jingfang can be treated as a self-contained system, which goes beyond the duration of bookshop, concerning its time span of both appearance and extinction.

Jingfang; religious documents; Manao Jingfang;Huikong Jingfang

2017-02-17

刘正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宗教文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B949;G239.29

A

1674-2338(2017)05-0060-05

10.3969/j.issn.1674-2338.2017.05.008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