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静波

《曾国藩家书》的军事史料价值

葛静波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曾国藩家书》历来被认为是个人修身齐家的经典范本，在社会影响极大。若仔细审读《家书》，则会发现其记述更暗含一定的军事史料价值。湘军围攻吉安时，战事不顺，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切勿鲁莽，围城打援，最终攻占吉安；靖港、湘潭之战后，曾国藩在家书中记载了西征的太平军因错判形势导致失去攻取长沙绝好机会的细节；安庆争夺战中，曾国藩在家书中记述了“洋船”出入安庆城接济太平军的情况，并由此反映出曾国藩在战争前后对于外国事务心态转变的过程。

《曾国藩家书》；军事价值；湘潭；安庆

大众对于曾国藩个人形象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人言人殊。然而对于《曾国藩家书》却是历代同嗜，普遍认为其是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评价甚高。《曾国藩家书》初刊于1879年，由长沙传忠书局刊行。从1879年到1949年的70年间，《曾国藩家书》几乎是读书人的必读书目[1]3。1982年，《曾国藩家书》重新刊行，此后社会上逐渐兴起了一股“阅读曾国藩家书热潮”。

历来对于《曾国藩家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家书》中蕴含的曾国藩对于治国理政及修身齐家观念的感悟及其对今人的启示。本文希望另辟蹊径，以《家书》中的若干条文字为线索，从军事角度去审视其中所暗含的军事史料价值。

一、湘军顺利攻占吉安城探析

在咸丰八年五月初五日的与弟书中，曾国藩写道:“九江克复，闻抚州亦已收复，建昌想亦于日内可复。吉贼无路可走，收功当在秋间，较各处独为迟滞，弟不必慌忙，但当稳围稳守，虽迟至冬间克复亦可，只求不使一名漏网耳。”[1]295继而到五月初六日，他又写:“报抚州之复。他郡易而吉州难，余固恐弟之焦灼也。一经焦躁，则心绪少佳，办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废弛，亦以焦躁故尔。总宜平心静气，稳稳办去。”[1]297

这两处记述的历史背景是1857年夏季后曾国藩统率湘军在江西与太平军交战的情况。战斗过程中，湘军分为四路，分别进攻九江、瑞州、临安、吉安。在九江方面，胡林翼率部围困太平军林启容部驻守的九江城。而此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天京，在安庆拥兵自重，迟迟不来援救九江；陈玉成的援军又孤军奋战，再加之林启容消极防御，屡次坐失解围战机，致使湘军得以各个击破，先败陈玉成，再于1858年5月间攻克九江，最后夺取了长江上游战场的主动权。与此同时，在瑞州与临安方面，萧启江、刘坤一率领的楚勇于1858年4月20日攻克抚州。仅4天后，湘军王开化、张运兰又率部克复建昌府，进而分别围攻瑞州和临安。当时的江西巡抚耆龄曾上奏朝廷称:“各营攻剿之益奋，知克城之期当在不远。”[2]第 20册耆龄奏报官军克复九江并派大员前往督办善后事宜折 271而在太平军驻守的吉安方面，战局也迅速恶化。湘军曾国荃、周凤山于1856年12月就已经率部围困吉安，但由于吉安城内的太平军殊死抵抗以及援军的及时到达，战事一直拖至1858年5月间，而曾国藩在《家书》里所记内容正值此时。

曾国藩用兵向来谨慎稳重，他曾说:“交战宜持重，稳扎稳打，合力分枝，足以括用兵之要。”[3]245而从《家书》中拾取的两条有关吉安之战的记述更可窥知一二。曾国藩在信中劝诫曾国荃“不必慌忙，稳围稳守”不无道理。从1857年1月起，曾国荃所部湘军数次攻城，均被吉安城中的太平军击退。例如2月10日“曾国荃水陆并进，陆师攻击东北两门，牵制太平军，便于水师进犯，太平军由两门杀出，两军相持不下”[4]1491；2月14日，“太平军由奎聚门、南门、东门、北门各出队1 000余人，城头，水师俱开大炮掩护进攻。湘军倾巢而出，分路接仗，双方各有伤亡”[4]1492。此后，不断有太平军的援军到达吉安，湘军屡攻不克，双方便进入相持阶段。到了1858年5月，战局发生变化，湘军攻占了吉安的补给重镇吉水，吉安城内太平军的主要补给线被截断，遂陷入到难以为继的境地。而此时曾国藩写信告与曾国荃，就是让他不要再急于进攻吉安，尤其是切勿“焦躁”，否则会重蹈此前多次攻城失利的覆辙。他告诫曾国荃要心平气和，围城打援，不给吉安城内的太平军有突围之机，待“秋间”或“冬间”城内守军弹尽粮绝，再一鼓作气攻克城池便可。果然，曾国荃自此坚持围城打援的策略，不再急于攻城。5月16日，“数百太平军出城运柴，遭湘军攻击”[4]1497；5月26日，“太平军3 000余人抄截练勇后路，并分兵袭城（吉水），但吉安湘军驰至，太平军撤兵”[4]1497；6月18日，湘军王錱率部猛攻吉安附近的太平军援军营盘，“纵火抢攻，连陷4垒，水东营垒全部陷落”[4]1497。到了1858年8月，吉安终被湘军攻克。

从克复吉安的战役经过来看，曾国藩在关键时刻劝诫曾国荃不要急于攻城，争取“不使一名漏网耳”。若曾国藩不加劝诫，曾国荃很有可能继续鲁莽进攻，倘若如此，战局结果或许并不利于湘军。后来江西巡抚耆龄在写给朝廷的奏报中这样说道：“伏查吉郡逆匪被水陆各营四面环攻，历时已久，粮食、火药日少，其势已极穷蹙，加以水东大炮直击城内，愈难驻足。是以屡图冲蹿，均被各营击回。”[3]第20册耆龄奏报吉安各军连日截击获胜情形折434从中可见，正是由于曾国藩的沉稳谨慎，告之曾国荃以围困为上计，最终取得了攻克吉安、全歼城内太平天国守军的胜利。曾国藩事后也写道:“二十二日未刻捷书至，知吉安于中秋夜克复，欣慰之至。自弟从军以来，变故百出，危疑困乏，极难下手。弟内治军旅，外和官绅，应酬周密，条理精严，卒能致此成功。”[1]308字里行间中，除感欣慰外，仍在不断告诫曾国荃处事要谨慎沉稳。

二、太平军西征湖南战局逆转的原因探析

在与弟书第五十四书中，曾国藩这样写道：“靖江之贼现已全数开去，窜奔下游，湘阴及洞庭皆已无贼，直至岳州以下矣。湘潭之贼，在一宿河以上被烧上岸者，窜至醴陵萍乡万载一带，闻又裹胁多人，不知其尽窜江西，抑仍回湖南浏、平一带，如其回来，亦易剿也。”[1]209

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是1854年初，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于靖港，结果全军溃败，损失惨重。唯四月初一日湘军将领塔其布、彭玉麟率湘军水陆两军攻打太平军林绍璋部镇守的湘潭，大获全胜，一举克复湘潭城。一胜一败，抵消了曾国藩靖港惨败的过失，朝廷也因而此没有降罪。

在四月十四日曾国藩写给其弟曾国华等的这封信中，说的正是湘潭大捷后的战局态势。根据信中所记载，湘潭会战后，处于湘潭的太平军四面溃逃，“自此大捷，而大局为之一转”[5]74。曾国藩在信中还特别指出靖港方面的太平军已撤至岳州附近，放弃了湘阴及洞庭地区，这是在他同期所写的奏折与其它书信中未曾提及的内容。

在四月十二日曾国藩与骆秉章等奏报水陆夹击湘潭情形的奏折中，曾国藩写道:“现在贼匪纷纷窜逸，有上窜者，有下窜者，有径回靖港者，皆零星逃窜，不复成军……又一股由渌口窜至醴陵县界，约人数百，将窜入江西萍乡。”[3]第13册骆秉章等奏报水陆夹击湘潭情形并请奖赏出力官兵折644-645不难看出，曾国藩只奏报了湘潭方面太平军溃散的情况，而没有言及靖港方面太平军的情况。在同一时期内曾国藩上奏朝廷的其他两封奏折中也只是描述湘潭之战中湘军如何取胜、靖港之役湘军水师如何失利的情况。

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关于靖港以及湘阴洞庭一带太平军情况的记载，可以印证为什么湘潭会战造成了太平军西征战局的逆转。自此以后，太平军进取长沙的战略宣告破产，杨秀清觊觎湖南、贯通两粤的宏图也胎死腹中。先前，太平军计划分兵两路，一路由石祥祯率水师进驻靖港，另一路由林绍璋率陆师登陆，取道宁乡，直趋湘潭，再顺湘江而下，与靖港的水师一道钳击长沙。湘潭会战后，林绍璋虽率残部溃逃，但靖港方面太平军却是大胜，且兵力充足，曾国藩所率湘军大多“溃败及汰遣”[3]第13册曾国藩奏报靖江水师失利自请治罪并派大臣统军折 638，若乘胜追击，长沙仍可攻取。但根据《家书》中所记，应该是塔其布和彭玉麟率军回援靖港，抑或是石祥祯不想孤军深入，所以靖港方面的太平军水师才退守岳州，放弃了已经夺取的湘阴及洞庭地区，固守待援。最终，清廷控制的长沙城也得以保全。

从《家书》中的这条记载分析，我们便可理解为什么湘潭会战会遏制住了太平军进攻的势头，致使太平军西征战局陷入停宕。其中原因就在于湘潭会战中湘军不仅击溃了林绍璋所率的太平军，也迫使靖港方面的石祥祯感到孤立无援，遂放弃了靖港、湘阴以及洞庭地区。太平军因此丧失了夺取长沙的大好机会。

三、湘军围困安庆久攻不下原因探析

在与弟书第一百七十八书（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中，曾国藩说:“安庆之贼，前扎九垒于中空之处，沅弟又扎六垒于贼之后，并九垒与城皆以大围包之。鲍军亦扎于赤冈岭，围贼四垒，皆有可破之理。所虑者，洋船过安庆城停泊一天，运送油盐接济，我虽辛苦围攻，贼仍供应不断耳。”[1]365

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是1860年清廷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同年八月，曾国藩命其弟曾国荃率军逼近集贤关，围攻安庆；又命朱洪章率军扎营安庆城西，与曾国荃部互为犄角。此后，曾贞干也率军参战；杨载福则统带水师控制安庆城南江面。由此，各路湘军对安庆城形成了合围态势。此后长达一年多的安庆战役拉开序幕，湘军和太平军都对安庆城下进行了反复鏖战。最终，湘军于1861年八月攻占安庆。

在1861年四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给其二弟曾国潢的信中，前半部分说的是湘军和太平军如何扎营对峙的状况；而后半部分极有价值，说的是湘军围攻安庆已经半年有余，破城指日可待，但“洋船”不断往城中运送给养，致使湘军的军事进攻受挫。曾国藩信中所指“洋船”，应该就是外国商船。而早期，安庆城中投降清军的太平军也向曾国荃禀报说:“城内贼匪用金银衣服首饰与洋船买油盐米粮。”[6]官文、曾国藩会衔发奏陈英法等国商船经过长江请严禁汉奸附载轮船以安大局折 836

太平天国对于到其控制区域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给予了和中国商人同等的各种方便，发给与中国商人同样的路凭，以资保护并利于其通行。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路凭》写道:“开朝勋臣貔天安费为发给路凭以便通行。兹有尚洋洋人一并六名，舡一条，由苏城启程前往嘉兴郡贸易，随洋货等件，为此仰沿途水陆关卡官员兄弟等，验明放行，准其还往，毋得阻拦，须至路凭者。切切。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给。”[7]2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前期为了利于同外国开展贸易往来，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方便外贸运输。

至太平天国后期，由于上游粮食基地不断丧失，太平军便常招揽外国商人运粮来辖区销售，或向他们收购粮食。如1861年英国人呤唎用大木船从清朝统治地区扬州仙女庙收购大米运往天京销售。数日后，他的另一艘大木船及其他3艘大木船也持有章王发给的护照，自上海“满载大米和其他粮食”到达天京贩卖。再如1862年，有“米船百余号”，经过安徽池州大通江面，“皆系满载，由轮船拖带，扬帆直下，络绎不绝”，“至四沿沟停泊，即有该处奸商贩运，由金陵下关接济”天京城内居民[8]692-693。由此可见，外国商人运粮至太平天国境内销售的情况很普遍。

所以根据曾国藩《家书》中所记，应该可以推测为太平军在安庆被包围之际，通过各种渠道，让外国商船运送物资接济安庆城中的太平军将士与百姓。曾国藩只说“洋船”运送的是油盐，但其余大部分应该为军火。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即有上海英商温那治者乘轮船到下关“出其所带枪炮火药以示”，太平军见之“大喜”，“遂鼓吹迎酋入城，联教通款”，进行了第一批由轮船运来的军火贸易[9]149。不久，该商又在上海雇用宁波钓船两艘，装载西方军火沿长江运至浙江贩卖[10]233。自此，外国军火通过这种方式不断销往太平天国辖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比如有一艘名叫“模范”号（Paragon） 的英国商船一次就试图将300门6磅至32磅的大炮、100箱小型武器及50吨弹药卖给太平军[11]468-469。太平天国同时也不断派人至上海等处购买军火，用船运回驻地。

此前曾国藩也记载过安庆城附近有“洋人”出没的情况。在与弟书第一百七十四书（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中，他就写道:“数月以来，实属应接不暇，危险迭见。而洋鬼又纵横出入于安庆、湖口、湖北、江西等处。”[1]359

综上，从曾国藩《家书》所透露出的线索来看，这艘洋船不属于太平天国，否则湘军是可以对其实施攻击的。由此只能证明这艘“洋船”是一艘外国商船，而曾国藩对于外国商船运送粮食和军火到安庆这件事，应该是无能为力的。难怪他在书信中还抱怨:“洋船上下长江，几于无日无之。天意茫茫，不知何日始有转移也。”[1]365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无奈。其实透过整个安庆之战的过程，我们也不难理解曾国藩为何会有这样的感慨。曾国藩认为安庆之战“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1]362。从太平军1860年下旬围攻安庆以来，曾国藩就制定了“围点打援，先打散弱”的方针，多次击退了太平军的各路援军。洪仁玕、黄文金等相继救援失利，再加之李秀成所统领的太平军主力当时正在江西迂回转战，远离安庆战场，所以湘军应该可以在1861年五月间就攻破安庆的，可战事还是拖到了八月份。攻陷安庆后，曾国藩写道:“自去冬合围至今，逆酋四眼狗迭次拼死援救，我军苦守猛战，卒得克服此城。”[12]克复安庆省城片155如此惨烈的攻坚战过程中，太平军能做到让湘军久攻城池不下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围城期间陈玉成曾率军驰援安庆；其二也是最为重要的则是城内的太平军可以源源不断得到补充和给养。在湘军将安庆城围困如同铁桶一般的情况下，增援安庆的太平军援军不可能及时运送物资至城内，所以应该就是靠曾国藩所说的那些“洋船”，不断运送军火和粮食，使得安庆城内的太平军坚守了将近一年有余的时间。

此外，从这几封家书的内容中，我们还可以窥探到曾国藩当时的心境以及其对外国事务的态度。在安庆之战前，曾国藩在外务方面持相对保守的态度。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虽亲眼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不得不承认“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13]第22册书信·致左宗棠（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598，但他仍称“制军一到，大兵云集，必当聚而歼旃”，使其“永不敢窥伺海疆”[13]第22册书信·复刘建德（咸丰八年五月二十七日）597。太平天国战争前期，曾国藩对外人处处加以防范。例如咸丰十年，沙俄提出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天国并代为运输南方漕粮，曾国藩便在奏折中说：“借俄兵之力帮同办理，逆贼若能早平，我之元气亦可渐复。但恐该国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12]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148-149辛酉政变后，曾国藩虽然同意“借师助剿”，却仍坚持认为“彼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

则不可”[13]第4册奏稿·议复借洋兵剿贼片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55。除了防备之心，曾国藩对于外人在中国的横行也时感愤懑与无奈。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他曾感慨:“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14]15《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也写道:“接到英法米各国通商条款，大局已坏，令人心灰。”[1]354

安庆之战或许可以看作是曾国藩对外态度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如前所述，曾国藩在安庆之战过程中的对外态度相对消极，甚至对外人略有抵牾。早在1861年2月，也曾出现外国商船接济安庆的事情，湘军水师统帅杨载福主张采取武力解决，请示曾国藩、胡林翼却遭拒绝。胡林翼指出:“洋船通贼，义应攻打，惟此事应商之涤帅，恐目下尚非其时。中朝无人左右帝室。一构衅洋人，不与战败之处为仇，而与都中为仇，我辈又不能救京师，恐非计也。”[15]书牍·复杨载福 （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832-833曾国藩亦称:“洋船与城贼勾结，诚为可恶！然渠不先来犯我水师，我军亦不必先发，恐先发而不胜，则见笑于夷，见笑于贼，并见责于京师，自以坚忍为是。”[13]第24册书信·复杨岳斌（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225后来，曾国藩在日记里也称:“洋船运米盐接济安庆城贼。费尽移山气力，围困安庆城贼，始令粮尽援绝，今忽有洋船代为接济，九仞功亏，前劳尽弃，可叹可恨！天意茫茫，殊不可知，扼腕久之。”[13]第17册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廿一日）158安庆之战后，曾国藩开始意识到:“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纡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12]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152通过此后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及其湘淮军部属开启了洋务运动的先河。

关于安庆之战的记述在各类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和书籍中已经十分具体，但通过《家书》中所记载的这些内容，可以从侧面更好地分析和了解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城下的拉锯以及曾国藩内心对于外人心态的转变的过程。

四、结语

史料的独到性与稀见性是判断其价值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曾国藩家书》中的这几条记述，在帮助理解历史情境以及已经熟悉的历史问题时起到了独特作用。围困吉安时曾国藩对于其弟曾国荃的告诫，可以让人们从侧面更好地了解到曾国藩用兵谨慎稳重的性格特点。靖江与湘潭战役后的记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湘潭之战对太平军西征所起到的阻碍影响。而围困安庆过程中对于“洋船”进出安庆的记述，不仅从侧面证明了外贸水运在太平天国航运业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也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安庆之战中太平军得以支撑一年有余时间的部分原因。

综上所述，从军事角度去分析《曾国藩家书》中的这几条记载，把它们纳入与之相关联的历史情境当中去进行比较和分析，便可看出其所暗含的军事史料价值，体现出其在论证相关历史问题方面的独特作用。

[1]钟叔河点校.曾国藩家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

[3]费怒春注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M].重庆：青年书店，1940.

[4]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庄吉发主编.先正曾国藩文献汇编第1册[M].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

[7]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近代史资料总65号[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8]曾国荃.禀曾中堂李中丞.曾忠襄公书札卷7.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8辑第2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

[9]夏燮.中西纪事卷11[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0]怡良等奏请勿功上海东北面以免洋馆受伤又盘获洋人和售与镇江太平军兵器片（咸丰三年十月）.筹办洋务始末咸丰朝卷7[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捷报选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唐浩明.唐浩明点评曾国藩奏折[M].长沙：岳麓书社，2004.

[13]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

[14]江世荣编著.曾国藩未刊信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胡林翼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9.

On the Military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Letters of Zeng Guofan

GE Jing-bo
（School of History，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The letters of Zeng Guofan have been always considered as a classic model which cultivates one's moral character and puts one's family affairs in order，and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ociety.If you carefully read the letters，you will find these records contain certain military historical value.In the battle of Ji'an city，the war is not going well，Zeng Guofan warned Zeng Guoquan not be reckless，and instructed him to besiege and attack the Taiping army in the city so that he finally captured Ji'an city；After the Jinggang and Xiangtan war，Zeng Guofan recorded in his letters that the Taiping army during western expedition missed the good opportunity of capturing Changsha because of their misjudging the situation；In the Anqing city battle，Zeng Guofan recorded that the“foreign ship”in and out of Anqing City gave assistance to the Taiping army，the record reflected the process of his attitude transformation on foreign count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The letters of Zeng Guofan；military historical value；Xiangtan；Anqing

K05

A

1671－9743（2017）07－0061－04

2017-06-08

葛静波，1988年生，男，北京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史。